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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梅(兰芳)、周(信芳)、黄(桂秋)

王熙春 梨園雜志 2022-05-01

今日推送之《我与梅、周、黄》,录自《上海戏剧》2006年第12期,为王熙春口述,朱永康执笔。王熙春出身京剧世家,曾在上海加入周信芳的扶风剧社,与周信芳合作,合演京剧《文素臣》等戏,深受观众欢迎。后从舞台转入银幕,主演了多部影片。


 梅兰芳、周信芳、黄桂秋这三位前辈早已谢世,可他们的舞台形象和音容笑貌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我的艺术生涯,就是在他们的熏陶培养下逐步成长的,每念及此,宁不动情!

 

 我1919年出生在南京。母亲是京剧旦角演员,父亲是教师,自幼就跟父母在南京戏班中生活,8岁练功,9岁能演《打花鼓》、《小放牛》等戏,13岁正式搭班子与赵韵声挂并牌,很快走红。那时高百岁正在南京演出,见我有培养前途,便邀我为他挎刀。高是麒门大弟子,对麒派戏无一不精,在他的栽培下,我的技艺迅速成长。在和高叔叔同台演出时,田汉常来看我们的戏,还赠给我一个“美丽的小鸟”的绰号,因此报章上常称我为“美丽的小鸟”了。


王熙春便装照片

 

 1935年,黄桂秋与马连良在南京联袂演出,大红特红。“老生要看马连良,青衣要听黄桂秋”成为戏迷们的口头禅。次年,黄先生独自在南京挑班,我看了他的演出,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演《霸王别姬》正缺一件黄帔,于是试着请戏院老板向黄先生商借,不想黄先生一口答应,说:“借帔可以,但要请我看戏唷。”

 

 那场演出,我真是担心极了,幸好始终没出什么毛病。散戏后,老板宴客,邀黄先生出席。在席上,我对黄先生说“老师您给我指点指点”,黄先生说:“挺好,你能掌握剧中人物当时的心情。”老板插话说:“黄老板,姑娘可佩服您哪!您就收她做个徒弟吧!”黄先生爽气地说:“好啊!”

 

 于是择日举行拜师典礼,地点选在夫子庙有名的“都一处”川菜馆,摆了四桌酒。戏院老板主持仪式,出席嘉宾有田汉、阳翰笙、马彦祥、高百岁、李亦青、赵韵声等。在香烛前我恭恭敬敬地给老师磕了头。黄老师赠给我借穿的那件黄帔、一面化妆用的镜子和一幅绘有海棠花及一双蝴蝶的画,从此我便成为黄门第一弟子。那是1936年仲夏。

 

 拜师后,我首先学的是《春秋配》。黄先生教戏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他对我说:“要唱好戏,必须会拼音、明四声、辨尖团、懂辙口。”这就为我指明了演艺进步的方向。因为黄帔的缘故,还教了我三出穿黄帔的戏:《二进宫》、《武昭关》、《贺后骂殿》。那时我给高百岁叔叔挂二牌,他陪我唱《二进宫》中的徐延昭;后来在移风社由周信芳先生饰徐延昭,高百岁饰杨波,都很受欢迎。其它传统戏如《玉堂春》、《王宝钏》、《三娘教子》、《朱痕记》等,我也都按黄先生的路子唱。戏院让我排演《弓砚缘》,我没学过,老师就一个一个动作教我,尤其是“举砚伸指”这一动作,真是美极了,演出时非常讨巧。《会审》一剧,黄腔与众不同,[导板]“玉堂春跪察院一言告禀”,不是“玉堂春跪至在督察院”,老师说:“[慢板]是人辰辙,而‘院’是言前辙;虽说首句无大碍,但还是辙口一致为好。”这出戏不仅[慢板]唱腔新颖,连后面的“叙一叙旧情”也别创新腔,能够获彩。后来我在移风社以《会审》首场打炮,周信芳先生饰蓝袍,高百岁先生饰红袍,一炮而红。虽说是他们捧我,但与黄腔的美妙动听也是分不开的。


黄桂秋之《春秋配》

 

 抗日战争爆发,我举家避难拟赴重庆,途经汉口,被天声舞台聘请与赵如泉、安叔元、赵君玉、赵小楼(赵燕侠之父)等合作,就耽搁下来。这时黄师也到了汉口,在大舞台献演。我又有机会去学戏,同时还有厉家班的厉慧敏也和黄先生学戏。我们练唱时稍有不对,老师就“哼”一声,然后重唱;再不对就叫“琢磨琢磨”。恩师如严父,真令学生肃然起敬。

 

 有一天,我演《三堂会审》,田汉和高百岁同时坐在下。原来周信芳的移风社要排演《香妃恨》,高叔叔推荐我担任香妃一角,并劝我参加移风社。我说我已收了老板的包银,有些为难。田汉说:“信芳能邀请你,不易啊!机会难逢,错过你要后悔的。信芳虽身在沦陷区,但始终坚持抗日宣传,他是爱国者。你去重庆,也是爱国的表现,但爱国不分地域,何况这对你艺术水平的提高,极有帮助。”这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于是退还了包银,欣然同母亲和妹妹飞往香港,来到“孤岛”上海。

 

 加入移风社后,周信芳和高百岁为我精心安排了三天打炮戏——《玉堂春》、《鸿鸾禧》、《春秋配》。周信芳饰蓝袍和莫嵇,高百岁饰红袍和金松,都甘当绿叶。

 

 头天登台,我真有点怯。可我还未出场,就听到一片喝彩声。偷窥之下,原来是周、高扮演的陪审官在向巡按大人行礼,跪步整齐利落,洒脱漂亮。有他们给我“暖场”,我的胆子一下大了起来,幕内一声“苦哇”,使的是黄腔,台下就炸了锅。[慢板]的唱腔,新颖动听,一句一好,效果极佳。

 

 1938年8月19日,《香妃恨》上演,立即轰动上海;12月9日演《文素臣》,更是疯狂满座。报刊甚至还为我专门出了个《文素臣》专集,名流唐大郎、包小蝶等都有诗词相赠,田汉也特地为我写了文章。香水、手表、衣着、化妆品厂商纷纷找我做广告,一时真有应接不暇之感。


王熙春之《香妃恨》

 

 1939年初,安舒元邀我赴香港演出。一天在演《宇宙锋》时,到了“老爹爹发恩德”唱[慢板],刚唱到第二句,我忽然瞥见台下坐着梅兰芳,心一慌,拖腔时竟掉了板。

 

 散戏后,梅先生夫妇在冯六爷夫妇的陪同下来到后台。我对梅先生说:“让您见笑,我掉板了。”梅先生笑着说:“演戏难免失误,总体来说还不错,挺有悟性。”冯夫人接话说:“既如此,您何不收他做个徒弟?”梅先生莞尔一笑。我福至心灵,马上跪下磕头。翌日,冯六爷摆了两桌酒为我行拜师礼,我正式入了梅门。梅老师问我向谁学过戏,我说“黄老师”。梅老师说:“他是我师弟,唱得好。”

 

 我马上写信给黄老师,告知拜梅兰芳为师的经过。黄老师回信说:“梅兰芳是我师兄,能拜他为师,是你的福气。”

 

 拜师后,梅老师给我说了四出戏——《宇宙锋》、《穆柯寨》、《虹霓关》、《三娘教子》。这些教诲,对我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黄老师把我引向了京朝派的大门,那么梅老师在门内把我又推进了一步。我暗想,这次来香港,真的是来对了。


王熙春与梅兰芳


 那时的我,演艺一帆风顺,不仅舞台上出足风头,而且影界也邀我拍片。先是拍了四集《文素臣》,由朱石麟任编导,由我和屠光启、刘琼等合演;接着又拍故事片《香妃》,由我饰香妃,张翼饰霍集占,李英饰乾隆。由于同我合作的演员都是顶级明星,于是我也一跃而成为影剧两栖的明星演员了。

 

 1938年10月,黄老师也来沪,先在天蟾舞台为龙山医院唱义务戏十天,1939年春节正式在天蟾演出,1940年、1941年又两度应聘,在更新舞台演出,师徒经常有机会晤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移风社解散,日军进入租界,人心惶惶,戏院停锣;待时局稍定,仍有宵禁,不能演夜戏。伶人要生活,只能在下午至晚8时演出,名为“阴阳戏”,但如无好角儿也不卖座。

 

 北方名角不敢贸然来沪,于是众人瞩目周信芳先生。那时恰好黄老师在中国大戏院演毕,未曾北返,经我撮合,周与黄首次挂并牌演出于黄金大戏院,我挂二牌,俞振飞挂三牌,其他袁世海、芙蓉草、小三麻子、高雪樵、刘斌昆等都是名角。由于时局不稳,演出担了很大风险。周先生很大度,让我和黄老师、俞振飞、袁世海都拿包银,旱涝保收;而自己则与其他演员都是拆账制,视卖座分成。

 

 他们合作的戏很多,有《刘备与孙尚香》、《红鬃烈马》、《四郎探母》、《赵五娘》、《宝莲灯》等,结果大受欢迎,54天卖座兴旺,周先生承包也赚了钱。周、黄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袁世海说:“周黄合作,演出了许多旷世杰作。”诚哉斯言。

 

 黄师也红遍沪上,获“江南第一旦”的美称。这时黄师声誉已直追四大名旦,有“南黄北梅”之说。1946年在天蟾与马连良再度合作时,竟出现“夺四大名旦之席”的赞扬黄师的横幅,可见一时之盛。

 

 进移风社,是我艺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可以说,没有周先生的提携,就没有我的今天。周先生在舞台程式上不泥古,在风格上不守旧,能达到角色和演员浑然一体的境界。他能宣泄情感,以情动人,表演引而不发,一发必中,意在形中,形在意中,既有腔调婉转、推陈出新的唱词,又有鬼斧神工、隽雅入化的做功,能把一般演员忽略了的地方合理化、人情化,这就是真本事。我很同意钱英郁所总结的“麒派程式五法”——颤抖的手势,会说话的眼神,曲折传情的身段,千变万化的舞步,联动运转的“法”。这里面,包含了艺术规律和科学道理,体现着麒派表演的神韵。

 

 解放后1954年10月,黄师以《别宫祭江》一剧获一等奖,在陈毅市长主持的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黄派被誉之为“独岫群芳”,且再次点演此戏。我也有幸获奖,师徒二人还为此合影留念,可惜“文革”时被查抄了。后来黄师自组“秋声京剧团”巡回演出于各地,我也调到安徽,师徒就很少见面了。1978年9月11日黄师仙逝,我带病来沪奔丧,代表弟子在追悼会上发言,真是痛断肝肠。

 

 梅兰芳与周信芳同庚同窗,黄桂秋比他们小十二岁,都属马。一位友人曾赠我一幅图,上有三匹骏马,书曰“快马奔腾”,即含此意。可惜此画在“文革”时被抄,下落不明。今年是黄老师百年大祭,仅以此文纪念黄老师、梅老师和周先生。


(《上海戏剧》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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