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价问题不能等武汉嫂子来解决
生姜大蒜15元/斤，番茄8元/斤，猪肉60元/斤。在笔者前天的文章中，还有读者反映，仅1颗花菜就高达35元。
二倍，甚至三倍的涨价，成了这些天里，武汉市民的生活常态。
但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家官方媒体报道此事。而与之相对，更多则是在报道“民生物资供应充足，请广大市民不要慌张”。
有些人认为，这是在粉饰太平。但重要的是，为什么是这样做？他们难道看不到民情吗？
而就在昨日，“卫生纸捆绑销售卫生巾”遭人投诉。
与此同时，一段武汉嫂子汉骂社区工作者虚伪与超市AB套餐的音频在朋友圈广为流传。后来导致武汉某大型商超被约谈。
但最后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出的意见是：
“非市民必需消费品，不得列入团购进行捆绑销售；内含商品应分别标价，各商品价格之和不得低于套餐总价；线上价格不得高于线下价格。”
换句话说，并没有对商品价格本身进行管控。他们又为什么这样做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举报，这家大型商超宣布，暂停社区团购套餐。由于举报，许多社区宣布，为配合接受调查，暂停社区团购活动。
而对于有过经济学基本概念的人则说，抱怨菜太贵的人，是缺乏常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疫情下一定要涨价。
因为此时商家的成本和风险一定是增高的。如果不涨价，意味着商家一定会亏本。而亏本的买卖，商家为什么要做呢？
如果说是公益，但公益本身也需要成本。商人的本质还是先有盈余才能回报社会。没有盈余拿什么回报社会呢？
换句话说，如果不涨价，卖菜的人就会变少。因为不赚钱。供给也就会变少。可能连35元/个的花菜也没得买。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还有人则表示，虽然经济学的这个道理我懂，但那些弱势群体呢？困难群众呢？如此高价，他们买得起吗？他们怎么生活呢？
那么到底是谁对呢？
笔者想说，每当我们看到一种不公平的现象出现时，但它却又很持续、存在很广泛时，我们先不要急着去抱怨和指责。我们要想想为什么，我们要去解释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事情才有可能被真正解决。
01
首先第一，为什么在疫情下，在大家目前生活状态这么差的情况下，商家仍要涨价？
原因自然是成本。
有些人觉得，菜的成本哪有那么高，哪会因疫情菜就不是菜了？
菜确实还是那个菜，尽管价格高的离谱。但实际上，真正的菜农、养殖户其实并没有获利，反倒是几近破产的边缘。
我们平时在菜场买的菜，其实是经过了很多道中间流程才到我们手上的。大致是农民——中间商——菜场——个人。
然而由于疫情的出现，中间商大部分停业，人流聚集的批发市场也被迫关闭。导致就是，农民手上有一堆蔬菜水果肉禽，但由于失去了中间商，很难到达菜场。
而菜场的价格是由供求决定。菜场里的菜少需求大，那么就出现了农民的菜卖不掉，菜场里的菜天价的结果。
所以这些天里，我们偶尔能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些养殖户急需转手旗下1万只鸡、1万只鸭等新闻。原因就是中间商没了。
其次，菜除了需要中间商外，还需要种子、肥料等成本。
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就像那些养殖户之所以急需转手，就是因为没有饲料了。
换句话说，菜农同样没有充足的种子与肥料。
而之所以没有充足的种子与肥料，原因在于上游的厂家开不了工或复工不完全。产能跟不上需求。而即便能生产出来种子与肥料，物流员工没复工，还是到不了菜农手上。
而此时菜农若找到些“特殊渠道”运来了种子和肥料，但我们知道，“特殊渠道”也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只会更高。那么他该不该提高价格呢？
也就是说，无论怎么做，菜价一定会高于平时。
02
第二，既然菜价一定高于平时，那政府该不该限价、做一些价格管控呢？
这其实也就是形成昨晚“卫生纸捆绑销售卫生巾”和AB套餐话题的原因。
既然菜的价格不能过高，但增高的成本是不会凭空消失的。那怎么办呢？就产生了一些曲折的方式。
既然在卫生纸上赚不到钱，那配以利润相对较高的卫生巾呢？既然单个商品的价格不能涨，那在不那么容易察觉到的套餐上涨呢？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增加的成本没有消失。
在前天的读者回复里，我谈到个人还是倾向于涨价。
原因在于，如果不用价格的方式去抵消成本、维持供给平衡，那么人们也一定会用别的方式去把这部分成本给抵消掉。
而今天用捆绑销售的方式实际上还算好的。因为至少，它还是在以价格为标准来决定供给。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国有句俗话，要么认钱，要么认人。
假如不涨价，或者不使用捆绑销售等其他曲折的交易方式变相涨价，而增加的成本又不会凭空消失，那么人们就会动用“关系”的成本，来抵消这部分固定的成本。
就像前几天的湖北鄂州一样，同样一个区域，市民家没有菜，领导家菜却很多。
这带来一个不好的后果是，有关系的人菜越来越多，没关系的人菜越来越少。
这样又是公平的吗？
我们要知道，当一件事情无法被满足时，我们一定先会去寻找替代方案。就像无法涨价的商家去用捆绑销售一样。
而当人们买不起菜时，他可能会少买一点，更多买便宜的青菜而非肉禽，或者向亲朋借一点钱买菜。尽管曲折而困难，但还是有替代方案。
而如果这个市场上的菜不以价格为标准，而以“关系”为标准时，他可能连替代方案都没有。
所以菜价到底贵不贵？它当然是贵的。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以“认钱”的方式去分配人们的供需，其实是相对公平的。
如果凡事都以出价的高低去竞争，人们就会努力去赚钱，努力去生产和提供更优质更为人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它至少是一个正向的导向。
而如果以“认人”的方式去分配人们的供需，如果凡事都认关系、身份、地位、阶级，那我想这未必是一个好的导向，也未必是公平的。
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转变，就是这样一种关于竞争规则改变的改革：从过去看排队的时间，看出身，看政治面貌，变成另外一个规则，那就是看出价的高低。
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社会竞争规则的改变，就造就了我们今天整个社会财富的巨大变化。
我记得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有过一段非常贴切的话：
“如果一个社会把个人的权利置于公平之上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运行的结果，当然不会是公平的，但它却离公平很近。而另一种社会，如果把追求公平放在追求个人权利之上，这个社会就既不能保证个人的权利，也不能达到所谓的公平。因为每当你要追求公平的时候，肯定会出现的结果，就是甲和乙两个人商量，怎么逼着丙去替丁做一些事，而甲和乙还从中分一杯羹。”
03
笔者也是武汉人，现在也身处武汉，也觉得现在的菜价确实是高了。
所以写上述分析的目的，并不在于为涨价去找开脱的理由，而在于去解释背后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更在于我们能从这件事上学到些什么，如何让自己的选择与权衡变得更理性也更接近人性的平衡一些。
今早我看到，由于社区团购与商超被举报，很多小区已经停止团购了。换句话说，现在对于有些人而言，不是菜价高不高的问题了，而是没有菜了。
而在昨晚，武汉某小区有部分业主号召，在大家买菜的时候，增加5元钱感谢费，供物业人员购买防护用品。
但恰恰就是这5元的服务费，被小区某位业主举报了。理由是：谋取私利。
而现在该小区为了配合调查取证，团购活动停止。
麦德龙超市的团购套餐
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此时在拿着两三千元的工资却冒着巨大风险帮大家买菜。
而据今早笔者看到的消息是，武汉很多社区团购的工作者被感染了，而拿团购菜的小区居民也被感染了。
如果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得不到安全的防护，小区居民的问题也不仅仅再是菜贵不贵的问题了。而这件事的结果，只会更糟。
所以一方面，笔者希望，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大家还是尽可能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
而另一方面，为什么会有业主不愿意出5元钱给社区工作人员买防护设备呢？这仅仅只是个人性的问题吗？
04
其实不尽然。是因为物价，一定是高了。
因为放在此前，别说5元，10元甚至20元的外卖服务费、快递服务费你都付了，这个时候难道人们就不愿意付给社区工作者这5元吗？
前面我谈到，价格竞争方式和其他竞争方式相比，是相对来说最公平的方式。但如果说这个方式，是远远超出了穷人、困难群众即便用替代方案也都难以解决的时候呢？
换句话说，第三，这么高的菜价，困难群众怎么办？
事实上，经济学家之间早就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他们都有一个怎么帮助穷人的共识。
他们说：帮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以金钱的方式给穷人补贴。同时让市场发挥它自身应有的功能，而不是直接去干预商品的价格。
比如我们给困难群众一颗花菜，他就只能得到一颗花菜。而给困难群众一张商超购物券，他就能在购物券的购买范围内挑选不同品牌的商品。而如果给他钱，他还可以买牛奶、鸡蛋、肉类、甚至其他非食品类等超市内所有的商品。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给穷人钱比给穷人实物，对他们的帮助更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社会中，政府其实经常不给穷人钱，而是给他们实物。或者不给他们实物，而是仅仅对那些实物，例如蔬菜、水果、住房等实施价格管控。
之所以是这样的方式，逻辑很简单。
第一，如果政府担起这部分成本，给困难群众钱，政府自己必须先有钱。
而政府找钱的方式无非两种：印钞和收税。但这两点都不容易做到。
而实施价格管制，好处在于，自己不用掏钱，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了。
第二，之所以更愿意给实物，一方面在于，政府有父爱主义，怕钱给了穷人后，穷人会乱花。因此认为直接给实物，就能真正帮助到他们。
另一方面则在于，实物补贴容易假公济私。官员就可以优先让那些跟自己关系好的商人给穷人提供实物，关系好的商人就能拿到订单。
反之，如果补贴给到商家，商家盈利的关键因素，就从消费者转向了政府，从更多讨好消费者变成更多讨好政府，更多的精力就在走关系而非提高商品品质和服务上了。
所以面对今天这个问题，菜价是不是高了，确实是高了。但不能实行价格管控，市场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而对于困难群众，实在承受不起的市民。笔者在此建议，货币补贴是今天最好的选择。
不仅浪费更小，效率更高，还给困难群众更多的选择。
实际上，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政府就是这么做的。
也是在那一年，温总理在说出那句著名的“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的两个月以前，他还说过另一句话：
“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也是笔者今天想对武汉市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