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李稻葵：2021年我最担心三件事情，希望不要发生

我们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儿子和孙子，儿孙还不清账干脆一股脑变成老子的债，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然后再约束地方政府什么债可以发什么债不可以发，而不是又搞一轮去杠杆。这是我担心的第二轮误区，这个错千万不能再犯了，不能以宏观经济杠杆率这个陈旧的指标来约束我们自己正常的经济发展，要强调杠杆的健康性和结构。

清华教授李稻葵：2021年我最担心三件事情，希望不要发生

文/李稻葵

（1963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美国归侨，原籍安徽凤阳，清华大学管理学学士（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92年）。曾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及香港科技大学，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原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来源/网易研究局、11月28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0-2021）的发言

2020年还有一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也有影响，就是美国大选。在很多人看来，美国大选有惊无险——如果特朗普没有被选下去，世界经济面临的复杂性和挑战仍然很多。拜登上台后仍然有磨合期，这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也是不确定性。

但尽管今年美国发生了如此严重的疫情，尽管美国黑人如此不满，尽管特朗普在选举之前把这么多年人格上的弱点暴露得如此之充分，他仍然获得了7300万的选票，而且这7300万的选票某种意义上比拜登获得的8000多万选票含金量更高。

因为特朗普的7000多万选票是在寒风中、很多人等了四五个小时现场投票的结果；而投拜登的选民很多人说是选举工作人员到黑人家里动员其投的邮寄选票，所以，2024年特朗普会不会卷土重来仍然是个问号，这是个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点我补充一下，讨论“十四五”规划和宏观经济要放进去。

展望2021年，有哪些风险呢？

第一，拜登政府组建以后，会不会针对中国若干行业提出非常精准的限制性政策，这还是个问号。

在明年的对外关系上，重点产业和企业的安全还可能有一定风险。上星期奥巴马出的回忆录里明确谈到美国民主党对中国的担心，很多人认为，在他这个回忆录里已经蕴藏了拜登对中国政策的基本思路，他谈到中国在一点点蚕食美国的军事优势、科技优势、美元优势；谈到对中国的科技一定要限制，一定要保持美国的优势。

所以，我们和拜登政府、和他新的团队怎么磨合，这是中国明年“十四五”开局的重点工作，这里有不确定性。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美国任何一个新政府上台之后，中美总有一个不太顺畅的磨合期。

但总的来讲，和拜登沟通要比和特朗普沟通容易得多，毕竟我们对拜登的团队是熟悉的，拜登用的是精英，而特朗普用的是草根。

一个星期前，中国宣布也考虑参加CPTTP的谈判，这非常重要，在CPTTP没有形成规则之前，我们主动参与规则谈判，而不是等形成规则后再申请加入，变被动为主动。

第二个风险，我担心“十四五”规划布置的一些新发展理念能不能顺利贯彻下去。由于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表现很好，工作重点可能就变成了一纸经济的短期问题上来，能不能够有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新思路并贯彻下去存疑。

我具体担心三件事情，我希望不要发生。

第一件事是怎么能够保证收入不断提高。收入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基础，最终消费是双循环的基础，怎么保证收入增长？实际上是“10+4”的问题，中国有14亿人口，10亿人口没有进入到中等发展水平，这10亿人口大部分还在农村或者还没有户籍，所以，城镇化必须关注这10亿人的发展。

现在，城镇化问题上，我们有认识误区——我们往往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太多了，有大城市病，所以，特别希望发展一些中小城市。

还有一种说法，在很多经济落后地区或不发达地区只有一个中心，而经济发达地区有两个中心，比如广东的深圳、广州；江苏的南京和苏州；山东的济南和青岛；福建的厦门和福州，到了陕西就一个西安，甘肃只有兰州。

因此，拼命地搞第二中心。我认为这不一定符合城镇化的基本规律。城镇化的基本规律本质上讲还是人跟着需求走，人跟着气候、产业走。

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呼吁，一定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有的地方就是一个中心，把这一个城市做好了，就以它为中心带动周边发展，像合肥、西安这些地方，可以适当地集中，而不是人为地搞第二个中心。

第二件事是杠杆率。报告里说我们的杠杆率回升的，我担心一说明年的数据好就又要控制杠杆率。我的观点是：中国杠杆率的问题是杠杆的结构而不是总的杠杆率，国民储蓄率如此之高，投资的空间如此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杠杆率比日本还低，比美国高一点，很正常。

关键是杠杆的结构要对，要形成一个“排毒”的机制，最近出现一些违约事件，我认为本质上是好事。

现在杠杆的主要问题可能还不是企业债，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债，期限太短，利率太高，怎么能够逐步把其变成国债。

我们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儿子和孙子，儿孙还不清账干脆一股脑变成老子的债，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然后再约束地方政府什么债可以发什么债不可以发，而不是又搞一轮去杠杆。

这是我担心的第二轮误区，这个错千万不能再犯了，不能以宏观经济杠杆率这个陈旧的指标来约束我们自己正常的经济发展，要强调杠杆的健康性和结构。

第三件事我担心的是房地产调控。房地产调控还是不到位，还是要调整，甚至劲使反了。现在对房地产提出融资方面的“三条红线”，以这个办法来实现“房住不炒”，是把劲使反了。因为现在控制房地产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增加供给。

为什么成都、长沙、西安这三个地方房价涨得比较慢？因为它们供地比较足。所以，这个思路一定要改，控制房价需要在城镇化过程中适当地增加住宅用地，同时适当地让房地产企业去开发。现在的路子是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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