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姐姐”文化的负累和解锁

2021-04-20

经历了2月春节档井喷式的观影热潮，3月份冷冷清清的电影市场，4月清明档又掀起了一个观影小高潮。令人惊喜的是，继《你好，李焕英》之后又杀出一匹闪耀的黑马，新人导演的家庭伦理小片《我的姐姐》上映10天票房破6亿，成为清明档票房冠军，与好莱坞视效大片《哥斯拉大战金刚》共同撑起了整个清明档。

不得不说，后疫情时代的观众对情感的需求大大增强了，一味的视听轰炸对观众的吸引力在持续下降，涉及家庭困境和亲情伦理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反而得到了市场的肯定，从《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一直到《我的姐姐》，父子情、母女情、姐弟情……柔化了每个人的心灵。

所不同的是，虽然前两部也引发了或多或少的争议，但主要的矛盾点在于是否电影化，“小红花”和“李焕英”整体都在传统主流的观念框架之内，是一种沟通亲情的和谐之音，观众的共情度还是普遍比较高的。

《我的姐姐》则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和撕裂，作为问题电影，它抛出了一个令人纠结的焦点议题：父母双亡，24岁的姐姐有义务抚养6岁幼弟吗？尤其是开放性的结局：姐姐拉起弟弟跑出了领养家庭，相拥而泣。这一点引发了“姐姐”们的愤怒，尤其是90后、00后年轻女性的强烈不满，直言“我不喜欢这个结局”，认为主创前面所做的一切努力到最后一刻却崩塌了。

这背后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新一代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都极速提高，是不能轻易被冒犯的。这点上从“唐探3”不尊重女性的表现被热议就已经感受到了，同时也反映了在二胎时代下冒出的社会新问题。观众明显划分为两个阵营：一方是追求自我的姐姐立场；另一方则站在弟弟的立场，基于“血脉相连”的家庭亲情，抑或帮扶弱者的人道主义，许多父母观影后都被年幼无辜懂事的弟弟感动得一塌糊涂，认为姐姐应该抚养弟弟。

每个人代入的角色不同，所产生的观点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你能深刻感受到社会变革期在代际、性别之间所产生的巨大震荡，以家庭利益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和以个体价值为中心的现代观念正进行着激烈的拉锯战，这种新旧观念的交锋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必定会发生，这部电影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它的意义也许正是把这个议题引领到公共舆论场曝光。

谈谈自己的感受，作为生活中的姐姐，我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它真正切中了姐姐们的生存痛点，没有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又怎能感同身受？！令人赞赏的是，《我的姐姐》第一次让姐姐作为第一主体发声，袒露自己真实的想法，敢于说“不”进行反抗，而不是以往电影中司空见惯的被他者歌颂的奉献型“姐姐”、牺牲型“妈妈”，它把平日里长久被遮蔽被默认的女性隐痛和伤疤揭开给大家看，挑战并质疑了既有的固化守旧的性别秩序和思维惯性，重塑了当下的姐姐形象，代表了新一代女性要求平权的勇敢态度。

这一点比《你好，李焕英》进步，与《82年生的金智英》相似，无论是婚前以弟弟优先，还是婚后以丈夫为中心，女性都处于“第二性”的位置。这在《我的姐姐》中“姑姑”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她已经习惯于付出与牺牲，为弟弟放弃自己的事业，为家庭操劳一生，多少女性就这样过完了一生，甚至还成为男性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形成“无我”、“无私”的集体无意识，这也是上一辈大多数女性的处境，孕妇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儿子，这种悲剧依然在循环上演。 

你会联想到许多影视剧中的姐姐妹妹：《女人的故事》中为了给哥哥换亲，被母亲强迫嫁给哑巴的金香，为了生儿子而四处逃难的大肚子女人；《七声》中供弟弟上大学的底层打工妹阿霞；《过春天》中出国优先权被弟弟占有的Joe。《欢乐颂》中被家人不断索取的樊胜美，《都挺好》中被母亲嫌弃的苏明玉，《安家》中被恶母不断压榨的房似锦，她们的母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亲情”名义进行道德绑架，把女儿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转移给儿子。因为“儿子”直接决定了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不属于原生家庭体系，这就是母亲格外偏爱儿子的心理逻辑。

姐姐的权益长期被漠视被剥夺，而为家庭无止尽的付出则被视为理所当然，千年痼疾如此顽固，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父权社会的指挥棒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这种同构性的性别秩序并没有太大变化，中国式家庭中的“姐姐”实质上很多是从属性的，工具化的，带有一定的悲剧意味。

“招娣”曾经是多少女孩的乳名，从一生下来，她就被家庭赋予了一种潜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姑姑所说的“长姐如母”实在是太沉重了。可事实上生活中的大部分女性都不是主动要当姐姐的，而是在父母的选择下被动地“不得不”当上了姐姐，这在1996年李玉执导的纪录片《姐姐》里表现得很充分，明明是同时出生的双胞胎，母亲为了让女孩多照顾男孩，而让女孩做姐姐，男孩做弟弟。《唐山大地震》中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因为妈妈一句“救弟弟”而在心里留下一辈子的痛，生死关头的两难选择对妈妈来说很残酷，但是重来一次的话，我敢说妈妈依然会选择“救弟弟”，因为这种性别排序的认知早已深入骨髓。

《唐山大地震》剧照

庆幸的是《我的姐姐》中的张子枫长大了，她终于喊出了心底压抑已久的那句话：“儿子有那么好吗？”这是一部明确带有女性意识进行创作的女性主义电影，为女性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发声，为姐姐们提供了一个情绪释放的出口。姑姑也在一次事件后反醒，说了一句点题的台词：“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从强迫安然做姐姐到放手让安然做自己，意喻着姑姑的觉醒。

游晓颖编剧的另一部电影《相爱相亲》也安排了姥姥的觉醒，一辈子独守空房的姥姥终于选择放手“丈夫”，传统的忠贞礼教在最后轰然倒塌。编剧很擅长设置强戏剧情境，将人物放在伦理困境中去编织故事，《我的姐姐》也不例外，独立自主的姐姐在最后一刻签字时的犹豫与其被解读为“姐道回潮”，不如说是由分到合再到分时的自然情感反应，它是姐弟相处数日后真情实感的流露，弟弟对姐姐爱的回馈显然是一种治愈性的，外表刚强的姐姐内心却柔软、善良，人间的一点暖在刹那流露，这正是情感的复杂动人之处，如果黑白分明的处理未免会让人觉得姐姐太冷血，也不符合真实的人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安然会放弃继续寻找合适的领养家庭。

对于小男孩的塑造有些地方的确超越了年龄，有点刻意了，尤其是自己联系领养家庭这个桥段设计，似乎都是在为姐姐最后的两难选择做铺垫。主观上讲，弟弟的善解人意寄托了主创对新一代理想男性的召唤，但显然有点着急了。就像张楚30年后重新演绎的片尾曲《姐姐》：“他们说姐姐就应该付出和忍耐，我不明白。哦，姐姐，你去飞啊，放开我的手，就不会累了……”我突然理解了片名为什么叫《我的姐姐》，而不是《姐姐》，它代表着新一代男性的改变、弟弟们的反醒。

“新女性主义”要求建立男女平权的性别新秩序，绝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改变，其中也包括对男性的塑形。只有这样，两性关系才能真正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来。安然回望了过去，但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正像社会学家李银河所描绘的那样：“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一个现代化的男女人格平等的新秩序正在形成。”

结局所引爆的巨大争议也可以说是由“旧”向“新”过渡时的阵痛反应，在女性意识日渐高涨的当下社会，新思想与旧意识的碰撞、磨擦、交缠难以避免。《我的姐姐》尖锐地提出问题，但最终目的是达到新的和谐，引起观众的反思、警醒和改变，从而建立一个更为合情合理的性别秩序和家庭关系。

令人振奋的是，从滕丛丛的《送我上青云》、杨荔钠的《春潮》到殷若昕的《我的姐姐》，女编剧、女导演、女演员合力打造的女性电影部部都引发了热议，她们所创造的电影新景观、所表达的新意识，强烈冲击着我们的心灵。这与世界电影的女性潮流都是同频共振的，必定会深刻影响到整个电影界的创作格局和风貌。女性电影新浪潮已然来临，势不可挡，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作者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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