要培养自己的幸福力。不管发生什么，别人都动不了你的自在开心，这才是真正的气场和自信。
中学时的杨绛，家在苏州庙堂巷。大宅院，高堂大廊，占地五亩。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是张謇的手笔。父亲曾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家里门房、仆人，一应俱全。母亲好心，收留孤儿阿福、弃妇阿灵等人，让他们学手艺，并帮他们攒下工钱，几年后打发他们衣锦还乡。吃饭间里，有母亲设计的方桌、圆桌——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孔，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碍手。花园里，种有许多花木果树，是孩子们的乐园。夏天，一家人坐在浓阴如盖的大树下乘凉……那时，家里买西瓜，每买必两担三担。这种日子，是抗战时期的女儿圆圆，没有见过的。在庙堂巷，父母、手足在一起，生活非常悠闲、清静、丰富、温馨。庙堂巷的岁月，是我一生最回味无穷的日子。抗战时期，避难上海。1942年，钱杨一家，住在小叔叔花大价钱顶下来的寓所里。三口之家，住在二楼亭子间。亭子间在一楼和二楼之间，又小又矮，夏天闷热。一张大床，几乎占了亭子间的全部面积。床的一头和床的一侧，都贴着墙壁。另一侧的床沿，离门框只有一寸之地。大热天，一大家人挤在一起，晚上都在二楼婆婆的大房间里乘凉。锺书和圆圆同在浴室，擦干澡盆，两人对坐，玩得不亦乐乎。杨绛与婆婆、妯娌、小姑子，没什么共同语言，又不便与锺书、圆圆一起玩；更不敢公然读书，好像看不起人。只好借了一架缝纫机，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缝纫，啪嗒啪嗒，汗流浃背。尤其，锺书写《围城》，那时，家中人口已分散，数量大减。但杨绛开始兼做灶下婢，生火、烧饭、洗衣，全她一人包。尽管劳累辛苦，但杨绛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没有丝毫怨尤之气。在抗战期间，杨绛在穷困中学到许多本事，如剪裁缝纫，用缝纫机一下做成一件旗袍，为丈夫、女儿做衣服，见缝插针，做许多家务事……一句话，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吃苦孕育智慧，磨炼人品。1974年5月，钱杨夫妇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房间是危险房，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涨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墙外抹着灰泥，并不漏风。办公室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厨房兼堆煤饼。邻室也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锺书因患哮喘病，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只能“足不出户”。房间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没有横格。年轻人用干校带回的破木箱，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杨绛工作用的。当时，她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叠稿纸和一本书，许多大词典都摊放床上。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条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找出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叠几块蜂窝煤。“斯是陋室”，但锺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就完成于此。钱杨夫妇曾想：可以在此房间终老了，因为四邻都是友好的。杨绛还看中旁边的一小间空屋，黑暗无光，但可存衣物。1977年1月，钱杨夫妇搬到三里河寓所，风景优美。新居四间房，一间是两人卧室，一间给女儿，一大间是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称书房，也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女儿终于可以在周末，回到父母身边来住了。以前所住的办公室，只够小两口坐坐。自从迁居三里河，钱杨夫妇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可以安顿下来。夫妇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女儿也对杨绛说：“妈妈，像我们家三个人这样的关系是不多的。”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走了，寻觅她的亲人……
心宁则智生，智生则事成。修心养性，在沉寂中积蓄力量。心念保持单纯，身体自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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