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导演《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对我是多么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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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春天电影局再给我安排任务，要我导演《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又是蔡老找我谈话的。说心里话，我惟一的愿望就是别让我做电影导演了，这个职业对我说来是如此之格格不入，一听说就头疼。但蔡老毕竟是尊敬的蔡老，我只能婉转地说我不愿承担这一任务。蔡老说：“谁都知道你曾经是个京剧迷，这部片子没有比你再合适的人选了。”
无可推辞之余，我只得答应下来。但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这部片子拍完之后改任专业编剧，永不再作导演，蔡老居然也答应了我。虽然我知道，新社会的新风气是革命的任务不能讨价还价。但我却是无可奈何，不得不尔。谁也难于理解，当电影导演对我是多么大的负担。
吴祖光
我确实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京剧戏迷的生活经历，但已经过去很久了。大约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曾经不惜逃学逃课，在当时北京的广和楼看了将近一年的富连成科班的京剧。凭这段生活经历和印象，在1942年我写过一个以京剧旦角演员为主角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如今要我来做这位半个世纪以来照耀世界艺坛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舞台艺术片的导演，应当说这不仅是任务，而且也是荣誉。
从中央文化部到电影局都是十分重视这部影片的拍摄的，决定用最好的技术设备条件把这部戏拍好，决定聘请苏联的摄影和录音专家指导这两个部门的摄录工作，决定拍彩色影片，解放初期还没有拍过一部彩色故事影片。
这年4月我去上海访问梅兰芳先生，梅先生高兴地在他思南路的住宅里接待我。我们做了多次反复磋商，决定拍摄五个节目来概括他的表演艺术的各个不同的方面。五个剧目是：《霸王别姬》、《宇宙锋》、《断桥》、《醉酒》、《洛神》；在五个剧目之前拍摄一部梅先生的“生活和生平”，介绍京剧演员梅兰芳的历史渊源和他的生活面貌。生活部分和四个剧目分为上下两集，《洛神》单独成为一部影片。
梅兰芳《霸王别姬》
把高度写意的程式化的京剧表演艺术搬上银幕，美术设计是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一环，我聘请了当时负有盛名的几位美术家做我的美术设计顾问，是张光宇、张正宇、丁聪和美术史家黄苗子。我知道在美术设计方面的平面与立体、写意和写实，也即是在虚和实的方面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意见，相信这四位专家会和我站在一起顶住一些分歧的看法。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安排是对头的。
电影局把富有经验的老一辈摄影师吴蔚云同志派来这个摄制组。对我说来，最重要的仍是需要一个得力的副导演。我的运气很不错，岑范同志热爱祖国大陆，那时他在香港作为年轻一代的电影导演，正在一帆风顺地走向事业的高峰，而且当时最红最艳的一位电影女明星对他一往深情，即将结成美满姻缘，而他却一心报效解放后的新中国，排除一切干扰，回到祖国来了。但是他的运气却不好，一腔热情来到北京就赶上了一场政治运动，工作、事业一时都无从谈起。他是一个性情内向，比较沉默的人，显然来得不是时候，但却决不去走回头路。于是我得到领导的同意，把他从所在的八一制片厂借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再一次做了我的副导演。实际上他仍旧是我的老师。
吴祖光与梅兰芳在片场
这部舞台艺术片用了很长的时间从事准备工作。从各方面，主要是梅先生处搜集大量的素材来编集他的生平与生活部分，参加这部分工作的两位重要人物是梅先生多年合作的许姬传与他的弟弟许源来先生，他们两兄弟是梅先生的活字典，对京剧艺术和梅本人有丰富的知识和无限热情。和梅先生的合作达三年之久，我深切体会到梅兰芳大师之所以伟大，首先是由于他的大度能容，所谓“有容乃大”，因此他才能把这一些有才能的、对他无限忠诚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这部影片效力的人很多，远远不仅是许氏两兄弟而已。
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梅氏以外的演员人选，梅先生有个自己的剧团，即是梅兰芳剧团，所有准备拍摄的剧目本都有相应的演员，无须外求。其中惟有《断桥》中的许仙和《洛神》中的曹子建都是小生应工，剧团中的小生是著名的姜妙香先生，将扮演曹子建一角，因此梅先生提出《断桥》中许仙一角应由俞振飞先生扮演。振飞先生是南方本昆曲大家俞粟庐先生的公子，是当代小生行的翘楚。但那时俞先生久居香港，不在国内，是由我找到当时任职华东文化宣传领导工作的夏衍同志和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同志，通过香港有关方面，把俞振飞先生接来北京的。
从在上海拟定了拍摄方案之后，我和摄制组一些主要成员就跟着梅剧团的行踪，尽一切可能观摩梅先生的演出。
应该说老实话，我虽然在中学生时代曾经有一段时期沉醉于京剧场中，对京剧无限倾倒，但我最喜爱的是老生的唱，其次是花脸、武生，旦角当中我喜爱花旦的表演，对于着重唱工的青衣并无过多的喜爱。只是由于接受了《梅兰芳舞台艺术》影片的导演任务，反复听了梅派正宗的唱腔，我才真正成为京剧旦角唱工的欣赏者，到1956年与另一位旦角唱工大师程砚秋先生的合作，使我更进一步热爱京剧青衣行当的演唱。
京剧在舞台上的表演，一般节奏比较缓慢，尤其是着重唱工的文戏，因此对每一个剧目都要作一番压缩，使之尽可能的精炼，这是我必须做的工作。在压缩剧本的同时也要顾及剧本的文学性。京剧的文学性一直是这个居全国首屈一指地位的大剧种的最为薄弱的环节，有许多在戏剧结构上、思想深度上、表演方面的唱做艺术上都十分完美的剧目，惟有文学性非常差劲，甚至文字不通，令人哭笑不得。
吴祖光等工作人员在片场工作照
但一般说来，梅先生的剧目却不这样，几十年来，有不少的文学之士是梅氏剧目的编写者或改编及润色者，在这方面不需要再做什么加工。我只记得《霸王别姬》一剧的一场，项羽中了韩信十面埋伏之计，被困垓下。于四面楚歌声中，虞姬向大王劝酒，并舞剑为大王解忧，唱着：“……自古常言不欺我，富贵穷通一刹那……”
我对梅先生说：“项羽是西楚霸王，身经百战，与刘邦争雄天下。以‘富贵穷通’相况，所见太小了，不如改为‘兴亡成败’比较恰合身份？”梅先生从谏如流，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在此后他演出这个剧目时，都按照这个修改过的句子来唱。
大约在1953年以后，梅先生就从上海移家北京，在西城护国寺一号定居下来了。当时有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梅先生的弟子、言菊朋先生的女公子言慧珠住在梅家。言慧珠演过电影，可能也演过话剧，也能写文章。她住在梅家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在这部影片当中和老师配戏，扮演一个角色。她的理想是饰演《断桥》中的青儿，当她知道这个角色已经由梅先生决定由自己的儿子梅葆玖担任时，她对我说：“让我演《宇宙锋》里的哑奴也行。”哑奴是一个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做一点手势的角色，由这样一位负有盛名的演员来扮演，显然是不恰当的。
正在使我犹豫不能决定的时候，梅夫人非常严肃地向我提出绝对不能这么做。梅师母的口气分量很重，我不能不尊重梅师母的意见。对慧珠我感到很抱歉，但在以后的1958年，已故导演许珂拍摄《游园惊梦》，言慧珠终于得到和老师合演的机会，弥补了这一缺憾。
言慧珠聪明热情，多才多艺，50年代后期与俞振飞先生结婚，双方都是有才华有成就的戏剧艺术家，是一对理想的美满夫妻。但在后来的十年浩劫的初期，慧殊不堪那些所谓革命造反派的欺侮而自杀。她的个性偏狭，易于激动，在全国解放前后，因生活及事业上不顺利的原因，曾经有过两三次自杀，遇救生还，终于在“文革”之中自轻其生，含愤死去，令人叹惋。
梅兰芳先生出身梨园世家，他的祖父梅巧玲是清朝末年享有大名的旦角演员，在民间、在清宫都负盛望。他的父亲也是旦角演员，不幸早逝，梅先生是梅家的第三代演员，梅葆玖是第四代的旦角演员，葆玖的姐姐葆玥反而是唱老生的演员。
梅兰芳、梅葆玖之《断桥》
在这部影片中，梅先生扮演白娘子，青儿一角由葆玖扮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见过葆玖几次之后，我们摄制组里的同仁们普遍感到葆玖并不热爱自己的事业，他之从事于京剧旦角一行，客观的因素远远大于他的主观愿望。他喜欢开汽车、摆弄录音机、照相机以及一切机械之类，也远远超过他所从事的京剧表演艺术。最突出的一件事是在经过长时期准备工作，电影即将开拍之前，每个剧目都需要彩排一次，这将是正式拍摄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在排演《断桥》节目的那天，摄制组全体人员都准时赶到，包括特请来的两位苏联专家，而久等梅剧团的人不到。过了很久梅先生一行来到制片厂，独未见葆玖，而一向温和稳重的梅先生面有不悦之色，经向同来的某君询问，才知道葆玖到天津游玩去了……
葆玖很聪明，也有天赋，也即是遗传的作为一个旦角演员的素质。然而他对于演戏兴趣不大，是凭着聪明演戏，不像他父亲那样下过一番苦练功夫，后来的十年浩劫又浪费了他最可宝贵的演剧黄金时代。写到这里的时候，知道他初次到香港演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使人高兴，而葆玖现在已过中年了。
影片的美术设计是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主持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蔡楚生同志分歧最多，蔡老对传统戏曲表演比较生疏，总怕背景太简单，拍出的效果单调。
而我坚持传统戏曲表演的虚拟、写意的手法是突破时间和空间，诱发观众驰骋想像力的最高明的表演方法。立体布景和笨重的道具只能束缚住演员手脚……最终行使的设计方案，是经过许多反复商讨才得以通过执行的。苏联摄影专家雅可夫列夫对此本来也不理解，也由我做了反复地讲解，才能逐渐接受，在这方面费的精力实在不少。
拍摄《洛神》片场照
美术设计是从上海特邀参加的著名美术师韩尚义，绘制背景的是上海业的著名擅长金碧山水的国画家胡若思。和他们两位的合作是十分愉快的。
聘请两位苏联专家，总的来说，对完成任务还是起了作用的。一方面说明了领导对这部影片的重视，但是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合作也确实感到不少不必要的浪费，包括时间、精力和经济上的浪费。经济上的浪费是显著的，两位专家，都携带夫人，工资和生活方面都是很大一笔支出；工作当中事事都要通过翻译，两位翻译终日忙碌，十分劳累。其中录音工作比较简单，但是摄影方面就要复杂得多，这位专家也比较固执，常常在某一项处理方法上发生抵触，双方的道理讲不通，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僵持不下，苦不堪言。
其实假如不请专家，我想我们是有能力把工作做好的。何况我们并非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越剧舞台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彩色片，拍摄在梅片之前，并没有请什么外国专家，片成之后争得国际声誉，足以说明问题。
由于和苏联专家在合作中有过不同意见、甚至争论，这本来应属于十分正常的现象，但在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中，经我们摄制组的某些同志的“揭发”，我对苏联专家的态度是“反苏”！从而反苏必反共，反共必反苏，是我的罪状一条，这是我事先绝对未能预料的。
岑范、梅兰芳、雅可夫列夫、刘连荣、吴祖光之合影
其实我对苏联专家是十分尊重的，假如雅可夫列夫同志依然健在——他当时年纪已不轻了——他和录音专家戈尔登都会记得我们之间的友谊。我曾经在家里盛宴款待过他们，临别时又赠送他们两位各一幅白石老人的大幅绘画精品真迹。也相信他决不会计较我们之间由于意见不合而引起的辩论。
此外还有一个例子是《断桥》这个节目，我看过样片之后，总感觉焦点不实，影像不够清晰。但是由于洗印的困难，重拍是更困难的。真正严格的导演是有权提出追究责任，返工重拍的。但我只提了一下，由于尊重专家，又没有别人以至包括上级领导提出，也就将就了。很难想像，假如我提出重新拍摄的话，我和专家之间的关系将会紧张到何种程度？然而基于自己的责任感，二十七年过去了，我至今是耿耿于怀的。
影片经过了近两年的筹备工作，于1955年春天开拍，约近年底结束。应该说，工作是基本顺利的。梅兰芳先生胸襟开阔，平易近人，他的最大的过人之处、感人之处是那样谦虚、诚恳，与人为善。任何人的意见他都虚心听取，并且随时主动地征求别人的意见。拍摄《断桥》时，他自谦说对昆曲的造诣不深——其实这是他常演的剧目，人们都知道他在昆曲方面幼有师承，下过苦功，那时俞振飞先生的夫人黄蔓耘尚健在，每天陪伴俞先生到摄影棚来。梅先生多次在拍摄之前请黄蔓耘夫人为他做示范表演，自己站在旁边专心注目地观看，像一个恭敬恳挚的年轻学生那样虔诚。谁能想到，这就是当代最受人崇敬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呢？从这里我找到了梅兰芳先生一生坚持进步、永葆艺术青春的秘密：虚怀若谷。这种动人的情景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另外的一次难于忘记的事情是拍摄《宇宙锋》中“金殿”一场时，在拍一个全景，整个摄影棚中的电灯全部开亮，正在拍摄进行当中，突然爆炸了一个一万支光的大灯泡，声音响得吓人，碎玻璃片纷纷溅落，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而正在表演中连唱带做的梅兰芳先生竟然丝毫不为所动，一心贯注地把戏做完。这才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没有过人的胆量、高度的修养和对所从事的事业责任感也是难于做到的。
（《掌握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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