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 赵守辉：高校语言政策与实践：语言规划的前沿课题

 2021年  第2期

专题研究：高校语言政策

主持人语

主持人简介

赵守辉

悉尼大学博士，现为挪威卑尔根大学外语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语言政策与规划、对外汉语言教学、汉字现代化等。

高校语言政策与实践：语言规划的前沿课题

文 | 赵守辉

 高等教育的语言问题在大学出现之初即已产生，可谓由来已久。追根溯源，作为现代意义上有组织地生产并传承知识的学术机构，大学的雏形萌生于中世纪欧洲，其时民族国家尚未发育成熟，但教学用语问题已经显现。到中世纪中晚期，虽然拉丁语成为毫无争议的书面通用语与学术语言，并一直持续到宗教改革后民族国家广泛兴起，但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教学媒介语与师生互动用语并非不是一个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虽是脱胎于教会的学术共同体，但大学在产生之初就因为对独立与自由的偏执追求，而频繁地与地方僧俗当局产生冲突（当然也有经济原因），加之当时民族国家尚未形成，使得大学在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国际性，或称跨地域性；另一方面，基于对培养学者表达能力的重视，讲授和辩论是大学的主要学习方式，相应地，口试也成为评估知识与技能掌握程度的主要手段。考虑到当时全欧洲封建统治方式已经高度成熟，不仅大学校址的变动相当常见，教授者与学习者的自由择校、高度流动也都司空见惯，如牛津大学与巴黎大学、剑桥大学之间的人员流动，甚至出现另起炉灶、跨海建校的现象。尽管拉丁语作为学术语言保证了这种大范围知识流动的可能性，但教授者对教学媒介语的选择，学习者从被动的听讲者转为主动的复述者，都会面对母语与通用语之间的语言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都属于语言规划与管理的经典课题，可惜当代学者对此所做的研究极其有限。

今天，大学根本属性之一的高度国际化的程度有增无减，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与学术创新的国际竞争更将大学置于全球化的潮头浪尖，高等教育领域的语言规划不可避免地成为语言教育规划的一个核心议题。笔者考察了一些重视语言规划研究与政策分析的国际学术期刊，发现近年来对高等教育领域语言规划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我们以“university”（大学）、“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medium of instruction”（教学媒介语）等作为关键词，搜索了以下5家期刊2015～2020年这6年间所刊文章的标题与摘要：《语言社会学国际期刊》《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多元语言与文化发展期刊》《语言规划中的当前问题》和《语言政策》。统计结果表明，这5家期刊2015年共刊发有关高等教育语言使用及规划问题文章15篇，2016年5篇，2017年17篇，2018年22篇，2019年最多，达23篇，2020年13篇。其中，除2016年和2020年外，每年都推出了以高校语言使用与规划为主题的专题研究，如《多元语言与文化发展期刊》2019年的专题“大中华地区的多语主义与高等教育”。

广义高等教育语言规划可以涵盖一切发生在大学校园的语言生活，包括课程语言、教学媒介语、校园语言（如语言景观等），还包括学术发表语言和大学行政语言的使用。通过对上述期刊发文内容的初步考察可以确认，高等教育语言规划大多围绕两大核心问题：一是非英语国家大学课堂语言实践中英语作为学科教学和其他专业教学的媒介语选择，二是英语国家大学留学生学习过程中语言适应及语言生活中身份认同的建构。据报道，截至2020年，全球各国留学人数已达到600万之多，这预示着语言适应与身份认同问题将变得日益突出。

毋庸置疑，在英语“全球语”地位的确立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学的语言规划与政策。这就是上述统计所显示的学术界对高等教育语言问题进行大量研究且研究成果呈明显增加趋势的动因。基于如上认识，我们认为，虽然近一二十年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在国内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关专业期刊纷纷涌现，然而，上述趋势在中国语言规划学界乃至整个中文世界中尚未引起充分关注，仍具有很大的讨论和探索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战略研究》作为中国第一份以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为主要关注内容的专业学术期刊，决定组织一期“高校语言政策”专题研究，诚邀海内外学者就此话题展开讨论，展示最新实践现状及学术趋势，可谓此其时也。

我们希望通过本专题的有限篇幅，使关心语言教育规划在高等教育领域最新发展的读者可以对其有一个较全面的把握。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大学外语教育问题日益突出。但以往的讨论大多围绕教学领域中的三教问题，目光局限于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教育学层面。近年来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多元化趋势为这一问题拓展了新的视野：一方面，语言作为身份认同最重要的建构手段，促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语言管理进行更加全面的反思；另一方面，语言规划研究向政策分析与批判的转向，为人们看待老问题带来了新视角，比如受众及个体规划者视角、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面视角、语言意识形态与语言政策和实践的关系、身份认同与语言教学效率的关系等等。在我国高等教育语言规划领域，正如本期专题论文和“多人谈”文章所展示的，迄今为止，学者们最为关注、论文发表最为集中的，是传统的高校外语教学及教学媒介语的选择。以国际趋势来参照，在视野广度、理论力度和方法论等方面，未来都有相当广阔的拓展空间。本专题从十几篇来稿中选取5篇论文和6篇笔谈文章，力求反映该领域实践与研究的总体趋势，从国际发展的宏观概况到近邻日本的具体操作，由远及近，再到微观课堂的具体实践、教材开发，由表及里，在关注中国高校英语作为媒介语教学的同时，也将视野扩展到来华留学生的汉语作为媒介语教学，展现双语教育的多元图景。

语言规划给学科领域带来繁荣的动力，源于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现代批判的转向。学者们通过对此前语言规划运动成果走向异化的反思，警示人们：在语言使用和语言管理活动中，工具理性主义的过分张扬势必使人类语言生活走向枯萎和单一化，导致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语言象征性资本的贬值，进而对其物质利益和身份认同造成双重损害。具体而言，在这个语言生态单质化或帝国主义化的进程中，语言教育规划的促进或扭转作用至关重要，而作为人类生活最为国际化的机构之一的大学，其语言教育及本身的语言实践最为引人注目。换句话说，如果人类语言未来发展不可避免地走向单一化，高等教育必将首当其冲，成为抵抗这一预言成为现实的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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