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我记忆中的历史，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大概都是“断代史”，要么对千百年前的故事略知一二，要么通过新闻了解现在。历史，更多是被用来作为教化的工具，迫使你接受一种观点，而不是了解真实。在成年之后，基于自己的兴趣，通过阅读，片段的了解部分国家或部分时代的历史，已经算很不错了。我们至今并不了解近邻，以及近邻不远的过去，正如你不了解印度，为什么精英能在华尔街、硅谷扛鼎，本土却难有改变。施一公感慨于中国自然科学研究远离基础，过于强调转化，进而无法有质的进步。社会科学何尝不是如此？经济的强大，资本的充足，对外扩张是必然。然而，社会科学一张白纸时，你期待用20世纪的中学历史知识，去寻求作为国际交往的话语体系吗？很不幸，目前大概就是如此。所以，当分析师们以“下一个人口红利”的名义，忽悠郭台铭去印度投资后，他只能回来大倒苦水，因为没有一个分析师告诉他，原来印度这样的文明，虽然是独立的国家，但内部却是四分五裂的，只有到了现场，他才明白，原来在印度谈投资，相当于在跟几十个国家谈投资。

被历史教育断掉的历史，大概就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这个阶段，除了一战二战抗战之外，大多数中国人大概也说不出别的来了。你很难讲这是教育的有意而为。因为越是晚近的历史，越难加以陈述，因为著史的条件并不具备，有相当多的材料无法收集和整理。然而，恰恰是刚刚过去的百年，才是对这一代人影响最大的。将过去一百年各种文明历史事件的成因和相互影响的结果放在一起加以分析，这种整体观点所带来的冲击，是任何片断的历史都无法比拟的。而这样的著作，显然不会是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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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前日本的复兴

慕峰 节译自 Tragedy and Hope, 1966, by Carrol Quigley

20世纪的日本历史，与亚洲其他国家十分不同。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西方的冲击导致了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瓦解，传统观念的摒弃，也暴露了本地政治和军事体制的脆弱。在日本，此类事件要么未发生，要么以非同寻常的形式发生。直到1945年，西方的影响，都在强化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系统；旧式的日本观念得以相当完整的保留，甚至对那些最热衷于复制西方模式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旧式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改变，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并被指向积极的方向。产生这些不同的真正原因，可能在于意识形态方面——日本人，甚至最具雄心的西化者，都保留了旧式日本观念，进而与日本旧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结合，而非加以反对（例如，就像在西化者在印度、中国或土耳其所反对的那样）。日本人，不用反对旧式制度的基础核心就实现西化的能力，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律和一种不容质疑的方向感，这又使日本能够在不削弱或不瓦解旧式结构的前提下，实现一系列惊人的西方化。某种意义上，直到大约1950年，日本通过模仿，只从西方文化中学到了表面和物质的细节，并将这些新的所获，融于旧式的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和社会结构周围，使后者更加有力和有效。意识形态，日本人从传统社会保留，而没有从西方文明中接受的基本要素。最后，如我们将要看到，这对日本和对西方社会来讲，都是非常危险的。

日本最初是在16世纪开始接触西方文明，与其他亚洲人差不多同期，但在这100年之内，日本排斥西方，根除基督教皈依者，对任何西方影响力的进入都砰然闭门。在极其受限的情况下，允许了少量贸易往来，但只是与荷兰开展，并且只是通过长崎港进行。

因此，日本与世隔绝，由德川幕府进行军事独裁统治。天皇家族很大程度上退守到统而不治的归隐状态。在幕府之下，这个国家施行由地方封建地主作为头领的世袭等级制度。在地主之下的层级，有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整个体制，至少从理论上，是僵化死板的，建立在血缘和宗教双重评判的基础上。这与中国的社会组织相对比，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的体制，从理论上讲，是建立在德性与教化基础上的。在日本，德性与能力被认为是先天继承而非后天获取的特质，因此，每个社会阶层都有内在差异，这种差异，需要通过通婚的限制来加以维持。天皇位于最高阶层，是至上的太阳神的后裔，而下层的地主，则是与太阳神处于远近不同距离的其他神祗的后裔。上述观念阻止了所有革命或社会变革，阻止了所有“精英的周期”和由此带来的中国式的朝代更迭和家族兴衰，相对比的，日本只有一个可以追溯到遥远过去的王朝，而在日本20世纪的公共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个体，正是数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主导日本人生活的同一批家族的后裔。

从上述基本观念衍发出的一系列信仰，被大多数日本人接受至今。最基本的信仰是，所有日本人都是单一种族的后代，根据与天皇家族关系的远近，分为不同的支系，具有上下不同的地位。个体并非真正重要，重要的是家族和种族，因为个体需要长期依靠先祖的留存来生存，自己不会占有更多，还要将之传于后代。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日本人都接受，社会比任何个体更为重要，并可以要求个体作任何牺牲；而人，生而不平等，应准备好忠诚服务于其出身的特定阶层；社会，仅仅是一个宗法家长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权威是基于人对人的优势，而非基于任何法治。因此，所有的法律，仅仅是上等人的临时命令，所有非日本族裔，由于没有神圣的祖先，基本都属于下等人，仅比动物稍高一筹，因此，他们在日本人那里，没有基础提出任何诉求乃至忠诚的要求，或者要求被日本人一以贯之的加以对待。

日本的意识形态是与基督教西方的观点完全对立的，这与西方与其他任何文明建立联系所遭遇的情形，都有所不同。这种意识形态还特别适合抵制西方观念的入侵。所以，日本能够接受和并使其生活方式融入所有西方科技和物质文明，却又不使其自有观念或基本社会结构发生解体。

当马休•佩里准将（Commodore Matthew Perry）的黑船（black ships）于1853年驶入东京湾时，德川幕府已远离它的全盛时期很长时间了。这些船只，能够逆风而行，配置了日本人无法想象的武器，令他们极度震惊。德川幕府治下倔强的封建地主，利用这一事件，终止了幕府的统治。这些地主，尤其是西方四藩的代表，决定当此紧急之时，应终止幕府，还权于天皇。在超过十年时间里，是将日本门户开放予西方，还是继续行排斥之策，一直悬而未决。在1863-1866年期间，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海军示威和港口炮击，迫使日本开放门户，并强加关税条约，将进口关税限制在5%，直到1899年。一位强而有力的新天皇继位，接受了末代幕府征夷大将军的退任（1867年）。日本立即着手西化。

自1867年开始至1899年宪法颁布，日本这段被称为“明治维新”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理论上，日本的统治权力从幕府之手归还于天皇。实际上，是权力从幕府转移到西方四藩，他们以天皇名义，同时也是在天皇身影之后，继续统治日本。萨摩、长州、肥前和土佐四藩赢得了皇室一些贵族（例如西园寺、近卫）和富商（例如三井）的支持，得以推翻幕府，粉碎其支持者（在1868年的上野之战中），从而赢得了政权以及天皇本身。天皇并没有控制政府，而是保持着半宗教式的退隐状态，他过于尊贵，以致无法操心政府的运转，除非是非常时刻。而在非常时刻来临时，天皇通常也只是发表声明或天皇诏书，而这又都是维新派的领袖替他准备的。

这些被称为“明治寡头”的影子团体领袖，在1889年之前，已经取得了对日本的完全控制。为了掩盖这一事实，他们大力宣传恢复神道，并且装作谦卑的归降于天皇，并使天皇崇拜在1941-1945年间达到顶峰。为给其统治提供行政基础，明治寡头招募其支持者和下属，建立了广泛的官僚机构。为给其统治提供经济基础，他们又用其政治影响力向自己支付大量的津贴，并给予自身大量的行政特许（大概是为了弥补终止封建收入的损失），并与其商业同盟（如三井或三菱）从事腐败的商业活动。为给其统治提供军事基础，他们创建了新式的帝国陆军和海军，渗透进入高层，进而能够像控制其他机构那样去控制军队。为给其统治提供社会基础，他们创设了五级新式贵族体系，以他们的成员和支持者加以填充。

上述确保他们在日本的行政、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方面居于统治地位后，在1889年，这些寡头起草了一份宪法来确保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统治，然而这种确保是隐蔽的。这份宪法不像是日本人民或日本这个国家的产物；其中不涉及任何人民主权和民主的内容。相反，这份宪法更像是天皇所做出，它建立了一个体制，政府以天皇为名义，所有官员对天皇个人负责。它设置了两院制议会机构（bicameral Diet）作为立法机关。参议院（House of Peers）由1884年后的新贵组成，而众议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根据法律”选举产生。所有立法需要分别经过两院以多数票通过，并由内阁总理大臣签署。

建立于1885年的内阁，大臣们是对天皇负责而非对国会（Diet）负责。他们通过官僚机构执行已经确定的任务。所有资金分配，就像法律一样，需要获得国会的同意，如未获同意，则次年预算自动重复前一年预算。天皇还有发布谕令（ordinances）的广泛权力，谕令有法律的强制力，也需要内阁总理大臣像法律那样予以签署。

1889年宪法是基于德意志帝国（Imperial Germany）宪法所创设，由明治寡头在日本予以推行，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未来任何更为自由的立宪方案，如基于英国、美国或法国模式的宪法。基本上，这部宪法的形式和运作都不重要，因为这个国家仍然是由明治寡头通过对陆海军、官僚系统、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对教育、宗教等意识形态机构的控制来加以统治的。在政治生活中，明治寡头能够控制天皇、枢密院（Privy Council，-译注：存在于1888-1947年）、参议院、司法系统和行政官僚系统。

如此一来，国会就成为了仅有的能够用来挑战寡头的机构了。并且，国会只有一个手段（批准年度预算的权力）来回击寡头。只要寡头不想增加预算，这个权力就没什么意义，因为如果国会否决了次年的预算提案，将会重复前一年的预算。然而，明治寡头不会满足于重复先前的预算，因为在确保了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后，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尽快使日本西方化，以能够抵抗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

所有这些事，都需要持续增加的预算，因此使得国会比以前更为重要。但国会的这个角色，对明治寡头来讲，更像是件麻烦事，而不会对他们造成实际的限制，因为国会的权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被战胜。起初，寡头计划给予天皇皇室一大笔财产捐赠，使预算之外的皇室收入足以支持陆军和海军。尽管皇室及其所有规则都在宪法范围之外，上述计划还是因为不具操作性而被放弃了。因此，他们采用了一个替代性方案：控制国会选举，以使其成员能够顺从于明治寡头的期望。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控制国会的选举是可能的，但确保其顺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有三种途径可以对国会选举加以控制：限制选举权，竞选捐献，以及对选举和记票进行操纵。多年来，选举权已基于财产进行了限制，因此，在1900年，只有1%的人拥有投票权。明治寡头和扩张的经济体系中最富有的成员形成了紧密联盟，使他们能够非常容易控制竞选捐献。如果上述两种方式都失败了，明治寡头还控制着警察，以及监督选举和计票的县级官僚机构。若情势所需，他们会毫不犹豫的使用这些工具，审查反对言论、禁止反对集会，如有需要，还会使用暴力阻止投反对票，甚至通过地方行政长官，来宣布明显败选的候选人获得最多的选票。

这些手段自一开始就使用了。在1889年第一届国会，寡头们雇佣了流氓打手阻止反对派议员进入国会，另有至少28名议员受贿后改变了投票。1892年的选举中，在反对政府的行政区域，也使用了暴力，最后有25人遇难、388人受伤。政府仍然败选，但继续控制着内阁。政府解除了11名参与贿选的县知事的职务，大概是由于他们并没有贿赂到足够多的选票。当国会拒绝批准扩大海军后，议员们被遣返，18天后又被重新召集起来，此时他们接到了天皇诏书，即由天皇皇室为海军建设计划提供为期超过6年的180万円款项，同时继续命令所有公务人员每年将自己1/10的薪水捐献给该计划，而这些款项正是此前国会拒绝批准的。通过上述方式，国会控制增加拨款的能力，被明治寡头通过控制天皇所规避了。

就明治寡头在1867-1922年的日本生活中所处的统治地位而言，将上述不守规矩的国会、政党的发展甚至成年男性选举权（manhood suffrage）的确立（1925年）等事件，与欧洲历史上的事件相提并论，将会是一个错误。在西方，我们已经熟知对民权和个人自由的英勇斗争，或工商资本家从土地贵族（landed aristocracy）、封建贵族（feudal nobility）或教会之手取得至少一部分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努力。我们已经熟悉大众追求政治民主的运动，以及农民和工人追求经济利益的风潮。所有充斥欧洲历史书籍的这些运动，在日本历史上要么缺失，要么重要性完全不同。

日本历史上，在观点和目的方面，基本呈现出团结一致的感觉，但会被短暂暴发的冲突不时打断，这看起来是相互矛盾而难以解释的。事实上，对此之解释在于，日本社会并非像它看起来那么团结一致，在表面之下，充斥着分裂和不满。观点的一致性，建立在我们前述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这种有时被称为“神道”的意识形态，被上层尤其是明治寡头所宣扬，但却被低层尤其是农村民众，而非寡头们所热情拥抱。这种意识形态认可一种独裁、等级化和家长式的社会，建立在家庭、宗族和国家基础上，最终屈从于天皇之尊。在这种体制中，没有个人主义、私利、人类自由或市民权利的一席之地，

大体上，日本的普罗大众接受了上述体制。因此，民众对寡头实行自私的自我扩张、残酷剥削以及革命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政策，几乎没有抵抗。农民被普遍兵役制、高赋税、高利率所压迫，也被低农产品价格、高工业品价格所压榨，农业手工业市场也被破坏怠尽。1884-1885年，他们在地方短暂的掀起反抗，但被压制之后，再无反抗，尽管剥削仍在继续。所有旨在保护自耕农或防止土地垄断的早期立法都在1870年代被废除。

1880年代，由于重税、高利率和低农产品价格，地主数量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城市工业的发展开始摧毁农村手工业市场和农村制造业的“分包体制”。在1883-1890年这七年间，大约36万自耕农，仅由于114,178円的总欠税（或人均欠税1/3円，也即17美分），就被剥夺了价值5亿円的土地。在同期，自耕农由于抵押赎回权丧失而导致被剥夺的土地，则达到了上述土地的一百倍左右。这个过程，急缓不一，但到1940年为止，3/4的日本农民已经成为或者部分成为佃户，他们每年庄稼超过一半的收成，都要用于支付租金。

尽管日本农民接受了当权者和神道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没有为他们提供安全阀，也会无法忍受。在这些压力中，我们必须提及人口增长问题，就像在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该问题源于西方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引入。在日本开放国门之前，其人口在数个世纪都稳定保持在2,800万-3,000万人之间。这种稳定性是由于死亡率高，同时伴随着经常性饥荒，以及弑婴和遗弃等行为。到1870年，人口开始增长，从3,000万增长到1920年的5,600万，1940年达到7,300万，1955年达到8,700万。

在1870-1920年期间，由于非农业活动的快速增长，日本农民向上的机会仍然是开放的，这也是其安全阀所在。这些非农业活动之所以能够得以开展，是因为作为剥削者的寡头，将他们增长的收入，投资于航运、铁路、工业和服务业，进而创造了这些非农领域。这些活动将增长的农业人口从农地抽离到城市。一部1873年的法律确立了农民财产的长子继承权（primogeniture），很明显的是，这就使得迁往城市的农村人口将是家族中的次子或者三子，而不可能是长子。这导致了诸多社会和心理上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新的城市人口，由摆脱了父权制家庭戒律的人所组成，因此更少受到日本普遍的专制主义的心理影响，更多的受到堕落的城市力量的影响。结果是，在1920年后，这一群体成为了日本社会稳定的挑战。

在城市，日本社会的劳工大众仍被继续剥削，但此时不再是通过高租金、高税赋或高利息，而是通过低工资。这些城市民众，还像他们作为农村民众时一样，屈从于剥削，未能像欧洲人那样长期进行抵抗，因为他们继续接受了专制，以及顺从的神道信徒的意识形态。他们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直到1925年确立了成年男子选举权。直到此时，任何显著的削弱专制日本的理念，才开始出现在城市民众中。

城市民众通过经济或社会组织对剥削的抵制，被各式各样的劳工组织限制所削弱了。媒体、集会、言论自由以及建立“秘密”会社方面的普遍限制极其严格，对所有团体，尤其对劳工群体莫不如此。1890-1910年间，出现了小型的社会主义和劳工风潮。在1910年，因无政府骚乱判死12人而出现了暴力的结局。直到1919-1922年经济危机前，工人运动未再抬头。

日本工业领域的低工资策略始于早期资本家的自利心，但经由争论予以正当化，即，日本能够供给世界的，只有其商品，而日本取得列强地位的唯一依凭，则是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日本的矿产资源，包括煤、铁、铝，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属贫乏；纺织原材料仅有丝，无论是棉还是羊毛，也都缺乏。日本没有世界所需的重要自然资源，譬如马来亚（Malaya）的锡，印度尼西亚的橡胶，西非的可可；它也不像阿根廷、丹麦、新西兰或澳大利亚那样，有足够的土地或饲料去生产奶制品或动物制品。日本能用于出口以换来煤、铁或石油的重要资源仅有丝绸、林产品和海产品。所有这些产品都需要消耗大量人力，而只有通过低工资将这些产品的价格维持在低位时，出口才能实现。

由于这些产品不能提供足够的外汇使日本用以支付煤、铁和石油的进口，日本也就无法像一个列强那样拥有这些物资，它不得不寻找方法出口其劳动力，并取得相应的对价。这就导致了基于进口原材料制造的工业发展，以及为此提供服务的渔业和远洋航运的发展。在早期，日本开始发展一套工业体系，进口煤、熟铁、原棉或原毛等原材料，再将其制成机械或纺织成品等更为昂贵和复杂的形态，用于出口。其他出口产品包括林产品，例如茶、木雕或生丝，或者是日本劳工的产品，例如丝制品、罐装鱼或航运服务。

导致出现上述发展，以及剥削日本城乡民众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是由明治寡头及其支持者做出的。寡头团体中的决策势力，集中于极小的团体，总共不超过12人，主要是由1867年领导倒幕运动的四个西部家族的领袖所组成。这些领袖适时建立了一个正式的，却又超然于法律之外的团体，即所谓元老（Genro）。对这一团体，罗伯特•赖肖尔（Robert Reischauer）在1938年时写道：“正是这些人，隐于皇座之后，握有实权。在事关国家福祉的所有重大方面征询其意见，更有甚者，遵循其意见，开始成为习惯。若非经得这些元老的推荐，没有内阁总理大臣能够得到任命。直到1922年以前，但凡重要的国内立法或外交条约，在获得天皇的签署前，都不能逃脱他们的审读和批准。在当时，这些人才是日本实际的统治者。”

此团体的重要性，可从以下事实得见：元老只有八名成员，然而从1885-1916年，内阁总理大臣之职一直由元老担任，而枢密院从1889年设立到1922年，议长之职也由元老担任（除1890-1892年间，肥前一族的大木伯爵替大隈担任该职）。如我们以表格列出八名元老及其密从的三人，也就应当书写本章所述及日本历史的主要人物脉络。就此列表而言，我们或增加其他重要事实，例如这些人的社会出身，亡故时间，与国防军两个分支乃至与日本最大两家垄断工业实体的主导关系。这些关系的重要性将在稍后得见。

（译注：大隈重信于1882年成立立宪改进党，为进步党之前身。此外，原文有误，日本元老9人，分别为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西园寺公望。板垣退助卒于1919年7月）。

1890-1940年的日本史，很大程度上是上述表格的注脚。前已述及，1868年明治维新源于西部四藩及部分贵族反对幕府的联盟，该联盟又受到了以三井为首的商业团体的资助。1890年后，仍然在世的运动领袖成为元老，也即真正的而非官方的日本统治者。数年之后，元老逐一亡故，权力式微，有两股势力兴起，欲取而代之：一为军方，一为政党。在此争斗中，各政党的社会出身极为分散，且贪腐严重，因而在政治实践领域，从未取得成功。尽管有上述情况，军方与政党的争斗，甚至到1935年之前看起来都势均力敌，这并非因为政党一方拥有实力或能力，仅仅是因作为“末代元老”及公家出身的西园寺公望，尽其所能，拖延或避免了军方几乎必然的胜利。

上述争斗的所有因素，及因之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日本历史上的政治事件，都可追根溯源到元老，正如1900年之前一般。政党与三菱乃“肥前—土佐”之武器，用以进攻“长州—萨摩”，后者的统治权力建立在“平民—军队官僚体系（civilian-military bureaucracy）”与三井的联盟之上；陆军与海军的对抗（1912年出现，1931年后尖锐）根源于长州与萨摩在元老时代的竞争；而平民与军国者的争斗，则源于1900年前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的私人恩怨。然而，尽管存在上述分裂和对抗，寡头在对日本国内的外部集团（例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或基督徒），或对外国人时，都作为一个团结的整体而出现。

自1882-1898年，伊藤博文都是明治寡头的主导人物，同时也是日本最具权势的人物。作为日本皇室的大臣，他负责起草了1889年宪法；作为枢密院的议长，他主导审议通过了宪法；作为新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他为内阁运作奠定了基础。在他巩固“长州—萨摩”寡头权力的同时，土佐和肥前的支持者开始煽动反对政府，以寻求获得他们认为合适比例的政府职位。

为了建立反对政府的派别，他们组织了首批真正的政党，即板垣退助的自由党（1881）和大隈重信的立宪改进党（1882年，-译注：进步党之前身）。这些政党采纳了欧洲中产阶级自由且流行的意识形态，但，大体上，并未被倾心坚持或清晰认识。这两个团体的真实目的，旨在通过妨碍优势寡头，来分享公职和政府合同，代价即为减少对优势寡头的攻击。因此，这些政党的领袖，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卖其政党追随者，以换取上述让步，通常是解散政党，而当其对优势寡头再度不满时，又重建政党。最终，反对党忽而消失、忽而重现，而其领袖则依个人野心是否得到满足，而步入或步出公职。

正如三井基于其与居于优势地位的萨摩—长州寡头的政治纽带，成为日本最大的垄断工业实体，三菱则基于其与作为反对者的土佐—肥前团体的政治纽带，而成为了日本第二大垄断实体。实际上，三菱最初为土佐藩的商会，后在岩崎弥太郎的经营下，成长为三菱。三井和三菱，乃至后来成长起来的少数几个垄断组织，其利润和发展都完全依赖于政治纽带。

将日本在一个世代内建设成为现代工业强国的任务，需要大量的资本和稳定的市场。在诸如日本这样的穷国，进入工业化时代较晚，上述两个需求除了从政府获取，别无他途。因此，商业企业开始组建为一些非常大型的垄断架构，而它们（尽管体型巨大），即便在经济事务方面也从未像独立势力那样去行动，而是温顺的与那些控制着政府支出和政府合同者去合作。因此，他们在1922年前与明治寡头合作，在1922-1932年与政党领袖合作，在1932年后与军国主义者合作。统而言之，这些垄断的工业和金融组织被称为“财阀”。在一战后，有八家此类组织，其中三家极具权势，进而能够统治其余五家，以及整个经济体系。这三家即是三井、三菱和住友（由西园寺家控制）。财阀漫不经心的竞争着，但这种竞争更多是政治上而非经济上的，并且总是在它们都接受的体制规则范围内进行。

1885-1901年间，伊藤博文担任了四次内阁总理大臣，松方正义和山县有朋分别担任了两次，愈发明显的是，寡头并不受控于国会或土佐—肥前政党，却总是能通过控制天皇、军队和文官组织（civil bureaucracy）来统治日本。在由文官支持的伊藤博文与军方支持的山县有朋出现对抗前，局面难以改变。到1900年，山县有朋取得了对伊藤博文的决定性胜利，建立了内阁（1898-1900年），伊藤集团首次被完全排除在外。在执政期间，山县有朋为取得城市的选票支持，将公民权人数从50万扩展到100万，以对农地施加税赋，用以支付军费的扩张。远比此重要的是，他制定了法律，规定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须为内阁成员，并由现役高阶陆军和海军将军担任。这项法律导致此后日本无法实现文官治国，因为除非与军方妥协，内阁总理大臣或其他内阁成员都无法满足上述两个职位的要求。

遭此挫败，伊藤博文与板垣退助的自由党结成联盟（1900年），并开始了第三次内阁总理大臣任期（1900-1901年）。但他几乎没有行动自由，因为陆军大臣桂太郎乃山县有朋一系，而海军大臣是山本权兵卫。

1903年，山县有朋取得天皇诏书，迫使伊藤博文离开政治生活一线，退居枢密院。伊藤遵从，将自由党和文官势力的领导权留给了门生，西园寺公望。山县有朋也退居幕后，但仍通过其门生桂太郎，操控政局。

1901-1913年间，可以看到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的交替执政，桂太郎直接控制政府，而西园寺公望则是通过自由党，在选举中取得大量而无意义的胜利。1908年和1912年，西园寺公望在职时，都轻松取得了大选的胜利，却都被桂太郎迫离职位，尽管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当此之时，桂太郎无情的利用天皇和军国主义者去增加军队的规模和权力，这又导致了海军的分裂，进而给日本政治生活带来新的变数。自1901年，西园寺公望和桂太郎交替执政，及至1912年，西园寺公望拒绝陆军增加两个师（服役于朝鲜）。桂太郎旋即通过陆军大臣辞任，使西园寺政府解散。当西园寺公望无法找到适格的将军任职时，桂太郎第三次组建了内阁（1912-1913年），并建立了新的陆军师。

因被陆军高压政治策略所疏远，海军在1912年拒绝提出海军大臣人选，希望桂太郎内阁解散。但他们失败了，因为桂太郎从新登基的大正天皇（1912-1926年）那里获得了天皇诏书，命令海军提出大臣人选。海军在其后几年与自由党及其他反对桂太郎的势力建立了联盟，理由是桂太郎频繁借助天皇权力介入低级党争，有损于天皇的神圣地位。1913年，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天皇诏书被自由党拒绝接受；桂太郎不得不辞任，山本权兵卫组建了新的内阁（1913-1914年）。海军、萨摩系和自由党的联盟，导致长州系震怒，长州藩的武官和文官力量基于反对萨摩藩势力而集结起来。

1914年，传闻若干高级海军将领，从德国西门子和英国维克斯（British Vickers）公司等外国军需企业收受了贿赂。长州藩利用此事迫使山本权兵权辞职，但由于无法自己组建政府，他们唤出已经退隐的大隈重信，组建了一个完全依赖于他们的临时政府。经由将自由党完全排除在国会之外，再以一次贿选，赋予大隈老人所在的立宪同志会为多数党，该党为桂太郎于1913年所组建。大隈重信完全依赖于长州藩寡头（系指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已分别于1909年和1915年亡故）。大隈重信给了他们两个新的陆军师，以及一个强势的反华政策，但被长州藩的将领、山县有朋所赏识者——寺内正毅大将，于1916所替换了。为了使新政府所获政党支持不再那么明显的腐败，他们与自由党达成了一项交易。为获得国会席位、政府官职和三井资金，这个土佐藩的老党派向长州藩兜售了军国主义，从而在1916年的大选中，在县知事们的帮助下，获得了令其满意的多数席位。

在寺内正毅政府治下，长州的军国主义和山县有朋的个人权势达到了顶峰。当时，军队的每一个高级职位都须得到山县有朋的任命。他的文官老对手们，像伊藤博文或井上馨，均已亡故。1918年时，余下的四名元老，只有81岁的山县有朋，还在执掌权柄；84岁的松方正义，已是风烛残年；81岁的大隈重信，已经退隐；70岁的西园寺公望，已是半退隐状态。天皇，因1913年所受抗议，不再介入政治生活。各政党已堕落屈从，为获得职位可以牺牲任何原则。由大财阀领导的经济组织，完全依赖于政府补贴和政府合同。一言以蔽之，明治寡头的控制权，几乎完全归于一人之手。

在本章所述时代，日本权力的集中程度很难被夸大。在施行内阁制的33年中，有18任内阁，但仅有9位不同的总理大臣。这9位内阁总理大臣中，仅有2位（西园寺公望和大隈重信）不出自长州或萨摩，而有5位都是军人。

及至1918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化，对未来而言并非吉兆。不仅仅是因为军国主义者控制了日本人生活中日益发展的领域，他们还成功的将对天皇的忠诚与对军国主义的谄媚融为一体，使得日本人无法抗拒，因为这需要同时抗拒他的国家、家庭和整个传统。更为不祥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日本军国主义有疯狂的侵略性，它倾向通过对外战争来解决内部问题。

在30年内，日本有3次纯粹属于侵略目的的战争行动，1894-1895年对抗中国，1904-1905年对抗俄国，以及1914-1918年对抗中国和德国。通过第一次战争，日本取得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独立（1895年）。随后日本对朝鲜的入侵导致了与俄国的对抗，俄属跨西伯利亚铁路，鼓励俄国通过增加对远东施压，来补偿其对巴尔干的漠不关心。

为了孤立与俄国迫近的冲突，日本与英国签署了盟约（1902年）。基于该盟约，任一缔约方若在远东与一个以上国家开战，可期待获得另一方的支持。俄国由此在该地区被孤立，日本在1904年对沙皇军队发起进攻。日本陆军在萨摩藩元老大山岩的领导下，在陆地上战胜了俄国军队，而自欧洲赶来的俄国32艘军舰，则在对马海峡被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领导的海军所击败。俄国在《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Treaty of Portsmouth）中重申了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将南部库页岛和对辽东半岛的租约让于日本，并同意共同放弃满洲（双方撤兵，归还于中国）。在1904年成为日本保护国的朝鲜，于1910年被日本正式吞并。

1914年战争的爆发，为日本扩张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由于列强均忙于自身事务，远东落于日本之手。在1914年8月23日向德国宣战后，日本军队夺取了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以及赤道以北的德属太平洋岛屿（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s）和加罗林岛群岛（Carolines））。旋即，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诉求（1915年1月）。这些要求立刻暴露了日本对亚洲大陆的侵略野心，并导致了全球，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在提出上述诉求时，日本已能在大多数列强那里取得亲日之感。关于日本对远东的特别关切，已通过正式协定或照会等一种或几种方式获得承认。关于俄国，也签署了一系列协定，以建立其势力范围。满洲北部、内蒙古西部作为俄国势力范围，满洲南部和内蒙古东部为日本势力范围。

美国与日本通过若干外交照会，达成了美国对日本在满洲地位的认可，进而换来了日本对美国在中国采取“门户开放”和自由贸易策略的认可。“二十一条”打破了与美国的协定，因为日本寻求在中国拥有特殊的经济地位。连同美国严格的限制日本移民政策对日本人的荣誉所造成的伤害，这标志着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的感受，从1915年之前的大体满意，转向了1915年后的逐渐不满。

来自全球的不满，迫使日本撤回了“二十一条”中最为极端的内容（即那些关于任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事务顾问的规定），但大量条款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下，被中国所接受。其中主要的条款，是允许日本就德国处置在中国特权事宜与德国进行协商，而无需中国自身介入。其他被接受的诉求，给予日本大量商业、矿业和工业上的特权，大多数位于内蒙古东部和满洲南部。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观念愈发疏离于世界，战争确将日本带向了它从未企及的繁荣和权力的巅峰。交战国对日本产品的需求，为日本带来了工业大爆发。日本军舰数量和领土面积在北太平洋的增长，连同日本的欧洲对手在该地区的撤退，给予了日本制海权，为其他海洋列强在1922年《华盛顿协定》（Washington Agreements of 1922）所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北方的推进，使其成为东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霸主。总而言之，1868年明治维新的继任者们，可以通过审视1918年以来日本的发展，而获得极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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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gedy and Hope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