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许静荣：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语言发展
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语言发展
许静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5）
提 要 家庭语言领域逐渐成为经典语言政策研究的重点领域。本文综述了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语言发展的关系，探讨了儿童语言发展视域下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七个领域以及影响家庭语言意识的五大因素，并从儿童语言发展的各个阶段出发，提出了家庭语言政策应该为其提供的规划路径和系统策略。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应该在儿童语言发展，婴幼儿早教，家庭双语、多语习得等方面实现它的系统规划功能，更应该为儿童与养育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父母的语言意识研究、社会语言态度研究以及社会的双语多语文化建构提供重要的路径规划。
关键词 家庭语言政策；儿童语言发展；双语家庭；语言习得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nd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Xu Jingrong
Abstract For every individual who has a need for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 family is where all language policies begin, and where all the worthwhile language policies are ultimately implemented.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s an academic subject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post classical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nd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explores seven areas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We then also examine the five factors that can have impact on family language awareness. Based on this, we propose planning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that correspond to respective developing phases of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conclusion, we argue that family language policy study should play a role in systematically planning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acquisition. Moreover, it should als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in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and nurturers,parents’ language awareness, social attitude towards language and constructing b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ism.
Key word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bilingual family; language acquisition
一、家庭语言政策与经典语言政策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典语言政策（Jernudd & Nekvapil 2012）主要研究国家、民族领域的语言问题，研究者们着重讨论国家语言规划，致力于解决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的语言问题。然而，经典语言政策的研究模式是自上而下的，缺乏对自下而上压力的考量，导致这种政策力量并不总是有效，国家对有些领域的语言常常无能为力。
家庭层面的语言政策，是低于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但它却最终决定着语言保持和语言消亡。Fishman 提出语言的“三代人理论”认为语言自然代际传承的丧失是语言丧失的重要标记，而这一过程就常常发生在家庭之中。家庭领域逐渐进入语言政策研究的视野中。然而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了关于家庭语言政策独立的研究（Spolsky 2008）。Spolsky （2012）认为，家庭语言政策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语言自然代际传承的多样性。
二、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语言习得
儿童语言习得研究主要集中分析家庭或实验条件下孩子与监护人之间语言交互作用的细节，却很少关心孩子的家庭语言学习目标、态度以及动机（比如Owens 2001 ；Guasti 2004），而这些正是家庭语言政策要涉猎的问题。此外，大多数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孩子的第一语言习得及单语的发展状况上，却很少关注孩子二语和双语习得的情况（Romaine 1999）。事实上，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为儿童语言发展、幼儿早教及儿童与养育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研究设立了系统的框架（De Houwer 1999），也为研究父母的语言意识及社会语言态度提供了一个窗口。
三、儿童语言习得中的家庭语言政策模型
对儿童语言发展视角下的语言政策理论进行再思考，能启发我们去探究家庭语言政策的自变量和研究范式，即家庭语言政策的主体对象研究、客体对象研究、语言意识研究、语言环境研究、语言习得方式研究、语言习得过程研究以及语言习得效果研究等。
Spolsky 认为，社会语言这个生态系统里的每一个领域都是语言政策研究的自变量，每个相关领域都有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各领域之间还会产生复杂的交互作用。家庭语言领域也不例外，而它与其他领域交互作用产生的内部压力（语言意识或祖辈、父辈的影响）与外部压力（主要指学校）是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每一个语言使用领域也都有其典型的参与者，每一个参与者都有不同的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和语言价值观，这些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言语社区的社会语言生态环境。
我们可以用图1 来说明家庭语言领域的生态环境，即社会文化、身份认同等因素影响了家庭中父母或其他养育者的语言意识，语言意识引导父母或养育者制定隐性或显性的家庭语言政策，通过对子女的语言习得方式和语言习得过程进行干预，取得各种语言习得效果，最终实现家庭语言政策对应的社会文化、身份认同等诉求，这个过程将循环往复，不断积淀。值得一提的是，子女的整个语言习得过程又始终包围在各种社会语言环境中，它们会与家庭语言环境互相影响，最终影响习得效果。
这样一个家庭语言政策模型的研究可以包括以下七个部分：
（1）语言意识研究（包括来源、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等）；
（2）主体对象研究（父母及其他养育者的语言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政治背景、种族背景、受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地位）；
（3）客体对象研究（子女的性别、年龄阶段、长幼次序）；
（4）语言环境研究（言语社区、城市方言、学校语言、儿童玩伴的语言、邻里关系）；
（5）儿童语言习得方式研究（显性或隐性的语言使用规则）；
（6）儿童语言习得过程研究（不同语言使用的时间配比、频率、使用范围、生理年龄对语言习得的影响）；
（7）儿童语言习得效果研究（偏重单一语言及文化、流利双语、双语文化、语码转换）。
四、家长语言意识与儿童语言发展
语言意识在语言实践和语言规划中是一种重要的潜在力量，它也被认为是语言使用和社会组织的中介环节（King 2000：169）。在社区的各领域当中，常常不止一种语言意识存在（Spolsky 2004；Shohamy 2006），各种意识观念之间的竞争、冲突可以被当成语言政策的起源，语言政策是巧妙处理语言观念冲突的工具。
结合中国国内的经验，我们把影响家长语言意识的因素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语言发展与认知能力。
第二类，国家宏观语言政策和语言观。
第三类，家庭的文化身份认同。
第四类，国民教育政策。
第五类，子女未来的职业领域。
以上五类影响因素分别代表了语言作用于家庭成员的五个心理层级。家长对子女的语言期望，首先是能力健全，其次是满足基本的普遍交流需要，再次是家庭身份文化的归属，更高一级是通过获得语言文化教育机会提升社会尊重，最后是满足未来自我发展的需求，即生理层级（语言和认知能力）、安全层级（获取普遍交流的能力）、归属层级（文化认同）、尊重层级（教育等级）和发展层级（未来职业发展），可以与马斯洛的层级理论对应起来。
曾经有学者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描绘了一个双语孩子的语言意识、语言实践、语言特征等方面之间的关系，并总结出了以下家庭语言意识与儿童语言发展关系的基础模型。
在家庭中，父母的语言意识一般以三种方式起作用。第一种，父母常常很清楚自己的孩子应该为了什么目的使用什么语言（Hornberger 1988）； 这样的家长，即使政府提供一些免费双语教育的机会，他们也会坚持自己的选择，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第二种，父母的特殊的语言习惯会影响子女，比如俚语、混合语、黑话之类，这些语言的作用往往是为了建立一种特殊社群成员的身份。第三种，父母对待语言学习和双语的态度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们的交际策略中。
五、父母的语言策略与儿童语言产出
以双语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家庭语言政策，可以根据父母践行的双语策略的不同进行分类（Lanza 1992；Romaine 1995），其中“一人一语”的家庭策略模式是研究得最为成熟的。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笔者整理出“一人一语”家庭语言策略模式与子女语言产出情况对照表以便理清家庭语言策略与儿童语言产出的关系。
家庭语言政策除了在习得策略上会影响儿童语言发展，在儿童习得语言的不同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卡罗尔的《语言心理学》将儿童语言习得阶段分为早期和后期。
（1）家庭语言政策在早期语言习得中的角色
儿童语言发展过程中，父母的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都对儿童词汇的获得有重要影响。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对儿童讲的话，要多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而来自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的词汇量也更多（Hoff 2006）。父母的行为特征及语言使用的个体差异也会通过影响儿童的语言经验最终影响儿童获得词汇的速率和方式，儿童显著地受到其父母讲话特征的影响。所以作为家庭语言政策主体的父母，可以在应答性、参与交流的程度、对子女使用词汇量的多少等变量上有意识地改变，从而影响儿童语言发展。
（2）家庭语言政策在后期语言习得中的角色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语言会逐渐社会化。家庭语言模式的习得和使用会影响社会语言模式，反之亦被社会语言模式所影响，社会和家庭模式之间的这种双向循环、相互影响的关系也常常发生在代际间的语言传承过程中。在美国的双语育儿研究领域，Tuominen（1999）发现，父母的语言政策往往受到学龄孩子的态度和实践的影响，即多语家庭的孩子经常带动其父母一起社会化，而非被自己的父母所带动。
家庭可以被看成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语言意识在养育者和孩子的语言互动中逐渐形成和沉淀下来。只有在家庭中，尤其是在双语或多语的家庭中，那些占统治地位的语言意识与当地的或个人的语言意识之间的竞争过程才能被清楚地感知到。家庭语言意识在影响语言实践和孩子在语言习得的很多细节上都有重要的作用。
六、结 语
本研究提出新时期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并初步归纳了家庭语言政策七大研究领域及其关系模型，分析了家长语言意识的五大影响因素，总结了儿童语言发展早期和后期阶段所需要的若干家庭语言策略等。拙文只做了非常有限的研究，但希望能吸引更多专家学者以儿童语言发展为立足点探讨微观语言政策，为儿童语言发展做好路径规划，提供系统策略，引导儿童语言发展朝着应对全球化、多语主义、多元文化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略）
本研究得到了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的指导，文中有关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一些观点是在与李宇明教授的探讨中受到启发而获得的。感谢北京语言大学汉语研究中心的江新教授在儿童语言习得方面给予笔者的帮助。
作者简介
许静荣，女，北京语言大学在读博士，湖北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汉语国际推广、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交际等。
《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6期目录
汪卫红 张晓兰：中国儿童语言培养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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