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九世纪

✎ 笔 者 按 

别梦依稀咒逝川，我的出版生涯即将结束，但三十年前工作不久策划的四本帝国衰亡（汉唐宋明）四书——徐兴无师弟的汉帝国衰亡、赵益师弟的唐帝国的衰亡和宋帝国的衰亡、夏维中师弟的明帝国的衰亡——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它们将在中国出版史上长期留存。
四书当时开中国历史新叙事的先河，集文献功底、问题意识、历史叙事为一体，这样的历史三重奏当时无出其右，今日少出其右。据说江苏人民社今年将再版四书，包装设计一定耳目一新，书名也会更改（原来的整个书名是当时出版编辑小秀才刻意对仗的产物，实在是败笔，不忍重复），加上今日营销能力，一定能横空出世莽昆仑。特以书评四篇记录一下。

读《日落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

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它衰亡的原因是什么呢?读完此书，我深感这似乎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必然性能够草率回答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罗列一些历史史实可以说清的事情。

一个政权的内在合力能否协调、处理乃至承受来自经济、军事、外交以及种种社会问题形成的冲击力，也就是处理灰犀牛，尤其是黑天鹅事件的能力，对政权能否持续至关重要。这种内在合力由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体系禀赋、领导人的才能智慧、政府官员的素质能力、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行为的实际运作能力等各种要素构成。一旦合力呈弱势或向下滑坡的走势，它就可能在社会种种困境、难题、灾难压力，尤其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分崩离析。

在古代的君主政治中，决定政权合力的人的主观要素，如君主、朝臣、外戚、宦官、藩镇占主导地位，而制度的客观因素相对显得次要，有时甚至相当脆弱。这就导致了它的政治活动以及政权交替往往要在秘密甚至阴谋策动下进行，也导致了它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通常比较脆弱。只有当君主圣明聪睿，群臣发愤自强，宦党、朋党、外戚势力不兴，朝纲相对稳定一贯的情况下，君主政体才会显示出其解决外在问题的能力。

由于主观因素在政治的合力中占主导地位，偶然性事件对政权的强弱消长影响极大，政权对偶然性事件的控制则相对薄弱。因为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稳定性极强的人，而不是相对稳定的制度、法规和规范。一旦朝廷缺少明君忠臣，而朋党宦官的权力日炽月盛，同时外在的社会矛盾和冲击又特别厉害，政府就会束手无策，奄奄待毙。一切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对它们的处理，都成了纯粹碰运气的事情。对任何参与其间的人来说，历史显得既无情又沉重。

大唐自安史之乱以后，王权正处于明显的弱势和向下滑的走势之中，恢复大唐旧日的辉煌既是有志天子们的抱负，也是臣子们的梦想。拯救和衰亡无疑成为公元九世纪历史的主题。此书正是抓住当时政治斗争的焦点：朝廷与藩镇以及天子与群臣、宦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唐朝政权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轨迹。这一轨迹上既有制度必然引申出来的悲剧因素，如朋党之争和宦官擅权，更有无数偶然的事件激起的令人扼腕叹息的波澜，这些波澜击碎了中流击水者的梦想、卧薪尝胆者的期望。这些偶然事件既发源于中国君主政体，又给这种君主政体以致命的打击。它充分暴露了君主政体对偶发事件、对历史的偶然性的控制能力是极为脆弱，极其无能的。读罢此书，读者会感到历史的玩笑是无情的，偶然、命运对古人的捉弄不仅无情，而且可怖。偶然性导致的失败不仅仅是丧失权力，而且是丧失生命。

政治改革家王叔文为使太子承继天子之位，可谓殚精竭虑，论智慧才能以及从事政治斗争的意志力，王叔文在朝中可谓鹤立鸡群，并且他的周围聚集着像柳宗元、刘禹锡这些不同寻常的精英人物。然而，十八年的满腔热忱，十八年的处心积虑，十八年的兼收并蓄，他所拥立的天子却是一个患有严重中风，口不能语，足不能步的天子——顺宗皇帝。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天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朝中尚缺乏坚厚实力的少壮改革派拥立这样一个皇帝就几乎近于自杀。历史偶然性的命运悲剧无情地在王叔文身上发生了，它的无情之处在于给王叔文这样有才能的大改革家配派了一个唐朝历史上身体最糟糕的天子。

文宗皇帝的登基完全是宦官擅权的结果，他的上台完全是偶然的。在他之前的宪宗、敬宗都给宦官诛杀，因此，消灭宦官势力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也是一个扭转主奴颠倒、挽回皇家面子的事情。从自身的素质上来看，文宗皇帝算得上德才兼备，并具有相当的耐力，他登基上台到行动实施，跨度竟然有八年之久，所用的策划政变之人也是极擅阴谋之道的郑注和李仲言，他们和宦官的关系相当不错，因此隐蔽性很强，直到事发之前朝廷内外除极少数同党外，均无人察觉。然而，一切都被瞬间的闪失和犹豫葬送了。天子从此受到宦官们更无情的钳制，朝臣受到无度的戮杀和蔑视。文宗朝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宦党势力的“甘露之变”也许是公元九世纪最具戏剧性的历史插曲，其间充满了无数偶然的因素，这些偶然因素已不是脆弱的皇权政治所能控制，它只能撮合在一起葬送文宗皇帝的鸿鹄之志。

随后的武宗朝也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李德裕，在清除异己，推行新政方面，他显示了无人可匹的才能。然而，他的不幸恰似顺宗朝的王叔文。他遇上了一个短命的天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训在他身上得到了绝妙的印证。没有政治制度和规范上的保证能使他的新政一贯下去，甚至连他的性命在没有规章可循的政权交替中，也成为三万顷沧海中的一叶扁舟。

以上这些历史的悲剧故事并非是纯粹偶然的不幸，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宫廷政治和人治政治的产物，这一必然性不以上述的形式，就会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宫廷政治和人治政治中，偶发事件对政治力量的影响十分强大，而政治力量对偶发事件的驾驭力量却十分弱小。政治的中心、杠杆是维系在一个活生生的天子身上，维系在一群个性都有缺陷的朝臣身上，而不是维系在一个坚实的制度和政治规范上。王叔文的改革只能通过天子才能生效，因此天子的禀赋乃至体格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他的改革行动最初只能悄悄进行，具有浓郁的阴谋色彩，这完全是由宫廷政治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一旦天子撒手不管，同志当中再出现几个意志徘徊之人，失败就成为必然。

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更是如此，它带有十足的阴谋政治色彩。政变的组织者郑注和李仲言除了擅长阴谋之术，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道德信念，因此比王叔文的改革更缺少政治基础。在这种阴谋政治中，偶然性因素的作用最强，它总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一丝失言失态的行为就使数年的韬晦前功尽弃，付诸东流。至于李德裕的悲剧就更能清晰地揭示出人治政治的悲剧的秘密：天子要树立自我的威望是人治的核心，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推翻前朝的所有的政策以至清除前朝的旧臣，另树一帜，另结一派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德高望重的李德裕连同他的立新除弊的政策，只能被新的天子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撇开充满戏剧性事件较多的几朝，来审视一下相对稳定的宣宗朝，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藏匿于偶发事件之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人治政治的全部弱点。宣宗朝是大唐最后的辉煌时期，这位皇帝的上台完全归功于他数几十年的装疯卖傻，他既是宫廷政治的牺牲品，又是胜利者。这位秉赋超群的现实主义者统驭十三年，四方藩镇俯首，朝野上下诚服。然而，这位深谙“天子之法”、“人治之术”的君王只能解决一时的利害冲突，而不能消弥未来衰败的症候；他只能抓住延长生命的机会，而无法创造再生的机遇。政权的延续和他生命的延续成了同步共存的东西。随着宣宗的驾崩，一轮红日无情地西沉了。事实上，人治政治的弊端在宣宗那里已发展到登峰造极：岌岌可危、行将倒塌的大唐宫殿被一个自视极高的天子支撑着，而他又蔑视所有其他的政治力量。他的死亡也就是大唐帝国灭亡的开始。

历史的偶然和必然就是这样的沉重和无情。可见，如何增加政治力量、权力机构对偶发事件、偶然因素的控制能力是一个古老的历史问题。本书自然不会提供这方面的良药，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不能忘却的历史启迪。历史不应该逃避偶然，没有偶然就等于没有机遇，没有责任，没有挑战；但历史应该以法治的制度体系、各级的治理能力控制、驾驭偶然，否则历史对所有人的来说太无情无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