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京味儿回忆录——林海音
林海音
◎故居何处？
自从开放到大陆探亲以后，亲友见了我，都会问我，是否要到大陆去探访亲友故旧和故居，我笑笑摇摇头，谢谢他们的关心，我告诉他们，一时尚无此打算。十年以来，已经辗转和大陆亲友通了信，近二三年更在港和我唯一留在大陆的三妹母女及外子承楹的幺妹、妹夫见过面，也时常通信。在美的晚辈——儿子、媳妇、女婿、侄子也都去过大陆，见过家人了，每个家人亲友的状况大概知道，也就不忙在一时去相见。
至于地方，我常笑对此地的亲友说：“北平连城墙都没了，我回去看什么？”正如吾友侯榕生十年前返大陆探亲，回来写的文章中一句我记得最清楚、也颇同感的话，她说：“我的城墙呢？”短短五个字，我读了差点儿哭出来。
但是近来却因此一热门儿话题，使得北京的景色、童年、人物，扑面而来，环绕着我，不知道回忆哪一桩好了。过去的写作，无论小说、散文的内容，也无论文字的运用，总是“京味儿”的居多，在那儿住了二十六年了嘛！
这次正要把这一类的作品，尚未结集的，出一专集，想着还有许多记忆深刻的没有记出来，就打算再写一次打总儿的，但是从何说起呢？我的晚辈以及在大陆的亲友，曾经把我住过的街道、故居、我的母校等拍了照片寄给我，虽然有的已经无从确认，却也给了我许多回忆。
有一位表弟读到我作品中所写到的街道、商号等，竟去寻找拍了照片寄给我看，真使我感谢又感动。那么我何不就从我在北京——北平——北京——北平——所居住过的地方：珠市口——椿树上二条——新帘子胡同——虎坊桥——西交民巷——梁家园——南柳巷——永光寺街——南长街，顺序以杂忆方式记录下来呢！
珠市口教堂
◎珠市口
1922年父亲在北京安顿好了他的职业，便回台湾来接母亲和我到北京去，那时我五岁，穿着小和服。当时暂住西珠市口的谦安客栈，这种客栈可久居、暂居，可单身或携眷。珠市口分东西，以正阳门大街为界，是当时很繁华热闹的市区，因为当时北京是首都，北伐尚未成功。北京城方方正正，城分内外，一切繁华都在正阳门以南的外城，所以饭店、戏院、大商号、八大胡同妓院都在前门（即正阳门）外一带。
我们所暂住的谦安客栈，旁边就是北京著名的第一舞台，我赶上看一次北京的大义务戏，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有一童伶武生李万春。在台湾跟他的小弟弟李环春谈起来，环春说：“您看我大哥戏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意思就是说，他还没出生呢！
从谦安客栈向西走下去，就是虎坊桥、骡马市，是南城的热闹大街。珠市口向南去，离城南游艺园、天桥、天坛等地不远，附近则是八大胡同——妓院的集中地，白天冷冷清清，华灯初上，每家妓院照得像白昼一样，妓女的名牌都挂出来，镜框里用彩色小灯泡缀着黛玉、绿珠、翠环等花名。这时全城已静，只有八大胡同门前是车水马龙，停满了点着四个倍儿亮车灯的自用洋车，那都是当时北洋政府时代的达官显要所有。高级的妓院叫“清吟小班”，大都是苏州人，“二等茶室”则是北地胭脂了。到了北伐成功，迁都南京，八大胡同有名无实，完全成了历史名词了。
◎椿树上二条
在谦安客栈暂住不久，就搬到椿树上二条了。这是我在北京生长、生活起步的第一个居家。其实这是永春会馆的后进，正门在椿树上头条，这里另开一个后门出进，中间隔着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槐树，到了夏天槐树开花，唧鸟（蝉）叫，树上挂吊下来许多像蚕一样的槐树虫，俗称吊死鬼；淡淡的绿像槐树花一样的颜色。它也是我的第一种大自然玩具。预备一个玻璃瓶，一双筷子，把吊死鬼夹下来放进瓶子里观赏。看那蠕动的一群，实在肉麻，不知为什么我们小孩子会喜欢这样的玩意儿？
在椿树上二条，开始了我成为一个北京小姑娘的生活，我开始穿着打了皮头儿的布鞋，开始穿袜子，开始喝豆汁儿，开始吃涮羊肉（都是我母亲捏着鼻子一辈子不曾入口的），也开始上师大附小一年级，ㄅ夂ㄇㄈ，接受全盘的中国新教育了。
当然，父亲也开始严格的管教我，不许我迟到，不许我坐洋车上学。清晨起来，母亲给我扎紧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黄辫子，斜背着黄色布制上面有“书包”二字的书包，走出家门。胡同有小黑狗紧追我两步，老怕它咬我脚后跟。走出椿树上二条，穿过横胡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到了西琉璃厂，首先看见的就是羊肉床子大宰活羊血淋淋的倒在门口，心惊肉跳地闪避着走过去，到了厂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对师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觉快乐、温暖，但是第一次父亲放我自己走去学校，我是多么害怕。我知道必须努力地走下去，这是父亲给我的人生第一个教育，事事要学着“自个儿”。
在椿树上二条，母亲又给我带来了三妹燕珠和弟弟燕生，弟弟的来到，是林家的喜事，因为我有两位异母姐姐和二妹留在台湾，这时我父亲已有五个女儿，这弟弟来到人间是很重要的。凡是我母亲在北京生的孩子，名字上都有一个“燕”字。
我在《城南旧事》写作中重要的人物——宋妈，也在弟弟出生后来做他的奶妈。
那时候家中的日常用品，常常都是到下斜街的土地庙去买，庙会的日子好像是逢三吧。我随母亲、宋妈去土地庙，她们买家用品，笤帚、畚箕什么的，我就吃灌肠、扒糕（至今想起那食物还要流口水），不然就是玩那永远连个小泥狗都套不着的套圈儿游戏。
这时家中由三口变成六口了，椿树上二条一溜三间的房子，似乎不够住了，父亲就托送信的邮差给找房子，因为父亲这时已经在北京邮政总局工作了。在这以前，他是在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京津日日新闻工作。
新帘子胡同
◎新帘子胡同
新帘子胡同是在内城，刚搬去的时候，我到厂甸上学，必须沿着顺城街走出顺治门（也叫宣武门），再走西河沿到学校，这时路途远，不能走路上学了，于是就包了洋车每天接送我。但是过不久，就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开了一个新城门，那就是最早叫兴华门，后来叫和平门的。城墙还没开好，人是可以走路通过了，这给了小学生我一个大乐趣，每天上学走过折城墙所堆集的城砖土堆，崎岖不平地走来跳去，有一种小心、选择、完成的不畏艰难感吧！我喜欢每天走出所居住的和平门里新帘子胡同，走一段大街，穿过和平门，就到了南新华街的学校，再也不要坐洋车绕宣武门了。
新帘子胡同的家因为在胡同尽头，是个死胡同，所以很安静，每天在我放学后撂下书包，就跟宋妈带着弟弟妹妹到大街上看热闹，或者在我放学回来时，宋妈和弟、妹已经站在门口儿“卖呆儿”等着我了。
宋妈在门口儿，都是拿了小板凳，并不是人家描写北平大姑娘站在门口儿“卖呆儿”的那种样子。小板凳不止一个，因为弟弟、妹妹也要坐，宋妈教弟弟妹妹念歌谣，看见我回来，他们就会冲着我念：“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先搭棚，后结彩，羊肉包子朝上摆。接姑娘，请女婿，小外孙也要去。人家姑娘都来到，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打着伞，光着屁股，挽个髻。”
我们到大街上看热闹，因为北京如有大出殡，这儿也常是必经之路。出殡的行列能有几里长，足够你看上两小时的。
北平西交民巷
◎西交民巷
知道北京东交民巷的人，都知道那是使馆区。西交民巷没有东交民巷那么漂亮，但因为是银行区，所以也很整洁，我家对面就是中国银行，父亲叫我到日本正金银行去取款，是在东交民巷。我小小年纪，手捏着银行存款簿，也捏着一把汗。父亲叫我去取“金叁拾圆也”，是有意训练我吗？我自此不得不凡事努力以赴，父亲老早离开我们，亏得我这做大姐的受了父亲的严格训练，也不知天高地厚，什么都不怕的硬闯。
说到制服，我们学校原是穿中式右大襟衣裙或大褂儿。新潮来，学校改制服样式了，是衣连裙翻领的，质料仍是月白竹布。我的父亲真不讲理，他说穿这样差的料子和样式像外国乞丐，非叫我仍穿中式竹布大褂儿不可。制服怎么能不穿呢！母亲也怕父亲，她出个主意，每天让我把制服穿在里面，外套竹布大褂儿，到了学校，我就先脱了大褂儿叠好放在传达室，才去教室上课，放学时再到传达室套上大褂儿。这样有多久，我已经不记得了。
宋妈常常带了弟弟、妹妹，端了小板凳到对面中国银行的树阴下去坐，等着我和二妹放学回来。这时二妹还在虎坊桥的第八小学。我们每天都要穿过和平门，我先到附小，她再一直走下南新华街，到了虎坊桥大街东拐走一段就到了。
我们的隔壁是一位回教的外科大夫赵炳南挂牌行医，父亲跟他成了街坊朋友。记得我家有一架手摇的日本小留声机，小小的唱片，唱出来的是日本童歌《桃太郎》什么的，赵大夫觉得有趣，还借去听来着。后来我们搬离了西交民巷，他也搬到对面一所平房。我所以对他有深刻印象，是我的五妹燕玢有一年脸上敏感长满了疙瘩，西医无法，就到赵炳南那儿去治疗，涂了他给的药膏（小扁盒装），很快起了一层痂，掉了后就是一张漂亮白净的小脸蛋儿了。又多年后，焯儿三岁得疝气，小儿科麻大夫最后要给动手术了，我很担心。那天早上，上麻大夫诊所经过西交民巷，看见赵炳南的牌子，我忽然灵机一动，停车下来同门口儿挂号的，治不治疝气。他很和气地说：“倒是也有人来治过。”我就带进去给赵大夫看，并且告诉他，我们曾是街坊的事。他听了很高兴，给了仍是小扁盒的药膏。肿胀存水的疝气，果然不数次就消肿痊愈了。因而对赵炳南的印象很深。
若干年前（有十多年了）在海外看到一篇报道，赵炳南已成为大陆的名医，不再是一般人叫他是“瞧疙瘩的”了。他所治的疑难之症，不光是像我妹妹满脸疙瘩或者我儿子的小肠疝气，什么鼠疮、湿疥、挖子弹……各种怪病他都治好过。他出生在一个糕饼店的工人家庭，十四岁的时候在北京的一家德善医室当学徒，每天工作二十小时。有一天他在制膏药，一边用棍子搅油膏，一边打瞌睡，一只手不小心插进了滚烫的油膏锅里，手上的皮整个烫脱掉了，疼得他无法忍受，只好拿些冰片撒在上面。谁知老板看见了，夺过冰片，还揍了他一顿。可能受了这刺激，他在小小年纪便努力钻研，终于掌握了一些外科疗术技巧。老年后还出版了一本《赵炳南临床经验》的三十万字大书。
我在西交民巷住的时候，念小学五年级了。某年家旁的房子，白粉门墙上忽然发现了“福音堂”三个字，每个周末，像上课一样，洋人传道。我的父亲要我去听，他以为也许可以学点儿英语吧！其实我是喜欢那儿发的画片，英语一个字儿也没学过，倒是学会了这样的歌：“耶稣爱我真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凡小孩子都牧羊……”
街头上也常常来一队救世军的传教人，就在中国银行门前空地上，她们也是洋鬼子，穿着救世军的灰色制服。紫红色的领子上有“救世军”三个字，听见她们用的乐器（摇鼓）一响，各家的小孩都往外跑，围着他们看热闹，听传教，谁真的去信教哪！
这时我的父亲却因肺病住了医院，他住过德国医院，日华同仁医院。在我们又搬到梁家园的时候去世。
梁家园
◎梁家园
梁家园的家是两层楼，这在北京南城是较少见的。出了南口是热闹的骡马市大街，购日常用品很方便，著名的店如佛照楼、亿丰祥、西鹤年堂都在这一带。北口外对面就是十九小学（后来叫梁家园小学），我的二、三妹及弟弟都入这间小学，出入真是方便极了。我记得在房顶平台上就可以眺望教室前的大操场。可惜的是父亲这时已病重，终于在东单三条的日华同仁医院以四十四岁的英年去世。父亲临死前遗命要火化，骨灰带回台湾。而且他还嘱咐说，骨灰盒不能随便放在行李箱里，一定要手捧着。父亲在日本火葬场火化，日本和尚念的经。但在做七的时候，是用北京规矩，烧的纸糊冥器楼船人物等。从此以后，我们便在并非陌生的异乡北平和寡母相依为命过日子。
父亲去世后，祖父曾来数信要我们回台湾，我才念初一，首先就不肯，我说我才不回去念日本书！名字中带有“燕”字的弟弟、妹妹们，更是对台湾一无所知，而母亲，我知道她在北京过了这么多年自由自在的日子，她是台北板桥人，是讲闽南话的，父亲是头份客家大家庭，母亲在客家村里过了两年吃力的儿媳妇的日子，她是放足，个子矮小，也要背着孩子轮流上灶台，怎能跟那些大脚片子的婶母、姑母们比，她怎么愿意回去呢！好了，我这大女儿这么一说，她也就顺从我们，正乐得不回去了。
南柳巷
◎南柳巷
既如此，为了生活的节省，就搬到南柳巷五十五号的晋江会馆，不必付租金的房子。我们虽非晋江人，但是母亲的祖先却是福建同安移民到台湾的。
在北平我们认识的朋友、同乡，说闽南话的，以客家人为多，所以生活虽较艰苦，却不寂寞，我们姐妹多，每天上下学绕着母亲过日子，她为我们洗衣煮饭，烧我们爱吃的饭菜。
她的菜式是台湾菜，客家菜，许多青菜如韭菜、莴笋叶，菠菜什么的，都用开水烫了蘸日本万字酱油。她也善烧五柳鱼，青蒜烧五花肉，炒猪肝、猪心、姜丝炒猪肺等等，原来都是台式或客家菜。我却另有一套北京吃儿，当然以面食为主，饺子、馅饼、韭菜篓、抻条炸酱面、薄饼卷大葱、炒韭黄豆芽菜什么的。在这样的饮食爱好下，我从小就学着帮宋妈擀皮包饺子，用炙炉烙盒子。喜欢做是因为爱吃嘛！
说到吃，我倒要“插播”一下，住西交民巷的时候，每天中午回家吃饭，看见饭好了，菜可还没炒，就急得跳脚，怕下午上学迟到。母亲就拿炼好的猪油和日本万字酱油浇在热腾腾的京西稻煮的饭里，吃起来是甘、甜、香，别提多好吃啦。可是半年下来，我们上学的孩子，脸蛋儿就都胖嘟嘟的滚圆起来。
入中学正是发育成长期，我又好吃，自己倒也有几样怪异的食谱：
汽水泡饭。夏季里打开一瓶冰镇的玉泉山汽水，倒入热饭里，好像汤泡饭似的，吃起来非常爽凉。
茶泡饭就酱萝卜。六必居、天源或铁门，都是北平出名的酱园。母亲说我喜欢这样吃，是因为小时候在日本吃“御茶渍”吃的，日本人常吃茶泡饭，日本的酱菜叫“福神渍”的，配着吃也是很清爽的。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吃茶泡饭就酱瓜，就这样也能当作一顿饭。
烧饼夹烧羊肉就酸梅汤。夏季的下午四五点，每家羊肉床子都会烧一锅五香羊肉，香气四溢。这时放学，肚子有点饿，买烧羊肉夹在刚出炉的烧饼里，旁边如有干果店，就来一碗冰镇酸梅汤，热烧饼羊肉就冰凉酸梅汤，现在想着还是流口水。我想起现在我为什么喜欢吃洋玩意儿叫“潜水艇”的，把法国长面包烤好剖开，夹入烤牛肉或鲔鱼或火腿，再一些生菜、洋葱等，配一瓶可口可乐，意思是一样的啊！
烧饼油条夹泡菜。这是吃早点的，热芝麻酱烧饼夹刚炸的油条，再夹入一些酸辣泡菜，另有一番味道。
自从我们决定不回台湾老家以后，我当然就一天天的成了林怀民所形容的我：“台湾姑娘，而有北京规矩。”饮食、语言，我都是京味儿了。闽南话虽然说，但是变成了“北京台语”。
就在我家斜对面，是名为“永兴寺”却看不出庙样儿的房子，俗名儿叫南柳巷“报房”。它在北平在报业史上却是得写上一笔的，因为永兴寺成了北平报纸的派报处，每早四五点，天还没亮，所有批卖报纸的都集中在此。就在我家墙外，一片吵噪之声，因为他们就蹲在墙根儿等报。卖杏仁茶的挑子也来了，冬境天儿，北平人习惯早上喝碗杏仁茶，热乎乎的，取暖。等到各报馆把报纸送来了，又得吵噪一阵，因为先批买了报，先送、先吆唤，先卖钱呀！
北平街头的吆唤，是抑扬顿挫，各有其妙语及悦耳之声。报纸本来不是街头小吃，也没有敲梆子打锣，或以藤棍击其所卖之器，像卖缸瓦瓷器的敲缸瓦瓷，焊洋铁壶的敲铁壶，收旧货的打洋钱大的小皮鼓，磨刀的打一串穿连的铁片。受小朋友欢迎的是“打糖锣儿的”，他的小木槌打在小铜锣上，清亮的锣声没几响，小朋友就都从小宅门儿跑出来啦！围着挑子，看上面有百十样儿好吃、好玩、好看的东西，如果蛋皮、酸枣面儿、青杏儿蘸蜜、彩色玻璃珠串、小泥人儿、汽水球、香烟洋画儿、贴纸画儿、小玻璃戒指、手镯等等。没有钱的小孩儿站在挑子边，以羡慕的眼光看这看那，拿起这看看，问价儿，捏起那看看，问价儿。打糖锣儿的，早就知道谁手里捏着钱，谁一个子儿也没有，就瞪眼哏哆说：“少动！回家拿钱去！”看，多么伤小孩子自尊啊！
至于卖小报儿、晚报的，说相声的曾这样形容他们的吆唤：“快买份儿群强报看咧！看这个大姑娘女学生上了新闻喽！”北平的小报，如小实报、群强报、时言报等，上面连载小说特多，看小报是市民的消遣，时局紧张变化多的时候，则是晚报的销路好。
南柳巷是个四通八达的胡同，出北口儿，是琉璃厂西门，我的文化区；要买书籍、笔墨纸砚都在这儿。我在《家住书坊边》，曾详细描述过，现在，我不但是在家住书坊边，而且是“家住报房边”了。出南柳巷南口儿，是接西草厂、魏染胡同、孙公园的交叉口，是我的日常生活区；烧饼麻花儿、羊肉包子、油盐店、羊肉床子、猪肉杠、小药铺，甚至洗澡堂子、当铺、冥衣铺等等都有，是解决这一带住家的每日生活所需。出西草厂就是宣武门大街，我的初中母校春明女中就在这条大街上。
春明女中是福州人办的私立女校，学生人数不多，所以全校同学几乎都彼此认识。因为在南城，是京剧演艺人员住家地方，所以有一些和京剧有关的子女，以及演话剧电影的，都在这儿上学。比如话剧电影明星白杨（学生时代名叫杨君莉）比我低一班，北平学生流行演话剧，学生话剧运动开会，我曾和白杨代表学校去参加。她和她姊姊当时住在西城一个公寓里。她皮肤白皙，眼睛灵活，笑口常开，很可爱。老生余叔岩的两个女儿慧文、慧清，和我同班，是好友。她们的功课棒极了，慧文后来读医，慧清学财商，生活保守，父亲不许她们听戏，更别说唱两句了。言慧珠也在本校，比我低多班，所以没见过。
南柳巷也是在我一生居住中占有重要的地方，时间又长，从我在无父后的十年成长过程中，经过读书、就业、结婚，都是从这里出发；我的努力，我的艰苦，我的快乐，我的忧伤……包含了种种情绪，有一点，我们有一个和谐的、相依为命的家庭，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贤良从不诉苦的母亲。
◎永光寺街
1939年我和承楹结婚，夫家住在附近的永光寺街一号，走路五分钟就到，我虽然离开了南柳巷，但那儿还是我的娘家，来往非常方便。我来到一个四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做第六个儿媳妇。这家庭的情形和生活，我在《闲庭寂寂景萧条》一文中，曾有描述。永光寺街房子是公公自宦海退休后，自己设计建造的房子，他在《枝巢记》中曾为文描述，里面提到所种植的白丁香，马缨花、葡萄架、紫藤架，我都欣赏。前两年焯儿访大陆，特回他出生故居，想寻找爷爷、奶奶、叔伯的住屋。谁知院子里盖满了一个一个小破厨房，住了二三十人家，哪还有白丁香、绿葡萄、红缨花、紫藤花的影子呢！这也是可以想见的。焯儿想拍一张奶奶堂屋地，竟无法拍到，惨哪！
大家庭的生活，有其好处，1941年我做了第一个孩子的母亲（夏家老规矩，生了孩子满月时，要先到婆婆屋里向她叩头，并且说：“娘，给您道喜！”）。我那时仍然在师大图书馆工作，家里虽然有仆妇，但是我不在家时，婆婆、妯娌，都帮着照顾孩子，可以说在办公室整日伏案工作而无“后顾之忧”吧！我们这一房住在东院楼上，焯儿是个夜哭郎，住在楼下的爷爷，冬日里会夜半披衣上楼来观看。二嫂更是疼爱焯儿，她常常上楼来陪我住一两天，照顾孩子。二哥、四哥都到后方四川，二嫂和她的五个孩子从上海移来北平依大家庭住，在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下，她竟把还缝着五彩丝线的陪嫁缎子衣服，叫我给焯儿拆做外罩大褂。
夏日的天棚下，在堂屋里一边和婆婆话家常，一边替她搓吸水烟的纸媒儿。有时卖南货的上海人来了，挑担放在院子里，婆婆就挑买她所需的金华火腿、杭州茶叶、锡箔银纸、福建烟丝等。这种生活经历一直过到抗战胜利后，我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们才要求搬到南长街一所小三合院的房子，过独立的小家庭生活。
◎南长街
南长街是一条安静、美丽的大街，它是属于紫禁城区。这条大街向下走，过了西华门大街就是北长街，太监李莲英的大府第在那儿，一女中在那儿，我未曾问过家人原因，为什么这条紫禁城区的大街，会有那么一排八所小门小户的三合院呢？我们就住其中的一所，门牌二十八号。我后来猜想，这当时一定是前清在宫里当差的旗丁、车夫、厨子、小太监的住家吧！在我们家后面死胡同里有一人家，有个说话阴阳怪嗓娘娘腔的老人，据说就是个太监。可能民国后，公公把这排房子便宜买下的吧！房子虽小气，地区可好，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的冰窑后门，天气好的假日，我们推了藤制小孩车，拉着大的，推着小的，四口儿过马路从冰窑门进去，就是大柏树下的那一片茶座了，柏斯馨，长美轩，春明馆，可以饮茶、吃点心、下棋，屋子里可以开画展。
南长街南口外的府右街，有私立艺文中小学，焯儿在这儿读一年级，我也在这时做了第三个孩子的母亲。我每天早上牵着焯儿的手，送他到学校，下午又去接他。站在教室窗外，看他们上最后一堂课，大概是有多余的时间，老师就让小朋友自由讲故事，焯儿有发表欲，常听他讲的，总是有“放屁”的故事，有一次竟然唱起京戏：“武家坡蹲的我两腿酸，下得坡来向前看，见一位大嫂……”窗里窗外的人都笑了，我也只好不好意思的笑吧！
这时已经是时局不安的时候了，刚一光复，台湾的家人——包括我林家和母亲简姓娘家（母亲生母家姓简，后给黄家做女儿），都不时来信要母亲返台，拖延到1948年下半年，才做决定。
我们在南苑上飞机，飞机在北平城绕过，最后的一瞥是协和医院的琉璃瓦屋顶。
综观我在北平住了二十六年，北京话说得嘎巴脆，七声的闽南话却是以国语的四声来说，可谓是“京味儿台语”，所以返台后人常问我：“你是高雄人吧！”
我的京味儿回忆，到此暂告一段落，写时老是想起这个那个还没写呢，其实，要撒开儿写，是没完没了的，留待日后想起什么再慢慢儿找补吧！
林海音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主要生活在北京，差不多整整30年。她的青少年时代的最美好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因此，她对北京很熟悉，对北京的感情十分深沉，在台湾也常称北京是她的“第二故乡”。也因此她的作品的故事背景多发生在北京，作者通过这些故事背景的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古城北京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从中流露出作者对昔日生活的眷恋和缅怀，以及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