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政治怀旧是一种病

来源：公众号“羽戈1982”

蔡济民是湖北黄陂人。黄陂一地，为辛亥革命贡献了许多风云人物，最著名的自然是黎元洪，堪称黄陂的代言人，此外还有蓝天蔚、吴醒汉、蔡良村等。蔡济民在其中，只是小弟辈。辛亥年他二十六岁，在湖北新军二十九标任排长，另一身份，则是同盟会湖北分会参议部长。武昌首义，他不仅是组织者，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厥功甚伟，被黄兴誉为“鄂中军人之巨擘”，后来论功行赏，获授陆军中将、勋二位。他死后，章太炎撰墓志铭云：“……军中能者，则以黄陂蔡君为枭，然起于什伯之长，非有连营巨屯为之藉也。奋其虓阚，而虏帅辟易，江汉以清，于是民国始有营垗。君之功，汉二十八将侪也。”“起于什伯之长”，即指蔡济民出身寒微。从这番话来看，章太炎好用怪字和僻典，可见一斑。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热血青年、革命元勋，在民国成立后不久，竟作诗感慨今不如昔，抒发悔恨之意：“早知结束如斯苦，翻悔当年种恶因。”这组诗名“书愤”（一作“书怀”），共计六首，这里且钞前两首：

为除虏政挽神州，翻不如前更可羞。

贮看吹牛都致富，但凭拍马博封侯。

无分上下皆平等，莫辨公私是自由。

借问一般名利客，胸中可有国家否？

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

铁血铸成真大错，头颅拚却反无光。

同仇或被金钱魅，异日谁怜种族亡？

回忆满清惭愧死，我从何处学佯狂。

当我读到“翻不如前更可羞”、“回忆满清惭愧死”，不由想起彼时流行的一种论调：“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绪爷”。我曾以为，这只是清朝遗老的感喟，不承想，连为民国奠基的革命党人蔡济民，都作如是观。

首先需要分辨，“民国不如大清”的论断能否成立呢？关于这二者的区别，民初曾有对照：“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瓴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大多“兴”与“灭”，都是换汤不换药，甚至连汤都不换，只换了盛汤的破碗，如“盘云髻兴，堕马髻灭”“卡片兴，大名刺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等。再如“剪发兴，辫子灭”，国人脑后的辫子虽然剪掉了，心底的辫子依然纠结；“总统成，皇帝灭”，实则总统的权柄与光芒并不亚于皇帝。

辛亥革命是一场精英革命、城市革命、微暴力革命，既不深入，亦非暴烈，比起后世种种革命，其杀伤力简直微不足道。这场革命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结构，并未造成根本性的颠覆。民初之于清末，变的仅仅是形式，不变的却是实质，尤其百姓的生活，贫苦如旧，压抑如旧，稀饭和豆腐还是从前的味道（细究起来，他们的生活可能还不如往昔，脑后的负担也许减轻了，肩上的负担显然加重了，譬如民初战火不熄，社会稳定远不如清末，军费开支则远过于清末，羊毛出在羊身上，军阀养兵，终究由百姓买单）。最悲剧的还不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是除了吃苦，百姓别无选择，民国好还是大清好，民主好还是君主好，立宪好还是专制好，对他们而言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答案从来不在他们手中。

要言之，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讲，民初与清末，谈不上哪个更好，哪个更坏，二者其实是一丘之貉，一条线上的蚂蚱。有资格区分好坏的只是极少数，这些人对好坏的判定，除了利益的增减，还涉及立场与视角的偏差。基于此，相比“民国不如大清”的论调，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为什么认为民国不如大清。

不难想见，清朝遗老缘何坚称“民国不如大清”。遗老之为遗老，即在对前朝的忠诚。不管这种忠诚基于观念还是利益，正造就了他们对前朝的无限眷恋，与对今朝的无比敌视，所谓“余与民国乃敌国也”（郑孝胥语）。在清朝遗老眼中，民国几乎千疮百孔，一无是处。如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云：“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凌夷，法守隳斁，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来未有斯极。耗矣哀哉！”劳乃宣《续共和正解》云：“今者邪说流行，提防尽决，三纲沦九法斁千圣百王相传之遗教扫除破坏荡然无复几希之存，过于六朝五代远甚，则其乱之甚且久者必过六朝五代无疑。吾恐非百余年数十年所能止也。”照此说来，民国岂止不如大清，简直是吾国五千年来最混乱、最糟糕的朝代。反讽的是，恰在康有为所抨击的民国，他能够安枕而卧、逍遥自在，反之，在他所怀念的晚清，他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

怀旧是遗老的生活方式、立身之道，甚至宿命。当前朝覆亡，他们不得不沦为遗老，其肉身进入现世，精神则留在了过去。今朝风日再好，气象再大，都难入他们的法眼。纵使过往留给他们的不是荣光而是苦难，纵使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他们却一再回首，对前朝的迷恋与追忆，支撑了他们的余生。他们只记得前朝的好，正如只看见今朝的坏，这一比，民国自然不如大清。

与清朝遗老相反，蔡济民感叹“民国不如大清”，不是因为大清太好，而是因为民国太坏，远远低于他的预期。他对共和，原有极美好的想象，然而，“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其锋芒所指，则在袁世凯所办的“假共和”。这般心思与论调，他的同侪不乏共鸣，如民初汪精卫致吴稚晖信中提到，顾梦渔曰：“袁世凯比满洲政府更坏。”马君武曰：“彭家珍杀良弼做什么？良弼死了真可惜，良弼若在，必能为袁世凯的对头。”——竟为清末革命党人的眼中钉良弼叫屈。一言以蔽之，“满腹牢骚无处泄，借诗聊作不平鸣”的蔡济民，只是在借大清讽刺民国，并非如遗老那样“梦回前朝”。倘让蔡济民回到大清，恐怕他还得投身革命，以倾覆大清为己任，正如让马君武回到大清，恐怕他还得支持彭家珍刺杀良弼。

政治怀旧由此呈现了两种泾渭分明的模式：第一种真心认为前朝好过今朝，抑或前一代执政者好过这一代执政者，第二种仅仅发自对今朝的不满，实则与前朝的好坏无关（如果一定要比，则非对比哪个更好，而是对比哪个更坏）。前者是真怀旧，后者是假怀旧；前者指向过去，后者指向未来；前者的主旨是感伤，后者的主旨是愤慨；前者的目的在于复辟，后者的目的在于批判。

只不过，这样的批判方式，并不十分可取。如蔡济民批判“假共和”，完全可以正大光明，“临之以堂堂正正之师”，何必假借大清之力，说什么“回忆满清惭愧死”呢。这不免令人误会，以为大清的确好过民国、革命党人突然变节等，终而导向幽深的误区：批判被等同于复辟，批判者被视作旧时代的拥护者。批判的力度就此消解，批判的方向就此错位。所以说，以批判为基点的政治怀旧，不仅是假怀旧，甚或流于假批判，这实在是一种病（怀旧在西方一度被视作一种大脑疾病）。

真怀旧又当如何呢？诚然，当前朝好过今朝，复辟未尝不可。我们所遭遇的事实则是，世人惯于质疑所生存的年代，同时美化过去与未来，哪怕今朝未被妖魔化，前朝却常被理想化、神圣化。有时两个同样糟糕的年代，在政治怀旧的幻术之下，竟有了天壤之别。怀旧者一向喜欢给历史镀金，然而千载历史几乎一般黑暗，无论怎么镀金，黑铁时代都无法化作黄金时代。

在“民国不如大清”的声浪之下，复辟似乎生出了几许正当性。不过民初的两次复辟，结局无不悲剧。袁世凯复辟帝制，自己当皇帝，不仅迎来了蔡济民们的讨伐，清朝遗老更是骂声不绝，最终身败名裂，忧惧而死。张勋复辟，赤胆忠心向前朝，康有为、劳乃宣等积极参与，敲锣打鼓，可惜仅仅十二天便黯然落幕，形同儿戏。其根本败因，恰如杨度所云：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倘若复辟者不能证明当下正处于历史的逆流，则将被证明，其自身就是逆流。

如何把握与时代潮流的关系，成为了政治怀旧的最大难题。如果说古代中国受制于退步主义的历史哲学（相对于西方的进步主义历史哲学）：最好的时代是源头的三代，此后一路沉沦，因而古人习惯向后看，从过去寻求政治资源或乌托邦。这正为政治怀旧提供了理论基因。那么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了唐德刚所定义的“历史三峡”，万水东流，一往无前，政治怀旧则无容身之地。须知人不可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政治亦然。哪怕要恢复旧制，眼光还得向前看。说白了，必须顺势，切忌逆流：顺势者，事半功倍，逆流者，自取败亡。

2015年7月29日初稿

2019年1月19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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