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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剧大家郑传鉴谈艺术

王恂 梨園雜志 2022-05-01

今日推送之《昆剧大家郑传鉴谈艺术》录自《中国戏剧》1991年第4期,作者王恂。郑传鉴,昆曲老生。原名荣寿,字镜臣。江苏苏州人。 1921年10月入昆剧传习所,从师吴义生,工老生。1927年12月转入新乐府昆班。20世纪30年代初,合股创建仙霓社。1954年8月起,担任上海市戏曲学校昆剧班教师,主教老生,1972年退休后居上海。1978年起应聘为上海昆剧团艺术顾问。


 “‘況钟’的‘況’,左边不是两点,而是三点。”刚看完《十五贯》从剧场出来,郑传鉴老先生便对我们说。他对剧目说明书和字幕上把“況钟”的“況”写成“况”,都认真加以纠正,可想而知,更多的评论还憋在肚子里,只有一吐为快。但因为时间已晚,只好相约改日访谈。


《千忠戮·八阳》郑传鉴饰程济

 

 在他儿子郑乾龙(电视连续剧《渴望》中罗刚的扮演者)的家里,我们和郑老先生又接着原来的话茬儿谈起来。他已有83岁高龄,精神矍栋,谈兴很浓,讲着讲着就站起来表演一番。那眼神,那表情,那手势,那身姿,真是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您看,他又在一边说,一边比划起来:


 “娄阿鼠说到自己‘不会种田’,表演动作如果是用锹头刨地的样子,就给人以会种田的感觉。要是改成这样:刨两下,就把撅头扔到一边。就使人感到他既不会种田,也不想种田。

 

 “娄阿鼠又说到‘当偷则偷’,那手势不能去抓人家的口袋,而要真的象小偷那样,左手缩在袖子里,右手在袖子的掩盖下,暗地里伸过去,用食指和中指去夹……”

 

 这时候,您可以看到,郑老先生完全变成了贼头贼脑的娄阿鼠,尤其是那两只眼睛,就象老鼠躲在黑夜的墙角里闪着光。


郑传鉴教授计镇华

 

 “最后一场戏,況钟披着斗篷,仪表威严地向台口走来,因为这时況钟要急速面见巡抚,回报已经查明的冤情,交回巡抚授予他的令箭,这令箭应当由他亲自来拿,而不能交给门子。”

 

 您听听,郑老先生说得在理不在理?


 1956年,浙江昆剧团首次排演了经过整理改编的《十五贯》。导演便是方传芸(已故)、郑传鉴和秦锐生。由“传”字辈著名演员周传瑛、王传淞等扮演況钟、娄阿鼠等剧中人,技艺精湛,轰动全国。周总理看后,赞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剧中有一个情节令人难忘:当況钟夜闯都府,为民请命,而巡抚周忱却大摆架子,迟迟不见时,況钟急切切地击鼓催报。周总理看到这里,无限感叹道:“可惜我们没有这个鼓。”

 

 郑老先生说:“击鼓这个情节,是当时扮演周忱的朱国梁建议加的,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但是,击鼓也不能乱击。”郑老先生又站起来表演了:“当官的只能击两下,咚!咚!不能击三下,更不能多击。为民的,才可以连续击鼓伸冤。”

 

 《十五贯》早已拍成电影。郑老先生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这部电影是陶金导演。其中有些动作是我提议加的。比如,況钟到尤葫芦家察看现场,先是俯下身去看柜子底下,再探起身、扬起头来看蚊帐上面(又表演起来),这都表明況钟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再有,苏戍娟与熊友兰在皋桥相遇,过桥时苏戍娟摇摇摆摆要跌下去,这时熊友兰回过身来不能用手去扶,因为男女授受不亲,而是把手中的雨伞伸过去接应(又表演起来)”您听听,一出戏里该有多少讲究!


《十五贯》电影海报

 

 谈起《十五贯》,郑老先生是几十年前最早的況钟扮演者。他说:“那时这出戏叫《双熊记》,因为剧中有熊友兰、熊友蕙兄弟二人,都受屈含冤。全剧含14折。其中有一折,況钟梦见两只熊,口中各衔一只老鼠(暗示双熊兄弟含冤,要抓到真凶娄阿鼠);又梦见两只熊把況钟的纱帽摘下来,翻了一个过儿(暗示只有況钟才能为双熊兄弟翻案)。况钟在《批斩》一折中,见到熊友兰的名字、珠笔一挥(又表演起来);又看到熊友蕙的名字,顿然生疑(又表演起来),联想梦见双熊,揣测定有冤情,当即决定缓刑复查。”


 郑老先生讲到这里,又对我们说:“这都是迷信,属于糟粕,后来演出就删掉了。根据《双熊记》改编的《十五贯》又删去了熊友蕙这条线,使剧情更加集中。但是《男监》这一折戏,还保留下来。演的是熊友兰和熊友蕙双双被捕入狱,听候判断。兄弟二人为了相互抵命,竟抢起红色的罪衣来。这个情节很感人,也是我提议加的。”

 

 还有一出传统昆剧《千忠戮·惨睹》,曾经由俞振飞和郑传鉴两位艺术大师同台演出,唱做极佳,堪称精品,颇受观众的赞赏。俞振飞扮演建文帝,郑传鉴扮演程济。剧中人为逃避燕王朱棣的杀戮,改扮一僧一道,逃亡他乡,一路上看到群臣被杀,株连十族,惨不忍睹,悲愤万分。这一折戏由八支曲子组成,每支曲子的词尾都有一个“阳”字,故又名《八阳》。


俞振飞、郑传鉴之《千忠戮·惨睹》

 

 郑老先生说:“这出戏经过我们共同研究,加进了优美的舞蹈和必要的道具。比如,我挑的那付担子,一头加了一个瓢,一头加了一个云帚。为什么要加这两样东西?俞老扮演的建文帝,有这样一段唱词:‘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唱到‘一瓢’,就指担子上的瓢;唱到‘一笠’,就指头上戴的斗笠(边说边做,传神的表演)。那个云帚呢,正是我改扮道士所带的。这都是适合特定的剧情,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物身份,不是随便加上去的。”

 

 郑老先生讲到这里,再次站起来表演:“我挑这付担子上山,担子的前头要抬高,担子的后头要放低。这个动作,也是从生活中学来的。我住在上海,看到商店的服务员挑着担子送货上楼,就是前头高后头低。一个演员要演好戏,就要随时随地观察生活,理发店、馄饨摊、瞎子过马路,都要看,都要学。这是基本功。”把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提炼成舞台艺术,这种艺术才是真实的,有生命力的。

 

 您听听,郑老先生的一席话,凝结着多么丰富的艺术经验艺术实践经验,蕴含着多么执著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

 

 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问道:“您从事昆曲艺术有多少年了?”“我13岁开始学戏,从1921年1991年,整整70军了。说来也巧,我的艺龄和党同庚。”郑老先生的言语间,流露出对于昆曲艺术的深厚感情,对于党的深厚感情。

 

 “我小时候是在苏州昆剧传习所学戏。老师是吴义生,他应功老外和老旦。我先是学小花脸,后来改为老生。我们学戏,先背戏文。头一天下课前,要念戏文,先是老师念,学生跟着念;然后是一个学生念,几个学生跟着念。依次轮流,反复好多遍。第二天早晨上课,一开始就背戏文,直到背熟为止。那时候学戏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我学的头两出戏是《千钧记·追信拜将》《百顺记·召登荣归》这两出戏,现在已经绝响舞台。以后常演的戏还有《鲛绡记·写状》《燕子笺·狗洞》《渔家乐·卖书》《铁冠图·别母乱箭》《贩马记·哭监》《长生殿·弹词》《千忠戮·草诏》《琵琶记·扫松》《浣纱记·寄子》……”

 

 我们问:“您学过多少戏?”“总有400多出,到现在只留下200多出了。我曾经提议,要抓紧把传统剧目记录下来,继承下来,可惜很少有人来做。”

 

 我们又问:“传字辈的老艺术家一共有多少人?”“过去我们一起学戏时有40多人。到1981年,只留下16人;到1991年,只有8位健在了。这就是:王传蕖、邵传镛、沈传芷、吕传洪、倪传钺、姚传芗、包传铎,还有我。”我们插话:“您和‘传’字辈老师,培养了不少昆曲的传人。”“有一些后起之秀,‘继’字辈、‘世’字辈就是。”

 

 从郑老先生不无感慨的话语里,我们深感剧目失传,后继乏人(或人才流失),是昆曲乃至整个传统戏曲亟待解决的严重课题。不知您听了是否也有同感?

 

 具有70年艺龄的郑老先生,在回答我们提出的从事舞台艺术的体会时,作了一个形象、概括的比喻:“过去我们演戏,是‘穿破不穿错’;现在演戏,是只求穿新不管穿错。当然,社会发展,艺术无止境。过去我们都穿长褂子,很方便;现在呢,我穿的是羽绒服,再让我穿长褂子就很不方便,上下公共汽车别人要踩你衣服呢。”

 

 您听听,郑老先生真是妙语连珠,意蕴深长。这使我们联想到,“穿破不穿错”与“移步不换形”(梅兰芳大师的戏曲理论)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穿破不穿错”(继承)与“长褂换羽服”(创新),又具有多么深刻的辨证法!


(《中国戏剧》1991年第4期)


- 阅读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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