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部筛查是在无症状人群中找出早期肺癌患者的过程，国内外筛查计划都表明，通过筛查可以降低肺癌病死率。
比如说NLST 显示低剂量CT（low dose CT，LDCT）能够较胸片降低约20% 肺癌病死率；荷兰‑比利时肺癌筛查试验（Nederlands‑Leuvens Longkanker Screenings Onderzoek，NELSON）显示LDCT筛查可以将男性肺癌病死率降低26%，女性肺癌病死率降低39%。因此，筛查是降低肺癌病死率非常有效的方法。
但在筛查获益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过度问题。
1.筛查人群的过度问题：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癌症筛查相关的潜在危险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有效性，筛查计划应仅限于普通人群中患特定癌症的高风险人群。
欧美国家的筛查计划对于高危人群的界定大多选用55岁以上，吸烟15包/年以上的人群。
既往研究表明欧美使用的肺癌高危人群纳入标准可能并不适用于我国，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女性和非吸烟肺癌患者的高患病率。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我国肺癌发病流行病学可能不同于欧美国家；
第二是缺乏大样本的研究支撑标准的建立，各自报道的样本量都较小，很难代表中国人群的真实情况；
第三是权威筛查计划的结论引起恐慌，加上公民健康意识的增强、单位的医疗福利、媒体的渲染等，使公众自发到医疗机构体检；
第四是确定符合中国特有的高危因素比较困难，我国除了吸烟和年龄以外，职业、压力等因素常常难以定性和定量。
自2000年以后，我国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肺癌筛查项目普遍存在高危人群界定不明确，筛查范围年轻化、扩大化和随意化的问题。
不同筛查项目的人群纳入标准差异较大，比如年龄下限有40、50、55岁，甚至有从35岁开始的，吸烟也不作为主要危险因素，有的甚至把女性作为危险因素。
如果高危人群不能确定，势必造成对非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对非高危人群进行的筛查属于过度筛查，其危害有哪些？
第一，筛查效益不高，浪费社会资源，尤其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得恰到好处，避免浪费。
第二，过度筛查导致假阳性率提高，带来过早预警、过度诊断、过早处理和过度治疗。
第三，超范围筛查会引起个人恐慌和焦虑，影响工作、家庭和社会。
第四，超范围筛查会带来过度辐射问题。因此通过大数据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高危人群纳入标准，建立有效筛查高危人群模型，确定合理有效的筛查路径非常重要。
2. 筛查中过度辐射问题：
目前筛查应用的是LDCT，每次检查的有效辐射剂量约为1.5 mSv。
循证医学证据显示每年1次的CT检查是安全的，但辐射暴露应该遵循尽可能的低剂量原则（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ALARA）、尽量避免和最小化，并且应以明确的说明在知情同意中告知受试者。
意大利的肺癌筛查试验对年龄不小于50岁的无症状、高风险烟民的研究表明，经过10年的低剂量CT 筛查后，每万人肺癌发病归因危险度在1.4~5.5之间，常见癌症则在2.6~8.1之间，因LDCT筛查诱发常见癌症的额外风险为0.05%。
也就是说LDCT筛查可能会增加患癌风险，而且年龄越小风险越大，值得关注。
我国目前筛查项目中存在过度辐射的主要原因：
没有严格落实低剂量扫描原则；
技术员没有遵循指南和共识规范扫描；
普通群众不听从医师的建议，反复进行检查。
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过度辐射带来的危害，
一是要准确把握筛查范围，包括制定合理的筛查人群纳入标准和个体化的扫描范围；
二是要严格执行低剂量扫描，技师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爱心；
三是要采用最优化的图像采集方案和图像重建算法，在实现相同诊断图像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个体总辐射剂量；
四是要加强科普教育，让普通人群了解筛查的价值和过度CT 检查的危害。
3.筛查带来的心理问题：
筛查结果对患者的心理影响主要是焦虑、紧张和恐慌，这会带来身体的损伤，并影响生活、工作甚至家庭。
根据我们对筛查阳性患者的随访，中国的患者普遍存在焦虑和恐慌，甚至从发现结节那天起就踏上了不断的求医问诊之路。
因此强调影像科门诊的重要性，我们不仅要出具检查报告，还要对报告的内涵进行解释，对患者的处理进行精准的建议。影像科医师发现结节，对结节定性、分类和给出处理的建议可以大大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减少患者不必要的过度诊疗。
第二个需要强调的是心理门诊的重要性，必要的心理干预是医疗活动的有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