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落了吗？——全球化系列文章导读

按原计划最近应该写作美国民粹主义系列文章的第三篇，进入到1960年代讨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但因为有一本很重要的参考资料（Donald Warren在1976年所著The Radical Center）还没有收到，利用这个空当时间，把最近半年本公号的写作思路梳理一下。

最近半年的文章，仍然集中于从全球化的视角去看待对许多人影响日深的中美关系。作者仍然坚持，对本轮全球化的理解深度决定了对中美关系理解的深度，因此在4月份以《全球化的重构》再次开启这个话题。简言之，美国对外政策由其内部问题决定，不对其内部加以深入理解，只站在此岸看彼岸，会产生非常多的偏差。这在去年一开始写作《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下）》——美国的问题与中国的挑战》两篇时，在国内尚是耳目一新，但在今天，似乎已是世人皆知。

上述两篇文章只是我阅读和思考的起点，不想却成了许多人思考的终点。这些“以始为终”的观点认为，美国今日贫富差距悬殊、种族对立严重，已然走向衰落。甚至部分曾经还算对美国有些了解的作者，写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这样的吸睛文章。

《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两篇比较系统的阐述了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以及美国不应当将这些问题主要归咎于中国的原因，同时以德国的发展路径作了比较。在完成这两篇文章后，作者认为美国确实在此阶段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与大多数“网络文学爱好者”直接做出“美国已经衰落”的结论不同，作者开始思考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美国目前问题的成因；二是美国能否解决这些问题。

一、美国目前问题的成因

这个问题如果轻易选择美国左翼或者右翼的现成结论，都将一叶障目。目前国内的研究（包括一些严肃的媒体），都直接将美国左翼的观点摆在台面上，来证明美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和种族矛盾难以解决，叠加疫情影响，美国国力迅速衰落。作者认为，美国今天问题的成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1、全球化导致的美国产业流出

具体而言又要包括：

一是美国战后福利制度完善导致的成本上升，遇到德国、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的产业竞争。在此，尤其要提醒中国读者注意一个事实，1930年代小罗斯福的左翼“新政联盟”虽然完善了美国的福利制度，壮大了劳工力量，但给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带来负担，尤其是在德国和东亚各国次第崛起的情况下，人口优势（德国利用东欧，东亚国家自身拥有年龄结构优势）明显，美国在1970年代之后企业竞争力的大幅衰落已经出现。应当讲，战后美国企业遭遇的外国竞争冲击，比现在还要严重得多，那么是否就此衰落了呢？仅此一个反例，就值得进一步思考，而不是下定结论。

二是美国外贸政策叠加国内税制的变化，驱动美国跨国企业进行全球产业分工，而这又以战后和平环境和全球范围的远洋运输可实现为前提。美国的外贸政策在大萧条之后彻底转向支持全球自由贸易。由于上述劳工福利的上涨和来自海外竞争的日趋激烈，美国企业开始主动将产业链的劳动力密集型部分（低附加值部分）转移到海外，这与当时的美国外贸政策相匹配。而1960年代美国的税制变相支持了美国的海外利润不汇回国内。（《美国贸易法律合规体系的危机，去美化和国产替代》）

三是避税天堂国家和地区的出现。1996年美国的税制变化进一步支持了知识产权置于海外的税收优势。美国跨国企业通过复杂的税收筹划，将大量资产置于少数避税天堂的行为普遍化。

四是美国跨国企业股权高度分散，事实上存在管理层控制的普遍现象，持股稍微集中的股东是基金类股东，仅仅追求金融利益，而不关注企业的利害关系人（劳工、消费者、社区等）。许多企业开始通过股份回购提振股价用于激励管理层，而非将利润用于研发进步。

五是一段时期美国产业泛金融化，在多元化名义下大兴投资之风，底层研发开始不受重视。产业外迁数年之后开始面临人才断档。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理由，共同促成了本轮全球化之下，美国产业的外流。产业的外流导致右翼曾经许诺的“水涨船高”和“滴漏油”效应不复存在，金融财富不断增长，跨国企业营收和利润不断增长，但无法有效对全社会进行分配，导致贫富差距矛盾日益突出。

2、传统的种族问题叠加人口结构变化

一是传统的黑人和白人矛盾日渐加深。美国的黑人问题一直存在，作者建议中国读者先保持足够距离，可以阅读一下索维尔的《美国种族简史》，对美国种族问题有概貌了解。如果有更多时间，可以进一步阅读南北战争后美国南北双方对种族问题所持观点的一些资料。事实上，美国黑人内部分化严重，上层黑人精英大多并非黑奴后裔，而是最初的“自由的有色人”和西印度群岛黑人。这部分黑人精英认可美国主流白人的价值观，与黑奴及其后裔并无相同的文化传统。在南方黑奴后裔获得自由，大规模迁往北方后，由于黑奴后裔在生活、工作方面的行为举止难以被北方城市居民（包括白人和北方黑人）接受，北方白人也开始避而远之，北方黑人也受其影响。索维尔认为，由于蓄奴时期奴隶主有意的使黑奴群体丧失了社会自理能力，导致黑奴及其后裔在获得自由后，长期无法提升自己，大部分处于社会底层。在民权运动之后，黑人精英意识到自己无法脱离整个黑人群体，同时代表整个黑人群体会带来政治上的利益，因此黑人精英开始有意识的替整个黑人群体代言，总体上促进了黑人权利的获得。但另方面，黑人精英其实与黑奴后裔存在本质不同，这种代言往往流于表面，真正能够在各领域上升到一定位置的机会都被黑人精英所取得，绝大部分黑奴后裔没有改变自身的地位，黑奴后裔自身也不努力改变，群体懒散、不上进的情况十分普遍。今天美国的黑人问题，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逐渐演变而来。

二是拉美裔人数超过非裔，带来新的问题。全球化给处于产业承接地位的后发国家带来的是产业的迁入，给先发带来产业迁出的同时，也给先发国家带去了外来人口的迁入。全球化下先发国家的人口迁入有三部分，一是合法移民，二是合法外劳，三是非法入境劳动力。之所以要放开外国人进入本国，主要是因为战后先发国家面临三个问题：本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本国福利提升带来了人力成本压力，享受福利的本国年轻人不愿意投入到低薪的服务行业。这就导致先发国家在战后迎来了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在坚持外劳为主制度的国家（日本、新加坡等），种族问题并不突出，因为引进外劳时明确不给予居留身份。但在采取移民制度为主的欧美国家，种族问题日益突出。在欧洲先发国家主要体现为东南欧、土耳其和穆斯林移民问题，在美国体现为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问题。当合法移民取得公民身份后，反过来会利用其政治权利追求族群利益，今天来看，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代表少数族裔（尤其是拉美裔和非裔）利益的政党，这主要是因为今天这两个族群的人口已经超过美国人口总量的30%，这是为什么两党显得越来越对立而无法调和的重要原因。

上述美国问题的成因分析能够显示出，美国今天问题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因素和全球化的经济因素，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对立。

二、美国能否解决这些问题

对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如果套用1930年代民主党左翼“新政联盟”的措施，就是通过征税和财政引导基建去实现财富再分配。这也是民主党的左翼民粹势力（也可算做进步主义派别）桑德斯和沃伦的主张。但很显然，今天的民主党已经与硅谷和华尔街捆绑过于紧密，切割财富巨头利益的政策不可能出台，所以政纲中的征税最终会是对中产以上征税，而对中产以上征税将触及美国中产选民群体的利益。因此今天的民主党其实与小罗斯福时期的民主党仍有巨大的区别。

美国希望的产业回流难以一蹴而就。坦率的讲，特朗普政府针对美国跨国企业利用避税天堂躲避本国纳税的政策是直接有效的，而利用税收制度迫使跨国企业将就业岗位移回国内的措施，站在美国劳工一方来看，也完全不难理解。民主党的产业振兴和就业提振政策一直非常不明朗，“绿色新政”以继续减少传统生产性行业就业岗位为前提，只是符合所谓新经济的利益。今天的民主党仍然不是一个能够解决美国当前问题的政党，尽管共和党也同样。

从全球贸易稳定的视角，或者从中国视角看，特朗普政府的确是一个危险的存在因素。但从美国内部视角看，特朗普在美国国内获得的支持则是两党建制派失败所致。我们今天越来越能够体会到美国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之深（《美参议院通过中概股法案》、《从Tiktok看中国企业当前的全球化困局》、《关于WeChat的美国禁令到底讲了什么？》），但与国内大多数观点不同，作者认为今天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其实是美国国内自我纠错进程的一个关键环节。

为此，作者以原创的态度开始梳理美国的民粹主义历史。《民粹主义如何改造美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民粹主义如何改造美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二）》是目前的两篇成果。美国在历史上处于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时期，最终是如何度过的，我们从镀金时代和二战时期都能够找到答案。尽管中文领域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是普遍的，但对于什么是民粹主义，为什么会有民粹主义，以及各国的民粹主义是否相同或类似，几乎没有人回答。中国的社会观念下，左翼通常容易得到认可。而今天欧美左翼关于全球经济不平等研究的著述也为许多懒惰的中国学人提供了“转述他人观点就可以成为国师”的素材。但从美国历史看，1980年代右翼的胜利也有深刻的时代因素。这些因素既有外部竞争的对比选择（美苏争霸），也有美国民众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中产阶级中间派既反大企业、也反懒惰的中下层）。

那今天美国民粹主义的状态还要持续多久呢？这将取决于美国国内分配体系的重建。美国国内分配体系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有全球化的因素，也有产业变革的因素，还有教育、医疗的公共资源供给缺失的因素。只要这些问题大部分还没有改善，那美国本轮民粹主义的历史任务就还没有完成。美国的种族问题与贫富分化问题相交织，又被政客用来作为推迟变革、分散注意力的主要理由。美国民粹主义持续的后果之一，是排外情绪会越来越强烈。右翼民粹有排外历史，当内部分配问题无法解决时，诉诸外国是政治上的有效做法。

目前国内有一种趋于流行的认识，仅从美国两党的短期行为去看与美国的长期关系。例如，认为当前美国针对中国企业制裁的立法、修法都是两党一致通过，所以与美国的关系将长期恶化，无论谁上台都一样。最终只能得到“中美之争”将以“美苏争霸”结局收场的“冷战”结论。

从作者视角而言，美国的选举政治下，政客的行为都有“历史背景”的。在当前美国的民粹主义时期，排外情绪已经形成，但这种排外情绪是否为“长期”，或者“长期”是多长的期限，以及研判这种情绪维持的时限，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作者自去年撰写第一篇全球化文章以来，至今都认为中国对美国乃至全球的了解非常粗浅，因此对今天广为流传的任何结论都保持足够距离。正如我们宁愿为下一篇民粹主义文章多花一些时间等待一本海外著作，作者希望每一个结论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三、与其关注盛衰，不如关注变化

大多数人并不能理解，一个全球体系主导国家的真正衰落，将伴随着稳定局面的彻底打破。而重新建立的稳定局面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新的主导国家并不是那么容易产生，并且新的主导国家将付出巨大的财富和精力才能去维持一个新的全球体系。

中国的历史教训一直是，由于对外投入过于巨大的财富和精力，导致背负沉重的内部负担，从而产生动荡，走向衰落。所以珍惜和平，在既有全球体系下闷声发展，在过往相当长时期都是一个睿智的选择。尽管从国家层面，由于规模体量的原因，中国这头屋里的大象不可能再被无视，也不可能再让自己躲在角落里不被发现。但从企业角度而言，仍然应当从今天中国半导体行业的严重受挫中总结出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

韬光养晦并非一个国家的专利，“隐形冠军”也是一种韬光养晦。期待以金融资本孵化再从二级市场融资（套现）的方式去扶持与美国具有高度竞争关系的关键高科技产业，是否是一个有效的措施，至今仍然没有足够的反思。在中芯国际大跌的今天，直言不讳的讲，如果华为是一家上市企业，需要时时披露足够多的商业信息，那在七八年前可能已经被美国掐死，而不可能走到今天。Hidden Champions，hidden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不是一个被动的结果，这是需要决策者和企业家都牢记在心的。而国家的配套体制（包括金融体制）是否允许这些企业长期以hidden的方式发展，不成为公开的焦点，是这些企业能否“韬光养晦”的关键。

去讨论美国衰落与否是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国家跟企业一样，都时刻处于变动之中，我们应当关注的是主导国家内部变化带来的外部影响。作者之所以梳理这些历史、写作这些文章，更多是希望了解这些外部变化可能对今天的普通人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将涉及我们每个人今后的决策。中国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学业选择、职业选择都将深受这些影响。

虽然作者尽可能写成文字，但难以落于书面的内容仍然很多，有机会再聊吧。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