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不肯下跪，我大清自有妙计
文章来源： 谌旭彬｜短史记
1872年10月，同治皇帝大婚。
各国在京使节早已做好了受邀观礼的准备。岂料，送来的不是请柬，而是总理衙门的告诫，要他们切勿在这“良辰之日”上街行走，还要求各使馆约束本国在京之人，该日必须呆在家里。
公使们“大怒，有当面予以教训者”，当面痛骂了总理衙门的传讯人，“但无如何，许而从之”，骂完后也没什么办法，毕竟邀请与否，是清廷的自由。
问题出在“公使们见了皇帝究竟跪还是不跪”这个问题上——近代外交讲究平等，公使们是不肯跪的；传统制度讲究宗主国的体面，外邦使节不跪上国皇帝，真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问题，已纠结了清廷差不多一百年。当然了，洋人不肯下跪，大清也是自有妙计。
图：跪拜之礼，实际上是权力对人的一种规训
乾隆时代：篡改他国文书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C．MaCartney)使团来华。
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但马戛尔尼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这一前提下的贸易条件的改善。
调和矛盾的重任，落在了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身上。
因为经验丰富， 礼部做起这种事来得心应手。他们毫不迟疑地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以天朝上国的体面为第一要义，篡改了人家的外交文书。
比如，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爵士致函乾隆，为马戛尔尼访华作准备。信函原文是这样的（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下同）：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伸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非常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交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代表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经礼部的大人们之手修改后，呈递给乾隆皇帝的版本，则变成了这样：
“闻得天朝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州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嘎尔尼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
“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恳想求”、“施恩”、“赏见”、“包管”这类语句字眼的增入，无疑为天朝上国的“体面”增色不少。
由马戛尔尼转递的、英王给乾隆的信函，也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比如，原信的开头是：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 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
经礼部的大人们修改之后，呈给乾隆阅读的版本，则是这样的：
“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英吉利国大红毛及佛部西依拜尔呢雅国海主，恭维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 连外国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 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交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 造了多少大船， 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
其实，这已经完全不能算是“修改”，而是重写。原信开头的主旨，是在向乾隆介绍大英帝国的伟业；重写后的版本，则完全变成了跪舔“中国大皇帝”。
文书可以随心所欲地乱改，“夷人”未必看得懂，也未必看得到。只是真到了需要“夷人”三跪九叩中国皇帝的关头，终不免露出马脚。
当然，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按英国档案的记载，马戛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中国皇帝；而据中方文献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
图：乾隆皇帝
咸丰时代：夷人不跪拜则誓死不见
继任的嘉庆皇帝，在维护天朝上国的体面这个问题上，比他的父亲乾隆要“有原则”得多。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只愿“脱帽三次，鞠躬九次”，他就在阿美士德申请谒见的文书上，写上一堆“所言甚属欺诳”、“支吾可恶”之类的词句，然后把他们赶出了中国。
咸丰皇帝没有这样的底气。“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败了。
战败后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中，有这样的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
条约带有“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也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
但这种解决，仅仅是条约层面的解决，咸丰已决意在实践中，坚决抵制该条款。
事实上，在1858年《天津条约》即将签字之际，他还在下达指示，要求条约中必须规定“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清廷和自己必将颜面尽失，那时，“何以为天下共主”？
清军战败了，指示也落了空。回避与来华使节的会面，就成了咸丰维护天朝上国体面的最后防线。
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必须坚决抵制这一条，并如此解释其中利害：
“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米(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谈判失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火烧了圆明园。咸丰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恭亲王奕訢，然后签订了新的《北京条约》。
联军收获了不菲的物质利益，仍然撼不动咸丰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但洋人用平等礼仪面见了自己的兄弟恭亲王奕訢，仍让远避热河的咸丰伤心欲碎：
“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咸丰不愿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也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对一线负责谈判的大臣们疾言厉色，勒令他们必须想办法阻止洋人“亲递国书”：
“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这年12月，恭亲王终于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咸丰对这些保证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
见识到了如此这般的“誓死不从”，英国政府只好做出退让，不再坚持入觐问题。1861年1月9日，英国外相训令其驻华公使，勿再要求向中国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他国家随之也采取了相似的处理方式。
1861年8月，咸丰病死于热河。他终于成功践行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图：咸丰皇帝
同治时代：五鞠躬之礼藏玄机
咸丰死后，同治年幼、太后乃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成了清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
期间，美国人蒲安臣曾代表中国出使西方，以近代外交礼仪拜见各国元首。各国公使以此为契机，要求入觐中国皇帝，也同样被清廷以皇帝年幼为由拒绝。
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再次以不给各国公使送请柬的方式，“规避”了问题。
但问题终于还是来到了必须解决的一天。
1873年2月23日，年满十八岁的同治帝，正式宣布亲政。次日，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同治帝，递交国书。
拖无可拖，所有的拒绝理由，都已不复存在。总理衙门只好与五国公使约定在3月11日会谈。
《筹办夷务始末》记录了双方谈判的大致情形：
“彼谓条约中有碍于国体之礼，为不可行；则告以碍于中国国体，亦不可行。彼谓条约允以优待；则告以中国相待，能优于礼之中，不能优于礼之外。彼谓唯跪拜之礼，有碍国体者不能行，此外均可商酌；则告以唯跪拜之礼，最关中国国体，首先议定，此外始可从容拟议。加以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
翻译过来，大体就是：
五国公使：条约里写明了，不可以施行有碍于我们的国体的跪拜礼。
清廷代表：非跪拜礼也有碍于中国的国体，也不可以施行。
五国公使：条约里写了，在礼仪方面，要对我等的国家实施优待。
清廷代表：是要优待，但得在中国之礼的范围内优待，不能优待到礼的范围之外。
五国公使：只有跪拜之礼，有碍国体不能施行，其都好商量。
清廷代表：只有跪拜之礼，于中国国体最为要紧，不能退让，其他都好商量。
如此谈判，自然只能是“舌敝唇焦”，不会有任何结果。
随后，双方又展开了漫长的公文往来战。
各国公使坚持：觐见一事，《天津条约》早有约定，清廷也已允诺皇帝亲政后履行；公使觐见在西方各国已是惯例，汉译的《万国公法》里也有详细记载，不存在理解难度；觐见礼仪应按照各国通行的方式，各国平等，并非藩属，不能强求行跪拜之礼。
清廷代表则坚持：《天津条约》里还有“自行举办”的规定，你们不能催逼我们；中国优待各国大臣，只能用本国固有的礼仪来优待，不能用中国没有的礼仪来优待；中国使臣出使各国，都入乡随俗采用你们的礼仪，你们来中国，也该入乡随俗；觐而不跪，不符合中国体制，中国不能答应。
辩论往返长达三月之久，大批的官员与士大夫也卷入其中。
至1873年5月15日，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双方达成协议：
（1）五国公使觐见时不行跪拜之礼，作为让步，公使们特将觐见本国君主的三鞠躬之礼，改为五鞠躬。
（2）不举行觐见大典，只允许带有本国国书，初次驻使中国者参加觐见，呈递国书。以后也不能随时要求觐见。
清廷在该协议中的用心至为显然：
（1）不跪拜可以，但必须体现出天朝上国的超拔地位，所以你们对自家君主三鞠躬，对我天朝皇帝，必须五鞠躬。（2）即便是五鞠躬，作为天朝上国也是吃了亏，所以要止损，要严格限制你们觐见皇帝的次数。
1873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国公使和日本大使，共六国使节在紫光阁以鞠躬礼觐见了同治帝。各国使节终于如愿以偿，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清朝皇帝的面前。
此时，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过去了整整80年。
图：同治皇帝
李慈铭：六国使节吓尿了
当然，各国使节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五鞠躬，从未被载入《清穆宗实录》和同治皇帝的《起居注》，尽管这两份文档的职责，是详细记载朝廷所有政务大事和皇帝每天所有活动。
关于觐见情形，《清穆宗实录》里只有“于紫光阁前瞻觐”七个字，《起居注》中亦只有“……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一句而已。
这种不入记载，是有时代土壤的。
比如，在翰林院编修吴大澄看来，外国使节不肯下跪，必将破坏大清的政体，让“普天臣民之心”愤懑难平——“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而不平！”
而在浙江道监察御史边宝泉看来，用中国臣子的跪拜之礼，来要求外国使节，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优待——“瞻觐不行跪拜，中国从无此礼，和约以来，该夷虽非属国，然其使臣亦与我中国之臣等耳，以中国臣子之礼待之，不为不优。”
最耐人寻味的，是当时著名的经史学者李慈铭。在《越缦堂国事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条下，他脑补出了这样一幕离奇的情节：
“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
总结起来，无非一句话：
六国使节在觐见我天朝皇帝时，全都吓尿了。
图：李慈铭画像
参考资料：
陈恭禄， 中国近代史 （上册）；《同治朝夷务始末》，中华书局；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英国首次遣使访华实录》，紫禁城出版社；陈廷湘《论奕訢的外交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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