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卡夫卡

瓦尔特·本雅明在谈到卡夫卡式寓言的“展开”效果时说：“‘展开’一词有双重意义。一个花蕾可以展（绽）开为花朵，但是，教孩子们用纸折叠的小船却展开为一页平展的纸。这第二种‘展开’用来形容寓言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将寓言像纸一样展开从而使其意义跃然掌上的正是读者的快感。然而，卡夫卡的寓言是在第一个意义上展开的，即花蕾绽开成花朵的方式。这就是其效果何以相似于诗歌效果的原因。”如果以本雅明所说的展开一艘纸船为一张纸的方式来阅读卡夫卡的《中国长城修建时》，似乎这篇小说所要说的东西已经呼之欲出。卡夫卡在小说里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长城需要分段修建？”，从这个问题出发，他继而讨论了在帝国体系内，作为最高领导者的皇帝与普通老百姓之间遥远而无法沟通的距离。小说最后（与卡夫卡的许多小说一样，这篇小说也属于“未完成”的作品，因此这“最后”也只能是形式上的“最后”），作者几乎已经总结了他的批评论点：“（政府）至今都未能在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就帝国的机构建立起一个明确的体系，从而也能使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处于其直接和不间断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这里也存在人民在想象里和信仰力方面的弱点，他们未能把帝国从北京的梦幻中活生生地、真实地拉到自己的面前，虽然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哪怕只感觉一次这种接触，沉醉于这一幸福中。”

卡夫卡这里的讨论如果用政治学的观点来分析，无非就是涉及科层制体系下管理的层次与控制力之间的矛盾，以及权威的合法性依据等问题。虽然他写的是一个古老的帝国发生的事情，但是除却那个名义上的唯一权威——皇帝以外，这个社会的分层与组织和现代科层制社会如出一辙，这个寓言就是关于现代的，我们完全可以在卡夫卡的同时代学者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相关著作中找到对应的论述。

但是且慢，这真的是卡夫卡想讨论的问题吗？或者说，对皇帝的“上谕”始终无法传达到人民之中以及人民始终无法与皇帝建立直接的关联这样的现象，卡夫卡真的是持一种“分析”的态度吗？如此这般展开卡夫卡这则寓言，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停止不前，从而让那些更本质或者更原初的东西被忽略了呢？

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与质料的区分而言，纸船与纸的关系就是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分析到质料这一层，好比把雕塑还原成泥土或者青铜，依然无法深入作品的形式。而花蕾绽开为花朵的过程，首先不是一个分析或者还原的过程，其次更不是单纯的质料被呈现的过程，而是隐藏的形式显现自身的过程。花朵的一切可能已经包含在花蕾里面（更原初地说，乃是包含在种子里面），但是倘若没有“展（绽）开”这个环节，所有的可能也无法实现自身。这就像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运动，运动的起点已经包含了可能的一切，但是没有否定与扬弃的辨证过程，没有经过中间那些环节，绝对精神最终也无法实现自身。对寓言的展开当然不能简单地类比为辨证运动中的否定和扬弃，但却是作品的意义生成和实现的方式。

批评就是对作品的展开，本雅明曾经对批评家与作品的关系有过这样一个精彩的比喻：“如果把成长着的作品比作燃烧的柴堆，那么站在柴堆前的评论家就像一个化学师，而批评家则像炼金术士。对于前者而言木柴和灰烬是条分缕析后剩下的仅有之物；对于后者，则只有火焰才保持着诱惑力：亦即活的东西。因此，批评家深入真理，真理的活火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厚重的柴堆和已经被体验过的余烬中继续燃烧。”同样是化学和炼金术的比喻，比较一下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部分中完全相反的评价[注]，我们可以看见现代批评与近代理性主义的批判哲学之间的分野。

回到卡夫卡，回到他在小说《中国长城修建时》中那个核心的问题：中国长城为什么要分段建造？卡夫卡的“分段修建”有他的特殊意义，这不是通常我们所理解的从部分到整体的渐进的连续过程——将一个大的工程分成许多细小的环节，甚至可以同时展开它们，最后再组成一个整体，使得这个工程得以完成。在卡夫卡所描述的长城的“分段修建”中，每一段长城之间可能相去遥远，一段建成之后，同一组工人会被派到全不相干的地方……由此造成的结果是长城最后无法连接起来，留下许多大的缺口。

如果修长城是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一条留下许多大缺口的长城无疑没有多少防御能力。我们在这里又一次遇到卡夫卡式的荒诞：行为的目的与手段的根本悖离，以他所说的方式去行动，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原来的目的的。通常在这个悖论面前人们会去检讨手段的合理性，但卡夫卡首先检讨的不是手段，而是根本上行动的目的。他似乎不是为解决这样的悖论而存在的。在《中国的长城修建时》中，卡夫卡将参与长城修建的人分成几类：领导者，有头脑、学过建筑业的泥瓦匠，民工。第一类是筑城计划的规划者，在卡夫卡的世界里，能够支配他人命运的人，他的意志是无法揣测的。如果像很多批评家所言，卡夫卡构建了一个自己的神话世界，那么这样一类人、或者说存在者，在卡夫卡的神话世界里就处于“神”的位置。天威难测，有理性的人是怎样也无法了解神的意志的。而第三类人，即为了较好的报酬出来工作的民工，他们或许不知道为什么要修建长城，但是他们可以被长城建成后的盛况所鼓舞，除了报酬，他们也要获得对他们工作的承认乃至赞赏，这也构成他们继续工作的动力。

于是关于“长城为什么要分段建造？”的问题就有了一个绝妙的回答：这是为了不断刺激那些筑城工人，让他们在对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承认中获得新鲜的动力。当他们在完成一段城墙的修建，得到一段返乡休息的时间或者被派往遥远的地方的时候，“旅途中他们不时在这里或那里看到耸起一段段已经完工的城墙，他们经过级别更高的领队的驻地，接受向他们馈赠的荣誉勋章，他们听到从内地省份涌来的新的劳动大军的欢呼，看到大片森林被伐倒用来作修墙的脚手架，看到一座又一座山被凿成墙砖，他们在神圣的宗教场所听到虔诚的信徒咏唱，祈祷长城的完工。……”

这番“热火朝天”又几乎令人“热泪盈眶”的场景我们何其熟悉？不得不叹服卡夫卡是一个天才的预言者，乃至他的贡献已经远超出预言家的角色。他是在讲述一个古老帝国的寓言，但洞悉的却是现代极权帝国全部“热情”和“希望”背后的真相。这种预言如此准确，是不是因为所谓的“现代帝国”其实与古老的帝国根本就没有组织和性质上的区别，一切都没有改变？还是卡夫卡看到了更深、更始源的东西？

我想这恐怕就是卡夫卡自己也无法了解（或者说他不愿意去了解）的神秘性。“我们——我在这里大概是以许多人的名义——实际上是在揣摩最高领导层的指示时才认识了我们自己，才发现，如果没有领导，我们的学问和见识都不足以使我们胜任我们在整个伟大工程中所承担的渺小的职务。”神秘是社会组织的基本黏合剂，越是看上去“理性”的社会，在“理性”所照不到的地方，神秘性就越是发挥着作用。那是不容置疑、但却时时刻刻在发挥着功用的原则。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层越来越繁复，理性只是在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理解社会的时候看到更多不可理解的东西。实证科学的发达，最后只是使每一门具体的实证科学成为每一个专业以外人士的神秘的禁区，而穿越禁区需要通过层层壁垒，也许用尽一个人一生的时间都不够。

对权威的崇拜只是承认神秘的一种方式，在古代，权威可能是神、是“天子”、是祭司等等，经历了启蒙以后，权威成为理性发达的代言，是专家，是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上一层的领导者，是掌握资本和资源的人格化的存在……没有权威，社会的组织就不可能，而权威的合法性不是理性赋予的，甚至包括理性自身的合法性，其实都建立在神秘之上。而关键还在于，这个神秘不是希望我们去洞察的，而只要求我们服从。

当然，“神秘”，或者“荒诞”，或者“非理性”……都是一些将就的说法。思想在这里止步了，就像永远都无法完成的长城修建工作，仅只留下一段段见证。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要重估卡夫卡的意义。

后来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在他的《刀剑在逼近——卡夫卡灵感的源泉》一文中谈到，卡夫卡的灵感建立在他自己对于世界的经验之上，或者可以说来自他基本的生存的经验。这经验充满了令人受尽折磨无法解决的冲突。“卡夫卡的大多数意象具有预言般的真实性和普遍意义，但这不是特意安排的，不是因为他服从于这个目的而发明和构思了它们（像许多他的模仿者那样），而是因为他直接地、深入地、毫无保留地和不屈不挠地经历了这些冲突；因而他所进入的每种处境具有内在的普遍性。”

克里玛清楚地看到，在卡夫卡的时代，“太多作家都卷入了社会事件之中，卷入了外部世界的活动。他们要求自己必须成为见证，发出警示，展现走出灾难的道路，寻找一种更好的组织社会的方式。他们的作品被革命事件和观念所耗费。”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这种东西。然而在他的小说中出现的那些行刑机器、无所不能的法庭、突然降临的审判、永远无法到达的城堡等等意象，如果离开了与真实的生活和社会环境的联系，就根本无法得到理解。而卡夫卡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在他那里所有那些外部世界的神话，最后都必须落实为内心的经验。他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人（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能量去对抗、或者说见证这个外部世界的规则的。

卡夫卡不是一个巴尔扎克意义上的小说家，他没有办法去“粉碎一切障碍”，从全景上描绘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体验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心理、处境和经历。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被认为是宗教的或者哲学的——去建构一个成分单一的世界。然而他的观念和立场不是抽象地继承来的，而是与他全部的个人经历、内心世界的体验息息相关。卡夫卡也不是一个黑格尔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既不想给这个世界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没有野心去改造世界。他只是想保留一点自己的想法，像那个绝食艺术家、那个耗子民族女歌手约瑟菲妮等那样保持住自己的个别性。这种个别性，从逻辑上来说，当然是建立在内心世界的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的，但是其现实的基础——经济和社会身份的确认——从来就没有成立过。所以在他的写作生涯里，以及他在处理个人事务的方面，他始终表现出一种与外在世界的格格不入。

克尔凯郭尔在讨论伦理与信仰之间的冲突时，曾经讲到，“要把有一切拉到与国家观念和社会观念相称的水平上一点也不困难。……用这种方式说话的人是一个巨大的种类，关于他们，我将在副教授的通名下来加以说明。带着一种安全感，他们生活在他们的思想中：他们有终生的职位，有一种在组织良好的国家中的可靠前途。他们与生存的巨大变动隔着千百年的距离……”克尔凯郭尔这里的所谓“副教授”当然是在讽刺黑格尔及其追随者，列夫·舍斯托夫在分析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批评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可以推测，克尔凯郭尔可能不会对黑格尔如此憎恶和鄙视的，若黑格尔的生活同苏格拉底一样的话，亦即，若黑格尔穷愁潦倒，遭受各种迫害并最终为忠实于理想饮鸩而死。若这样，他就不会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供奥林匹斯诸神取乐的无稽之谈，而是真正的事业；他就会称之为存在哲学，而奉黑格尔为‘真理的证人’。但黑格尔却宣称现实是理性的，即现实是它所应当的那样，根本不需要成为另外一种样子，这仅仅是因为他顺利地绕过了使其他众多人丧生的暗礁：这种哲学的代价多大啊！”哲学如果成为权力的同谋（不管这是否出于黑格尔的本意），反过来就会首先构成对思想自由的戕害。在克尔凯郭尔那里，表现为伦理与信仰的冲突的，在卡夫卡那里，就是权力（社会的、公众的、父性的）对个体的控制和压抑。他不仅描绘和捍卫着人类空间最个人和最内部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通过笔下那些被权力所摆布的主人公的活动，他绝望地看到，“权力必然以敌意的方式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既不能对其施加影响也不可能去理解。这样一个人生活在焦虑和怀疑之中，生活在他周围的世界和他自己生活意义的变化无常之中，以及对他自己生活的忧虑之中。生活的意义，它的确凿性，正在不断减少……”

在克尔凯郭尔那里，信仰最终帮助那些“信仰的骑士”——约伯重新迎回了他被夺走的一切，亚伯拉罕也没有失去他的独生子以撒。甚至，“人像鸟那样无忧无虑，甚至像鸟那样不为觅食而到处飞翔也是得当的吗？他难道不用为明天忧虑吗？我们并非不会用诗去表达上帝，但一篇虚构的诗又能体验到什么呢?它能体验太阳落山还在寻找住处的漂泊不定的四处流浪吗？问题在于：人表达得了上述事情吗？要不然的话，上帝所显现的就不是本来的人。诚然，要是人能表达的话，他也就能做到这一切。要是他能变得对精神服务如此地全神贯注，以至于根本想不到去谋利饮食，要是他确信，贫穷移不了他的志向，苦难压不垮他的躯体，并悔恨自己在想更多地求知前，不首先去弄明白童蒙的课业——不错，那样的话，他就能做到这一切，并且，他的伟大甚至比百合花默默的信念更荣耀。”但是对卡夫卡来说，他的看法更悲观，更缺少如此确定性的东西。卡夫卡的好友马克斯·布洛德后来回忆起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话题是从当时欧洲和人类的腐败开始的，卡夫卡说到我们的世界都充满了虚无主义思想，充满了自杀的念头，而这些念头是在上帝脑子里出现的，虽然这世界可以看作是上帝的一种坏情绪的产物，仍然有充分的希望，无穷无尽的希望，“只不过这希望不是我们的。”

关于绝望和希望的辨证法与犹太神学中的弥塞亚主义之间的关联这里不想作更多展开。卡夫卡只是告诉我们，他看不到属于他的希望，甚至他连那时时刻刻在伤害人们的暴力也未能弄清楚。用本雅明的话说，“他看到的未来是以一种法庭的形态出现的。应该怎样认识这个法庭——这是否就是上帝最后的审判”它不会把法官变成被告吧？这种审判不就是一种惩罚吗？——对此，卡夫卡并未给予回答。”对卡夫卡来说，即使从最乐观的一面看，未来都是悬搁在那里的，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已经“完成”的是这个世界里人们生存意义的蒙昧状态和不可理解性，个体有限的反抗连最后一点属于私人的东西都保持不住，更何谈去改变或者寻求出路了。但是他毕竟又没有完全关严通向希望之地的大门，因为反抗毕竟是存在的，希望也许就在于现实中一点点的反抗的激情里。

克尔凯郭尔说得好：“每一种无限的运动都是通过激情来实施的，没有什么反思能够产生运动。……我们时代所缺乏的正是激情，而不是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时代生命力过于强大，以至不会死亡，因为死亡是最令人惊奇的跳跃之一。”连死亡也成为一种激情，反抗这个世界的既成法则。在这一层“激情”的对比下，我们甚至觉得卡夫卡的写作事业多少也陷入一种纯粹反思的层面，尤其当他将在地下室里与世隔绝的写作视为平生最大的福祉的时候。但是好在卡夫卡的写作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从形式和内容上来说都是未完成的。长城永远在修建之中，K永远无法进入那座城堡，那个生活在地洞里的生物永远得不到它想要的寂静……一个个悖论指向的不仅是小说本身形式上的未完成状态，更在精神内容上处于一种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张力中。从反思的一面而言，它是封闭的、悲观的、消极的，从反抗的一面来看，它又是开放的、乐观的、积极的，至少从未停止过行动——正如卡夫卡本人从未停止过写作。“未完成”的卡夫卡，既预见了根本上无法“完成”的命运，也在这命运中“完成”着自身。

[注]“我们手头毕竟有若干从事道德判断的理性实例。把这些实例解析成它们的元素概念，不过在缺乏数学的情况下，采用类似于化学的过程，把存在其中的经验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加以区别，在普通的人类知性上面反复实验：这就使我们能够准确地辨别两者的纯粹状态以及每一种独自能够成就什么；于是，我们将一方面避免尚在粗砺而不熟练的判断误入歧途，一方面（这是更其急迫的）避免才华横溢，通过后者，就如在聪明的炼金术士那里常常发生的那样，尚无方法论的探索和关于自然的真正认识，梦想的珍宝就先行许出，而真正的珍宝却被挥霍掉了。”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8—179页。

本文其他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