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喆隽：这部韩国电影，考验着每一个人的同理心
疫情已蔓延数十天，生活的秩序仍待恢复。
在活动范围有限的日子里，信息与情感的交流变得格外重要。这个月以来，我们联络了多位大方的作者，跟他们聊了聊近期的状态，并请他们与读者分享特殊时期的阅读、观影、写作和思考。
本期的分享人是复旦大学哲学系郁喆隽老师。疫情期间，他看了多部和疾病相关的电影，并从哲学视角给予解读，反思当下。他在谈到《流感》这部影片时说，在重大灾难之下，如果完全按照功利主义行事，那么每一个个体或少数派群体，就很有可能就成为实现最大多数人幸福的代价或者途径。
郁喆隽
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宗教学与宗教社会学，著有《当柏拉图遇到卢米埃尔》，译有《对于缺失的意识》《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
《流感》
一群东南亚偷渡客历经艰险来到韩国，但是整个集装箱内的偷渡客几乎全部死亡，只有一人拖着羸弱的身体侥幸逃入闹市之中。殊不知此人身上携带致命猪流感病毒，短短一天时间，病毒迅速蔓延城市的各个角落。许多人在不知不觉间被感染，进而将死亡的阴影引向周围所有的人……
（本文为大方读者群线上活动实录）
什么是功利主义？
我们在哲学中经常会做思想实验，比如，如果城市里遇到了传播率和致死率都极高的突发疾病，政府会采取一种怎样的做法？影片《流感》中，当地政府将被感染的城市彻底隔离，彻底放弃救治城里面的那些已经可能被感染、甚至还没有被感染的老百姓。从哲学角度说，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
什么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有人认为应该译成“效用主义”，它是由英国哲学家边沁和穆勒提出的。功利主义意味着当我们衡量一个决定是不是正当、合理时，要看它是不是能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碰到疾病、自然灾害的时候，功利主义看上去很好用。影片中这个小城市里可能只有几十万人，相对于整个韩国人口，甚至整个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人的安危健康来说，显然是要维护更多的人。
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成为“那个代价”
然而，回顾一下人类整个文明历史的演进，会发现功利主义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少数派的群体，就很有可能就成为实现最大多数人幸福的那个代价或者途径。任何个体或少数派，原则上都是可能被牺牲掉的，以救灾、防疫的名义。
如果完全按照功利主义来行事，一个良好的社会会变成人间地狱，在《流感》这部电影当中就有非常惨烈的电影语言表达。比如说那些已经被感染的人被送到了一个大体育场里面，把还没有死的人用裹尸袋裹好，然后埋葬或者火化掉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人间地狱情景，让人非常沉痛、压抑、毛骨悚然。
功利主义有一种很强烈的倾向，没有人情味儿。电影中对一个小城市做彻底的隔离之后，即便是通过的极端手段可以暂时控制住这个疫情，但是对于幸存下来的人说，这意味着什么？每一个幸存下来的人，虽然这一次没有被轮到，但是也会想：如果下一次是我，我会被怎么对待？如果再发生这样大的传染病，就不再可能有任何的守望相助。功利主义造成的示范效应，会使得我们的社会没有办法维持下去，这很可怕。
如果我们用康德主义的普遍原则来检验一下功利主义，会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些已经感染的城市彻底封闭，不去救治？康德肯定会说显然不行，因为如果每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这样做，那就是人类的灭顶之灾。这里面其实讲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人是有同理心的。同理心意味着，我们并不是追求在一件事情、一次的幸运当中获得好处。而是说，当我是一个强者的时候，我可能可以去打赢别人，或者说，当我健康的时候，我可以很庆幸自己逃过了这次疾病，但是我不可能永远是强者，也不可能永远是健康的、幸运的。那么，在我病弱的时候，免疫系统不那么强大的时候，我希望其他的人依然把我当人看，能够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这个恰恰才是康德的哲学，他的这种可普遍化原则是对功利主义最基本的挑战。如果一种文明或者文化，它只倡导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通过牺牲别人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没有办法经历长时间的考验的。因为人并不是所有时间都是顺风顺水，像此次疫情这样的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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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喆隽的复旦哲学课》（暂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