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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

我国的辞书事业伴随着国运兴衰，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70年筚路蓝缕，70年风雨兼程，70年硕果满园，我国从一个辞书小国走向辞书大国，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辞书之路。

今特刊商务印书馆原总编辑周洪波先生《新中国的辞书事业》一文（选自《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0）》领域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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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辞书事业

2019年8月和11月，中国辞书学会联合上海辞书出版社、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在上海书展和天府书展期间，隆重举办“辞书：汇聚文化精华推动国家进步——新中国成立70周年辞书成就展”，展览分图文展和实物展两大板块，同时举行系列辞书讲座，向新中国七十华诞献礼。

我国辞书编纂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古代的《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到近现代的《辞源》《辞海》，再到《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这些具有标志意义的文化成果，无一不汇聚着中华文化的精华，构建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一

基本概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辞书编纂出版与时代同行，与国家发展同步。据统计，仅大陆地区共出版了各类辞书2万余种，相当于以前30年间出版辞书总量的20倍，改变了“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面貌。

（一）复苏阶段（1950—1977）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内辞书的编纂出版极为贫乏，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面临着普及和提高，《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由此应运而生。

1950年，叶圣陶倡议成立新华辞书社，启动《新华字典》编写工作，由魏建功主持。这本新中国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新1版。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吕叔湘、丁声树先后主编。1956年夏开始收集资料，1958年初开始编写，1959年底完成初稿，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1965年又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973年内部发行，197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0世纪50年代，老《辞海》、老《辞源》已经不能适应读者的查考需求，修订工作也列入议事日程。新《辞海》定位于大型综合性辞书，兼收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1958年设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舒新城等主编。1965年“未定稿”内部发行，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新《辞源》定位于大型汉语辞书，收录古代汉语，兼及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词语。1958年启动修订，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主编。1983年商务印书馆四卷本出齐。

此外，还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王力等编）、《新华词典》（韩作黎、曹先擢等编）、《汉英词典》（吴景荣主编）、《中药大辞典》（吴贻谷主编）等也先后启动编写并陆续出版。

1956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成立，由语言研究所部分人员和原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辑共40人组成，吕叔湘、丁声树先后担任主任。这是我国从事汉语辞书编纂工作的专门机构，被誉为“国家队”。

（二）繁荣阶段（1978—2000）

“文革”时期，我国辞书事业近乎停滞，无法满足社会各界的使用需求。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外辞书编写出版的新征程。

语文类辞书。《汉语大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形音义最为完备的大型汉语字典，徐中舒主编，1975年启动编纂，1987—1990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分卷出版。《汉语大词典》是以“古今兼收，源流并重”为编纂原则的大型汉语词典，罗竹风主编，1975年启动编纂，198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第1卷，1987—1993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第2—13卷。《英汉大词典》是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主研编的大型综合性英汉词典，陆谷孙主编，1987年、198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出版上、下卷。此外，还有《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编）、《古代汉语词典》（陈复华主编）、《中国成语大辞典》（王涛等编）、《王力古汉语字典》（王力编）、《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李荣主编）、《汉英大词典》（吴光华主编）、《综合英汉科技大辞典》（顾仁敖主编）、《新汉日词典》（尚永清编）、《大俄汉词典》（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室编）、《俄汉详解大词典》（赵洵、李锡胤、潘国民主编）、《汉语波斯语词典》（曾延生主编）等。

专科类辞书。《敦煌学大辞典》是第一部反映敦煌学研究成就的大型专科辞书，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共同发起，季羡林主编，199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唐诗鉴赏辞典》（萧涤非等编）、《宗教大辞典》（任继愈主编）、《法学大辞典》（曾庆敏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郑天挺、吴泽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全》（彭卿云主编）等。

百科类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1978年启动编纂，胡乔木任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姜椿芳、梅益先后任总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1993年学科卷全部出齐。此外，还有《简明中华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宛耀宾总主编）等。

少数民族语言类辞书。《藏汉大辞典》是第一部兼有藏文字典和藏学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词典，张怡荪主编，1985年民族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汉藏对照词典》《汉哈大词典》《汉维大词典》《新满汉大词典》等双语词典。

1979年5月，《辞书研究》创刊，这是一本关于辞书编纂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性期刊。1992年10月，中国辞书学会成立，陆续设立语文辞书、双语辞书、专科辞书、百科全书等专业委员会，举办学术年会和全国辞书编辑培训班，开展了多次打假批劣活动。设立“中国辞书奖”和“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辞书研究》的编辑出版纳入学会工作，定为会刊。

（三）转型阶段（2001-）

21世纪，我国进入“互联网+”时代，辞书数字化、网络化成为大势所趋。2001年中国辞书学会辞书编纂现代化专业委员会成立，辞书产品在延续原有风格外，重点向学习型辞书和数字化辞书细化和拓展，开启了辞书新一轮的生命周期。

原创型辞书。《大辞海》是一部以《辞海》为基础，在收词、释文方面大幅拓展的特大型综合性辞书，夏征农、陈至立主编，2003—201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陆续出齐。此外，还有《故训汇纂》（宗福邦主编）、《近代汉语词典》（白维国主编）、《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刘洁修编）、《全球华语大词典》（李宇明主编）、《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张柏然主编）、《汉俄大词典》（顾柏林主编）、《汉法大词典》（黄建华主编）、《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车洪才、张敏主编）、《罗马尼亚语汉语大词典》（冯志臣编）等。

学习型辞书。《新编小学生字典》是为落实全国政协提案而编写的适合小学生使用的汉语字典，叶立群主编，198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年、1999年先后两次修订。《汉语图解词典》《汉语图解小词典》是供外国人学习汉语使用的入门词典，各有80个汉外语种对照，成人版配有网络版，儿童版配有点读笔。此外，还有《小学生标准字典》（许嘉璐主编），商务印书馆的小学生系列辞书，上海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的学生系列辞书，以及《商务馆学汉语词典》（鲁健骥、吕文华主编）、《汉语教与学词典》（施光亨主编）等。

数字化辞书。《新华字典》APP提供数字版纸版对照、著名播音员李瑞英播读、汉字规范笔顺动画等多项增值服务，全面解决了用户查字、输字需求。《现代汉语词典》APP完整收录《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原书内容，支持数字版、纸版界面一键切换对照阅读，支持手写、语音、摄像头多种输入方式，以及提供全文智能查询、智能问答助手等增值服务。此外，还有《辞源》《辞海》《英汉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已经推出的或正在开发的各种类型的数字版、网络版。

融媒辞书服务平台。商务印书馆继“工具书在线”后，“涵芬APP——商务印书馆语言资源知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这是国内首个基于权威工具书开发的语言学习服务平台。该平台以权威规范的语文辞书为基础，以优质、专业、体系化的语言知识内容为核心，融合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整合文本、音频、视频、动画等资源，成为中小学生和家长、语文教师、语言文字工作者等的得力帮手。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设立了新型辞书编辑室，计划研发数字化辞书和面向中文国际教育的《现代汉语词典》学习版，并已在编写中。

二

主要特色

我国的辞书事业伴随着国运兴衰，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70年筚路蓝缕，70年风雨兼程，70年硕果满园，我国从一个辞书小国走向辞书大国，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辞书之路。

（一）国家推动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辞书编纂工作。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接见舒新城，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了上海。1970年9月，周恩来要求国务院科教组组织力量修订《新华字典》，以应中小学生和工农兵之需。1978年11月，邓小平亲自审定《中国大百科全书》一些重要条目，先后三次接见美方客人和我方编译人员。1989年3月，江泽民为祝贺《辞海》（1989年版）问世题写“辞海”精神。2004年7月，胡锦涛看望《辞海》主编夏征农，关心了解《辞海》《大辞海》修订和编纂情况。2016年12月，习近平致信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

国家相关部委对辞书编纂出版做了三次顶层设计，体现了国家意志，推动了社会进步。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讨论制定了《1975—1985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共160种。1988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在成都召开第二次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讨论制定了《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草案），共167种。2013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印发〈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的通知》，共189种。此外，还出台了辞书出版准入制，设立了“国家辞书奖”等。2012年，《新华字典》作为文化民生工程，被财政部、教育部纳入国家免费提供教科书范畴。

（二）学术支撑

辞书编纂是一门大学问。要编好一本辞书，首先要从语言事实出发，下大力气搜集第一手资料，如《现代汉语词典》当初就发动全所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并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整合。而着手编写过程中，坚持以科研引航。词目的取舍、词条的安排、义项的分合与排序、词义的分析和说明、例句的采集和选择等，无不在充分吸收学界词汇、语义研究的结果的基础上，结合汉语的实际情况，一条一条悉心研究，逐一加以解决。因此能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被誉为现代汉语精品辞书。

理念演绎辞书，辞书编纂，理论必须先行。辞书理论是辞书科学动力的第一要素，只有不断创新的辞书理论，才能增加辞书科学的知识总量。我国有几千年的辞书编纂史，有大量的辞书编写实践，需要从中汲取营养。同时也要关注世界上的一些典型案例，借鉴国外品牌辞书（如牛津系列、柯林斯系列、麦克米伦系列、韦伯斯特系列等）的先进理论，更好地助力我国的辞书编纂出版实践。

据《辞书研究》编辑部统计，该刊创刊四十年来，共刊发6652篇文章，除去释义探讨、杂谈、辞书活动报道等，关于辞书理论的文章大约4500篇。从1997年起，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每年编辑出版《中国辞书论集》，后改为《中国辞书学报》。事实表明，只有坚持以科研引航，与时俱进，精益求精，才能编出高质量的辞书。

（三）集体合作

辞书的主编或主持人，是辞书编纂的主心骨。无论《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还是《辞源》《辞海》，众多的大学问家（如叶圣陶、魏建功、吕叔湘、丁声树、王力、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吴泽炎、徐中舒、罗竹风、姜椿芳等）分别出任了国家重点辞书的主编或主持人，他们把自己深厚的学术积淀、研究成果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灌注在辞书里。这些前辈学者在辞书编纂过程中还培养了一支富有活力的辞书编写队伍，并言传身教，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传给了编写队伍，体现了大学问家的担当和情怀。

辞书还是集体的成果。《现代汉语词典》初稿编完后，分别邀请了全国一些科研机构、大中学校、工矿企业、军事机关等的专家、群众参加审读；《辞海》修订是动员了上海和全国五千多位高水平的学者参加编纂完成的；《汉语大字典》是调集了四川、湖北两省的三百多位专家、学者历经十年编纂完成的；《汉语大词典》是调集了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五省一市的一千多名专家学者编纂完成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先后动员了全国两万余名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参加撰稿；《全球华语大词典》更是汇聚了港澳台、东南亚、东北亚，以及大洋洲、欧美的专家学者合力完成的。

上述各种辞书的编纂者，不仅贡献了自己的学识与智慧，而且在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职业道德方面也堪称楷模。不少类型的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样本，更没有可资参考的经验，要边干边摸索；还有的编者为争取如期完成辞书的编修任务，不得不加班加点，夜以继日。这一切浓缩成了“新华精神”“现汉精神”“辞海精神”“百科精神”。正如辞书界老前辈陈原所说：“词典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

三

问题和对策

我国辞书编纂出版在繁荣的背后还有不少隐忧。无论辞书的品种和质量，还是编纂方法，都离社会的发展、读者的需求有很大差距，要把我国打造成为辞书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创新不足

辞书要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要编修出高质量的辞书，必须要由一定的理论来支撑。可是正如有学者对我国辞书理论研究的现状所概括的，存在着四多四少现象：跟踪研究多，原创研究少；描写多，理论少；模仿多，创新少；整合或综合研究多，独创研究少。理论研究上的“四少”，在词典编纂实践上表现为同质化出版严重，创新能力不足。

此外，社会上还存在着跟风、仿冒和抄袭等严重不良现象，这又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辞书建设，也极大地损害了广大读者的利益。2006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辞书市场“李鬼”多》的记者调查，披露了仿冒辞书的种种情况：一是酷似原版，欺骗读者”。仿冒辞书在封面设计、装帧风格、纸张印刷等方面竭力模仿品牌辞书。二是购买书号，东拼西抄。三是防伪力单，维权艰难。辞书市场乱象令人触目惊心，严重影响我国辞书事业的正常发展。

建议把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重要的辞书出版项目，代表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应作为国家工程来立项招标，由官方出面组织实施，在全球范围聘请优秀的专家和编辑加盟。同时，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持续开展图书质量检查，组织辞书编辑业务培训，将文化元素贯穿于辞书编纂出版的始终。

（二）人才匮乏

目前在很多高校，辞书编纂不算科研成果。很多中青年教师迫于晋升职称等压力，不愿意介入辞书编纂，辞书编纂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由于辞书编纂不算科研成果，各种成果奖励和基金评议也极少落到辞书上面，更谈不上给予经费支持；少数高校虽然设置了辞书学专业，但理论研究与编纂实践往往相互脱节。长此以往，必将对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造成重大伤害。

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社会公布“辞书专项质量检查”结果，其中19种辞书不合格，其差错率均在万分之一以上，最高的超过万分之十五，这是国家举行的首次辞书专项质量检查。此后又进行了两次质量检查，结果同样堪忧。这种状况与我国辞书编纂人才严重缺乏有直接关系，又与科研考评体系有密切关联。

建议把辞书编纂成果纳入学术科研考评体系。教育部等部门应将辞书编纂纳入学术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等应加大辞书编纂课题的设定和投入。尤其是面对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挑战，融媒辞书、跨界辞书人才更是稀缺资源。建设好一支辞书编纂和研究队伍，让辞书编纂成为受人尊重、令人羡慕的职业，让辞书编纂人才有获得感、幸福感，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三）转型缓慢

随着互联网与新兴媒体的发展，人们的辞书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在线阅读和移动终端阅读成为许多人的读书常态，人们的辞书查阅习惯由纸质辞书转向手机、电脑等互联网平台。但现有辞书的数字化、融媒化进展还比较缓慢；促进辞书编纂向辞书生活研究转变、平面辞书向数字辞书、融媒辞书转型，已成为辞书人的时代使命。

辞书走进媒体融合，首先碰到的是观念转型问题。现有纸质辞书用户群体大，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尚可，因而对传统辞书的生存状态缺少危机意识，对网络辞书的重要性缺乏战略认识。其次是投入产出问题。融媒体辞书研发周期长，投入大，还要市场认可，加上不少用户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弱，习惯于享用免费的知识服务，导致传统出版单位缺乏研发动力。再次是跨界合作问题。融媒体辞书的不少内容需要新技术的支持，而这些新技术不是传统出版业所擅长的，传统出版单位往往有畏惧心理，不想也不敢投身其中。

建议打造辞书“知识服务”平台。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时代，传统辞书编纂向知识服务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时代呼唤我们要把辞书与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融合，即时与用户互动，不断更新辞书数字产品，满足不同用户对辞书知识服务的需求，这虽是一条需要辞书人付出长期艰巨努力的漫长之路，但时代要求我们必须走这条路，而且这将是一条辞书编纂的康庄大道。令人欣喜的是，《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品牌辞书的APP，已经在辞书的知识服务上做了很好的尝试，中国辞书的知识服务，值得期待。

（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考原文）

图书信息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0）

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是语言生活绿皮书系列丛书之一，主要反映2019年中国语言生活的概况。

目  录

（滑动查看）

第一部分　特稿篇

    习近平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

    陈宝生在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对甲骨文研究的认识和建议

    新时代甲骨文研究工作的继往开来

    充分利用考古发掘成果，将甲骨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继往开来，让古老汉字焕发出时代风采

    国家图书馆历来重视馆藏甲骨的传拓、研究和推广

第二部分　工作篇

    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公文中有关语言文字的内容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第三部分　领域篇

    中国语言扶贫（2019）

    云南怒江推普助力精准扶贫调查

    粤港澳大湾区广播语言使用调查

    广播电视领域语言状况

    科技名词工作状况

    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走进现实的网络语言

    广州人语言使用现状调查

    西安市灞桥区道路名称调查

    湖南岳阳县留守儿童语言生活调查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状况调查数据分析

    辞书走向媒体融合

    新中国的辞书事业

    《中国濒危语言志》的特色及影响

    国际学术论文中文表达调查

第四部分　热点篇

    垃圾分类名称引社会关注

    粉丝热捧央视“金句”

    方言电影，你怎么看？

    《生僻字》歌曲让生僻字不生僻

    《人生初年》现象

第五部分　字词语篇

    2019，用字词刻下时代印记

    2019，新词语里的社会关注点

    2019，流行语里的中国与世界

    2019，网络用语中的草根百态

    “5G 元年”话5G

第六部分　港澳台篇

    澳门回归后的语言生活

    台湾语文生活状况（2019）

    台湾地区语文新课纲

    香港楼盘名称面面观

第七部分　参考篇

    欧洲超国家层面的语言权利保护

    墨西哥印第安人双语教育政策演变及分析

    国际语言与发展大会纵览（1993—2019）

    语言政策与规划类国际期刊扫描（2019）

附录

    2019年语言生活大事记

    2019年度媒体用字总表

    2019年度媒体高频词语表

    2019年度媒体成语表

    2019年度媒体新词语表

    图表目录

    术语索引

后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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