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玲，谭雨欣：团体语言应急能力构成及在防疫中的体现 | 专题研究：应急语言问题

2020年

第3期

专题研究：应急语言问题

本期作者

王 玲

南京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城市语言调查、语言规划等。

谭雨欣

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城市语言调查。

团体语言应急能力构成及在防疫中的体现

王　玲1，谭雨欣2

（1. 南京大学 文学院/ 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2.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序  言

2003年抗击“非典”结束之后，我国的应急管理工作进一步增强（薛澜，周海雷，陶鹏2014）。2006～2007年，我国政府相继出台《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规定，表明对完善国家应急体系、提高国家应急能力的重视态度。2018年4月16日，新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正式挂牌。与国家政策相对应，近年来关于突发事件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语言有“通事”和“通心”的功能。通事者，主要沟通信息；通心者，易生情感共鸣（李宇明 2015）。它在应急事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李宇明 2018）。不少国家早已启动语言应急服务的开发研制工作。美国政府推出国家语言服务团项目（National Language Service Corps，NLSC），储备具有多种外语能力的志愿者人力资源，以满足国家应对国际、国内危机及突发情况下的紧急语言服务需求（滕延江2018：34）。2015 年，日本气象厅、观光厅合作编写紧急地震速报、海啸警报以及发生灾害时行动指南等100个常用例句，并将之对译为英语、汉语、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多种外语。[1]2018 年大阪北部地震和21号台风灾害发生后，大阪府就委托附属机构公益财团法人大阪府国际交流财团 （简称“OFIX”）进行针对外国人的多语种服务开发研制工作，以便在灾难或突发事件中向外国游客提供服务。[2]

在启动语言应急服务产品开发研制的同时，语言应急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兴起。但与其他学科相比，国内外学者对语言应急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相关研究大部分是从修辞学或语用学入手，侧重国家政府主体在突发事件中自我辩护与形象塑造的修辞策略（Benoit 1997；王懋康 2013；Luna & Pennock 2018），危机干预话语的修辞机制（涂家金2014；刘一弘 2017；Cheng 2018），社交平台话语使用、回应策略以及交际模式（Veil，Buehner & Palenchar 2011；谢燕鸿，毛浩然 2019；柯春梅，毛浩然 2019；蒋弘，毛浩然 2019）等内容。这些先行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方面宝贵的研究范式和参考，但根据金子惜等人对国内外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官方话语研究的分析，上述研究仍有很多可以深入和完善的地方。比如：缺少应对话语研究；模型固化、理想化，结合具体问题分析的研究少；缺乏完整的话语应对理论体系建设研究等（金子惜，毛浩然 2019）。语言应用视角下的语言应急服务研究较少，不过近两三年来，已有部分学者留意到这方面的不足。2018年，方寅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表示，新形势下如何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是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方寅 2018）。2020年，李宇明、王海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四大基本语言建设》一文中，将语言应急能力建设作为重要的课题列入四大基本语言建设任务。王辉指出，应该发挥社会应急语言能力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王辉 2020a）。王春辉指出，语言是助力社会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建设语言应急机制和预案，常态化应急语言志愿服务团，既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的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行的重要举措（王春辉 2020）。另外，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可见语言应急能力建设研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语言学者需要关注的新课题。正如方寅指出的，国家语言应急能力是国家语言应急体系运作的效能与力度，这两者相辅相成，构成类同于机体与机能的关系（方寅 2020）。

2019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部分医院陆续发现了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现已证实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2020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事宜的通知》，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3] 当地时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发布会，将新冠肺炎的英文名称确定为COVID-19。[4]参照2006年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20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阐释，“新冠肺炎”疫情属于公共卫生事件类突发事件。

 根据方寅（2018）的分类，突发事件语言应急根据涉及的主体可以分为国家突发事件语言应急、 区域突发事件语言应急、团体突发事件语言应急和个体突发事件语言应急四类。本文关注的对象是突发事件团体语言应急能力，这里的团体具体指的是社区基层管理团体。在城市社区，指街道办事处、 社区管委会等；在农村社区，指乡、镇、村的地方管理团体（提佩，林霞 2019：44）。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基层团体通过张贴宣传画、悬挂宣传标语、发送防控疫情短信、高音喇叭广播等方式，多方位宣传防疫知识，这一过程影响范围广，涉及人员多，所使用的语料也十分丰富，具有研究价值。 

本文以自建的小型语料库为基础来分析团体语言应急能力的问题。小型语料库包括宣传标语口号324条和转写的约6000个字符的语音语料。语料搜集日期为2020年1月25日至2月20日，大部分语料来自于百度、微博、公众号、视频等社交平台，少部分语料是实地采集而来。基于这个语料库，本文研究的问题为：（1）团体语言应急能力的内涵和构成要素是什么？（2）团体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 构成在防疫中的体现是什么？

二、突发事件团体语言应急能力内涵和构成要素

关于突发事件中的语言应急能力，方寅（2019）的界定是，运用、学习和研究突发事件应急相关 的各种语言因素的能力。该能力包括国家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资源能力和国家突发事件话语应急能力两个方面，而且从不同的视角还可以细化成不同的类别。比如，从关涉的语言来看，它可以分为突发事件少数民族语言应急能力、突发事件方言应急能力、突发事件母语应急能力、突发事件盲文手语应急能力、突发事件外语应急能力等；从运用的空间领域看，它可以分为地区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国内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全球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等。王辉（2020b）认为应急语言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能力，是指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利用语言（文字）资源提供语言应急援助的能力。根据语言种类可分为应急外语能力、方言能力、少数民族语言能力、手语能力等；按照使用领域或行业可 分为应急医疗用语、航空用语、海事用语、网络用语等。综合方寅、王辉关于语言应急能力的界定， 我们认为，团体语言应急能力是指在突发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社区基层团体采取在公共领域利用语言 （或文字）处理相关语言问题、提供减灾防灾的语言服务等行为展现出的语言能力。本文认同方寅的观点，认为语言应急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下位范畴，是国家进行突发事件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置的语言能力。从类别上看，团体语言应急能力应该属于方寅按照运用的空间领域划分出的国内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的一部分。团体语言应急能力涉及的语言问题或语言服务，我们采用王春辉的观点，具体包括信息发布与多语言服务、救援沟通与翻译服务、谣言防治与舆论引导等几类内容（王春辉2020）。李宇明、王海兰（2020）在讨论粤港澳大湾区的四大基本语言建设时，首次提出语言应急能力建设， 并且初步指出语言应急队伍成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包括掌握多种语言（方言）、掌握基本的应急知识、 语言技巧和语言信息技术。受此启发，我们认为团体语言应急能力具体由应急知识能力、多语资源能力和社会文化互动能力三大要素构成。

团体语言应急能力的构成要素和特征如图1所示。

团体语言应急能力三要素的内涵及特征为：（1）应急语言知识能力，指在突发事件中，社区基层 团体宣传推广相关减灾防灾信息知识，及时满足广大民众知情权，杜绝谣言的蔓延与传播，引导社会舆论积极走向的能力，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即时性、全面性、客观性等特征。（2）多语资源能力，指在突发事件中掌握和使用多种语言资源的能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在频繁的社会流动过 程中，我国当前的语言生活越来越呈现出“多语多言”（李宇明2012）的特征。多元化的语言生活现 实，也必然带来多样的、差异化的居民语言需求。多语资源的能力，有助于满足突发事件中社区居民 多元化的需求。（3）社会文化互动能力。其理论基础是Oksaar（1990）、 Celce-Murcia（2007）、 Young （2011）等学者发展出的“互动能力理论”。本文采用Celce-Murcia（2007）的观点，将社会文化互动能 力定义为说话人（或社会团体）根据特定言语社团共享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规则执行或解读语言和副语 言交际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强调的是能否以及如何在社会文化交际语境中恰当表达意义的能力，具 体由3 个因素构成：一是社会语境的营造能力，主要指根据交际参与者的身份（年龄、性别、地位） 及其相互关系（权力、情感）等因素来营造相应的语言环境的能力；二是恰当使用不同语言风格的能 力，包括礼貌策略、体裁和语域的敏感性；三是文化意识敏感能力，主要指理解社会文化的背景知 识、语言变体的差异、文化敏感性等文化背景的能力（李清华2019：18）。

此外，对团体语言应急能力需要有这样的认识：首先，它是社区基层团体在突发事件中完成相关管理、服务等工作内容时应具备的能力；其次，它是应急时的语言能力状况，与常态下的语言能力要素和要求存在差异；此外，它是由多项能力要素构成的综合能力体系，不是各项能力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各要素紧密联系形成的整体。基于上述认识，在实际语言应用的过程中，团队语言应急能力需要具备的一个突出特征——应对能动性。在突发事件中，基层管理组织面对的是需求多样的社会民众。应对能动性特征可以确保社区基层团体根据需要不断调整完善自身的语言应急能力，确保良好互动模式的形成。也就是说，团体语言应急能力是动态变化的，理想状态下的团体语言应急能力能够根据社会民众的实际语言需求调整自己3个方面的语言能力。应对能动性和公众满意度是互动循环、互补的关系。公众的满意程度，有助于应对能动性的调整或完善。结合防疫期间的相关语料，我们来分析团体语言应急能力在防疫中的体现。

三、团体语言应急能力构成在防疫中的体现

（一）应急知识能力

应急知识能力，主要体现为能否在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关涉事件的相关信息，制定出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即时性与客观性的宣传标语口号，以提醒民众了解突发事件的特征，最终起到减灾防灾的作用。此次防疫期间，社区基层团体提供的应急知识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类（见表1）。

1.鼓劲号召。防疫早期，社区基层团体结合民众的需要，或通过标语口号传达出疫情的基本信 息，或就容易引发的猜测和谣言，有针对性地宣传和解释相关信息。例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冠状病毒不可怕，只要大家听党话”“注意防护不恐慌不传谣”等。

 2.提醒防疫防护。此类宣传在小型数据库中达到25%，而含有“戴口罩”的标语口号在此类目中 占比92%。戴口罩是此次防疫期间，普通民众最容易保护自己和他人的一种措施，因此社区基层团 体在宣传时，采用各种方式告知民众戴口罩的好处以及不戴口罩的危害。例如“戴口罩总比带呼吸机 好，躺家里总比躺ICU强”“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等。

 3.禁止外出串门。此次疫情正值春节，民众不得不放弃走亲访友的节日传统。提醒大家遵守规 定，配合隔离，成为此类标语口号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如“过年猫在家，大家乐哈哈；过年遥哪跑， 肺炎把你找”等。也有一些标语从反面提醒民众外出或参加活动（如拜年、聚众打麻将、聚会等）的 后果和危害，如“今天走亲或访友，明年家中剩条狗”等。从统计来看，包含有“不要外出”和“不 要接受串门”的宣传口号在此类目中占比53%。

4.警示外来（返乡）人员。此类目下的标语口号主要要求外来人员（尤其来自重疫区湖北省的人 员）、返乡子弟自觉隔离，告诫其不隔离、乱走乱跑会带来的不良后果和危害等。例如“湖北回来莫 乱跑，传染肺炎不得了”“湖北回来不报告的人都是定时炸弹”等。

 5.警告食用野味。疫情期间，有专家表示新冠肺炎病毒可能来源于野生动物，一些人通过食用野 味导致患病，因此标语口号中也有涉及警示民众与野味保持距离的相关内容。不过这类宣传与其他类 目相比数量较少，仅占总体的2%。比如“今天沾一口野味，明天地府相会”等。

6.复工开业防疫。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一些工厂、超市、企业陆续交错复工。这一类标语口 号主要是提醒民众在必须外出工作、购物时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以防止病毒传播。比如“下班就赶紧回家，聚餐等于自相残杀”“自觉接受提问检测，体温正常入楼工作”等。

上述分析显示，社区基层团体在宣传相关应急知识时，其应急知识能力随着需要不断发生变化。 不同类目标语口号的“高频词”“关键词”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保证了宣传的效度和力度。在“鼓劲 号召”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党”“全面落实”“疫情防控”等。在“提醒防疫防护”类中，出 现频率最高的词是“口罩”，说明戴口罩是此次防控疫情的重点措施；与之相关的关键词一类是“出 门”“躺家里”“满街走”等，另一类则与死亡有关，如“呼吸机”“披麻戴孝”等。在“禁止出门串 门”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串门”，相关的关键词有“聚会”“聚餐”“乱跑”等，表达相反意义的有“在家”“隔离”等。在“警示外来（返乡）人员”类标语中，高频词有“回来”“回乡”“湖 北”等限定“人员”的词语，与之关联的词主要有“隐瞒”“不孝”等。在“警告食用野味”类中， “野味”是主要的高频词，与之相关的是“地府”“头七”等与死亡相关的词。在“复工开业防疫”类 中，“聚餐”“接触”和“戴口罩”等是突出的重点。

（二）社会文化交际能力

实际语言生活中，社区基层团体的社会文化交际能力的呈现形式有以下几类。

1.  分场合、分读者群的差异宣传

基层团体在突发事件中，结合不同社区民众的喜好、教育程度、文化环境等差异，创造出差异化 的标语口号。城市社区以“硬核”标语口号为主，语言文字的风格比较文雅端庄。例如“冬已尽，春 日盛，永远充满希望”“人人参与、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打赢疫情”等。城市社区在城市化进程中， 人口构成虽然也趋于多样化、复杂化，但整体上社区居民的综合素养、受教育程度以及社区的文明程 度都高于村镇社区。大气雅正的风格符合城市社区的整体形象，也能够被民众理解和认可。

村镇社区标语口号多采用口语化、通俗化的“土味”风格，更加接地气。例如“少吃一顿饭，亲 情不会淡”（重庆郭村镇）、“不轻视、不随意，莫拿生命当儿戏”（重庆余家镇）、“外地回来莫乱 跑，传染肺炎不得了”（重庆万州永利村委）等。但“土味”标语需要注意把握通俗化的“度”，警 惕低俗、粗俗或粗暴的内容。此次疫情期间，某些社区基层团体张贴出一些“泼妇骂街式”或“地痞 流氓式”的标语，宣传效果和社会口碑极差。比如，“不戴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中的“杂 种”“不是人”等用语，使原本意在起警示作用的标语成为赤裸裸的诅咒谩骂；“出门乱跑不回家，号 召全村×你妈”中的“全村×你妈”之类，则充满暴戾的流氓习气。网友们纷纷谴责，表示这类口号 让人极度不适和反感，营造的环境让人感觉阴暗、恐怖，充满戾气，宣传效果差。

2.  巧用多种修辞方法，创幽默诙谐新风尚

比喻是此次防疫标语中常用的修辞格。如“不戴口罩满街走，胜似粪池自由泳”就用明喻的方法 将街道环境夸张化，以起到增强民众防疫意识的作用。又如“现在请吃的饭都是鸿门宴”使用暗喻将 “请客吃饭”比作“鸿门宴”，暗示当前形势下请客吃饭会有生命危险，同样起到了警示的作用。对偶 也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格，有时也和押韵、对比相结合，使语义内容凝练集中，表达效果和宣传效果显 著。如“亲戚不走，来年还有；朋友不聚，回头再叙”，前后两句不仅在意义上相互补充、相互映衬， 而且在视听上也增添了一种整齐和谐的美感。此外，很多运用修辞手段的标语都以复句形式（约占总 数的93%）呈现，在气势、宣传效果等方面让人印象深刻。数据显示，“土味”标语中，并列关系复 句数量最多，次之为承接复句，其他还有选择复句、条件复句等。谐音、顺口溜、三句半、口语诗 等也在此次防疫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房门一关，被窝一钻，小酒一端，一醉一天，疫情过 后，再去狂欢”等。无数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这种直奔主题的表达方式好笑、可爱又“硬核”，而且很有针对性，通俗易懂，能引起共鸣和重视。

3.  平等人际互动模式，去除说教添关爱

从实际作用来看，社区基层的标语口号宣传，既是一种服务，又是一种管理。此次防疫期间，社 区基层团体一反传统“自上而下”的说教管制模式，转换为“自下而上”的治理理念，构建平等互动 人际的对话模式。社区基层团体依托标语口号与社会民众交流的过程中，一反高高在上、说教的口吻，从平等友爱立场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例如“乖，戴好口罩”（南京市区）、“听话，别串 门”（常德澧县）、“听话，做一个健康的胖子”（南京市区）。还有的标语口号从社会民众自身立场出 发，避免咄咄逼人的口吻，采用自我表白或祈使句的形式，与第二人称相结合，亲切友爱，质朴真诚，读来亲切、代入感强烈。比如“不要你贡献千军万马，只要你老老实实在家”等。网友对这种风格极为赞赏，认为在严峻的防疫形式下，这样的宣传“真是可爱爆了”“又皮又萌”，充满温情，既能 让大家放松心情，避免过度紧张，又能直抵人心，让人特别愿意接受并配合。因此，众多网友也纷纷 跟帖表示“我们听话，不串门，勤洗手，戴口罩，宅在家里为防控疫情做贡献”。

（三）多语资源能力

多语资源能力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极为重要。正如戴曼纯（2018）所指出的，在某些时候，多语资 源的不足可能会造成国家语言能力滞后于国家需要，甚至危及国家安全。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各 国、各地区居民杂居已经称为常态，当代语言生活“双（多）语双（多）言”特征日益明显（李宇明 2012）。在某些地区，仅仅以普通话为主的宣传模式存在很多局限，多语资源能力成为有效宣传的有 利保障。此次防疫期间，虽然部分地方基层团体采用以普通话为主导的方式进行宣传，但以方言或地 方戏曲文化为主导的宣传方式也随处可见，既获好评又有好效果。

为方便每一位居民（尤其是普通话较差的人群）理解，更好地发挥宣传效果，部分城镇和乡村选 择用方言进行广播宣传。例如，合肥市长丰县吴山镇方言广播：

吴山镇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注意了！疫情已经到了暴发期，我跟你们讲，目前我镇绝大多数 群众都很自觉，在家待着不出门。但仍有少数人就是不听话、不自觉。在家好好待着不行吗，非要逞能出来。……

大量方言俗语的使用在情感上拉近与听众的距离，丰富了表达，而且避免套话、官话，通俗、直 白、易理解。还有些地区利用当地特色戏曲的形式进行防疫宣传，如陕西渭南就将防疫知识与经典的 秦腔曲调结合起来：

荆楚病毒袭秦川，自古难过函谷关。……刘邦不赴鸿门宴，不戴口罩的快躲远，王朗死于唾沫飞溅。

此外，厦门集美的闽南戏曲、湖南衡阳的花鼓戏等也都在防疫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地方文化 的参与丰富了防疫应急语言服务的形式，也让标语口号变得鲜活生动。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基层团体针对当地的多语状况启用双语或多语宣传，如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阳山县、石潭镇 水西村，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凌云县沙里瑶族乡等乡镇出现了双语或多语版本的防疫知识宣传。社区基层团体的多语资源能力，帮助他们有效消除了部分群众的语言障碍和信息障碍，确保民众听得明白，及时了解防控疫情的信息。在某些城市社区，如无锡、杭州、常州等地，出现了普通话、方言和 英语等多语/言共用的宣传形式，以保证社区内的国外友人及时获取信息配合抗疫。比如，常州某小 区物业用四语进行防疫宣传，分别为普通话（不要随意出门，不要聚会）、常州话（甭出门，特别甭 出门）、英语（Stay at home, no party）和日语（不要不急の外出は控え、集会に参加しないでくださ い）。网友们感叹道，“太硬核了，现在不会几国语言，物业都当不成”。

四、讨论与总结

本文以自建小型语料库为基础，分析了团体语言应急能力的内涵、构成要素，以及在防疫中的体 现。可以看出，3个构成要素不可分割，起到了优势互补的作用（见图2）。

应急知识能力把控应急知识内容，其作用是引导和安抚。网络时代，信息的来源渠道增多，当面临众多选择时，社会民众在如何保持理性思考、如何辨别真伪信息上面临很大挑战。而在突发事件中，由于某些未知的恐惧，非理性思考常会占上风，某些不良言论或谣言等会乘虚而入，极易造成社会群体的集体恐慌，从而不利于防灾减灾工作的顺利开展。社区基层应急知识能力的最大作用就是在第一时间站在事实的基础上，秉承不编造、不夸大、不掩盖的原则，多次、多方位、多角度进行宣传，引导社会民众了解和知晓事实的真相，安抚民众心理，确保突发事件中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社会文化互动能力的作用是紧扣当代语言文化的新风尚，引发社会民众的情感共鸣，构建平等友爱的人际互动关系。宣传标语口号，其实也是一种交际过程，听话人就是现实语言生活中的社会民众。宣传标语口号中呈现出的语言表达方式、语体风格以及对时代文化特性敏感性的把握，都会在社会民众中得到审视、核查并最终形成反馈。其最终影响是改变长期以来在民众心中形成的“说教”“不接地气”“假大空”等印象，提高民众对宣传内容的社会认同度。多语资源能力的主要作用是有助于满足不同民众多元化的语言服务需求，扩大标语口号或音频宣传的普及面。在多语多言的语言现实中，社区基层社团掌握的语言资源越多，宣传普及到的社会民众越多，宣传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也会越突出。团体多语能力能快捷有效地将信息传达给每一个社会民众，最大程度地确保每一位民众的信息知情权。以上3个要素相互融合，交叉印证，从而构建出一个平等友爱充满正能量的语言应急环境。

从网友的反馈来看，此次防疫期间，社区基层团体的标语口号和音频广播等宣传效果显著。据相关部门统计，与社区基层标语口号相关的话题阅读量超过两亿，讨论接近6万。网友对宣传标语的评价普遍比较正面，多使用“硬核”这个形容词，而且对新颖的、幽默诙谐的宣传方式给予正面肯定。视频网站bilibili上有大量和“河南村长硬核广播”相关的视频，截至2020年2月11日，播放量为481.3万。当然，防疫期间，社区基层团体的语言应急能力也有一些值得反思或提高完善的地方。但从服务质量和影响效果来看是值得肯定的，总体上有效完成了语言应急工作。当然社区基层团体语言应急能力及其现实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助力了防灾减灾工作，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语言应急能力构成要素及其现实表现进行解读，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种思考的新视角。

注释：

[1]转引自参考消息，2015年11 月6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51106/989482.shtml?sg_news。 

[2] 转引自中日新报网，2020年2月12日，http://offi  ce-wenlong.com/chunichi/?p=61851。

[3] 转引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2020年2 月 8 日，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2/18c1bb43965a4492907957 875de02ae7.shtml。

[4] 转引自中文业界资讯站，2020年2月12日，https://www.cnbeta.com/articles/tech/942287.htm。

（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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