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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生 | 民主改革前西藏阿里宗教朝拜活动考察

2017-11-21 刘复生 西南边疆

提要:西藏阿里地区的宗教活动举世瞩目且长盛不衰,具有多元文化特色。念经与朝圣是阿里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神山圣湖”的传说是佛苯合一的产物,盛大祭典活动将宗教活动推向高峰。不丹教派在阿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外香客的朝拜活动显示出复杂场景。本文以1950年代调查材料为基础,考察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阿里民众的宗教信仰以及该地的朝拜活动。

主题词:西藏阿里  神山圣湖  朝拜  转经



西藏阿里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她奇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充满传说与神话的人文风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宗教信仰和对“神山圣湖”的顶礼膜拜,始终吸引着世人的目光。1951年西藏得到和平解放,这片神奇的土地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逐渐被外部世界认识了解。进藏人员对该地区的宗教现象作了许多调查,从一个完全陌生的视角来观察阿里社会,记载了许多令他人不解的社会现象。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说:“阿里区群众是非常迷信的,恐西藏均如此。他们非常相信‘转世’的说法,也很相信万物均为神赐。 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非常的厉害,生活甚为痛苦,他们不知是被剥削而造成,而是神赐,应该如此。这就是受了宗教的麻醉,因而成天念经,以求来世的极乐世界里为下一辈子祈福。”[1]今天来看,对宗教当然不能用“迷信”一词来概括,“朝山拜海”活动如今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半个世纪前,内地进藏人员对阿里宗教曾经开展过调查,留下许多珍贵的材料。本文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对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阿里具有多元文化色彩的宗教活动及其神话传说作一简要的描述和解读。


1念经与朝圣:日常的宗教生活

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藏传佛教信仰在阿里人民心中占据着最高的地位,并深入到阿里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具体表现是非常丰富的。阿里没有世俗学校,寺院为传述藏族文化的唯一渠道,故藏民有95%的文盲,能认识一些藏文在当地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进藏工作组人员在泽布兰宗(今属普兰)曾与一小喇嘛对话:“喇嘛是要念经的,你可会识字念经?”“当然会”,小喇嘛坐在火边把藏文三十字母流利地背诵了一遍。这个时候,女主人不禁展颜微笑。[2]阿里地区认字的人极少,小喇嘛能识字念经自然是值得骄傲的。阿里藏民从小开始,一切为神佛的宗教观念就浸润着心灵。


据调查者观察,阿里藏民日常的宗教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绕行转经台,第二种是摇转经盒,第三种是念六字真言。这与其他藏区的情况大体相同,但也有自身的特别之处。


阿里地区在人口集中的地方或路边有许多被称作“玛尼堆”的转经台,是用土块或石头砌成的约一人高的长方形堆子,上面堆积着各色各样的刻有经文的石头,每天早晨藏民们都纷纷围绕着这一堆石头转圈子,有的还走一步磕一个头,据说是转一圈等于念一遍经,自然是转得越多越好。转经的路线是自左至右转,不能转错,如果那样罪过就很大。顺时针方向,是佛教徒转圈方向。


阿里地区的玛尼堆很多,特别是神山圣湖地区。玛尼石即是刻有六字真言的石头,玛尼石堆就是由这些大小石块、石板、石头垒起来的,在石头上再插一些木棒和树枝,用绳子牵几根线,再在上面挂满五色风马经幡以及哈达、彩线、白羊毛等吉祥祛邪的饰物,此外还装饰有羽箭、牡羊、羚羊、牦牛的双角或带角的头颅骨,看起非常壮观。传说玛尼石堆源于对山神和战神的崇拜和祭祀。阿里历史上的古格王朝(10—17世纪)时期,常有战争发生,在地堡的防卫墙上也用了许多玛尼石。[3]


“转经”是藏传佛教信众的必备功课,经盒(转经盒)、经筒(转经筒)是信佛必备的宗教器物。经筒有大小两种,大的如巨桶,放在寺院及其他公众场所,用手可摩动转圈。小的是一个铜质的可旋转的圆盒,六七寸长,装在六七寸长的木棍上端,另一端拿在手上,边走边用手摇着转,摇转时吱吱作响。经筒内放有经书,外面刻有六字真言等符号,通常认为每转一圈经筒就相当于读一遍经书。[4]藏民无论男女老幼,特别是老年人,只要闲时手中总是拿着转经盒在转,一边转一边嘴里不住地念诵祈祷,希望能借此消灾求福。转的方法仍是从左而右。[5]


阿里游牧区寺院很少,转经台也不多,每天早晚静坐念经成为牧民的必做功课。因大多学识不足不会念经,念诵简便易行的六字真言便大行其道。“唵、嘛、呢、叭、咪、吽”又叫六字大明咒,被认为法力无边、功德巨大,集诸佛思想于一体,摄八万四千法蕴,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它的出现与著名的古籍《玛尼全集》有关,观音后来被塑造为西藏的保护神,观音的六字大明咒就成了藏传佛教中普及率最高的符号,成为全体藏族人民的口诀和祈福禳灾、疗理百病保平安的良方。[6]这个方法使农牧民得到“方便之门”,随时可以祈求神灵的保护,简单易行。只要有人烟的地区,就会常常听到他们嘴里小声念着六字真言。


以上三种形式在藏传佛教各地都有,在相对缺少寺院的阿里广大牧区生活中更为突显,这种宗教生活是潜移默化的,早已融入到老百姓的日常风俗之中。因信仰不同而产生的行事逻辑上的差异,令刚刚入藏的内地工作人员很不理解。由于广泛而深入的佛教信仰,阿里人民可以把世间万事都与神灵因果联系起来,当地普遍流行的说法有很多,例如说:“如果人得病,或是遭了天灾人祸,喇嘛就说他们得罪了神,群众自己也认为是这样的结果。因为你得罪了神,才会给你降灾治你,以此为惩戒,因而民众就请喇嘛大念其经。如果是有一年某个农业区的庄稼收成好,那就会说这个区有功德,讨得神的喜欢,才有如此的好收成。”刚刚进入阿里的内地人员未能尽知和理解,比如1953年就发生过解放军驻日土宗部队士兵与当地百姓的矛盾冲突,事情起因是士兵割了些草喂马,引起了群众的反对,问其由则说是“恐降天灾,恐怕要得罪于神”。理解到这点,解放军士兵和藏民的相处就融洽多了。后来调查员们也终于明白了,“总之一般百姓等对于神不但信其实有,也颇具有敬畏之心。因而无论是在生活行动上,习惯上,农事、畜牧上,甚至是吃饭、睡觉、走路,均是小心翼翼的,惟恐触犯神灵,招致不祥”。[7]


除民众曰常的宗教活动外,一年一度的“朝山拜海”则是阿里地区最为盛大的宗教活动了(后详)。南部靠近印度边境的藏民和喇嘛、尼姑等许多人还要到境外有名的佛教圣地如印度之错白马、多吉丹、瓦拉那斯、旦木错钟及尼泊尔加德满都附近的曲丹那木松朝拜圣迹。普兰宗去境外朝拜者尤其多,据估计该宗先后去印、尼朝拜过的居民约占本地总人口的60%左右,仅1951年去印度朝拜圣地的就有300多人。[8]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当地藏民有的认为如到印度去朝拜一次,要比在阿里本地效果更大,也就是说可以免罪更多一些,将来死后上天更顺。去朝拜者,有钱人多半是春季起程秋季返回来,而农民春季要照顾生产,多在秋收之后前往,到次年春季返回。这样一举两得,既不碍春耕种地,又去朝拜了山海。去印度朝拜者不论穷富均不带食粮,徒步行走,沿途讨要饭食,据说是为表示诚心诚意。尽管行程很艰苦,但阿里民众却乐此不疲,每年都可见成群结队的人在前往不同地方朝拜的路上。朝拜路上充满危险,如1953年春,就有一队从印回来的人员过喜马拉雅山时,十多个人中有七人遇雪崩被埋而亡。[9]


2湖山崇拜:佛苯合一的神圣传说

阿里有四条河,西南面的象泉河、西北面的狮泉河、东边的马泉河、南边的孔雀河。神山脚下圣湖周围350—400公里的地区为山湖区,这是各河的源头,也是印度诸河的发源地。有关神山岗里木棋(岗仁波齐、岗仁木齐)及其毗连的两个圣湖法玛木(Manasarovar)和兰戛错(Rakastal)的传说甚为古老,流行广远,影响所及不限于西藏地区,涵盖了南亚次大陆各地区,一直是境外不同宗教信仰的崇拜对象。据研究,冈底斯山又叫“苯日山”,意即苯教之山,[10]苯教是当地最早流行的宗教,所以有理由认为它最早是苯教膜拜的对象。随着佛教的传入和文化交流的发展,神山逐渐成为西藏和印度、尼泊尔等地不同宗教信仰香客的朝拜圣地,特别是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流传尤广。


虽然共同膜拜神山圣湖,但不同教派有各自的解读和行为方式。如苯教徒在绕山围湖转经时按逆时针方向转行,这与佛教徒的转经方向恰好相反。这里流传着各种不同或相似的传说,文化源头不尽相同,盛行的传说里讲到冈底斯雪山上有一道深深的沟壑,它是因为米拉日巴和苯教巫师那若本群斗法,巫师战败后坠入山谷砸出来的;或者说沟壑是米拉大师的脚印,是大师施法于岩石的缘故。把冈底斯雪山看作是天世间的须弥山,是北印度佛教星占家眼中的世界中心山脉。还有传说讲在冈底斯山山顶的神灵统治二十八星宿,这些神灵都是莲花生大师收服的,他们皆立誓护法;另外一则古代传说讲冈底斯雪山是佛教传入西藏前西藏土著十三神的居地。十三神也作“王之十三神”,藏文文献通常称作十三念神,是由世界形成之九神外加四位神灵组成的。[11]


岗仁波齐是冈底斯山主峰,海拔6721米,周约60公里,朝山香客步行两日可转一周。调查了解到,“岗里木棋在藏、印、尼泊尔等人民信仰中有崇高的地位,他们认为此山是世界上最‘圣灵,的山,因此到尼、印等国或青、康藏民区去之阿里藏民,只要说是岗里木棋附近的居民,马上就会受到优渥的招待和敬仰。印人认为,只要朝过岗拉斯,其余圣地就不必要再朝了,并来此朝山的外人回去后,处处都受人敬仰,而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高众一头的”[12]。岗仁波齐地处中印边界地带,自古便是印度佛教崇拜的对象,在许多佛教经典都描述有冈底斯山的神圣形象,在印度佛教中它的地位与灵鹫山、清凉寒林、广严城、舍卫城等圣地是一样的。[13]岗仁波齐,藏语读作gang rin po che,直接的意思为“雪宝”,调查报告说它的意思是“神雪山”。当然,佛教典籍上的这些描述,阿里当地老百姓未必能够清楚,调查记载:“根据阿里老百姓说,岗仁木齐之所以成为神山,是因为在很早以前,有—个神仙到这山上去过一次,神仙的母亲就在这雪山上住了下来,于是岗仁木齐成了圣母宫。”[14]


神山圣湖的传说积淀着信仰,也沉淀着历史,折射出社会。传说山中有许多宝贝,最有名的是说在雪山顶上的一面金旗,只有神仙才能看得见。从前英国人来偷过多次,但未偷走。朝山者大都徒步,朝拜后即将山上的草带一些回去作纪念,有香味,称之为神草。[15]同样的,关于神山圣湖的传说很多,而且不同版本在流传中也产生了很多变异。1953年,阿里分工委普兰工作队在调查后记载了四条关于岗仁波齐的神圣传说[16],反映了当地民众当时的“历史记忆”,具有参考和研究价值,以下介绍当时调查人员所得到的材料,并作简要分析。


第一个故事是讲印度活佛来搬岗仁波齐的传说:

岗里木棋所在地原系一平原,后来山峰突然出现。印度一活佛贡宝知道后便赶过来想将此山拉到印度去,此时突然出现一群“仙女”跳舞,贡宝便只顾看跳舞去了。因众活佛皆争此山,仕加士巴活佛便用脚在山四周踏了四下作标记,并命四脸之神贡宝协细看守此山,贡宝便回过头来就再也拉不动山了。传说山之四周现在还有四个脚印和绳子的痕迹。又传说在很早之前,有一神仙到山上去了一次,神仙之母便在这雪山上住了下来,于是岗仁木齐成了“圣母宫”。


这个故事反映的是印度文化与西藏文化争夺岗仁波齐的记忆。除了佛教之外,在印度宗教世界中,岗仁波齐也有与众不同的崇高地位,印度教认为湿婆神独居此山,修证得无边法力,此山被看作湿婆的象征。湿婆神是印度教的三大神之一,代表着毁灭、苦行和舞蹈,终年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上苦修。[17]在耆那教中,岗仁波齐又是创教者筏驮摩那(mahavira)获得解脱之地,因此岗仁波齐成为印度的圣地。争夺最后由“仕加土巴活佛”解决了,其实“仕加土巴”不是什么活佛,在藏文中释迦土巴乃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一种名号,以佛教在古代印度和西藏的地位,由佛祖出面解决这一争端,当是理所当然。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不同宗教对神山的争夺:

此山出现不久后,有一印度黑教活佛娜如班群与西藏一活佛穆拉热巴(又名多吉珍美拉)相互争夺此山之所有权。在一次转山时,二人相向而行至卓玛拉相遇,遇后相互拉起对方向原路走回,胜者即得此山,但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因此二人决定明晨谁先到山顶,山即归谁。娜并提出还带一鼓。翌晨,娜先登山已至半,被穆之徒弟(名热群巴)发现,即告穆而穆并未理会。后娜快至山顶,但一不小心将鼓滚落至山下,传说山南面之沟就是当时鼓所压下之痕迹。但娜顾不得鼓而径往山顶而去。此时太阳已出,穆“足踏朝阳”而先至山顶,对娜说:“这回山属于我的了吧!当时娜也承认,但又提出“此山已属于你,但也得给我一山”,故穆将岗里木棋东南之彬里山给了娜。此外,娜和穆还比赛力量而搬垒石头,结果仍是娜失败,据说现在还有当时所垒之石头痕迹存在。[18]


这个故事反映了西藏苯教与佛教对冈底斯神山的争夺。故事中的两个主角,胜利者“穆拉热巴”即是11世纪前后藏传佛教历史上噶举派著名的高僧,现在通译为米拉日巴。另外一个娜如班群,藏文读作na ro bon chung,发音接近于“纳若本穷”。此人的身份在藏文古籍《冈底斯山志》中记为苯教徒。[19]黑教乃是苯教的俗称,是西藏古老的本土宗教,调查报告中的“印度黑教”反映了在古代时期,印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苯教发源于象雄,而象雄的中心就在阿里,所以冈底斯山在苯教中也是地位崇高的圣山,是众神居住之地,称之为九层万字山。调查者们所得到的这个故事,在阿里地区流传广泛,经久不 衰。这个故事的经典来源可能出于上面提到的藏文古籍《冈底斯山志》,作者贡觉丹增是止贡噶举派的第34任法主,此书写成于1896年。不过这一故事的原型还可以在更早的《青史》(成书于1476年)中找到,《青史》记载尊者米拉日巴曾到定色(即底斯,也就是冈底斯山)一带,那里有一苯波(即苯教徒)能跨鼓腾身到雪山之顶,至尊米拉刹那即到雪山顶峰,而使这个苯教徒连人带鼓一起从山坡滚下。[20]


第三个故事是讲的神山与圣湖的关系:

这个故事把神山和圣湖拟人化为一对夫妇,从而将神山崇拜与圣湖崇拜在行为仪式上联结起来。报告说传说岗里木棋山中最大的神为丹穆确,并说该山系一男姓,玛法木错系一女性,二者为夫妇关系。朝山香客因玛法木错系岗里木棋之妻,故也要朝拜该湖,且说在湖中洗澡可使身体健康而不生病。偶而湖中浪打出鱼来,他们认为是“神”送给他们的礼物,能治人畜百病,所以来朝拜此湖之外国人,多将湖中水、泥、干鱼等都带回些去。[21]


第四个传说是关于岗仁波齐山上的宗教遗迹:

传说岗里木棋人上不去之半山上有几个藏文大字,意为:莲花内的宝石哟!阿门!山南边有一个活佛贡宝便修行的石洞,像座神庙,山顶即为庙顶,洞口上如庙之屋檐,有些石头像铃。上亦有穆拉热巴一石洞,传说系穆(米拉日巴)自己所建。穆到洞中后因洞太低,所以就用两手和头向上一顶,结果又顶得太高了,故又到洞上面踏了两脚,传说该洞内顶上有两手及一头印,洞上有两脚印。[22]


从不同的传说可以看出,不同地域、不同宗教文化交汇于此。岗仁波齐神山崇拜是阿里地区宗教活动中最为壮观的,与朝山相对的则是拜海,所谓拜海,即对圣湖玛旁雍错的崇拜活动。圣湖即“马那萨罗沃池”,藏族人称之为“错仁木齐”。“错仁木齐”之所以称之为神湖,传说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位波巴草药者,很爱做好事。他看到阿里人民非常痛苦,就用所谓“法力”弄来很多大米救挤贫人,他常用米给别人做饭,米淘得多了,用的水也自然就多,以后这些水聚集在洼地里而成了一个大湖泊,慢慢地就形成了今天的“错仁木齐”。说故事的人说得非常认真,很相信世上真有此事。他们说,直到现在这个湖内尚有一口大锅,这大锅就是当年那人淘米的家具。[23]当然现在还流传有其它关于圣湖出现的传说,主角是国王或王子。据说这湖中有一匹金马是无价之宝,在几十年前就有好多英国人造了木船到湖当中去捞,但没有捞上来。“错仁木齐”既成了神湖,湖里的水当然亦成了神水,神水就更宝贵。据说能喝上此水一定会年活百世,或者除病消灾。


3不丹教派主持之拜山祭典

阿里地区在宗教风俗上最有特色、也最有名的是围绕着神山圣湖地区进行的一系列的崇拜活动,俗称“朝山拜海”。岗仁波齐作为神山,不但是阿里地区人民所信奉,整个藏区,甚至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佛教徒对此山都非常信仰,围绕它实行着一系列的崇拜活动,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藏历四月份举行的祭典,一个是每逢马年进行的大型的转山活动。引人注意的是,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祭典活动甚至还由藏传佛教噶举派之不丹教派主持,显示了当地宗教文化的复杂性。


常年的朝山拜海活动如调查报告称,“岗仁木齐既为圣地,因而每年藏历四月十五日(公历6月15日左右)是一个祭典之日。祭典最隆重的时候是换旗杆,这时朝山来的男女群众,纷纷到此朝山,情况极为热闹”[24]。祭典活动是祭拜冈底斯山山神,在每年的“萨噶月”(即藏历四月)的十五日(公历6月15日左右)举行,当地称为“萨噶达瓦”节。传说这天是释迦牟尼的诞生日,选在这一天祭拜神山同时也是为了纪念释迦牟尼。这一天打开寺门,东西噶尔本、阿里地区各宗的宗本、各寺庙的上师、执事,被称为“军官”的各宗及牧部的上层人士均须按照甘丹次旺所创立的规矩,参加环绕冈底斯山转经路上的竖立大经幡杆的活动,此即著名的“换旗杆”。[25]祭典活动由不丹教派委派之头人主持,开寺门时将旗立起,十月关庙门时将旗放倒,此时朝山男女群众特别多。其实除冬季外,朝山者人流不断。除本区藏民外,还有西康、青海、前后藏的藏民,并有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人。他们相信到此圣地观看一番,磕头,转上几圈,可保数年平安不出灾情。[26]


祭典场所在“塔尖寺”,藏语读作“dar chen”,现在通行音译为“塔尔钦”,意为大旗。寺有五六间房子,有喇嘛一二人专门负责供奉佛像、看守寺门。塔尖寺拉卜让(管家)下辖两寺,均在岗里木棋周围。每寺有五六间房子、喇嘛一二人,喇嘛来源不定,过去西康人较多。喇嘛费用由拉卜让(管家)供给,该寺收入主要为土地及布施。阿里噶本代表藏政府以及宗本等都要参加这个仪式,立旗、收旗费用则由普兰宗承担,计出铁匠、木匠和百姓一百多人,帮助立旗和修理旗杆。[27]


从不丹教派主持祭典可以看出,藏传佛教中之不丹教派在当地有很大势力,“塔尖寺”就与不丹教派有着不解之缘。调查了解到:“很早以前因西藏与不丹的宗教体系是一垂直的上下领导关系,故达赖喇嘛曾命不丹活佛看管此山。该活佛死后,不丹仍旧派人接管此权。所以现在岗里木棋山下之塔尖寺拉卜让管家即为其管理人。每年朝山香客必须经塔尖寺管家许可后方可进山朝谒。虽然如此,但山之实权迄今仍属西藏,并非不丹所有。”[28]传说在五世达赖时,不丹喇嘛来这里进行宗教活动,建立了曲苦寺,后来五世达赖就把玛法木措附近的一些地方封给了不丹人,允许从事宗教活动。后来不丹宗教势力在当地有所发展,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一定特权,但治权始终属于西藏政府所有。[29]可以看出,“治权”与“教权”在这里是分离的,这是民主改革前阿里地区的一种特殊现象。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后,朝拜活动由不丹教派主持的状况才得以改观。


4朝拜活动的多面景象

阿里宗教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景象,朝拜的方式也很特别。除了对神山和寺院要连续不断地叩头外,还要围绕神山圣湖各转3圈。因信仰的差异,转山方向也各有不同,有自右向左、自左向右两种转法,有的一步叩一个头。由于圈很大,转的时间较长,故转的人多是骑着马,带着帐房,一天转不过来就住下第二天再转。“错仁木齐”位于巴尔尕附近,是普兰宗北面一个海子,圆圆的,约有450平方公里。湖水澄清碧绿,每日上午风平浪静,下午则大风飕飕,湖水波涛汹涌,格外壮观。又说圣湖具有神力,所以凡是来此朝山拜海的人,不论僧侣或俗人,均在叩头转圈之后,一定要灌上一瓶或一壶水回去,有的拿来出售,其价格昂贵。


每隔12年之藏历马年,岗里木棋的朝山活动最为热闹,较常年人数要多数倍,朝山者来源也更广泛,远至印度南部也有信众前来朝谒。朝拜者虽然信仰有异,但他们却一致认为是年世界上所有的“神”均集中于此山,所以这年朝一次山就等于平年朝此山13次,因而马年来此朝山者较众。[30]另一则材料有记:“一九五四年是马年,因之各处来朝山的特别多,拉达克有名的活佛又是拉达克的军政首要人物,亦来山朝拜。”[31]马年朝山的原因,据说是因为藏传佛教相信释迦牟尼诞生于马年,十方的菩萨、神灵、人与非人、神与非神,都汇聚一起,在佛的本命年转山会额外增加一轮12倍的功德,因此才有马年朝山等于平时朝山13次的说法。这一风俗至今仍兴盛不衰。[32]


每年善男信女来朝拜者众多,聚集了大量的流动人□,情况复杂,显示出当时朝拜活动的一些乱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治安问题。一些前藏或西康、青海各地来的人,因盘费用光,讨要吃食回家,可能会遇上如土匪一般的抢劫者。每年藏历四月中旬以后,居于通前藏大路附近的阿里藏民群众搬到山内藏之,恐怕他们抢夺。马年朝山信众人山人海,常有抢匪特别针对边远地方如西康、青海和卅九族一带来的朝山者。由于信仰之故,即使遇到倒霉之事,也不会去怨恨神灵。据调查材料,1940年代,“有从西康省叫阿匡沙加的带领约三十人来此朝山拜海,结果被阿里政府无故解除了武装,并限制其自由,而且被遣散到阿里各区当老百姓或者当奴隶,充当苦力。虽然他们十分怨恨阿里政府,但却不会埋怨自己不该来此朝山”[33]。朝山未能得到赐福,反而遭致倒霉。不过,被抢夺者多为西康、青海等地来朝山者,如印度、尼泊尔等国来的人他们不敢抢。


外来朝山的人情况复杂,有的活动远远超过了朝山拜海的范围。每年夏季都有经过普兰宗到冈底斯山和玛法木错朝拜圣地之境外信众,其中以印度迈索、阿萨密人最多,其次有孟买、马得拉斯等地之居民,也有尼泊尔人和少数不丹人。这些人中有印度教徒、喇嘛、政府工作人员、商人、教职员、学生及居民等。根据了解,确有间谍夹杂其中,有的军人则化装成商人。朝拜者来此的生活,据其个人的经济状况也有不同。有的朝山者自带有钢丝床、帐房及高等食品,有的则沿途乞食。他们路经普兰时大都到显白林寺、科扎寺等处参观,磕头献上布施。宁玛派南斫青松寺之分寺噶顿寺,过去为印度土邦贵族来岗里木棋朝拜圣地的宿站,该寺还有印度及尼泊尔籍的喇嘛,多系来朝山因生活无着而入该寺的。


材料显示,1951年曾有15个英国人雇有很多人马并带有枪支、照相机等物,来普兰宗后又去了岗里木棋。此后又有一印度某土邦财政所长,亦以朝山名义来普兰并随同有六男二女,带有照相机8部,电影摄影机1部,望远镜4副,军用地图数份。[34]同时还探问我普兰部队人数,且在写回印度之信件中多系报告我方军情。1952年11月有尼政府某负责人随带有电台1部、照相机两三部,来到尼泊尔之羊肉(牙利)边境,靠我边界山地上窥视地形,且拍摄我边界斜尔瓦等处之照片。另在此地居住之印度喇嘛医生,过去常给显白林寺院上布施,请喇嘛吃饭,我军来此后曾要给我普兰部队照相等。曾有来此朝山之外国人(间谍),拍摄我普兰驻军营房周围地形照片,事后发现该人已走。此外在我军来普兰后冒充我方人员及化装成各种身份之敌奸来此刺探我方军情者亦为数不少。[35]1953年,有来“朝山”的外国人拍摄普兰驻军营房地形,还有人冒充共产党员或化装成各种身份的间谍到普兰来刺探解放军军情,还有印度政府燃料调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数人带有印政府签发的护照前来朝山。


1953年中印外交部会谈中,印方要求印商、香客可以不要护照许可证等自由进入西藏;要求在中国的玛那萨罗瓦湖旁设立驿站,为香客朝拜圣湖提供方便;要求有携带武器许可证,携带电台,自由雇用牲口等。中国政府坚决取消特权,保留某些不损害我主权的传统习惯。中印协定签订后,基于尊重宗教信仰和传统,给予印度香客宽厚的待遇。1954年来阿里朝圣的香客大为增加,除了是马年之外,中国宽厚的政策也是重要原因。香客成分也变复杂,还要求中方提供舒适的旅行条件,且自带照像机、望远镜、枪支等,已经超出了正常香客的范围。[36]例如,1957年7月,印度国大党代表去阿里冈底斯山朝圣。印度—大员下午到达普兰宗赤得乡,有300个随从,印军一个班保护,乘坐十几顶轿,大摇大摆入境。我方人员执行检查任务,按规定对他们所带的8部相机、3部电影摄影机和收音机、望远镜等暂时封存,三天后,他们按期返回离境,取回了上述物品。[36]


西藏阿里的宗教信仰的主流是藏传佛教,但也包容其它宗教,宗教活动极富特色,其“神山圣湖”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成为不同宗教膜拜的圣地,显示了多元文化的特色,在世界宗教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今日阿里的宗教活动已经发生了许多不同,“朝山拜海”的混乱情况也已得到了改变,就此而言,1950年代留下的调查材料尤显珍贵。


按:作者刘复生,现任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长期从事宋史和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原文载《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154-160页。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 “[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杨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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