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也说冯耿光与梅兰芳（三）
今日推送之原创文章作者，为「梨園雜志」公众号主编之好友@马甲君要努力 ，该文章首发于新浪微博，今得到授权，将在近几天分期发布推送。如今学界与公众视野中，对于建国前「梅党」的研究，多停留在齐如山，而对冯耿光、吴震修、李释戡、许伯明等真正的「梅党」核心人士，则由于种种原因，虽也有所提及，却多以「二手文字」为本，流于表面。马甲君此文，以梅兰芳与冯耿光之交往历程为主线，梳理搜集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原始资料，旁征博引，对于解读梅兰芳其人其艺，给予了我们一个没有触及的角度，力荐阅读！此为第三篇，讲述梅兰芳南迁上海及抗战避港时期诸事。
从北京到上海：
站在抉择点上的梅兰芳
笔者看民国初年直至50、60年代，社会上前后50年对冯梅关系的八卦，其演变很值得玩味。以笔者所见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的文章小说，冯梅的形象就是花钱如流水的金主一掷千金的捧戏子，社会舆论中的冯梅无外乎粘腻而明目张胆的包养与被包养关系，甚至以穆儒丐为例还觉得冯六爷人傻，居然跟一个歌郎跟了这么久（10年代末梅二十来岁当年看已经算大了）。
可是到了二十年代末三十代初的黑幕小说报纸诋毁冯梅，此时梅大爷自己已经是伶界大王，日进斗金，人称梅半城，《新山海经》等黑幕小说就开始塑造一个“傻”伶王，吊在冯六爷的身上，不仅不从他身上捞钱，还大把钱的供着冯，给冯管着（不过通过书信集，当时梅大爷的确有钱，冯总裁都说梅的现金比自己的多，冯的资产多为房地股票之类，而且我看冯在大陆银行、中国银行、联华影业、大裕纺织的参股都是带着梅的）大概当年的社会舆论看，戏子有相好并以此谋财是正常的，反之异常。
在前清，绝大多数歌郎和老斗的缱绻之情都随着老斗的官位变动离开京城而结束。《孽海花》里讲了景龢堂梅慧仙（即梅兰芳祖父梅巧玲）的弟子花榜状元朱霞芬（即朱幼芬之父，梅兰芳出自朱幼芬的云龢堂）和进京赶考的举人曹公坊的故事。其年朱霞芬十四五岁，貌美多情，曹、朱恩爱异常，曹名为曹表，于是其一帮朋友就给朱霞芬起名“小表嫂”。曹给朱出师、娶妻，自立门户；而朱对曹也是一片真心，为他将一个花千金想要春风一度的县令骂出过门，受了师傅责罚。曹帮朱脱籍后，朱每日亲手给曹料理家事，日日焚香祈求他高中，把个不休边幅的曹公坊照顾的生活井井有条，其友人皆大发只羡鸳鸯不羡仙之慨。然而好景不长，曹公坊眼看即便中榜也是功名无望，“遂决定长行，不再留恋软红了。”他的朋友们问他“只是丢了霞郎，如何是好？”曹公坊道：“筵席无不散，风情留有余。果使厮守百年，到了白头相对，有何意味呢？”以上故事虽大体为杜撰，但也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彼此有情的歌郎和老斗间大致的结局。
冯总裁1928年8月随中国银行总行南迁上海，梅大爷1928年10月下旬就由冯安排去了冯总老家广州和香港跑码头，一直演到1月初，这次出行梅兰芳带了孟小冬，而冯六爷在中行董事会后应该是从上海启程去广州老家与梅汇合，并且看荀慧生日记，六爷虽然搬去了上海，但是1929年的春节依然是和梅大爷一起缘车北上回到北京过的年。（看往来书信集，罗瘿公1922年给第一次去香港公演的梅兰芳的书信，冯总裁也和1913年首次赴沪一样，晚梅几天时间缘车南下，到香港陪小梅演出。）
1929年，看张嘉璈往来书信，中国银行南迁上海后通过扩大国民党持有的官股，得到了国际汇兑行资格，于是张嘉璈负命奔赴英美考察汇兑体系，准备开办中国银行海外分行，冯六爷、吴震修等在上海接应国内事务，看书信的频率可见工作极为繁忙。而在工作之余，冯六爷还在操心着北京那边梅兰芳和齐如山各种过于乐观的赴美安排。
说到访美，书信集里最早看到梅兰芳提起是1927年8月的信“昨闻您有小恙，甚念，想近日可好了。我想是天气甚热，事又多，又为澜出洋筹画，种种忧虑，所以病了………星期一，我约司徒私人谈话，不要第三者在旁。这次谈话是最要紧的，能行与否全看这一着。结果如何，当晚就给您写信报告。”可以看出，27年夏天，梅兰芳赴美的事已经正式提上了日程，但是这一阶段还是冯六爷和梅大爷两个人私下谋划，背着包括齐如山在内的所有人。
再到29年春夏之交，冯给梅的书信，驻美国公使施肇基忧心忡忡专赴上海找冯总裁，让六爷帮忙劝阻小梅和小梅身边某君（前后文看是齐）贸然就要访美的决定。施公使说自己认真跟司徒雷登、以及美国驻华公使商谈后，发现他们对梅兰芳及其团队赴美的预估都过于乐观，只是精神上的鼓励，实际上难以提供经济和实务上的帮助，不仅梅极有可能破产，也可能伤及国家的荣誉。施认为最好先由梅单独赴美游学、讲学，宣传京剧，效果好了再带戏班子去经济演出（这条道路和后来程砚秋访欧大同小异）。施公使去上海见冯六爷前，本是先去北平直接劝阻的梅兰芳，结果被齐如山一口呛回说万事妥当10月就要出发给噎了回去。而施公使认为此事关系国家颜面，因此转而去上海找冯总裁做主。冯六爷认为施肇基作为驻美公使，态度是认真负责任的，因此应该慎重行事，暂缓赴美，由此引来了齐如山一篇言辞极为激烈的回信，可见二人间隔已显。
而从策划访美期间的四封书信中可以看出，齐如山助梅访美最大的目的一是确立梅在京剧界独一无二的地位；二是想利用这一契机去美国募资，回国成立戏剧学校：“对于此等（其他伶人可以与梅的名声比肩）地方不但不能心满意足，且极不甘心，故非怂恿畹出国一次不可……故非以畹名义建一戏剧大学，延长与发扬吾国惟一无二之美术化戏剧，俾世界都知之，则他人方不能比肩，弟方心满意足。此非妄想也，兄等能不努力乎？”。反之，冯六爷对通过访美树立梅兰芳独一无二之地位并不太热衷，他的观念一是“我希望你出洋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想来想去，于你个人的荣辱关系固然不少，于国家荣辱的关系更为重大”，因此极为反感齐梅策划的粗枝大叶；二是绝对不同意梅承担金钱上的风险，怕导致他破产。可以说冯、齐对访美目的的不同，导致了彼此越来越大的瑕疵。
同时在访美的预算上，齐如山的估算是需要5万大洋，冯六爷给梅回信说绝对不够；之后齐如山将预算升至10万大洋，齐如山求助世交李石曾，由在京银行募资拿出5万，六爷也参与了北平的募资；冯六爷又自己在上海筹集了5万元，但是此时冯六爷算细账说至少需要12到13万。果然最后从北平去上海前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给齐如山电报说美国正值经济危机预备的10万款项不够，齐怕冯反对，将这封电报压了一个月，直到开船前两天才掏出给冯梅，以此胁迫冯六爷想办法掏钱堵住缺口。
事实证明，六爷的所有预言都应验了。至于前文所说的齐如山访美时敢于私自扣留信件，使得临行前突然暴露出5万大洋的资金缺口（占到总费用的三分之一），狠狠坑了一把冯六爷时，似乎并不害怕冯六爷从此和他翻脸。不知道齐的潜意识里有没有想过歌郎与老斗的关系总归是金钱尽而恩爱绝，已经离开北平的冯总裁终归要变成梅大爷生命中的一个过客和一段往事，而自己终将凭借访美，帮助梅开创一个新局面，往后两人在北平一起办学校、排新戏，开启一段新时代呢？
1930年1月18日梅兰芳于上海启程赴美，六爷在国内依旧代为谋划。比如打电报请张伯苓同意张春彦推迟讲学，加入梅剧团的全美巡演；比如整个梅剧团入境时需要每人交付2000美元保证金，也是梅电报六爷，六爷出面摆平的。
赴美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是梅兰芳人生中里程碑式的大事。梅剧团于1930年7月初返回上海，冯六爷到码头迎接。梅兰芳在上海修整一个月，8月初伯母去世从上海返京，戴孝三个月后，从11月底到2月初赴沪演出，1931年4月初到7月，梅大爷又由冯六爷相陪在广州跑码头，然后一起从广州到上海唱了杜府堂会，据台湾杜月笙传说，堂会期间几天众名伶大部分是杜月笙安排住宿，很多人图方便干脆睡在后台，而梅大爷每天跟冯六爷一起住在胡伯平在浦东大宅里。
访美结束后，1931年12月齐如山在北平组织成立国剧学会的开幕大会，梅兰芳、余叔岩作为发起者参加。根据网上的一般描述，冯总裁既挂名参加了李石曾和程砚秋发起的戏剧音乐学院北平分院，又参与了齐如山梅兰芳发起的国剧学会。笔者一开始完全不疑有他，直到看到1932年2月冯家办的《北洋画报》剧讯上一条消息：“本次冯幼伟氏因护兄丧北来，主办戏剧音乐院之李石曾氏商之冯氏，请任该院委员长，冯氏当以捧角评剧，乃少年时偶尔游戏之举，豈所以语于国难当前之今日，乃婉辞却之。国剧学会亦曾挽冯任理事，亦被谢绝云。”
当天北洋画报的同一版还有另外一条社论：师门斗法话梅程。文章说“程玉霜之所以游学…当然系抬高自己身价…盖所谓南京戏曲音乐学院以程为副院长…文化膏药（李石曾诨名）不惜以三万元旅费，供程等一游（欧洲）之资，国破家亡，民穷财尽，非文化膏药所顾惜也”，文章还直指李是挪用庚子赔款的退款花在程身上。
而根据小留香馆日记，此时的冯六爷，正和梅大爷在北平跟荀慧生同桌吃饭，宾主尽欢。
冯六爷不愧是正规军事院校毕业的高材生，之前按兵不动，一出手就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先在自家报纸公开回绝了程砚秋的戏曲音乐学院和齐如山的国剧学会，说国难当头这种娱乐游戏之事还是免了，反手就在32年的春天把傻大爷从北平直接带回了上海。个人认为齐如山打死都想不到他能把根基在北平的京剧伶王从生养自己的故乡带走。
笔者看人谈及梅大爷南迁，一般都概括为32年春天，具体日期未见人考据，见过叙述最具体的日期是3月份为淞沪会战受伤战士义演三天后，就缘车南下，住到上海沧州饭店，直到32年底搬入马思南路。后人谈及梅兰芳南迁的原因，主流说法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用四个月占领东北，逼近山海关，因此梅为了躲避日本人骚扰而南迁。但是这种说法笔者觉得忽略了一点，就是1932年春天，上海本身的战争环境。1932年1月28日到3月3日，中日上海淞沪会战，3月24日正式协议停战。惨烈的1.28事变，40天伤亡16万人，国民党南京政府被轰炸，于1932年2月迁往洛阳，直到32年底才搬回南京。虽然租界内相对安全，但是梅能够在1.28淞沪抗战后不久，国民党政府都还未南迁返回南京的情况下，缘车南下道刚刚经历战乱的上海，笔者觉得说他躲避战火这个原因并不能完全站住脚。
而类似福芝芳要求到上海躲避孟小冬（不知此说法持有者知不知道孟小冬就是上海人）、梅去上海躲避彼时大出风头的程砚秋就更显得是无稽之谈了。另一个角度看，在目前欠缺书信等一手史料的情况下，无法判断梅的南迁，是否跟冯六爷的南迁关系更大。无论如何，从结果看，离开故土南迁上海是梅兰芳自身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择，其后20年，上海成为他主要的人生舞台，而南迁本身也使得冯耿光和梅兰芳间按世俗眼光本该从冯南下就渐行渐远的关系继续延续下去。
在上海的冯耿光和梅兰芳
梅大爷跟着冯总裁到上海，带了两件六爷送他的礼物。一件是“梅华诗屋”斋额。冯六爷1930年在琉璃厂淘到后专门送给梅的。斋额是扬州八怪金东心提给挚友黄松石和他的夫人梁梅君的,“梅华”二字指的是梅君夫人。因梅君夫人曾有梅花诗集句百首，“盖主人集古句，咏香雪之调为多也”，故命名“梅华诗屋”。上有提拔语：“梅华诗屋，吾友松石先生与其夫人梁梅君唱酬之居也。闻之松石云：'粉黛屏当，笔砚杂陈，不减归来堂故事'屋以梅华名者，盖主人集古句，咏香雪之调为多也。吾恐西湖诗名，不属之松石而属之夫人矣。涛江金农并识”。跋语中“归来堂”取意是指“梅华书屋”同李清照和赵名诚夫妇的书房“归来堂”一样，是夫妇恩爱唱酬之所。而梅华刚好通梅畹华、梅浣华，因此梅以此六爷精心挑选的斋额代替缀玉轩，当作了马思南路的斋名。
另一件是冯总裁早年送他的郎世宁绘《双鸽图》，被他从北京带到上海，50年代又带回北京。《舞台生活四十年》曾经详细写过这件事。
“有一天一位最关切我的老朋友冯幼伟先生很高兴地对我说：“畹华，我在无意中买到一件古董，对于你很有关系，送给你做纪念品是再合适没有的了。”说着拿出来看，是一个方形的镜框子，里面画着一对鸽子。画地是黑色，鸽子是白色，鸽子的眼睛和脚都是红色，并排着站在一块淡青色的云石上面，是一种西洋画的路子，生动得好像要活似的。我先当它是画在纸上，跟普通那样配上一个镜框的。经他解释了，才知道实在就是画在内层的玻璃上面，仿佛跟鼻烟壶里的画性质相同。按着画意和装璜来估计，总该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旧物。据说还是乾隆时代一位西洋名画家郎世宁的手笔，因为上面没有款字，我们也无法来鉴定它的真假。但是这种古色古香的样子，看了着实可爱。我谢了他的美意，带回家去，挂在墙上，常对着它看。这件纪念品，跟随我由北而南二十几年，没有离开过，现在还挂在我家的墙上。”
1932年12月，梅大爷从沧州饭店搬到了冯六爷帮他租的马斯南路宅院。宅子的主人是国民党大将程潜，旁边的邻居分别是程潜和李烈钧，两人皆为冯六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弟。六爷自己就住在前面第一条弄堂里。至此梅家全家搬至上海，离开了祖居的北京。
而冯梅两人在上海，也在前人的回忆录里留下了无数趣闻轶事：
孙仰农和孙曜东之父名票孙多禔在上海兰心戏院的赈灾义演和梅兰芳合演《苏三起解》，念白到“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你那三哥哥，和你那六哥哥呀”，说着手指往下一指正坐在第三排正中的冯六爷，于是全场大笑，为一时之笑谈。
“谁知这个孙三爷生来喜欢开玩笑，关键时刻爱捉弄人，过去在台上演出时就喜欢别出心裁，于剧本台词之外，随意即兴发挥。这天演到节骨眼上，他即兴发挥的毛病又来了。苏三叫狱卒顺便问问过路的人，有没有从南京来的，有没有在南京看到过王金龙的人。这时狱卒有几句对白，原本应该是说：‘苏三呀苏三，你可真有良心呵，都到这个时候了（指身陷牢狱里），还念记着你那三哥哥！’可是台词到了孙多禔嘴里，就变成了‘还念记着你那三哥哥和你那六哥哥呀！’嘴里说着，手还顺势往台下一指，台下顿时哄堂大笑。而此时冯六爷正坐在台下第三排看戏，玩笑开到他身上了自然有些坐不住了。巧的是他的身边正坐着孙多禔的堂兄，于是就对他说：‘他……他怎么这么说？他下面还要说什么？’这位堂兄也是孙家大少爷一个，平时谁的账都不买，正看戏看得有劲，冯六爷在一边嚷嚷，他顿时不耐烦了，冲着冯说：‘他说什么，我怎么知道！’弄得冯六爷好一阵尴尬。台上的梅兰芳毕竟正在演出，也知道孙的脾性，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总是不高兴，觉得即便是义演，《苏三起解》是场苦戏，弄得个满堂哄笑成何体统？那天到场看戏的人，无不记住了这个有趣的细节，成为一时笑谈。”
梅兰芳1935年去苏联访问，“访苏经费至少要法币１８万元，其中由“中国戏剧协进社”筹款１０万元，梅兰芳自认３万元，政府在外交费类项下资助５万元。“中国戏剧协进社”的发起人是冯耿光、史量才和杜月笙等人，冯耿光自然又义不容辞地担起了筹款的重任。”冯六爷把梅的孩子们接到自家，宋子文当时空手套白狼，发行公债增资中国银行中的官股，同时翻脸把张嘉璈挤出中行，六爷自己回忆：“宋子文在中行新董事会成立时，曾设宴招待董监事及高级人员。我想这是他们这帮人的庆功宴，与我无干。恰在这时，梅兰芳到苏联去演出，不在上海，他的几个孩子搬到我家里养病，我就借此托词不去参加了。”
梅大爷在苏联时眷念家乡饮食，时任翻译的苏联使馆秘书冒效鲁让夫人特意给他做了一顿炸酱面，梅大爷很是高兴，还特意打电报回国跟冯总裁说。而1937年冒氏夫妇回国，梅大爷也是将夫妇二人接到冯家款待答谢“1937年夏，父亲回国休假探亲，梅知悉后特带车到模范村冒宅接双亲到冯幼伟家晚餐，当时梅正患重感冒，冯先生一再叮嘱他要保重，注意休息，他还是请了一餐美馔，还连连夸奖莫斯科炸酱面好吃”
在上海的日子，据说梅大爷保持了当年在北平把东四九条当另一个梅宅的习惯，只要不上戏，几乎日日早起后就带着厨子去冯宅吃饭聊天。
从上海到香港到上海：
“梅不离耿，耿不离梅”
话题进入抗战八年，笔者想先在开头感叹一下，从小就知道梅兰芳抗战期间蓄须明志的高风亮节，这些日子看了好多当年的文献资料，才越发体会到当年冯梅在抗战期间保持节义是多么难能可贵。
抗战时期，梅党骨干，除吴震修和齐如山外，李释戟、黄秋岳、赵叔雍无一例外跟日本人或伪政府有牵扯，落水钻成为汉奸。李释戟在汪伪政府任印铸局局长，1943年被授予伪政府中将。赵叔雍，汪伪上海市秘书长，后任宣传部长。李赵二人经常出现在周佛海日记，可以说全部算得上大汉奸之列。黄秋岳甚至是直接联系日本人盗取重大军事情报，于1937年被蒋介石将黄和其子同时枪毙。
同时，之前提到过很多次的六爷的死党大亲友王克敏，也落水当了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汉奸头目，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冯耿光素来有爱国情怀，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冯曾冒死南下，帮助梁启超、蔡锷策反冯国璋，督促冯国璋发布了改变全国反袁局势的《五将军密电》。
冯六爷在日本关系很广，梅兰芳1919年和1924年两次去日本演出打开声望背后就有冯总裁跟日本帝国剧场老板大仓喜八郎的私交，包括第一次赴日时得到驻日公馆的官方盛大接待背后也是冯总裁找的王克敏的关系。日本侵华主将之一是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当年也想拉在金融界有极声望的冯六爷出山；而六爷虽然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跟日本政商军界交际甚广，却并没有像他很多亲友一样，选择落水这条路。
冯六爷当时的心境，可从38年新年他给梅的家书中看出：
“我到香港已经有一个月零七天了，精神上无一刻不感觉得十分痛苦………我每日早上八钟就起来，在廊上早茶，看看海边的风景。食完走半点钟的路，十点一刻坐饭店的大车入市（舒服得很），到港行谈谈天，看看柜上的顾客种种情状。十一点遇到口雯（在广东银行楼上），十二点三刻仍坐车回饭店（坐车不要钱的）。饭后午睡一小时，就在海边散步。四钟后复入市，往五爷家中坐坐，七钟上桌打八圈，十一钟回居睡觉。这是我每日一定的课程。您想想这不是完全成了一个无业的惰民么？我想如果都是这种人，又焉能有复兴的希望？……
王三北去了，裱糊店的老板亦居然高高在上，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昆三说可以原谅，新之说他们是个人牺牲。我真真不懂，请您替他们解释给我听。
耶稣诞日，我曾同寿峰到舞场走了十分钟，听说家家都是满的。新年之前夜，我十二点半回饭店，正在狂欢，大搂大跳，我不好意思入座，就在外面廊上往里看，大约一共二百人，中国人占了一半，年纪都在廿岁至卅五岁之间，欢天喜地，丝毫不知忧愁痛苦。饭店的BOY同我谈起，连连的叹息说，一般青年都是如此醉生梦死，尚有何望？万想不到我们平日说的下层阶级都有此见解，真真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了。香港的工人（茶楼、饭店的仆役亦在内）至今每日都扣壹百分之十几买公债及伤兵医药等等费用。中国银行柜台上天天挤满人，都是来买十元、五元公债的，真真难得。可是当地富豪都舍不得拿钱出来，都逼香港揍（凑）不上五百万，您说可怜不可怜？我想将来复兴大约只要靠下层阶级罢！……”
冯总裁甚至在信里跟梅抱怨“我住在此真真不耐烦，而且极多令我难过的事…（干脆）到上海住一间小房子，关起门来不见人，省省俭俭过穷日子，一二年死了，岂不干净！人生本来无甚意思，何况做今日的人呢？我一切都看破了，所担心的就是死不了，您想对不对？辛苦挨穷，做人没面子，就是活着亦受不了，何况又要为人欺蔑呢？…………”
以上节选的这段家书，可以真切的体现出冯总裁在38年新年伊始的心境。眼看国破家亡，江山满目狼藉，而自己整日无所事事，完全是一个“无业的惰民”，从国家的角度看“我想如果都是这种人，又焉能有复兴的希望？”。同时冯总裁作为当初少年得志的豪富纨绔，民国时期一代资本家，看着圣诞之夜大饭店中的年轻人们完全无视国仇家恨依然混迹于热闹场；看着香港的工人仆役去把每天收入的百分之十拿来买公债支持国家捐赠伤兵医药，而整个在香港的上层富豪整个凑不出500万，六爷说出了“万想不到我们平日说的下层阶级都有此见解，真真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了……我想将来复兴大约只要靠下层阶级罢。”———对信中的这段话，笔者个人既感叹于六爷明察秋毫的眼光，又感叹于六爷一腔真诚的爱国情怀，更感慨于当时中国面临的形势。
同时这短信还透露出了两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小细节：一是“王三北去了，裱糊店的老板亦居然高高在上，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昆三说可以原谅，新之说他们是个人牺牲。我真真不懂，请您替他们解释给我听。”这段话中的王三，即为大汉奸王克敏，前文提过的冯总裁从小认识的世交大亲友，王克敏就是1937年底从香港自行北上投奔日本人的，沈昆三和钱新之应该看冯总裁对这件事极为愤懑和痛苦，因此安慰他王克敏这种行为算是舍弃个人名节的为日占区国人谋福祉（很多抗战期间的汉奸都这么标榜自己），而六爷显然是不认可的，在信里跟梅说“我真真不懂，请您替他们解释给我听”，可见其内心的恼怒。
同时冯在信里说中行的“一群神经病患者”，“我住在此真真不耐烦，而且极多令我难过的事”，很可能也包括他后来回忆录写到的抗战刚刚爆发，宋子文等中行高管全部跟随总行撤离到香港，宋作为中行董事长要将中行在外滩的中行总行大楼卖给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冯作为中行元老和常务董事坚决不同意不签字，认为此时做这种事会失去普通百姓对中行的信任，非常时刻扰乱军心。看冯不签字，其他常务董事皆以他为宗旨同不签字，于是此事作罢。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因此事及以前同冯的种种瑕疵，取消了冯六爷长达30余年的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之职，由孔祥熙等调停也不管用，外加20年代末宋和张嘉璈勾结排挤冯的往事，可见双方结怨之深。由此可见冯六爷和蒋介石政权向来不是一根线，48年时由于冯三的妹妹冯四跟蒋纬国生有一个私生子，蒋家来人要接其去台湾，也让冯总裁给拦了下来。冯绝对不去台湾，想来梅当年也并没打算过去台湾。
而另一个角度，冯六爷在香港的落寞、愤懑、痛苦，竟然因为梅大爷一封久违的亲笔信治愈了，在同一封书信中，冯总写到“我到香港已经有一个月零七天了，精神上无一刻不感觉得十分痛苦，但是今天是我精神上最愉快的一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清晨到港行就接到您的亲笔信，我想已经有三年不曾得到您的亲笔信了，又焉得叫我不高兴呢！这封信写得很不错，很条畅。想不到多时不执笔，拿起来写，一点不生疏，这真是不容易的事。我想如果能够再用用功，一定有长足的进步的。”以此可见，冯梅之间，并不仅仅是冯总裁做了梅大爷长达五十年的主心骨，反过来傻大爷的存在，又何尝不是冯六爷的精神安慰和寄托呢？
于是，1938年5月，在冯总裁的一手包办下，梅兰芳借口赴港演出，演出后一人留在香港，班底返回大陆。
从1938年5月抵港到1942年4月被日本人遣送回沪，整整四年间，根据梅绍武和孙曜东回忆，福芝芳除了寒暑假带孩子们去香港探望梅，梅兰芳大部分时间都是单独留居香港。而据孙曜东说冯的太太冯三也被留在上海，每天福芝芳的日子就是和冯三、孙曜东的姨太太吴嫣等一起打牌，孙曜东受了冯六爷委托，替冯梅照顾在沪的家眷。
而冯梅的日子也并不平静。38年梅兰芳刚刚赴港，就有上海滩流氓芮炳荣因为六爷阻碍其包办梅的赴港演出，断了他的财路，找人将冯总用钢棍打的满头是血，险些丧命。其后小四小五于41年赴港读书，恰好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梅在此之前本来已经决定和冯六爷一起搬回内地，由冯总选了风景秀丽的桂林，并且已让交通银行负责安排运输的许源来代购机票。结果战争打响，冯梅被困香港，梅在此时帮助冯总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在家里私藏了被通缉的中国银行重庆分行行长等银行界人士，称得上侠肝义胆。而日本人进入香港后找上门带走梅兰芳，梅慨然赴会，久久不归，倒把冯六爷吓得坐立难安，让许源来、小四小五在担心之余还要来安慰他。
滞留香港期间，冯梅二人的心境必然是沉重的。冯总裁曾于1939年7月给赴美任大使的胡适写信，希望胡适为抗日出力，为国珍重。最后还跟胡适介绍了梅的情形，说梅“近愈消极，认为国势严重至此，国人不应再图娱乐，故以决计抛弃固有之生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梅兰芳于次年春天返回上海。
关于梅离开香港的前因后果，许源来说的比较简单，只说了其他人陆续都离开了香港，而上海租界也被日本人占领，因此返沪。
而梅兰芳的弟子，老北平有名的交际花兼军统特务，抗战时游走于日本高级军官中，同时跟戴笠有一私生子的北平李丽，前两年在台湾出版了一本其于60、7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里面提到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占领香港，冯梅1942年从香港返回上海，由于航路均不通，由香港到上海只有日军每周的三班军用机，因此必须经过日本人同意。日本人一早同意梅可以飞回去，但是不同意冯一起，梅就找李丽帮忙通融的事。其中提到：“冯耿光要和他同行，火腿上搭卖一根草绳，事情更显得难办。说起冯耿光，大名鼎鼎，梅党健将，在中国银行有相当地位。熟谙梨园掌故者，莫不知道梅氏左右有冯耿光其人，一般传说，他和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同性恋爱，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大有梅不离耿，耿不离梅之慨。梅兰芳欲去上海，冯耿光当然随侍在侧，正因为如此，梅兰芳不能独个离开香港。”最后李丽说通过自己和日本大将的私情，不仅通融了冯梅同回上海，还帮冯带回了中国银行的大批在港文件资料。
关于这段历史，陈定山在《春申旧闻》里说：“尤其冯幼伟对于兰芳的提携保抱，恨不得含在口里。后来梅、冯都迁居上海，梅已是40岁的人了，二人还是形影不离，任何方面请客，请梅必请冯，梅偶尔离座，冯便四边找寻，口称：‘畹华，畹华！’急得要死。兰芳半生唱戏所得，都由幼伟替他悉心调度，买了中国银行股票，后金融崩溃，股票不值钱，梅半生积蓄，全在此处坍台。但梅对冯的亲尊，依然如旧，从不曾听他有过半句怨言。敌伪时期，兰芳沦陷在香港，福芝芳在上海，两地相思，日本人答应兰芳可以飞机送他回来。冯幼伟也在香港，便想跟着回来，几次对梅大爷说。梅也几次和日本人商量，日本人说，你是艺人，可以。他是什么？没可以。梅因冯之不能同行，自愿留在香港，直到胜利前夕，他才达到目的，与幼伟同回上海。所以兰芳的绻念旧人是有足多的……”
客观讲，北平李丽和陈定山由于都移居港台，他们嘴里的梅兰芳都是附逆，因此书中言辞都很鄙夷状，且角度未必和史事一致。例如陈定山说梅是胜利前才回上海，窃义于天下，实则梅是42年抗战中期回到上海。而事实真如李丽所说的全凭她的力量才让梅带着冯一起回到的上海么？笔者觉得也需质疑。因为当年冯梅在香港时，根据替两人照顾四年间绝大部分时间留在上海的福芝芳和冯三的孙曜东（孙曜东是伪政府周佛海的机要秘书，上海高族孙家子弟，有名的小开，余派名票孙仰农的亲弟弟）回忆，日本人到香港后把金融界的大佬们统统或隔离、或禁足、或软禁，然后42年春天一起押回上海，他去机场接机“抗战时冯没有去重庆，与梅兰芳一起避往香港，香港沦陷后，被日本人软禁在一家饭店里，又用军用飞机押解回沪。同机回沪的有16人，其中有好几个梅党，有叶恭绰、李思浩、唐寿民等。飞机在江湾机场降落，我去迎接的”。而唐寿民在《辛亥革命后上海金融事件简述》中说：“直至1942年4月15日，由冈田带同日兵押送我和周作民、李思浩、林康侯暨眷属，乘飞机到上海。”4月15日这一日期，在《颜惠庆日记》中也可得到佐证。金雄白也说“汪伪政权向日方梅松两机关交涉的结果，派了徐采丞（杜月笙的密友）等把在港囚禁中的叶恭绰、李思浩、陈友仁、郑洪年、唐寿民、林康侯等专机接往上海，而梅兰芳竟得与这几位当时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头一同东返。”
而1942年的春天，上海是怎样的情形呢？一年前，也就是1941年1月，上海滩爆发了汪伪政府军特机构76号和国民党军统针对各自大型金融机构的血洗。背景是为了打压想从经济金融上统治日占区，汪伪政府组建中储行对抗老牌的发钞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行，一开始是双方特务机关互相单个射杀中高层职员，到了1941年1月，战斗升级，先是军统直接在上班时间去外滩中储银行进行机枪扫射，然后76号进行报复，一夜之间在江苏农民银行宿舍枪杀12名职员，同夜至中国银行员工宿舍中行别业分两次抓走200余员工，并当众枪杀三名高级职员。整个上海滩金融界大震，中、交、农停业，花旗、大通等大型外资银行宣布随时准备撤离，汇价大跌，整个金融活动停止。这次危机伴随着持续不断的枪击、暗杀，一直到1941年6月才解除，但是整个银行业元气大伤，难以为继。应该说日本人占领香港后，同时在上海占领租借，所有中资外资银行同时被日本军队接管，汪伪政府急需将大批由于总行南迁香港而滞留香港的金融界大佬们请回日占区，重新建立金融秩序，稳定物价。
如果亲历人孙曜东的回忆无误，则梅兰芳是和冯耿光、周作民、唐寿民、李思浩这一班金融界大佬们同机抵沪的。而冯、唐回到上海后，汪精卫和周佛海立刻请冯耿光任伪中行董事长，唐寿民任伪交行董事长。冯总裁屡次坚辞死活不干，最后由六爷的终身死党和最得力助手吴震修（时人皆称吴震修为冯六爷背后摇羽毛扇子的人）秘密给重庆后方去电，为了中行储户利益和行产安全，代冯出任董事长，冯只任董事而不谋其业；而唐寿民欣然赴任从此落水。可见虽然梅大爷为了冯六爷能和自己一起脱身四处奔走求救于李丽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冯总裁像李丽所说由梅大爷打通关系带回上海的可能性极小，反而梅大爷因为日本人软禁冯不许冯自行离开（应该是怕这群大佬去重庆）而自愿留在香港陪伴六爷（此前为避免旁人发现，小四小五被冯总改了名字，“绍武”这一名字即为冯总根据谐音起的，之后送回了内地读书，许源来也已经全家回内地了，只剩冯梅两人留在香港），最后同机返沪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此笔者以为，冯梅从香港回沪，存在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是日本人由于怕政商大佬们跑去重庆，于是对包括冯六爷在内的一群在港银行家实施禁足，梅大爷没办法去找李丽想通融求情，让冯六爷跟自己一起回上海。但是最终日本人真正放行并不是因为梅求情，而是因为上海汪伪政府那边已经安排筹划好，日本人把统一监控在香港的金融政商大佬们一并遣送上海想让他们集体落水任职汪伪。然而无论如何，此间冯梅二人孤岛相伴之情谊，已然是生死相随这简单又厚重的四个字才可以形容的了。
而冯梅回到上海后，自然依旧是梅大爷“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愚园路冯六爷家去”。
当时的报界大佬，因为跟周佛海关系颇深落水汪伪政府高层的金雄白回忆：“在战时，中国银行在沪复业，董事中有冯耿光（幼伟），有吴震修，有叔雍，也有我，他们这三位，不仅是捧梅的健将，而且是梅的死党。冯耿光人称冯六爷，在他于民初任中国银行总裁时起，就以梅的保护人自居，靡日不相见，无事不代劳，以致人们有不慊于梅者，说他是‘背上驼个冯耿光，胸前抱个福芝芳’，虽不免有失忠厚，但可见两人关系之深之密。中国银行银行董事会中，有着如此三位的捧梅人物，对于行务倒像是虚应故事。形式上讨论告一段落之后，就是你一句、我一声的畹华如何如何，与小玖儿的如何如何了。他们谈得吐沫横飞，赞不绝口，叔雍更往往杂以笑语，兴会淋漓。这个行务会议，也无异于变成了梅兰芳的座谈会，我看到他们的痴态可掬，也发现了他们都不失为是性情中人。”然而金雄白其人，虽然和冯梅皆有私交，48年去香港前梅兰芳还特意探望过他，其于香港在60年代以“朱子豪”为笔名写下《春江花月痕》，也曾提到冯梅“四大名旦中梅兰芳与冯耿光之终身缱绻，尽人皆知…如某一位半生一直为梅兰芳的护花使者，因他的狂捧而使之成名，此后的契而不舍，形影不离，两人的缱绻之状，更有胜于男女之私”。不过此书属于金雄白在香港破产后开始在报纸刊登旧上海滩世情连载的谋钱之作，春秋猎奇笔法，格调极低，类似于火车站贩卖的艳情小报，不看也罢。
而在抗战胜利前，冯总裁已经开始想让梅大爷写写回忆录了。上海知名报业人周黎庵回忆，1943年他认识梅大大，也是在冯总裁家的宴席上，梅虚岁50，席间说他刚好登台40年了，应该写一本回忆录。冯总裁看到周，就指着周跟梅说，让他执笔。“梅对冯耿光是一切唯命的，我也贸然同意了”，结果周黎庵一堆京剧掌故名词不懂、去了一次就不再去了……神悔贸然应允的冯六爷”最后梅兰芳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是由许姬传这个半内行执笔的，1950年开始连载。
朱朴《朴园日记》1944年10月27日有云：“晨赴中行，得悉今日系冯幼老寿辰，下午五时往贺…晚在冯宅饮寿酒，同席有吴震老梅畹华等多人，甚为热闹。饭后有余兴，由畹华之子女清唱，首由小九唱金锁计一段，继由小七唱乌盆计一段，俱博得热烈掌声。小九仅十一岁，容貌举止，无一不酷肖畹华，将来克传衣钵者，舍此子莫属也，小七年十三，具铁嗓，他日其将为女刘鸿声乎？一笑。今晚操琴者为王幼卿，名伶凤卿之子，夙工青衣，亦有声于艺坛者也。”
抗战后期，梅断了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周济北京亲友，冯六爷给他在自己当董事长的新华银行开立透支账户；梅不愿意借贷生活，偷偷卖古玩扇子，冯六爷知道后把物件高价买回；最后六爷又以梅画画的好，召集梅党，借用中行的店面，展览贩卖梅的画作，以周济梅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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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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