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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之问: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 袁岚峰

袁岚峰 风云之声 202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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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见到困难就绕着走,正是教育堕落的根源。在这方面,美国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我们为啥要减负呢?培养学生见了困难就绕着走的意志品质吗?培养学生达到大多数美国人那种不会算找零的数学水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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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南京严查教育减负”的新闻引起了大众的强烈关注。我的朋友、风云学会会员陈经在10月28日发的一条微博(https://weibo.com/5493934570/IdyA7az9G?from=page_1005055493934570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72790696602),收到了上千万的阅读和上万的转发。


陈经2019年10月28日的微博


10月31日,陈经又发了一条微博(https://weibo.com/5493934570/Ie0WO6nYJ?from=page_1005055493934570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572790864241),报道了南京金陵汇文学校的戏剧性状况。


陈经2019年10月31日的微博

有小孩拿着作业本去找老师问题目,走到办公室门口,看到督察组人员在屋里,吓得掉头狂奔跑了。小孩都觉得督察组不让学习不对,自觉给调查人员碰钉子。随机抽孩子问情况,小男孩只会按家长教的说没有,小女孩就厉害多了,要么说不清楚,要么说没听清,要么说没听懂。


好嘛,这上个学也太难了,都得有王二小的觉悟啊!


网友们对于减负,有什么反应呢?


典型的意见包括:


素质教育、快乐教育是富人忽悠穷人的,因为富人可以给小孩补课,穷人早下课然后回家快乐去了,结果就是阶层固化;


下午3点就放学,减的是学校的负,加的是家长的负;


减负了,考不上高中谁负责?不还是家长负责吗?;


除非中考高考不看分数,不然快乐教育就是给各种辅导班开绿灯……


如此等等。


在我看来,这些意见关心的大都是分蛋糕。分蛋糕当然很重要,不过有蛋糕可分的前提是有人会做蛋糕。而在做蛋糕方面,减负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我在这里说的是人,不是人才。因为现在的路数是不是真的想培养人才,我并不是很确定。


人类的进步,归根结底要靠硬的科技进步。而对科技进步贡献最大的,归根结底是那些投身于科学的、最聪明的人。但是现在,我们给这些人准备好培养通道了吗?我们的体系对这样的学生是有利还是不利呢?


减负方针导致的做法,似乎正走在不利的轨道上。


什么课程带来的负担最重呢?当然是数理化等硬的课程喽。文学艺术任何人都可以写几笔,但数理化不会就是不会。正如许多人讲的笑话:我逼急了可以做任何事情,除了数学题以外。


于是乎,每次减负优先减的都是数理化。每件事在微观层面似乎都很合理,但基础科学教育弱化在宏观上对国家、对人类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日本和香港就是两个现成的例子。这两个地方本来实行的也都是强度很高的教育,后来接受了所谓“先进的”教育理念,搞起了减负。


日本从九十年代开始尝试宽松教育,从2003年起全面推行,大规模削减了课程内容和学习时间。结果是日本的产业竞争力下降,贫富差距拉大,老一辈嘲笑“宽松世代”能力太差。2016年,日本政府彻底叫停了宽松教育,重新大量增加了课时和内容。


日本老一辈嘲笑宽松世代

香港现在还在宽松的路上。宽松的成果之一就是,香港的高考数学题难度只相当于大陆的中考。


例如下面这道题,考的完全是舍入的定义,——这可是高考题哦!


香港2018年高考数学题3

再来看一道题。


香港2018年高考数学题8

只要知道圆内接四边形的对角和等于180度,也就是这里的


θ + x = 180度,


那么这道题完全就是送分题。这样的题在大陆都没人好意思出,但在香港居然是高考题。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香港的废青们这么废。原因就是这些人逻辑能力太差,不会理性思考,也干不了正经工作,只会上街打砸。


说回中国大陆的教育。减负为什么会导致许多人像王二小一样私下学习呢?这说明许多人完全有能力学得更多更深。而目前一刀切式的减负,偏偏是要遏制他们的发展。


我的亲身经历,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我是14岁上大学的。很多人自然就问:你上学是不是很早?其实我上学是在7岁,一点都不早。


既然我是7岁上小学的,那么为什么14岁就进了大学呢?回答很简单:我跳了四级。小学和初一,我总共上了两年。


如果你问:跳级分为几步?


回答是分三步。


首先,我在家里已经学了这些年级的内容。其实小学的语文和数学真没太多东西,最多一个多位数的乘除法,哪里用得着学五年?


其次,我父母去找小学校长,说在这个年级没什么可学的了,能不能跳级?校长每次都说,那就到下一个年级试试看,不行再回来嘛。


最后,以上过程重复四次。


现在回想起来,我十分敬佩和感谢这位校长,他对跳级一直是支持和开放的态度。而现在绝大多数学校都不许跳级了,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禁令有什么好处。


现在教育政策的一个基本导向,似乎就是认为人在某个年龄就只应该学到这个年龄该了解的东西,多了不应该学。我对此大有疑问。拔苗助长固然不对,但如果人家自己能长,你却不让人家长,这不是削足适履吗?教学大纲规定的应该是培养的下限,我们这儿好像却成了上限,多了不让学,这合适吗?


看看科学史就知道,有不少了不起的科学家,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做出了重要成果。


例如爱尔兰数学家、物理学家哈密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1805 - 1865),在18至19岁就完成了多篇关于几何学和光学的论文,在29岁提出了哈密顿力学。哈密顿力学在数学上跟牛顿力学等价,但在概念上更容易挖掘出物理内涵。后来兴起的量子力学,就是在哈密顿力学的基础上表述的。哈密顿量,就是量子力学中最常用的一个词。


哈密顿

德国物理学家泡利(Wolfgang Ernst Pauli,1900-1958),对,就是泡利不相容原理的那位泡利。他在18岁时就写了关于相对论的论文,在19岁时为德国数理百科全书撰写了相对论的综述。这篇237页的综述,到现在都是这个领域的经典。


泡利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像哈密顿和泡利这样的天才,如果在现在的中国,会不会早就被“咔嚓”减掉了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咔嚓”减掉不少天才了呢?


其实,早已有不少科学界、教育界的前辈对减负提出了许多批评。


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朱邦芬教授,2017年写了一篇文章“减负”误区及我国科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 朱邦芬。他说:


朱邦芬

“在这些教育管理者的心目中,物理学的概念、思想、方法是最难学的,应该是减负的首选目标,他们由此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正在给我国的科学教育带来严重的问题,对我国长远发展更将造成危害。”


北京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李忠教授写过一篇文章《数学的意义与数学教育的价值》,他说:


李忠

“近年来,笔者发现部分大一学生分不清什么是定义与定理,更不了解定义或定理的重要性,也不明白为啥要证明。”


我评论一下,这就是完全没懂逻辑思维啊!可见生源的水平下降,已经直接拖累了大学。


李忠老师还指出:


“一个愚蠢的问题会造成许多混乱,并且不利于学生的科学精神的养成。近年来,有些‘舶来品’在我们这里很盛行,滑稽的是人家已经或正在取消这些东西,而我们却拿来当做至宝。比如,‘一百万有多大?’‘一百元在超市能买多少东西?’‘20层楼有多高?’‘一百万字的书有多厚?’还说什么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2011年,数学竞赛名师、南京师范大学的单墫教授接受了一次记者采访,谈数学课程改革。他说:


单墫

“我见过一节课,是介绍路程、速度、时间公式的。一开始,老师‘嗖’地一下从讲台窜到门口,大家没闹清怎么回事,老师问还有没有比自己快的?大家说还有运动员。再讨论还有更快的吗?大家七嘴八舌说还有鸵鸟、猎豹……一节课聊了很多跟数学无关的东西,浪费了大量时间,这对学生是犯罪。”


前辈们指出的这些问题,我觉得有个共同的根源,就是避难就易。在这些课程改革者看来,抽象的科学思维是困难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容易的,然后他们就用容易的代替困难的。


但事实上,只有努力去做困难的事,才能收获成功。科学成为现在的样子,是千百年来无数智慧的头脑千锤百炼的结果,乱改的结果只会是改坏而不是改好。如果你真的掌握了科学思维,你就会发现它是最美妙的,也是最有力的。站上山巅,才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见到困难就绕着走,正是教育堕落的根源。在这方面,美国就是前车之鉴。美国大多数人的数学水平,就在这种难度不断下降的过程中不知伊于胡底。下面这幅讽刺画“教育的演化”,就形象地表现了这个过程。


教育的演化

1970年,题目是计算一个不规则形状的面积。需要组合多种知识,想到计算的办法。


1985年,题目是计算一个矩形的面积。在题目里就告诉了你这是矩形,你只需要记得公式就行了。


2000年,题目是通过长乘以宽计算一个矩形的面积,直接把计算公式都告诉你了。


2010年,题目从计算题变成了选择题,一个长30、宽20的矩形面积是多少?三个选项:4千、6百和80万。只要你对数量级有点基本的感觉,就不可能选错。


2015年,还是这个选择题,选项变成了:迈克尔·杰克逊、加拿大、6百和早饭。其中只有一个是数字,如果这还选错,那真是没治了。


2018年,连计算都没有了,题目变成了:给这个矩形涂上你喜欢的颜色。再也没有正确错误的标准啦,你的选择一切都很美~


所以,我们为啥要减负呢?培养学生见了困难就绕着走的意志品质吗?培养学生达到大多数美国人那种不会算找零的数学水平吗?


事实上,减负以后仍然是要出题的,题目仍然是要有区分度的。正经的难题不让考,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例如最近有人告诉我,小学二年级的试卷出现这样一道填空题:


3+ 3 + 3 + 3 + 3 =   ×  。


你觉得应该填什么?答案是只能填5 × 3,填3 × 5的算错。


说实在的,我觉得这已经乱套了。首先,5 × 3和3 × 5应该都算正确。其次,如果一定要区分这两个,我上学时候学的应该是把倍数放在后面,即3 × 5更符合题意。但现在居然反过来了!这究竟是让大家学数学,还是让大家跟随出题人的随心所欲!


让我们说回美国的教育。不少人可能听过很多中国的学渣到美国成学霸的故事,于是产生一个感觉:中国的理科教育比美国强。我必须指出,这个印象只反映了一部分的现实。其实美国的教育是两条线分化,弱的很弱,强的很强。


大多数人接受的是快乐教育,基本约等于放羊。考数学能被他们理解成对数学不好的学生的歧视,这样自我放弃下去,当然越来越差了。


而少数热爱科学的人接受的是精英教育,这就非常紧张充实了。这里说的不是富贵人家那种靠拼爹进入名牌大学的贵族教育,而是精英水平的科学教育,靠成绩开道的那种。美国的教育体系也给这些人提供了通道,例如标准更高的荣誉课程和荣誉学位。


我在科技袁人plus节目中跟美国奥数队总教练罗博深聊过,他上中学时就在参加数学竞赛,下课后就在家里做喜欢的数学题,编喜欢的程序。我在美国时跟美国同学们聊起来,他们都不是出自富贵家庭,而是真正热爱科学,谈起科学两眼放光,所以才会来从事这些赚钱远不如金融的专业。


罗博深

2013年,有一位数学家网友“changshou”写了一系列文章《美国求学执教的见闻和感受》(在美国求学执教的见闻和感受 | chanhgshou)。他指出,在美国的顶尖高校,学生们好像爆炸了精神原子弹,“有一批为学术痴狂的学生,时不时处于唯恐自己学得太少太慢的精神状态”,由此导致了惊人的效率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因此,中国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生教育现在远不如美国的顶尖学校,“研究生们的学术基础天赋、野心、勇气甚至勤奋程度都远远拼不过”。


讲这些不是给大家泄气,而是为了告诉大家:世界有多么大!强人有多么强!如果你只看到弱人,然后沾沾自喜,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十九世纪末,美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了世界大国,但在科学和教育上还远远落后于欧洲。在这种背景下,1883年,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1848-1901)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为纯科学呼吁》,后世称之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罗兰说:


罗兰

“我反对的是降低我们国家年轻人的理想。……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只接受了一半的教育,他们与世界上的一些人相比如原子般微不足道。换句话说,他们应该被告知真相。”


这话是多么振聋发聩啊!后来,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美国终于超越了欧洲,成为了新的科学中心。


我相信,经过长期的奋斗,中国也完全可以超越欧美,成为新的科学中心。但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不应该降低我们国家年轻人的理想,我们应该告知他们真相。只有勇于去挑战自我,勇于去攀登高峰,在做蛋糕和分蛋糕方面都超越现有的世界各国,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扩展阅读:

南京狠查教育减负,群众很愤怒,我有一个建议 | 陈经
“减负”误区及我国科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 朱邦芬
如何理解“神童”?| 袁岚峰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袁岚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青年科学家社会责任联盟理事,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微博@中科大胡不归,知乎@袁岚峰(https://www.zhihu.com/people/yuan-lan-feng-8)。

责任编辑: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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