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什么也不能挽回，却让一切都可能被体验……只要有记忆，在和不在的差别或许就不那么重要。”
德国作家尤迪特·沙朗斯基在《逝物录》中如是描述书写之于消逝的意义。在叙述中，逝去的一切都能够再次显现。因为记得，所以活着。
以下为《信睿周报》对尤迪特·沙朗斯基的采访，探讨了以“消逝”为主题的写作和哲思，以及她对虚构与非虚构、记忆与遗忘等关系的看法。
本文授权转载自《信睿周报》
采访 + 撰文 / 黄婷婷
《逝物录》以小说和杂文的形式讲述了12个有关消逝事物的故事，模糊了现实和想象的边界。在我看来，您似尝试在消逝事物的遗骸上用写作建立叙事，作为献给它们的特殊档案和私人挽歌。您如何描述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沙朗斯基：事物的消逝，意味着其由实在之物向虚构之物的转变。这里所说的事物也包括日常物品，比如一串找不着的钥匙，它的陡然消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未解的谜团。让我感兴趣的，是消逝留下的“回音室”（echo chamber），以及我们在脑海中如何拼凑消逝事物的残骸和碎片，使之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当一件自然或人造之物已不复存在，它能留下什么？[德] 尤迪特·沙朗斯基 著
陈早 译
中信出版·大方 2020年4月
在写《逝物录》时，我意识到，有关消逝的体验是一切文明的起源。我开始明白，文明最伟大的任务——不管是宗教，还是流行音乐——都是在协助我们面对消逝。比如面对某人去世时如何得体地措辞、葬礼上用的音乐、久别后循环播放的靡靡之音……而往往只有等到无法挽回的消逝发生之后，我们才能体会到某物或某人之于我们的意义。这时，叙述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借助叙述，我们可以使空白之处变得更显眼。不论是磕磕巴巴地讲述还是将故事娓娓道来，叙述都是最好的悼念。书中描写的消逝之物横跨艺术、宗教、动物学等领域，曾以独特的方式存在于我们所处的文化社会和自然社会。为何选择这12件逝物作为写作对象，而不是其他？在您的写作清单上还有哪些备选，是如何进行取舍的？这种在不同文体、学科和文化间游走的写作风格很特别。沙朗斯基：我想找的，是那些能让我从两面来描绘其消逝的逝物。所以，我写萨福（Sappho，古希腊女诗人。——编者注），不仅写她没被保存下来的诗作，还写后人对她个人历史的各种幻想来填补空白，包括当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度被认为根本不存在的女人之间的性行为。此外，我想通过有关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德国浪漫主义画家。——编者注）被烧毁的画作的故事来描绘家乡的风景，因为弗里德里希和我都出生于格莱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为此，我必须先找到合适的词汇，所以我带上地图在不同的树林间穿梭探访，这也是一种启示：我们只能理解那些被我们命名了的事物。而一旦动植物被赋予了词汇，它们也就离消逝不远了。
正如在故事《里海虎》中，在罗马斗兽场里，一头里海虎（Caspian Tiger）成了一头北非狮（Berber Lion，也是濒临灭绝的物种之一）的狩猎对象，自然野性转变为可供人类利用的文化景观，也预示了里海虎的灭绝。书中还有一个故事，是从46岁的好莱坞影星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的视角出发（彼时她已歇影多年），描绘她对自己在有生之年如何被固化成一个不老符号的亲身体会。这些被组合到一起的事物也许相互迥异，但在我的行文里它们相互指涉，在暗中建立起某种联系。在我看来，《逝物录》就好比一座奇观之屋（chamber of wonders），是一个混合了不同文风和体裁的样本。我在写作时，针对不同的故事，运用了不同的语言和语气。 书中这12件逝物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的12件甚至1,000件逝物，我的备选清单上还包括：一具很可能在1941年沉入黄河的北京人化石（此处很可能是指于1941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沉入黄河是诸多猜想之一，官方并无定论。——编者注）、消失在格陵兰岛冰山之中的原子弹、《永乐大典》里失传的诸多典籍、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的歌剧《阿丽安娜》（L’Arianna）、因修建水库被淹没了的人间天堂——位于美国加州的赫奇赫奇峡谷（Hetch Hetchy Valley）、被西班牙侵略者烧毁的玛雅人的书，等等。还有参与了富兰克林爵士（Sir Franklin）北极探险的两艘船——一艘名为Terror，另一艘名为Erebus。但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两艘船已被找到，所以把它们从清单上划去了。从某种角度来看，被我写入书中的逝物不是我找到的，而是它们找上了我。你也可以把《逝物录》视作一本隐藏的自传。 书中有的故事（《共和国宫》和《格赖夫斯瓦尔德港》）与20世纪80年代东德时期有关——那也是您的孩提时代，您对“消逝”的写作兴趣是否和这段经历有关？在12个故事中，您个人是否有偏爱的一篇？ 沙朗斯基：我对“消逝”的写作兴趣，确实和我的出生之地已不复存在这一事实有关。我和所有曾生活在东德的人有相同的体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包括边界、货币、口号、纪念碑和街道名，而一个人的履历则以这个时期为界分为“之前”和“之后”。同时，我的个人生活也有和“消逝”相关的经历。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各自再婚——这在东德时期其实很常见。我之前一直以为我的继父就是生父，直到16岁那年才又见到我的亲生父亲。但整个童年时期，我一直生活在被抛弃的恐惧中。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我极度害怕的东西并非来自未来，而是源自过去。缺席之物可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书里有两个故事都谈到了这点。其中一个讲的是被单独留在家中的四岁的我跳窗而出的经历。我从未想过我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这个过程很痛苦，但也很治愈。12个故事中，我偏爱的故事一直在变。最近我就很喜欢书里的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19世纪的一个探月者如何心愿得偿地移居月球。这是一篇悲情的科幻小说，写作时我使用了1850年的语言，试图在历史的废墟里杂糅过去和未来。
居里克的独角兽，图片来自《逝物录》
您在作品里描写了多对相互交织、犹如硬币之两面的关系：虚构与非虚构、个人与集体记忆、生与死等等。例如，《逝物录》中把逝者葬在居住区中心的描述和《岛屿书》里美丽又蛮荒的岛屿。事物的两面性（duality）是您尝试在作品里探讨的主题吗？
沙朗斯基：你观察得很仔细。我对两面性非常痴迷，说不定我是个隐藏的摩尼教徒呢！世界处处都是对立的，生命既美好又糟糕，人类既善良又邪恶。这种对立很可能会把人给逼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在研究精神分析，并非为了消解对立，而是为了容忍矛盾。故事《摩尼七经》中膜拜光明的摩尼教和当代宇宙学之间的神秘联系（如20世纪20年代暗物质的发现），似在意指宗教和科学、被忽视的认知和公认的真理之间的微妙关系，想听听您对这一关系的思考。沙朗斯基：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其实什么也没干，只是一味地在给自己解释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我对此非常着迷。神话最重要的任务是告诉我们源起的故事，以此建立一种宇宙观。神奇的是，不论是古代神话还是今天追求客观规律的科学，它们的叙述方式都非常相似：光明与黑暗作为一对主要矛盾，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主要角色。你可以管它叫“暗物质”，但这就是个名字而已。如果仔细看看过去对如今这一被假设的事物曾有过什么样的认知，你就会进入一个知识与非知识、信仰和传统交织的空间。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
从处女作《长颈鹿的脖子》到最近这两本非虚构（或者说是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作品——《岛屿书》和《逝物录》，您认为自己在写作上的延续或变化是什么？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影响您的作家名单，以及您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沙朗斯基：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都不是非虚构作品。对我而言，《岛屿书》和《逝物录》是充满诗意的、没有注脚的调研项目。是语言决定了一部作品是否是文学作品。不管如何，虚构的写作都是无力的，只有现实才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棒的东西！相比由自然演化创造的大乌贼、袋鼠和鸵鸟，那些由人类虚构出来的、用以和这些生物抗衡的怪兽是多么可悲和滑稽呀。知识史是我作品里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是怎么认识知识的？我经常在图书馆里写作和调研，从读到的每一本书里都学到很多东西。但在寻找合适的语言和语调来表达想法的时候，读过的书又成了障碍。这时，为了新的创作，我必须把所知的一切都忘光。在我写作时，身边一直放着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的文选。他的文章也是基于他的阅读体悟创作的，并最终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写作《逝物录》花了我五年的时间，这之后我想写一些轻快的、小体量的内容，很可能是一篇以爱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但这样的作品很可能才是最难写的。
萨切蒂别墅，图片来自《逝物录》
我很好奇，设计师的身份是否影响了您的写作？在您的写作中，视觉扮演了什么角色？沙朗斯基：我从来不用文字思考，而是从书的角度来思考——在我下笔之前，我需要弄清楚我写的这本书的开本大小和大致体量。书的字体也很重要，这直接关乎该安排哪个人物在我的故事里做主角。我老听别人和我说“这只是形式而已，内容才是决定性因素”，但我从来不知道该如何割裂地看待两者。我一直认为，若没有形式，也就没有内容可言。今天，纸质书不仅面临来自数字出版物的竞争，还有来自网络游戏和视频、播客等新兴媒介的挑战，但您仍认为“书籍是最完美的媒介”，为什么？沙朗斯基：对于一本书而言，内容和形式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和人一样，实体书有自己的身体——如果得到精心爱护的话，它可以福泽好几代人。由于硬盘崩溃和过时的数据库结构，我的一些调研里的电子数据现在基本都找不到了，然而我现在仍然可以随时从书架上取下我小时候看过的书。 您在《逝物录》的序里写道：“只要有记忆，在和不在的差别或许就不那么重要。”但是旧的记忆会被遗弃或修改，让位于新的记忆，因为“忘记一切固然糟糕，更糟的是，什么都不忘”——这也是痛苦的来源，我们该如何选择记住什么，遗忘什么。您怎么理解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在您看来，技术的发展会如何改变这一关系？沙朗斯基：记忆与遗忘的关系非常复杂，也生动得吓人，时而又自相矛盾。我们常常以为，把东西都写下来，这样就不会忘记。但在现实中，我们总想着去做点什么，就为了把已有的记忆给抹去。如果你为了开展新生活，想忘掉一切并和过去彻底决裂，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你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再度被过去缠身。然而如果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把一切都记录下来，或者由电子设备来替我们记录下所有的一切，这样或许就能以1:1的比例还原博尔赫斯笔下那张充满悖论的帝国地图了[博尔赫斯在寓言《关于科学的精确性》（Of Exactitude in Science）中提及的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帝国的绘图员绘制了一幅与该国尺寸一致的地图，囊括了帝国国土上的所有细节。——编者注]。如果一份档案记录了所有东西，那么这个档案将不复为档案，反而变成了一个盛放过去、阻碍生命延续的垃圾堆。这意味着无尽的恐怖。 您在序中还写道，“无物永恒，却总有一些更长久”，比如一些建筑（教堂和庙宇）和文字。中国古籍《左传》也提到三种“死而不朽”的方式，即“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在某种角度可等同于文字，但“立德、立功”似乎是中国特有的“智慧”，且中国古人认为“立德”才是最高的不朽。您是否听说过这个说法？ 沙朗斯基：我想，《左传》教给我们的东西，可能人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渴望：做一个可以成为他人榜样的好人。只是，如何实现这一点，世界上有截然不同的解释。第三条路反倒很具体。我们有一句德语习语：“写者，常在。”世界上最好的统治者都会在意关于他的历史书写是否说的是他的优点。此为欲：宿于浪
无时间的家。
此为愿：素日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4期，感谢《逝物录》中文版编辑刘琼协助采访联络。采访最后两问的答复原文为德文，由《逝物录》译者陈早翻译，文中里尔克的诗句中译也出自陈早，特此感谢。）
因为记得，所以活着 | 德国最受瞩目女作家尤迪特·沙朗斯基新作《逝物录》中文版问世
12件逝物，12段我们险些失去的记忆 | 线上展览
马凌：打开《逝物录》，听逝者滔滔不绝，看往昔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