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戏随想：京剧艺术不能“耐看不耐听”
今日推送之《听戏随想：京剧艺术不能“耐看不耐听”》录自《上海戏剧》1984年第5期，作者陈诏，为知名报刊编辑，192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曾担任《新闻日报》记者。工作之余除研究《红楼梦》等专著外，还有《美食寻趣》《漫说苏州》《文史拾穗》《梦余痴话》等作品。
一
听老年人说，解放前的北京旧式戏院里，有一批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 老听众” 。这种人不是来看戏的，而是来听戏的。他们对演员的扮相、表情、服装、道具、以及布景、舞美等， 好象全不在乎。来到戏院一坐，闭上眼睛，竖起耳朵，按板眼，打节拍，专心于声腔和音乐。听到好处，大声喝采；听不入耳, 竟至拂袖而去。
多么可敬可畏， “ 带着音乐耳朵” 的听众啊！演员在这些行家面前，仿佛接受一次严格的声学考试，还能不用心唱好吗？还由于当时京剧艺术的主要传播工具是留声机和收音机，绝大部分群众不可能亲眼目睹著名演员的演出，这也从另一方面培养他们听觉上的艺术感受能力。人们对京剧发生兴趣，几乎都是从爱好它的唱腔开始的。
我在年青的时候也是一个忠实的京剧爱好者。我特别喜爱余叔岩的声腔，凡是他的唱片搜罗殆尽。他的高音区回旋而富有表现力的脑后音，他的挺拔激越、苍劲中带有悲凉气氛的唱腔，诸如《战太平》、《搜孤救孤》等唱段，真是百听不厌，令人叫绝。这样久而久之，就能品尝它的韵味, 发现它的奥秘，自己也学着哼，学着演，从而对京剧发生浓厚的兴趣。
余叔岩之《四郎探母》
说起来，这也是一种良性循环。由于演员注重唱功，培养了一批有欣赏能力的听众，又由于听众的严格要求，促使演员在吐字运腔上精益求精，斗奇争妍，艺术上得到不断提高。京剧过去之所以风靡全国，红极一时，是与演员们的声腔造诣大有关系的。
二
“唱做念打”以“唱”为首。不仅京剧如此，我国的戏曲艺术历来以“唱”作为自己的特点。各种剧种以唱腔划分，各种流派也以唱腔区别。如果一个演员没有嘴上的功夫，要想舞台上出类拔萃，独树一帜，那是困难的。
但是，“唱”的艺术不一定要有一条好嗓子。梅兰芳嗓音圆润甜美，程砚秋嗓音苦涩低沉，他们都根据自己的天赋特点，形成独特的风格和流派。尤其是他们毕生对新剧新腔孜孜以求，从来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也是后世的楷模。
梅兰芳之《贵妃醉酒》
演唱应当为全剧服务，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那种“傻唱”、“闷唱”是不可取的。但是不可忘记，唱腔如同书法艺术一样，它既为内容服务，又具有自身的艺术价值，属于一种形式美。
因此，优秀的演员总利用独到的声腔，一方面创造角色，树立起一个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又在这个人物形象上打上自己的印记，为京剧艺术宝库中留下一段佳胜妙韵。如果只顾及表现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而在声腔表演中没有创作个性，那是不能广泛流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三
演唱，原是京剧艺术的重点。可是，目前我国的戏曲状况好象有重点转移或重点消失的趋向。例如在招收学员的时候，“五官端正”、“形体优美”就成为一条非常重要的录取条件。这就从学员的幼小心灵中埋下了重视外貌的根苗。
至于演员登台，化装、扮相、眼饰、造型以及布景、道具无不务求精工，尽量满足观众的视觉享受（当然，这种要求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但遗憾的是，对演唱方面的艺术追求却相对地有所降低，有所放松。其实，演员的美丑并不决定于外貌。谁都知道，程砚秋中年以后，体态发胖，外加身材高大，作为青衣行当是很难称得上美的，甚至每次出台必然会引起观众的哄笑。但只要一开腔，发挥了他的婉转缠绵、如泣如诉的声腔优势，台下立刻肃静无哗，把观众统统征服了。我认为，演员应当具备这种功力，能够化丑为美，这才无愧为表演艺术家！
程砚秋晚年所拍摄电影《荒山泪》
如今的京剧演员以师承为荣、以模仿为工，致使三十余年来再不能发展新派新腔，是一大憾事。试问：你愿意听流派创始人的原版唱段呢，还是愿意听流派继承人的翻版的模仿之作呢？任何流派。即使唱得再好，如果陈陈相因，毫无发展，也只会削弱艺术魅力，导致流派的衰落。
有些演员兼学各种流派，这种“转益多师”的精神是可嘉的。但唱《空城计》学谭派，唱《借东风》学马派，唱《四进士》学麒派，尽管学得维妙维肖，而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则“空空如也”，这能说是艺术吗？
“耐看不耐听”，这是许多观众对目前京剧艺术的一种强烈反应。
四
话题回到听众上来。高山流水，知音难求。要振兴京剧，必须培养一批真正的京剧的知音。
我不相信，在我们国家广袤的土地上，在众多的人口中，竟会没有新的钟子期产生。问题在于我们的京剧工作者一定要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固守我们自己的阵地，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把声腔艺术作为自己的重点，披荆斩棘，开拓前进。切不可临危思迁，为了追求上座率，为了满足观众“看热闹”的要求，去迎合庸俗低级的艺术趣味，去使用艺术以外的不正当的手段。须知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饮鸩止渴，只能导致知音的减少，京剧的衰落。
最近观看著名中年京剧演员交流汇演，看到这许多唱做俱佳的演员，这许多真正懂行的“听众”，真有说不出高兴。因把随想所得，爰笔记之，以求正于方家。
（《上海戏剧》198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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