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朱锋：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倒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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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i导读

       自拜登上台五个月以来，拜登政府抛弃对华“接触政策”的做法日益显现。而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选择。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中国南海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朱锋梳理美国对华政策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变化，指出今天的中美关系，考验我们的不仅是战略定力，更是战略智慧和战略眼光。

      下面就跟小i一起看看他的观点吧～

本文约3000字，读完约8分钟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美国总统拜登转眼上台5个月了。回顾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可以说是损招频频。仅以近期为例，除了重启新冠溯源调查、将54家中企列入投资黑名单、借着访欧全力拉拢欧洲盟友共组“抗中联盟”，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5月更是公开宣告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结束。这表明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正在谋求长期性、战略性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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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曾被视为唯一选择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1993年1月上台的美国克林顿政府试图从反共的意识形态和以美西方为中心的人权外交出发，对华采取敌视政策。美方一度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在波斯湾制造“银河号”事件以及邀请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访美，类似做法都曾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损害。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意志和决心，最终让克林顿政府意识到美中相互尊重、合作互利的重要性，处理美中关系唯一的选择就是“建设性接触”。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具有以下基本特点：首先，中美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体制差异，但彼此需要尊重对方的执政力量、发展道路和制度选择。

       其次，中美相互开放市场和深化经贸关系能够促进两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和紧密的经贸合作构成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第三，中美互信、交往、合作是解决各自国内和国际挑战时的重要支撑性力量。2001年“9·11事件”后合作反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共同努力稳定全球市场和金融体制，不仅为中美开辟更多更深合作机会，也为两国经贸关系在相互加深依赖之外提供了战略利益交融的空间。

       第四，特朗普政府之前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欢迎和主张中美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和多形式的对话沟通机制，两国的差异并非不可克服的决定性障碍。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一度还曾呼吁美中两国“共担责任、共同分享领导地位”。

       第五，“接触政策”为美中广泛、活跃和深入的民间与社会交流打开大门。两国教育、人文、科技交往不断深入。到2000年，中国就已成为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最大的外国留学生来源国。

       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不仅塑造了中美深厚而广泛的经贸与社会层面联系，更为东亚的和平与繁荣提供了战略性保障。2003年到2008年两国合作推动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共促台海问题保持稳定，中美两军在环太军演以及推动制定“海空意外相遇规则”、增进西太平洋海空安全等，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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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政策”造福中美两国

       克林顿政府开始实施的对华“接触政策”帮助中国走向国际市场并进一步融入世界。这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经济腾飞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之一。1999年中美签署双边WTO准入协定，为中国入世奠定基础。2001年中国正式入世到今天，这20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20年。

      深化对华交往与合作也为美国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20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始终限制在较低水平。这与美国制造业外移、依靠坚挺美元实现绝大部分工业和生活制成品进口替代有着直接关系。而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又是全世界工业化进程最快的国家。大量中国制造的优质、廉价工业产品出口美国，帮助美国稳定物价，某种意义上也帮助美国社会在中低收入群体相对扩大的情况下保持了基本稳定。大量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攻读先进的“理工科专业”（STEM专业），其中一些人毕业后留美工作，更是成为过去30年来美国科技研发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来源。

       但今天，拜登政府决心抛弃对华“接触政策”了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按照坎贝尔先生的解释，一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对手和战略威胁。美国要进一步将经济利益和军事力量的战略焦点从欧洲和中东转向亚太。用他的话说，“21世纪的重头戏将在亚洲书写”。二是因为所谓“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和政策正在发生改变”，声称中国的“强硬实力”（harsh power）对全球与区域战略稳定“带来破坏”。三是美国要重新拉开与中国的力量差距，而且要防止中国“利用”美国的衰落。

       这些说辞背后，其实美方声称“对华接触政策已死”的真实原因，一是担心中国继续壮大会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尤其抗疫期间的悬殊表现更让美国的“中国焦虑”膨胀；二是无论从观念、心态还是从价值取向等方面，美国对一个崛起的中国依然没有做好“包容性”的准备；三是面对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对立，抬升“中国威胁”、强化对华打压甚至不惜制造新的冷战式敌人，被拜登政府和美国极端政治精英视为拉动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国会合作、凝聚各种社会势力的极少数“亮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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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仍要坚持“亦敌亦友”

       拜登政府曾承诺不想要“新冷战”，但今天美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做法已经暴露出抑制不住的冷战思维。在最近的欧洲之行中，无论参加G7峰会还是美欧和北约峰会，拜登都已经将今日的世界时局定义为美西方民主阵营的“自由主义”与中俄为代表的所谓“专制主义”之争。美英签署的《新大西洋宪章》更是要走回二战和冷战史，将美中对立视为“民主与专制”的全球对决。这不仅是拜登政府中国政策认知的时空错乱，更是美国想借激化国家间竞争与冲突来最大限度激发自身战略资源和战略能力的“美式原则”——霸权永继的基础就是不断制造冲突和对立。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口口声声标榜“自由民主人权”的“灯塔国”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都上了生动一课。面对这样一个美国，中国更需走稳走实自己的道路，不要被今天的美国“带乱节奏”。无论欧洲还是亚洲，都不会有几个国家真心跟随美国对华发动“新冷战”。今天的中美关系，考验我们的不仅是战略定力，更是战略智慧和战略眼光。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

文章排版：钟兆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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