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梅（兰芳）、周（信芳）、黄（桂秋）
今日推送之《我与梅、周、黄》，录自《上海戏剧》2006年第12期，为王熙春口述，朱永康执笔。王熙春出身京剧世家，曾在上海加入周信芳的扶风剧社，与周信芳合作，合演京剧《文素臣》等戏，深受观众欢迎。后从舞台转入银幕，主演了多部影片。
梅兰芳、周信芳、黄桂秋这三位前辈早已谢世，可他们的舞台形象和音容笑貌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我的艺术生涯，就是在他们的熏陶培养下逐步成长的，每念及此，宁不动情！
我1919年出生在南京。母亲是京剧旦角演员，父亲是教师，自幼就跟父母在南京戏班中生活，8岁练功，9岁能演《打花鼓》、《小放牛》等戏，13岁正式搭班子与赵韵声挂并牌，很快走红。那时高百岁正在南京演出，见我有培养前途，便邀我为他挎刀。高是麒门大弟子，对麒派戏无一不精，在他的栽培下，我的技艺迅速成长。在和高叔叔同台演出时，田汉常来看我们的戏，还赠给我一个“美丽的小鸟”的绰号，因此报章上常称我为“美丽的小鸟”了。
王熙春便装照片
1935年，黄桂秋与马连良在南京联袂演出，大红特红。“老生要看马连良，青衣要听黄桂秋”成为戏迷们的口头禅。次年，黄先生独自在南京挑班，我看了他的演出，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演《霸王别姬》正缺一件黄帔，于是试着请戏院老板向黄先生商借，不想黄先生一口答应，说：“借帔可以，但要请我看戏唷。”
那场演出，我真是担心极了，幸好始终没出什么毛病。散戏后，老板宴客，邀黄先生出席。在席上，我对黄先生说“老师您给我指点指点”，黄先生说：“挺好，你能掌握剧中人物当时的心情。”老板插话说：“黄老板，姑娘可佩服您哪！您就收她做个徒弟吧！”黄先生爽气地说：“好啊！”
于是择日举行拜师典礼，地点选在夫子庙有名的“都一处”川菜馆，摆了四桌酒。戏院老板主持仪式，出席嘉宾有田汉、阳翰笙、马彦祥、高百岁、李亦青、赵韵声等。在香烛前我恭恭敬敬地给老师磕了头。黄老师赠给我借穿的那件黄帔、一面化妆用的镜子和一幅绘有海棠花及一双蝴蝶的画，从此我便成为黄门第一弟子。那是1936年仲夏。
拜师后，我首先学的是《春秋配》。黄先生教戏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他对我说：“要唱好戏，必须会拼音、明四声、辨尖团、懂辙口。”这就为我指明了演艺进步的方向。因为黄帔的缘故，还教了我三出穿黄帔的戏：《二进宫》、《武昭关》、《贺后骂殿》。那时我给高百岁叔叔挂二牌，他陪我唱《二进宫》中的徐延昭；后来在移风社由周信芳先生饰徐延昭，高百岁饰杨波，都很受欢迎。其它传统戏如《玉堂春》、《王宝钏》、《三娘教子》、《朱痕记》等，我也都按黄先生的路子唱。戏院让我排演《弓砚缘》，我没学过，老师就一个一个动作教我，尤其是“举砚伸指”这一动作，真是美极了，演出时非常讨巧。《会审》一剧，黄腔与众不同，［导板］“玉堂春跪察院一言告禀”，不是“玉堂春跪至在督察院”，老师说：“［慢板］是人辰辙，而‘院’是言前辙；虽说首句无大碍，但还是辙口一致为好。”这出戏不仅［慢板］唱腔新颖，连后面的“叙一叙旧情”也别创新腔，能够获彩。后来我在移风社以《会审》首场打炮，周信芳先生饰蓝袍，高百岁先生饰红袍，一炮而红。虽说是他们捧我，但与黄腔的美妙动听也是分不开的。
黄桂秋之《春秋配》
抗日战争爆发，我举家避难拟赴重庆，途经汉口，被天声舞台聘请与赵如泉、安叔元、赵君玉、赵小楼（赵燕侠之父）等合作，就耽搁下来。这时黄师也到了汉口，在大舞台献演。我又有机会去学戏，同时还有厉家班的厉慧敏也和黄先生学戏。我们练唱时稍有不对，老师就“哼”一声，然后重唱；再不对就叫“琢磨琢磨”。恩师如严父，真令学生肃然起敬。
有一天，我演《三堂会审》，田汉和高百岁同时坐在下。原来周信芳的移风社要排演《香妃恨》，高叔叔推荐我担任香妃一角，并劝我参加移风社。我说我已收了老板的包银，有些为难。田汉说：“信芳能邀请你，不易啊！机会难逢，错过你要后悔的。信芳虽身在沦陷区，但始终坚持抗日宣传，他是爱国者。你去重庆，也是爱国的表现，但爱国不分地域，何况这对你艺术水平的提高，极有帮助。”这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于是退还了包银，欣然同母亲和妹妹飞往香港，来到“孤岛”上海。
加入移风社后，周信芳和高百岁为我精心安排了三天打炮戏——《玉堂春》、《鸿鸾禧》、《春秋配》。周信芳饰蓝袍和莫嵇，高百岁饰红袍和金松，都甘当绿叶。
头天登台，我真有点怯。可我还未出场，就听到一片喝彩声。偷窥之下，原来是周、高扮演的陪审官在向巡按大人行礼，跪步整齐利落，洒脱漂亮。有他们给我“暖场”，我的胆子一下大了起来，幕内一声“苦哇”，使的是黄腔，台下就炸了锅。[慢板]的唱腔，新颖动听，一句一好，效果极佳。
1938年8月19日，《香妃恨》上演，立即轰动上海；12月9日演《文素臣》，更是疯狂满座。报刊甚至还为我专门出了个《文素臣》专集，名流唐大郎、包小蝶等都有诗词相赠，田汉也特地为我写了文章。香水、手表、衣着、化妆品厂商纷纷找我做广告，一时真有应接不暇之感。
王熙春之《香妃恨》
1939年初，安舒元邀我赴香港演出。一天在演《宇宙锋》时，到了“老爹爹发恩德”唱[慢板]，刚唱到第二句，我忽然瞥见台下坐着梅兰芳，心一慌，拖腔时竟掉了板。
散戏后，梅先生夫妇在冯六爷夫妇的陪同下来到后台。我对梅先生说：“让您见笑，我掉板了。”梅先生笑着说：“演戏难免失误，总体来说还不错，挺有悟性。”冯夫人接话说：“既如此，您何不收他做个徒弟?”梅先生莞尔一笑。我福至心灵，马上跪下磕头。翌日，冯六爷摆了两桌酒为我行拜师礼，我正式入了梅门。梅老师问我向谁学过戏，我说“黄老师”。梅老师说：“他是我师弟，唱得好。”
我马上写信给黄老师，告知拜梅兰芳为师的经过。黄老师回信说：“梅兰芳是我师兄，能拜他为师，是你的福气。”
拜师后，梅老师给我说了四出戏——《宇宙锋》、《穆柯寨》、《虹霓关》、《三娘教子》。这些教诲，对我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黄老师把我引向了京朝派的大门，那么梅老师在门内把我又推进了一步。我暗想，这次来香港，真的是来对了。
王熙春与梅兰芳
那时的我，演艺一帆风顺，不仅舞台上出足风头，而且影界也邀我拍片。先是拍了四集《文素臣》，由朱石麟任编导，由我和屠光启、刘琼等合演；接着又拍故事片《香妃》，由我饰香妃，张翼饰霍集占，李英饰乾隆。由于同我合作的演员都是顶级明星，于是我也一跃而成为影剧两栖的明星演员了。
1938年10月，黄老师也来沪，先在天蟾舞台为龙山医院唱义务戏十天，1939年春节正式在天蟾演出，1940年、1941年又两度应聘，在更新舞台演出，师徒经常有机会晤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移风社解散，日军进入租界，人心惶惶，戏院停锣；待时局稍定，仍有宵禁，不能演夜戏。伶人要生活，只能在下午至晚8时演出，名为“阴阳戏”，但如无好角儿也不卖座。
北方名角不敢贸然来沪，于是众人瞩目周信芳先生。那时恰好黄老师在中国大戏院演毕，未曾北返，经我撮合，周与黄首次挂并牌演出于黄金大戏院，我挂二牌，俞振飞挂三牌，其他袁世海、芙蓉草、小三麻子、高雪樵、刘斌昆等都是名角。由于时局不稳，演出担了很大风险。周先生很大度，让我和黄老师、俞振飞、袁世海都拿包银，旱涝保收；而自己则与其他演员都是拆账制，视卖座分成。
他们合作的戏很多，有《刘备与孙尚香》、《红鬃烈马》、《四郎探母》、《赵五娘》、《宝莲灯》等，结果大受欢迎，54天卖座兴旺，周先生承包也赚了钱。周、黄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袁世海说：“周黄合作，演出了许多旷世杰作。”诚哉斯言。
黄师也红遍沪上，获“江南第一旦”的美称。这时黄师声誉已直追四大名旦，有“南黄北梅”之说。1946年在天蟾与马连良再度合作时，竟出现“夺四大名旦之席”的赞扬黄师的横幅，可见一时之盛。
进移风社，是我艺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可以说，没有周先生的提携，就没有我的今天。周先生在舞台程式上不泥古，在风格上不守旧，能达到角色和演员浑然一体的境界。他能宣泄情感，以情动人，表演引而不发，一发必中，意在形中，形在意中，既有腔调婉转、推陈出新的唱词，又有鬼斧神工、隽雅入化的做功，能把一般演员忽略了的地方合理化、人情化，这就是真本事。我很同意钱英郁所总结的“麒派程式五法”——颤抖的手势，会说话的眼神，曲折传情的身段，千变万化的舞步，联动运转的“法”。这里面，包含了艺术规律和科学道理，体现着麒派表演的神韵。
解放后1954年10月，黄师以《别宫祭江》一剧获一等奖，在陈毅市长主持的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黄派被誉之为“独岫群芳”，且再次点演此戏。我也有幸获奖，师徒二人还为此合影留念，可惜“文革”时被查抄了。后来黄师自组“秋声京剧团”巡回演出于各地，我也调到安徽，师徒就很少见面了。1978年9月11日黄师仙逝，我带病来沪奔丧，代表弟子在追悼会上发言，真是痛断肝肠。
梅兰芳与周信芳同庚同窗，黄桂秋比他们小十二岁，都属马。一位友人曾赠我一幅图，上有三匹骏马，书曰“快马奔腾”，即含此意。可惜此画在“文革”时被抄，下落不明。今年是黄老师百年大祭，仅以此文纪念黄老师、梅老师和周先生。
（《上海戏剧》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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