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了解的俄罗斯文明史（四）

前 篇：

慕峰 节译自 Tragedy and Hope, 1966, by Carrol Quigley

对俄罗斯自身而言，出现了难以置信的间谍与反间谍活动、审查、挑拨、未经审判的监禁，以及彻底的暴行。革命者以暗杀的方式还以颜色。人人皆不可信，警察之中有革命派，而警察也在革命派的高层之中。一名秘密受雇于政府的牧师，格奥基尔·加蓬（Georgi Gapon），被鼓励去组织工会并领导工人运动以增强企业主对专制政府的依赖，但当1905年加蓬领导一次工人游行，前往冬宫（Winter Palace）向沙皇请愿时，工人遭到了军队的袭击，数百人被枪击。加蓬在次年被革命者以叛徒的名义暗杀。为了败坏革命派的名誉，圣彼得堡的中央警察局（central Police Department）“用政府经费印刷对暴力骚乱的控诉”，并由一个保守派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张贴。1906年，政府未经审判就驱逐了35,000人，并按新的审判尺度处死了超过600人，而这些人的罪名其实只是诸如盗窃、冒犯官员之类的普通犯罪。在1906-1908年期间，5,140名官员被杀害或者伤害，2,328名被捕人士被处以死刑。一名叫做Azeff的警察，在1909年被曝出多年前就已担任社会主义革命党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委员，并且参与了多起谋杀高官的阴谋，包括针对普勒韦（Plehve）和谢尔盖大公（Grand Duke Sergius）的暗杀。披露上述事实的警察局前负责人也因为从事这些活动被判入狱。

在上述情况下，政府不可能表现得通情达理，所有关于温和的诉求都被来自双方的极端分子所破坏。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败的事实，将情况推向了极致。所有不满的群体开始骚动，最终成功实现了1905年10月的大罢工。沙皇开始推动政治改革，当然这种改革也是摇摆不定的。杜马（Duma），作为一个协商会议机制被建立起来，由广泛的选举权来产生，却又通过复杂的程序去除了民主因素。面对农民暴动、无何止的罢工和兵变，审查暂时被搁置，首届杜马会议召开了（1906年5月）。首届杜马中包含了诸多能人，并由两个迅速组织起来的政党所控制，一个是中偏左的立宪民主党（Cadets），一个是中偏右的十月党（Octobrists）。大规模的改革计划迫在眉睫，但遭到沙皇首相（chief minister）的拒绝，他因此受到了杜马的集中责难。在长达数周的骚动后，沙皇尝试建立一个十月党人的内阁，但十月党人拒绝在没有立宪民主党合作时管理政府，而立宪民主党却拒绝加入联合政府。沙皇任命彼得·斯托雷平（Peter Stolypin）为首相，解散了首届杜马，并开始选举新的一届。斯托雷平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人，希望在经济和政治改革方面缓步向前，但对任何有所怀疑的暴力或非法行为都进行毫无仁慈的镇压。所有权力都被用以使第二届杜马满足政府喜好，之前最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的很多党员被列为非法人士，特定阶层和群体被阻止参加选举或投票。这导致了新一届杜马的能力和纪律性都更差，并且充满了陌生的面孔。立宪民主党代表从150人减至123人，十月党代表从42人减至32人，同时还有46名极右翼代表，54名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Marxist Social Democrats）代表，35名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ies）代表，至少100名混杂的工党（Laborites）代表，以及其他分散的代表。这一群体花了大量时间去争论恐怖主义暴行是否应当受到惩处。当斯托雷平决定将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排除在杜马之外时，杜马将此提交给一个委员会进行审议；第二届杜马很快被解散，并确定选举第三届杜马（1908年6月）。在强力政府的恐吓下，包括将31名社会民主党人流放至西伯利亚，第三届杜马选举成立了。第三届杜马主要是由上层和上中层构成，最大的团体是154名十月党代表和54名立宪民主党代表。这届杜马足够温顺，因此保留了五年（1907-1912年）。在这个期间，政府和杜马都没有切实的政策，除了斯托雷平。直到1910年，这位精力充沛的首相仍在将压制与改革双管齐下，尤其是农业改革。农村信用银行建立；采用各种措施将大量土地分配给农民；限制农民迁徙尤其是迁往西伯利亚的措施被废除；先前阻碍更低社会层级参与地方政府的政策被废除；教育尤其是技术教育更为普及；社会保险的相关立法得以制定。在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后（稍后会讨论），外交事务获得更多关注，到1910年，斯托雷平失去了他对改革的热情，将精力转向于俄化大量少数族群。在1911年时，他当着沙皇的面被刺杀身亡。

第四届杜马（1912-1916年）与第三届类似，经由复杂的程序和受限制的选举权选举产生。政策更为不明确，因为缺乏一个像斯托雷平一样有力的人物来领导。相反，专制王朝深深陷入了迷信和腐败的沼泽。沙皇皇后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她，许多宗教神秘主义者和江湖术士的权力越来越大，尤其是拉斯普廷（Rasputin）。沙皇夫妇从1894年结婚起，就热切的盼望有个儿子。在生育了四个女儿后，他们的愿望在1904年得以实现。不幸的是，这位新的沙皇长子，亚历克西斯（Alexis），从他母亲那里遗传了不可治愈的血友病。由于他的血液不能凝结，因此最轻微的割伤都会危及生命。这个缺陷使得沙皇皇后疯狂的将她的精力扑在儿子身上，并决心使他的儿子成为新沙皇，为此，她抵制任何限制她儿子未来权力的可能，包括任何宪政或议会方面的改革。1907年后，她受到了一个名为拉斯普廷的奇怪流浪汉的影响，这个男人既恶毒又肮脏，但她却相信他有神力可以阻止皇子流血。皇后完全被拉斯普廷控制了，又因为沙皇完全听命于皇后，所以拉斯普廷成为了俄罗斯事实上的统治者。这一局面直到拉斯普廷在1916年12月被刺杀才结束。拉斯普廷利用他的权力满足私欲，通过贪腐积累财富，并且用破坏性和落后的方式干预政府的每个部门。正如伯纳德·佩尔斯爵士（Sir Bernard Pares）在描述沙皇皇后时所揭示的，“她每天给尼古拉斯的信包含了拉斯普廷给她的各种具体指示，涉及帝国管理的方方面面——教会，大臣，金融，铁路，食物供给，任命，军队运转，尤其还包括杜马，只要简单的比较信件的时间和其后事件发生的时间，就显示出几乎每个指示都得到了执行。她推荐的大多数大臣职位，都得到了采纳，其中最主要的考虑总是让拉斯普廷成为候选人。”

当专制王朝变得更加腐败并因此更加不负责任时，由地方自治会（zemstvos）和第一届杜马所缓慢推动的宪政进程就被摧毁了。1909年后经济的复苏无法抵消政治瘫痪带来的恶性影响。由于1908年外交事件进一步发展，以及知识阶层几乎无法参与到建设性工作中，上述状况变得更加希望渺茫。关于前者我们稍后会提到，这里就第二点提及两句。

在1914年之前，俄罗斯知识领域的发展很难说是充满希望的。当然，在诸如文学、自然科学、数学和经济思想领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这些对现代化发展或俄罗斯大多数知识分子关于一个更加整体化世界观的需要都贡献甚少。旧式东正教，即便在那些断然抵制它的人那里仍然发挥着影响。西方传统的基本态度已经朝着多样性（diversity）和宽容性方向发展，这是基于某种信念，即生命和人类经历的每个方面以及每个个体，都在现实的复杂结构中有一定的位置，如果那个位置只能通过追寻才能发现，那么整个生命的统一（unity）可以通过多样性而非强制的一致性（compulsory uniformity）去达致。但这个理念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任何俄国思想家，以及大量其他没有思考能力的俄罗斯人，被贪婪的渴求所驱使，去寻找生命和真理的“钥匙”。一旦这把“钥匙”被找到，人类经历的其他方面都被视为邪恶而受到抵制，而所有人都将被迫以统一的一致性（unity of uniformity）去接受这把钥匙作为生命的全部。更糟糕的是，许多俄罗斯思想家试图通过相互排斥的二元论来分析人类经历的复杂性：西化主义者与亲斯拉夫主义者，个人主义与共同体，自由与命运，革命与反革命，自然与传统，专制王朝与无政府状态，诸如此类。这些事物之间没有任何逻辑联系，因此独立的思想家经常会拥抱这些对立体的某一方面，进而形成一种不可思议的情感上的信念混合物。并且，独立的思想家经常还会从一面转向另一面，甚至在这些二元对立的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就典型的俄罗斯观念而言，在某种超越理性分析的更高神秘主义统一中，对立的两个极端可以同时产生，无需考虑逻辑相容性。因此，俄罗斯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惊人的事例：醉心于神一般的无神论者，革命主义的保守派，暴力的不抵抗主义者，好战的和平主义者，强制的自由主义者，以及个人主义的极权主义者。

俄罗斯思想最基础的特征是极端主义（extremism）。有两种形式：（1）对人类任一部分经历都保持忠诚是全部真理所在，要求完全的忠诚，否则就是邪恶的欺骗；以及（2）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被期待接受同一部分经历，否则将被责难为反基督的仆从。那些拥抱国家的人被期待去拥抱一个没有个人权利的专制王朝，否则他们的忠诚就是不纯粹的；那些拒绝国家的人被期待完全抵制国家乃至接受无政府主义。唯物主义者应当成为完全的虚无主义者，不给习俗、礼仪或情感留下任何空间。那些质疑宗教体系次要方面的人，被期待变成好战的无神论者，而如果他们自己不迈出这一步，又将被迫成为一个神职人员。那些被认为是追求精神性或说他们就是追求精神性的个体，会原谅任何形式的腐败与淫荡（例如拉斯普廷），因为这些物质的方面与精神是毫无关系的。那些对被压迫者充满同情心的人，被期待将他们自己陷入民众之中，同衣同食，同此一生，与所有文化和思想绝缘（如果他们认为民众也缺乏文化和思想的话）。

从对待人类经历各方面的基本态度，可以看出俄罗斯思想家的极端性，这些方面包括，财产、理性、国家、艺术、性或权力。俄罗斯的思想家总是有种狂热的倾向去消除罪恶的事物，并留下他们认为是宇宙之钥的那方面。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Alexei Khomyakov，1804-1860年），一个亲斯拉夫主义者，想完全的抵制理性，将之认为是“西方不可饶恕之罪”，而费奥尔多·陀思妥耶夫斯基（Fedor Dostoevski，1821-1881年）则走得更远，他希望摧毁所有的逻辑和算术，他说，要寻求“将人性从二加二等于四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许多苏联之前的俄罗斯思想家，将财产视为罪恶。另一些思想家则将性视为罪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i），伟大的小说家和散文家（1828-1910年），认为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性都是邪恶的。西方思想，通常会为每个事物在宇宙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并认为任何一个事物在合适的位置都是可接受的，这种观念在面对俄式狂热时，都无法再往前进。例如，西方很少感到有必要去论证艺术存在的正当性，但俄罗斯的许多思想家（就像是很早之前的柏拉图一样），将所有艺术都视为邪恶。尤其是托尔斯泰，不时（就像在What is Art? of 1897 or On Shakespeare and the Drama of 1903中）将大多数艺术和文学，包括他自己的小说，贬为徒劳的、不相干的和邪恶的。类似的，尽管西方有时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性，或者更多时候过分强调了性，但总体而言认为性在合适的位置可以发挥合适的功能。然而，俄罗斯的许多思想家，再次包括托尔斯泰（The Kreutzer Sonata of 1889），坚持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任何地方，性都是邪恶的，尤其是在婚姻中。这些观念对社会和家庭的破坏作用可以在托尔斯泰后期生活中看到，以他对长期承受痛苦的妻子的最终愤恨而告终，他认为是他的妻子导致了他的堕落。但当托尔斯泰主张无性婚姻时，另一些俄罗斯人，却抱有极大的热忱赞扬没有婚姻的性，将婚姻这种社会制度视为追求纯粹人类冲动之路上没有必要存在的障碍。

在某些方面，我们会发现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思想的顶峰。他排斥所有权力和暴力，反对大多数艺术，抵制所有的性、公共权力以及财产，因为它们都是邪恶的。对他而言，世界的钥匙在基督的禁令（Christ’s injunction）中去发现，“不要拒绝恶（Resist not evil）”。基督教诲的其他方面，除了那些直接由禁令所衍生出的方面，包括任何关于基督神性的信仰，或者信仰人神的理念，都是被托尔斯泰抵制的。从这一禁令，发展出了托尔斯泰关于非暴力和不抵抗的思想，以及他关于只有通过这一方式人才有强大的爱的精神力量去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信念。尽管尔斯泰的思想是基于基督的禁令，但他的思想并不主要是基督教义的反映，因为俄罗斯最基本的假设是任何物质上的战胜必须表现为精神的胜利，而精神的胜利又只能通过物质上的战胜去实现。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只能是那些认为所有繁荣或幸福不仅是无关的，而且还是罪恶的人。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只能是那些狂热的认为生命、家庭或任何客观所获都是没有价值的人。这是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通过柏拉图回溯至古老的亚洲：除作为一些主观真理的象征而存在外，所有客观真实毫不重要。当然，这也是早期基督教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这大致也是早期基督教异教徒及衍生于东方哲学立场的诸如清洁派（Cathari）（阿比尔派（Albigenses））等西方异教徒的观点。托夫妥耶夫斯基是现代俄罗斯思想的代表，比托尔斯泰出生早，但其形成精神上的观念较托尔斯泰更晚。对托夫妥耶夫斯基而言，每一个客体和每一个行为，都仅仅是一些难以捉摸的精神真理的象征。从这一观点出发所产生的观念，使得他作品的角色对西方传统下的普通人来讲都难以理解：如果这类角色获得了财富，他会哭喊到“我被毁了！”，如果他在一个凶杀案的指控中被判无罪，或看起来如此，他会大叫“我很自责！”，并将寻求指控自己以确定获得惩罚，而这种惩罚对他精神上负罪感的释放是必需。如果他在决斗中故意未击中对手，他将于心有愧，并会说“我不应该这样伤害他；我应该杀了他！”在每个故事中，说话的人对财产、惩罚或生命都毫不在乎。他只在乎精神层面的价值：禁欲主义、内心的负罪、懊悔、对他人自尊的伤害。同样的，早期的宗教思想家，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非基督教的，将所有客体看作是精神价值的象征，将所有暂时的成功看作是对精神生活的压抑，并感到只有通过摆脱财产才能获得财富，只有通过死亡才能获得生命（这是对柏拉图的直接引用），只有在时间终止时才能发现永恒，只有身体受到束缚时精神才能解脱。因此，直到1910年托尔斯泰去世时，俄罗斯仍然维持了希腊—拜占庭的知识传统。

前已述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稍早出生，他的思想也早于托尔斯泰的思想。事实上，在许多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先驱。由于将注意力集中于贫穷、犯罪和人类的痛苦，常常追寻每个行为或词汇背后的真实含义，最终从他的视角而言，外在与意义的差别十分之大，大到二者甚至相互矛盾。这种矛盾实际是人内心之中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斗争。由于这种斗争没有尽头，所以除了彻底的直面苦难外，没有办法解决人们的问题。此类苦难净化了人的全部非自然痕迹，将他们连结在一个大集体中。在这个大集体中，俄罗斯人民由于承受了更大的苦难并且拥有更大的精神力量，因此他们是世界的希望，并且他们必须将世界从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暴力和自私之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俄罗斯人民，由于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不效忠于奢侈或功利，受到苦难的净化进而成为其他所有遭受苦难人民的兄弟，这使得他们可以通过拿起正义之剑挥向源自欧洲的邪恶力量来拯救世界。君士坦丁堡将被占领，所有斯拉夫人将得到解放，欧洲和世界将通过被征服而获得自由，因此莫斯科可能成为第三罗马（Third Rome）。然而，在俄罗斯能够通过上述方式解救世界之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必须将他们并入广受苦难的民众之中，而俄罗斯人民必须接受那些没有受到任何欧洲意识形态玷污的欧洲科技。通过武力流血来将斯拉夫的兄弟之情扩展至全世界将有助于这项事业，因为分享苦难将使大家团结如一人。

这种神秘的斯拉夫帝国主义连同它天启般的寓意绝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独有的。许多俄罗斯思想家都隐晦的拥有这种观念，这也是没有思想的大众的广泛诉求。它隐含于泛斯拉夫主义的许多宣传中，在1908年之后，这种宣传发展成为半官方性质。它被东正教牧师广泛接受，他们强调在千禧年信徒将莫斯科建为“第三罗马”后，将会实现正义之治（reign of righteousness）。这些观点明确记载于1869年出版的尼古拉斯·丹尼列夫斯基（Nicholas Danilevsky，1822-1885年）的著作——《俄罗斯与欧洲》（Russian and Europe）中。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观点，非但没有因为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消亡而逝去，反而变得更具影响力，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结合在一起，在1917年后为苏俄提供了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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