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加自信包容的社会，难道不好吗？

包容这位作家的日记，尊重她的出版自由，不要动辄上纲上线，进而让整个国家变得更加包容、自信，难道不好吗？难道不正是国家复兴的应有追求吗？

一个更加自信包容的社会，难道不好吗？

文/应濯

最近，因为一位作家（原谅我为了发出文章，隐去作家真名）的日记计划今年8月在海外出版，网络上争议不断，指责声不绝于耳，甚至不乏一些偏激狭隘的谩骂、人身攻击和构陷。针对这类完全是黑白颠倒、不堪卒读的人身攻击，我不想再浪费口舌，因为道理不辨自明，没有必要去理会，喊打喊杀的人只是在拉低自身的素养。

抛开粗鄙的谩骂、人身攻击不谈，网络上确实有不少人是相对理性地反对这位作家日记在海外出版。他们认为，近年来尤其是眼下，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印象正在转恶，中美博弈激烈，若此时在海外出版那位作家的日记，无异于是给对方递子弹，给了人家利用和歪曲解读那位作家日记的可能，因此反对日记在海外出版。

坦率说，这种声音有可以理解的地方，该作家在海外出版日记时确实应该多留点心。事实上，该作家已经注意到这点并已经及时纠正，她在接受采访时，有坦承自己不懂外文，“没有想到过标题会改动”，“后来发现问题”，译者“向我表示了歉意，然后立即要求所有的出版社必须尊重我的原标题”，“这些都可以及时纠正”。

但与此同时，放在更大时空背景来看，区区一本日记而已，至于说得这么吓人吗？其一，但凡认真读过原文的人，不难发现，这位作家的日记纵使不乏一些情绪激动（在那时疫情肆虐之际，没有情绪才不正常）的地方，但总体上温和理性，真实记录了武汉封城期间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书写了武汉人从初期的恐慌、焦虑到后来的乐观、坚毅，引起了广泛共鸣。用华中师范大学戴建业教授的说法，这位作家“写出了武汉人面对生死的豁达坚毅”，“写出了武汉人的希望与沮丧，眼泪与欢笑，卑微与尊严”，“写真事，说真话，有真意，露真情”，“直达百姓的心坎”。

这位作家在接受采访时，亦谈道：“我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我的书只会给国家以帮助。因为我很详细地写到了后期湖北换帅之后的各种举措。写到了疫情是怎样得到有力的控制的。写了方舱医院，写了下沉干部，更写到了医护人员、志愿者、建设者们是如何努力的，以及武汉九百万市民是如何坚守的。这些人如果看了我的日记，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我的日记中，绝非极左分子曲意解读的所谓中国负面的事，卖惨的事，等等。他们的断章取义，让那些没有读我作品和根本不读书的人相信了这些。而实际上，我里面有无数的中国的抗疫经验。国外出这本书，岂不正好是推广中国式经验的好方式吗？”诚如斯言，真正有说服力、打动人心的故事从来不是千遍一律的赞美，而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直面不足基础上的不屈不挠解决问题，最终历经困难获得成功。这位作家的封城日记，恰恰具有这个特点，既不回避问题，也不吝惜赞美，念兹在兹的是回归常识和独立思考。这与法国作家加缪说的“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不谋而合。这样既有批评反思又有赞美的日记，难道不是展现中国抗疫的良好范本吗？

其二，如果仅仅因为近年来尤其是眼下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印象正在转恶而否定这位作家在海外出版日记的正当性，那是不是意味着任何但凡有一点批评的作品，都不能在海外出版，因为那有可能被人利用？或者进一步说，中国国内都不应该有任何一点批评的声音，因为那有可能被认识中文的外国人看到并可能被利用？显然不能这样。正如这位作家所言：“这样一本书，你们认为境外别有用心的人会怎样利用？他既然是别有用心的，既然是刻意利用，他还会在乎是《武汉日记》或者是《大国抗疫》吗？你出什么书他都会利用是不是？难道因为有人利用我们就不出书了？什么时候中国人这么怕外国人的？”是啊，一些外国人怎么解读这位作家的日记，是海外人的事情，你左右不了，你如果不同意，正常去驳斥、澄清就行，没必要因为一些海外人有可能怎么想而迁怒于本国作家。否则，若随着一些海外人起舞，以他们的好恶来裁决自己国家作家的命运，就太不可思议了。

有网友说道：“我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因为一本书的出版就坍塌掉，一个自信的政府也不会因为一本书就无端地指责作家。2020年及以后的人民生活状态，取决于本国与各国政府对待新冠病毒的方式，而非一本小小的日记。”我们不妨将心比心。各位时常能看到外国作家批判所在国的作品，尺度时常远超那位作家的日记，可很少听到他们遭到所在国舆论的讨伐，更未听说他们国家由此遭受伤害。人类过往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开放、包容和多元，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更不能把那些对苍生对社会怀有热忱的人打入另册。包容这位作家的日记，尊重她的出版自由，不要动辄上纲上线，进而让整个国家变得更加包容、自信，难道不好吗？难道不正是国家复兴的应有追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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