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低调的导演，变卖家产拍了部没人看的禁片，19年后竟然封神
昨天，江苏省委省政府通报了“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的调查情况。
62岁的不知名导演李杨，也意外因为一条放弃版权的朋友圈走红——
李杨的声明
《盲山》是李杨的盲系列三部曲其中一部。
盲系列三部曲：《盲井》《盲山》《盲道》
在李杨20多年的执导生涯中，他仅仅只拍了这3部电影，相比起那些一年炮制N部大片的知名导演，可谓“龟速”。
而之所以这么慢，是因为它们统统都是没人敢啃的硬骨头，从取材、拍摄到上映，都极为艰辛。
他说：“既要拍最真实的东西，还要让这种真实被更多人看到。”
（视频制作：读书小跟班）
《盲井》，凿开遇难矿工之殇
2003年，《盲井》。
题材来源中国1998年发生的三起特大矿洞诈骗杀人团伙案，前后致死近200人。当年我国的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5%，矿难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的80%。
被这些数字震惊，李杨决定亲自去煤矿里看一看。
他从北京出发，坐慢车先后抵达河北、内蒙古、宁夏、陕西、河南等地，几乎转了半个中国的小煤矿，并亲自下到这些小煤窑生活。
矿井里阴暗、闷热、潮湿、不见天日。拍摄过程中，他们不仅常常被掉落下来的石头砸中，还曾站在死亡边缘——有次剧组拍完的第二天，那个煤矿就发生了坍塌，死了两个人。一位老矿工用皴裂的手拉起一位演员，关切地说：“我们的命不值钱，可你们的命值钱啊。”
还有外部的重重阻力。有次李杨在山西下煤矿时被人发现，十几辆车把他们团团围住，有人拿着棒子，有人拿着双筒猎枪，都面带狠色。
从中午一直到深夜，凌晨三点多，李杨才被放行。
在此过程中，李杨六次修改剧本，最终仍然保持了对真实事件的高度还原。
《盲井》剧照
拍摄这部片子前李杨以为一百万左右可能就差不多了，但实际拍下了花了将近三百万。
不仅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搭上了老母亲的钱，甚至厚着脸皮找两个弟弟借了钱。
从《盲井》走出去了许多电影人，包括后来因《天下无贼》一夜成名的王宝强。拍摄《盲井》的那一年，王宝强才16岁，可以说，李杨是王宝强的伯乐。
好在，该片拿到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在此前的15年间，这一奖项一直空缺；法国《电影》杂志也将《盲井》评为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的第二名。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片在中国内地被列为禁片，仅于2003年4月15日在中国香港上映。
最终票房惨淡，难以收回成本，李杨无奈地说：
“给大家发完工资，给各个器材公司付清账款之后，我就变成了穷光蛋。不但一贫如洗，还欠着澳大利亚电影后期公司的钱。”
更加悲催的是，李杨还因为这部片子被禁拍三年。
名和利都没收获，吃力不讨好，然而，他还想着拍续集——
“我拍电影没想过能不能赚钱，多想了就拍不了了。”
《盲山》，撕开拐卖妇女真相
等啊等熬啊熬，终于捱到2006年。
他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决定筹拍《盲山》。
片子讲述了一个妇女拐卖的故事（具体情节在我们前两天写的那篇关于《盲山》的文章中提过，在这里不多展开）。
《盲山》剧照
而最早萌生这个想法，是源自李杨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报道：一位女性被人贩子诱骗、拐卖到偏远山区后，因不堪受人欺辱，最后加害别人，被判了死刑。
拍摄前，李杨跑到四川等地做调查，接触了二三十个被拐妇女。在这些妇女的真实经历中：
有的常年被剥去衣物、被锁在阴暗的窑洞里，不仅沦为生育机器，还时不时要充当“丈夫”泄欲的工具，尊严和自由尽失；
有的激烈反抗，买家搞不定变成二道贩子，把她转卖再转卖，让她不停地流浪，生理和心理上遭受长期的折磨……
“每采访完一个，都有很深的负罪感。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战地记者，拿着摄像机、照相机，看着那个被打残，浑身是血，痛不欲生的人。
作为我的职业，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去拍她。”
每天采访完，李杨都要把自己灌醉再吃安眠药，否则这些悲惨的情景就一直在他脑子里转。
这些妇女的声音堆积在他心里，像大雪一样越下越大、越积越厚：“是时候开机拍摄了。”
然而，开机前一周，投资人却突然撤资。走投无路的李杨只好把自己的房子抵押，投了400万。好不容易拍完，又几度修改结局，才得以拿到龙标。
后来片子入围戛纳电影节，也终于得以与中国内地观众见面，但票房却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但李杨的成就感，显然并不来自于票房上的大卖、商业上的成功。
一天，他在一个报道中读到，广东的一个女孩子介绍村里的女性来城里打工，买了好多《盲山》的盗版碟给她们，说你们一定要先看这个，要保护自己。
那一整天，他都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
《盲道》，炸出买卖儿童罪行
2014年，《盲道》。
从该片筹备、拍摄到上映，李杨身兼编、导、演、美术、剪辑五项职责，用了整整10年时间。
身兼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以及美术等五项职务
拍摄该片时，李杨再度面临资金匮乏的情况。在诸多主创好友的支持下才制作完成。
又一次，因为题材原因，该片在剧本审查阶段就经历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修改，改了又改，跟各个方面不断地沟通，最终才允许上映。
在公映的版本中，一些关键的镜头被删去，情节也变得支离破碎。对李杨导演满怀期待的观众在看完后，在豆瓣上打出了5分的低分。
李杨最近的一部作品《盲道》，多次删改后终于上映，但口碑遭遇滑铁卢
有影迷愤愤地发问：“我心中那个敢拍的李杨去哪里了？”
对此，李杨无奈地说：
“我也非常非常失望，没有拍出你们心中的期望，我很抱歉。”
既要拍最真实的东西，还要让这种真实被更多人看到。
李杨近照
或许从一开始，李杨就走了一条异常艰难的路。
而这一切，或许都是一种命定——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不能撒谎，
可以不说，说就必须说真话。”
1959年，李杨出生在陕西西安， 父母都是知名演员，家境优渥。
2岁时，李杨就在父亲主演的《延安游击队》 中出镜。
童年李杨
本应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李杨八岁那年戛然而止。
突如其来的时代变革，让整个家庭突遭重大变故，父亲一下子从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变成了“狗崽子”，被人歧视，受人打骂欺负，不敢还手。
在最谷底时，父亲进了牛棚、停了工资，家庭经济变得捉襟见肘。
1972年父亲悲惨离世，那时，身为长子的李杨才十三岁，最小弟弟的年仅一岁。
父亲过世后更是雪上加霜，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只得变卖家里的东西。
访谈节目《一刻》李杨专访
成长的磨难，让李杨对底层劳动者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好感和悲悯，也让他产生了一种对人性独特的见解：
人之初既不善也不恶，是善和恶并存的。
只是有些环境可以把善人变成恶人，有些环境可以把恶人变成善人。
但环境并不是绝对的。
把罪恶摊在阳光之下，它就会消失；
如果老捂着，这个罪恶就会繁衍。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补贴家用，恢复高考后，作为长子的李杨没有和大家一样去考大学，他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全国招演员的考试，成为了一名话剧演员。
在青艺的日子，李杨要么泡在剧院阅览室读书，要么在上夜校。
也是在这期间，李杨自学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
在大学求学两年后，毕业前夕，李杨的女友打算去德国继续求学，并询问李杨是否愿意一同前往。
在经历了多番内心煎熬和挣扎后，李杨选择了爱情，放弃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大学学业。
1987年，怀揣着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借来的7百美元， 李杨与女友一同前往德国。
在经历一系列巨大的文化碰撞后，他选修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还在一些德国电影里跑起了龙套。
他还目睹了柏林墙的倒掉，亲证了这个国家的巨大变革。
柏林墙倒塌时，李杨正好在场
他自己的人生，也正在经历一场变化——他和女友分手了，报考柏林电影学院也失利了。
二十几岁的年纪，还有什么比爱情和梦想破碎更糟糕的呢？
牺牲学业追求的爱情没有开花结果，口袋里也几乎没有什么钱，回国探亲的机票都买不起……
“不要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 我从德国回来，就是因为我希望这块土地好，希望做一些事情。”
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盲山》拍摄十多年后的2022年，长大了的一代人竟然会再来重温他那部当年没什么人看、低成本的老电影。
很多人都在感叹“欠李杨导演一张电影票”；也有人说李杨是“中国最惨导演”。
如今电影再度被大家重温和热议，也算是对这位电影人最大的安慰。
李杨近照
百老汇音乐剧《我，堂吉诃德》中，有一首歌叫做《不会成真的梦》，里面这样唱：
追梦 不会成真的梦
忍受 不能承受的痛
挑战 不可战胜的敌手
跋涉 无人敢行的路
改变 不容震撼的错
仰慕 纯真高洁的心
远征 不惧伤痛和疲惫
去摘 遥不可及的星
敢以此生 求索那颗星
管它征途遥远道路多险峻
纵然我 终将疲倦无力
仍要用伤痕累累的双手
去摘遥不可及的星
李杨正是这样一个奋战在电影与现实之间的唐吉坷德。
但即便是走了这样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假以时日，路上终会有回应。
李杨导演，我祝你再拍出一部好作品。
到时，我一定会去电影院把票补上！
李杨导演，
我祝你再拍出一部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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