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史学｜黄道炫：社会的隐没和复现：共和国史七十年

# 编者按 #

《北大史学》第21辑开始将以“专号”和其他文章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所谓“专号”，即每辑均有一组围绕同一主题或某一领域的专题论文，这些主题可以围绕新内容、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设计，也可以是在传统主题上的开新之作。本文为《社会的隐没和复现：共和国史七十年》，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

黄道炫

社会的隐没和复现：

共和国史七十年

摘要：共和国史是一门新兴的研究学科。由于共和国史还是个不断发展中的学科，和现实高度贴近，研究难度很大。仅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段历史言，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脉络是社会的隐没和复现。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治一度居于社会的绝对统帅地位，这带来了政治的严明和社会的安定，却也使社会活力逐渐隐黯不彰。改革开放是对社会活力的重新激发，改革开放的成果，和这一点关系至为密切。这虽然可能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往往意味着难以颠覆的大众记忆。

关键词：共和国；中共；改革开放

一、共和国史研究的难点

说到共和国史的认知和研究难点，可以列举很多，仅就我的感受略谈一二。

第一，共和国史还在不断地延续中，也就是说，这是行进中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现在可能是共和国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分成多个时期，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也不尽一致，但延续性非常明显。比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等，这些都规定着这个国家、政权的性质和总体发展方向，确立以后一直没有变，相信还会长期延续下去。对于一个活着的、还在发展中的政治和社会体，历史研究者常常会有所畏惧。历史研究者高度重视时间，这是和重视结构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很大不同点，时间的流逝带来的许多问题的水落石出，给予历史研究者观察和解读的信心。时间既是历史研究者梳理过往历史的工具，也是历史研究者获得自信的武器。很多人说，历史研究是一门笨功夫，历史研究者对时间的依赖也显示了这一点，当然，历史研究者这种在时间面前的谨慎，也正是历史这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并一直获得信誉的关键之所在。历史研究者显示的是历史学科的渺小，其实何尝不也是人类的渺小。

对时间的依赖，让时间解决问题，使历史研究比较讲究距离，希望和研究对象稍微隔得远一点，这样可能更能看到全貌。然而，历史研究的这个武器，并不很适合共和国史的研究。共和国史需要让历史研究者对近在眼前的问题发声，这确实不是历史研究者的长项。在人文和社会学科中，历史的特异性及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它本质上是指向过去，当其他学科都面向当下和未来负责时，历史学科更多是对过去曾经存在的那些人和事负责，这既是学科分工的需要，也是历史这门学科展现其个性的关键。

第二，共和国历史具有极高的辨识难度。中国共产党是个强烈的意识形态政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整套的社会政治解释体系，这套体系提供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里，这些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极盛时期，如毛泽东所言，被期望在“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意味着经由基础原则逻辑推导出一系列的思想和行动范式，这样的范式拥有超越性地位，伸展到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1949年前，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意识形态的成分和现实需要的成分会相互中和，呈现和一般政治力量更为接近的色彩。行为逻辑理解起来相对比较容易。1949年后，尤其是50年代末到70年代，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强烈。用一般政治力量的逻辑分析这时候的历史，可能很难进入历史的内核，容易流于表面化。要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需要进入中共思想逻辑的内部，尤其是毛泽东思想逻辑的内部，可是这一时期二者的思想逻辑都相当特殊、非常态化，即便站在外面观察都可能摸不着头脑，遑论进入其内在逻辑。而如果做不到这些，研究的深度就不能不受影响。历史研究讲究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研究中共，最难的就是入乎其内，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尤其难。

第三，共和国史的许多问题都离现实很近，许多研究者即是当事者，对研究的事件及问题有自己的观察角度，当作为研究者面对研究对象时，不可避免会有强烈的代入感。亲身经历有助于理解历史，可是由于各种各样的感情因素以及每个个体的认知局限，也可能成为历史认知的绊脚石。一些研究者在进入历史之前，已经基于自己的经历，带进了个人的判断,这种判断后面常常隐藏着个人的情感和好恶，而面对当代浩如烟海的材料，个人的这些判断和好恶又总能找到足够的材料予以证实。这样的相互印证只能进一步固化研究者的思维，使之更加确信自己个人经历的可靠性。亲身经历和丰富的资料是共和国史研究的最大便利，其实也未尝不是共和国史研究深入开展的最大障碍，这一点，特别值得警惕。当然，共和国史研究需要面对的困难还很多，包括讲述空间等，这些都是共和国史研究走向深入亟待克服的困难。

二、共和国史研究中的社会

面对共和国史，我首先想到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而且是宪法规定的领导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说：“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讲共和国史，一定无法离开党史，当然共和国史不仅仅是党史。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角度看，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一个胜利节点，从地方走向全国的转变。从苏维埃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有建立根据地乃至局部国家政权的实践。根据地形成独立的政权和治理区域，有完整的政权系统，发行货币，建立经济体系乃至国营工厂，进行乡村土地改革的实践。最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中共在统一战线范导下，大力推进权力体系的向下植根，将权力末梢下探到村一级，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控制。中共的权力下探，既有政治组织的严密推进，也有文化权力的重新阐释，还有群众路线的全力配合。通过将群众从社会人变成政治人，并建立直接服从于党的干部体系，中共建立了一个新社会的雏形，这个社会有异于传统自治型社会，是政治力全面楔入社会、高度政治化与组织化的全新社会形态。

抗战时期建立的这个新社会的雏形，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很自然地带到了共和国时期。理论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政治实践具有战时特色，但由于其成功，很容易作为革命经验被记取与坚持。共和国时期，总体看，战时的经验不断得到复制、巩固、加强、发展。政治的力量不断扩展，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不断占据传统社会力量的地盘。

新社会通过政治力的引入，荡污涤垢，这是政治全面介入社会后带来的最令人振奋的部分。比如取缔妓院、禁毒、打击黑恶势力、收容社会游民、整饬社会秩序等。近代中国社会日趋腐败是个大趋势，国家的沉沦和社会的沉沦几乎同步，传统社会自组织不断被弱化，这一点在城市尤其明显。传统中国政权包括国民政府对此都缺乏应对能力，没有有效的应对方式，只能放任社会自流。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后，以政治的强力介入，对社会腐恶势力打的打，抓的抓，关的关，几乎是摧枯拉朽般，一夜间就解决了延续几十年上百年的社会问题，让人眼前一亮。新政权之所以能迅速站稳脚跟，赢得人心，和做这些事关联极大。

政治力介入，清除社会的腐败是正面的、有益的，同时也是政治力前行的初步尝试。接下来，政治力进一步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城市工商业国有化，国家占有城市的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源，城市工商业不单纯属于经济领域，更成为国家政治领域的一部分。城市居民通过单位、居民委员会等实现有效组合，成为有组织的一员。乡村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及统购统销迅速组织起来，乡村经济也被纳入国家权力的管控之中，实现乡村社会的政治化。通过对城乡生产和资源分配的全面接管，形成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拥有大部分的资源，事先计划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的各方面，政府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计划不仅仅意味着生产的计划，更意味着分配的计划，后者可能是计划经济更核心的部分。计划经济体制背后是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掌控，政府通过牢牢掌握资源决定经济的驱动力，不允许有政府之外的第二驱动力，这是计划经济体制能够成立的关键。

当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即便再严密的社会政治管理，也会有缝隙，会有漏网之鱼。比如乡村的自留地，比如走街串巷的小贩，比如一定数量的游民，比如一些人的消极不合作。这部分人和现象的存在，既是国家权力的有意法外开恩，以此补充政治权力的不足，也有社会在政治缝隙中的顽强生存。总的来看，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及管理体系的逐渐严密，不断压缩这部分人的生存空间是一个大趋势。比如70年代中期乡村就实施过一两年的取消自留地。所以，观察这种社会缝隙，既要注意到它们的存在，看到社会力量的顽强一面，又不宜过分夸大，毕竟在政策的大趋势下，这样的力量实际上只是一种不断被边缘化的存在。社会的确有力量，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后体现得特别明显，但社会毕竟也有在政治力面前不堪一击的事实，注意到这一点，更可能把握住那个时代的主流。

政治力的强势介入及计划经济促成了社会的严整，却也导致社会经济活力严重不足。改革开放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从松绑入手，不是没有道理的。谈论改革开放，可以从很多角度入手，比如解放思想，比如对外开放等。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角度看，重新赋予社会自身活力，应该是观察改革开放一个特别重要的维度。这一点，当然也是老生常谈。现在关于改革开放的研究，会强调改革开放不一定有那么多的顶层设计，是上下合力共同试探前行的结果。其实，什么历史过程不是如此？改革开放确实不是完美设计的产物，这恰恰是改革开放的可贵之处。从一个被理想精神完整设计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理念中一步一步走出来，走一条不那么被设计的道路，也就是通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正是改革开放的精髓。当然，这也是一个过程，从计划经济到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经历了十几年的摸索。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落地，更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其间也有探索、曲折，不是一蹴而就那么简单。

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上下合力，却绝不可能轻而易举。经常听到人们谈论改革开放的起因时说物极必反，这样的看法貌似有理，却不免倒放电影。物极必反的“极”并不会有个天然的限定，我们现在之所以会说那就是“极”，只是因为结果已经出来了。可是当年并不一定就是极点，也有可能极上加极，这样的案例并不是没有。即便就是极点，应该反了，反的方向和程度也不能说是先定的，也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之所以是现在这样，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历史趋势的暗流当然起着关键作用。比如1977—1978年虽然整个中国还受到“文革”余波的影响，前进中困难重重，但民众对变革的期盼，老干部强烈要求反思的气氛，都极大地校正着社会政治前进的方向，观察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流变，不看到这样的趋势，而强调某些个人的作用，未免离题太远。但是，当变革不断趋于深入，在一些历史的三岔路口，绝大多数人都陷于迷茫时，大人物的作用绝对不可忽略。特别是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掌舵者，他的作用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忽略的。

近年的历史研究，忽略大人物的历史作用似乎成了趋势，当研究者把这个作为趋势的时候，确实也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材料和说辞，这是历史研究其实也是整个世界所有事情的吊诡之处。研究者习惯于谈论话语权力，强调知识权威，历史中的人和事件被笼罩在知识和话语形成的权力关系中，人的活动无所不在地被制约、规训并符号化。注意到每个个体的局限，指出个体面对知识之网的无奈，有助于矫正人类的自大，看到知识生产、话语权力及社会政治关系互为影响的多面性、复杂性。然而，当人被放进知识生产的各种权力关系中后，主体的地位实际也有了很大动摇，新文化史中的人很多已不是真正的个体，马丁•盖尔的故事换成马尔•盖丁，大概并不会太影响作者的讲述。固然，经过20世纪文化的洗礼，我们已经未必能够看到真正独立的个体，可是人终究还是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人性、人的智力和能力也确实存在差异。承认这些，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不同的个体在历史中地位并不完全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大人物可以影响乃至改变历史方向时，他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作为一个权衡利弊的理性人存在，他们同样受情感、情绪乃至健康因素制约，决策有可能基于情绪化的冲动，也完全有可能做出误判。后人如果不注意人的复杂性，不注意历史中的偶然及随机因素，单纯对历史做理性推导，就可能得出理论上貌似完美却和实际南辕北辙的结论。其实，作为既在历史又在现实中的人们，应该诚实面对自己的生活境遇，对大人物的作用，理应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吊诡的是，人们通常对当前发生的一切基于朴素的事实加以判断，而对于过往则予以学术的反思，问题是，有些所谓学术的反思一旦开始，历史认知的滑稽剧似乎也就不太遥远了。

三、共和国史研究大有可为

回首共和国史，印象深刻的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这是跌宕起伏的一段历史。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震荡相当剧烈。如果放到历史的长河中理解，这也并不奇怪。20世纪50年代是共和国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社会政治经济都有很大的震荡。如果放长眼光，我们或许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政权，实际上多有这样一个震荡过程，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从秦朝说起，秦朝公元前221年建立，到公元前214年、前213年就有一说到秦朝就会想起的最著名的事件一焚书坑儒。大概是秦朝建立七八年发生的事件，在秦朝的第一个十年。汉朝公元前202年建立，到公元前195年，七八年就有一个白马之盟，白马之盟大概也是汉朝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了，就是所谓的异姓不封王。异姓不封王的前提就是异姓王早已经被消灭了，韩信、彭越这些当年为汉朝打下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地方实力派诸侯都已经被清除。应该这么说，汉朝以后异姓封王的传统可能就被打破了。此后异姓封王比较罕见。

唐朝第一个十年我们可以想到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玄武门之变。唐朝618年建立，626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通过屠杀兄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我们想到唐朝，可能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和安史之乱是最容易跳出来的。宋朝960年建立，962年有个杯酒释兵权，这个也是我们讲到宋朝一下子就会想到的。然后是明朝，明朝1368年建立，到1380年朱元璋有个很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到日后中国政治几百年，就是废中书（中书令）。丞相制是我们从汉朝开始，或者从秦朝开始一直有的传统，到明朝被废了，清朝也沿袭了明朝的制度。废中书稍晚于明朝建立十年，宽泛一点，也可以算到明代初年吧。大的王朝第一个十年没有重要事件的就是清朝，清初皇帝是顺治，曾经由多尔衮摄政，因为年龄小，是一个比较“无为”的皇帝。后面康熙也是很小，7岁就继位，清朝如果说有重大事件，就是从康熙开始的。因为特殊的原因，唯一跳出了我讲的中国传统政治十年率这种状态的是清朝。

再往后是中华民国。民国的前十年，政治也是一团乱麻。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影响中国之后一百年历史的非常重要的运动一新文化运动。从1916年开始，到1919年演化为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对整个国家社会文化思想的重新建构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我们看历史，会发现王朝的第一个十年多为动荡期，新旧体制剧烈摩擦、碰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一样，前十年发生了太多事情。“土改”是对整个乡村的巨大改造。社会主义改造是对整个国家所有制的重要的改造，当然后来又有反右，反右是对整个国家文化的巨大的政治性的改变，当然还有“大跃进”。这些里面有比较光明的一面，也有让人沮丧的另一面，这些都是这十年发生的。如果我们拉长眼光看中国历史，再回来看这十年，曾经惊讶于共和国前十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事，也许就可以理解。当然，一方面“太阳底下无新事”，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旧瓶装了“新酒”。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十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与传统中国发生的事情还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于，传统王朝的第一个十年中发生的震荡都有一个共性，都和权力斗争有关系（焚书坑儒不那么直接）。共和国的这十年，当然不能说没有权力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权力的因素在这十年确实不是那么的重要，更多还是一个新观念、新社会形态、新结构的引进造成的巨大震荡。

这些震荡我们怎么去理解？我想是值得去探索的一个问题。如果说王朝中国有个十年率，即十年震荡期，一般讲，经过这十年的磨合，之后就会进入稳定期。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样，震荡的十年之后，却又迎来了更大的震荡，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看来，这十年还不是彼十年。有共性，又有不同，毕竟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结构和个人还是要放到一个整体中观察，震荡有结构的因素，震荡的烈度则不能说和领导者没有关系，可以说是结构和领袖双重互动的结果。

其次，共和国史研究魅力十足。我研究过国民党史和中共党史，深感研究对象确实存在差异。有些研究对象相对简单，研究者出活的概率会低一些；有些研究对象自带光环，特别有利于研究者深入讨论、追问，常常可以事半功倍。共和国改变了中国，带来一系列可以深入追踪的问题，比如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国民地位和观念的变化，妇女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政治和社会关系的磨合和转变，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和一般的政治力量可能带来的影响不一样。中共改变的期许和现实之间，理念和实践之间，共和国史的不同阶段之间，都张力十足，给研究者充足的解释和施展空间。比如，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情感动员，在很多事件中可以看到情与理、集体意志和自觉自愿的交织、错位，这恰恰是中共运作机制的关键。

再次，我们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有一个问题可能是需要谨慎的，就是共和国历史材料生产的规整性。中共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党，特别强调历史记忆和思想生产，对于历史记忆的生产、保存、书写，有一套特别清晰的程序和自觉。其不一定是事先完整设计好的，更多是机制和政治文化下面相伴生发的东西。有组织的刻意引导，也有政治文化习染之下的自觉，两者互为生成。当然，任何历史材料都有这样的特性，共和国时期尤为明显。这就要求研究者利用这些材料时要有清楚的意识，要高度关注其生产性，要参照不同的材料，要遵循人们多年形成的常识予以判断。这是一个特别复杂，对研究者而言也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时期。

最后，应该加强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从起步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共和国史开始较大规模投入时，距两个研究对象的起始时间都只有三十年左右，由此看来，现在更多投入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可谓正当其时。改革开放史是共和国史最为辉煌的时期，如果说当今中国的发展是多年努力的结果，改革开放则是直接的推手。没有改革开放的成功，很难想象中国会有今天。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既有历史意义，更有现实意义，时代呼唤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史也理应更多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

共和国史有现实性，也有学术性，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多年前，毛泽东讲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就特别强调：“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学党史要如毛泽东所说，要全面地看，历史地看。既要看到连续，也要看到阶段；既要有纵的视野，也要有横的比较。从横的比较一面讲，1949年前主要是和对手国民党的比较，1949年后则要从国际看中国，从中国看国际；从纵的贯穿一面讲，既要看中国的历史，也要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政党，同时又是一个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具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能忽视国际共产主义这一背景，同时中国共产党又产生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对中国现实问题做出了解答和回应。中国共产党既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又脱胎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具备中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双重内生性，其间有冲突，更有关联，当中国共产党把国际共运和中国特点熔为一炉时，也就是其走向成熟的标志。

全面、准确地研究共和国史，如实书写共和国史，共和国史的研究才能有发展、进步，才能被学术界真正接纳，也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也才能真正对现实、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历史不是学术游戏，历史需要面对无数个曾经存活的生命体，只有对曾经的人和事有所敬畏，而不限于个人的一己之见，我们才可能稍稍接近已经逝去的那些时光。

/ 作者简介/

    黄道炫，1966年生，江西赣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政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出版《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等多部专著，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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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梁子墨

审核 | 柯子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