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巴塔耶 | 个体的爱
——乔治·巴塔耶
个 体 的 爱
文 / 乔治·巴塔耶
译 / 刘晖
1．个体的爱的非历史性特征
在目前为止——关于爱我所说的一切之中——我从未谈到这些强烈的、萦绕在心头的情感，这些情感将一个已知的个人与他所选择的另一个人联系起来。
我一度试图描述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在这种连续性之中出现了几个明确的形式，它们原本不会一次就出现。但是个体的爱是非常独特的。它具有变化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必定随着我所说的性欲的不同形式而变化，也随着文明的不同形式而变化……事实上，个体的爱仅从其不牵涉社会只牵涉个体来看，是世界上最缺少历史性的东西。这不是历史的特征，如果说它依靠历史条件，那也是在一种微弱的程度上，以一种数量的方式。生存的严酷无法对它产生益处。同样，战争生活在其中占优势的社会形式也是如此。总之，从不断发展的需要来看，个体的爱意味着足够的资源，过剩的资源。单单是匮乏或将资源挪作他用就会剥夺它存在的可能性；习俗、法律或道德的障碍却不会如此：隐秘性对它丝毫也不必要，但通常增加了感情的强烈程度。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
在我看来，最清楚的是，人们无法（正如我所相信的和人们通常想到的一样）让爱依赖一种特别的已知条件，依赖历史性的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被名字充塞记忆的这些人，作为个体，只拥有我们给予他们的表象：只拥有在他们的命运符合历史的普遍运动的范围内，他们的存在才被赋予我们。他们委实孤单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但他们的孤单是竖立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雕像的孤单。他们不是独立的，他们服务于他们自以为在操纵的这段历史。只有他们的个人生活（至少部分地）避开了提供外在角色的功能。但是，恰恰由于个人生活的壁垒保护了个体的爱，它才限定了历史之外的空间范围。
个体的爱的可能性自从人与动物分离的时候就产生了。最不发达的文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无论是发达的技术文明，还是心智的文雅对个体的爱都不是必要的。个体的爱的条件产生于资源的相对富足。但是应该依据从动物到人的转变设想这种富足。这种富足或许来自劳动——而且暂时的缺粮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惟有一个不受不断增长的物质必要性所累、大体上有所盈余的动物，才能在有用活动之外产生这种自主的愿望，这种愿望在自然中提出一个只依赖自身的充满活力的观点。对这样一个存在而言，对个体的依恋的条件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至多可以想像，我所说的原始人对自主的要求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他们对性伴侣的个人魅力无动于衷。但是这种反对意见有很大的局限性……从一开始，就有必要设想无比的多样性和无数的可能性。惟有缺粮或战争有权缩短人类的生命并使人类沦落到这种动物式的贫困，这种贫困泯灭了一个人要与众不同的愿望。
2．个体的爱与国家的根本对立
惟一一个因素就是已知色情的存在，没有这个因素，选择就没有意义。从动物到人的转变只有在我们认为这个过程——事实上——一次性完成的时候，才被看作是合乎情理的，我曾提出过与此相关的理由。在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情况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人们观察数量有限的团体，就会想到名副其实的爱一向是罕见的；感情的细腻今天随处可见吗？盛行的是粗俗，而且是最下流的粗俗），我可以想像自一开始便具有个体的爱的可能性的人。但是，这种爱在婚姻内外无论具有什么形式，必然具有一种违反的意义，这种意义使这种爱与兽欲互相对立。个体的爱与色情截然不同，但是它以一种基本的形式与色情意义上的违反联系在一起。个体的爱本身并不与社会对立，无论如何，对于情人来说，他们不能成为的东西在使他们结合的爱中只有变了形的意义，要么就是不可避免的无意义，一种比真实本身还要真实的不真实。不管怎么说，情人都有否定一个社会秩序的倾向，这个社会秩序通常否认自己没为他们提供生存的权力，而且从不在个人偏好这样无足轻重的琐事面前低头。在困难的条件下，性行为固有的违反因素，它的极端色情的特征，对既定秩序的颠覆及与情人相关的无言厌恶，连情人也忍无可忍，尽管如此，仍在他们眼中体现出他们爱情的丑陋象征的价值。如同经常与之关联的巫术一样（在春药和魇魔法的使用上），爱情本身也是对既定的主流秩序的一种反对。它反对这个秩序，如同个人的存在反对社会的存在一样。社会并不是普遍的真理，但是它对每个个人来说具有这样的意义。其实，如果我们爱一个女人，没有什么比社会形象，尤其是以国家利益为理由的社会形象，离我们所爱的人的形象更远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就此认为，与社会或国家背道而驰的实在的具体的总体性，完全接近所爱的人。换句话说，无论在个体的爱还是在无个性的色情中，一个人是直接处于宇宙之中的。严格来讲，我没有说，他的对象是宇宙，这令人想到主体与它是对立的。个体的爱在这一点上还是类似于肉欲的色情，因为主体与客体的融合是个体的爱的意义。无疑，我们可以认为这样一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看法认为，个体的爱不是国家之中的个体总体上的结合（融合），国家将普遍性凝聚在我们身上；它是对偶，客体通过对偶被归约为世界上最沉重的个别事物，即个体；这种看法还认为，客体与主体的融合总是具有暂时的特征（而在国家中，个体而非他们的结合是短暂的）。但是对我们而言，国家从不具有总体性的意义。国家在任何程度上都无法耗尽我们自身与色情或个体的爱相关的部分。这是因为它无法超越利益（利益的普遍性），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恰恰是那受诅咒的部分）无论如何都无法产生于利益的范围之内。严格地说，我们可以为国家服务，超越我们增加个人资源即一种个人财富的愿望，但是我们走出个人利益的藩篱，只是为了进入普遍利益的藩篱。国家（至少现代的、完善的国家）不会让消耗活动放任自流，没有消耗活动，资源的无限积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将我们置于宇宙之中，如同癌瘤长在身体中。
完全相反，个体的爱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是宇宙的形象，这个形象面对的是在宇宙面前无限消耗的主体。爱的对象本身就是消耗，因为消耗有吸引力，这个对象为爱她的主体所做的是向宇宙敞开，不再与宇宙区分开来。在爱的结合中，在普遍性事物的含混但非常具体的总体性和这种爱的对象之间再也没有距离：在爱之中被爱的人本身就是宇宙。我希望这看起来是一句蠢话，但是怎么也无法理解爱的对象的独特性和专一性的情感。其实，这种情感一点也不符合对个人的价值分配。远非如此，处于爱中的个体必然具有宇宙的特征。对象的选择方式非常特别，以致主体没有客体就无法设想自己，相应地，与主体分离的客体本身对主体而言也是不可思议的。客体不将宇宙集于其一人，但她是为了主体而包容宇宙，她完善主体，主体也完善客体。当然，这些看法没有客观特征：在爱中认识的宇宙是如实衡量观察者的尺度，主体的局限性通过他对客体的选择反映出来。但是客体会与主体一起完美无缺地构成可能性的总体性，以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错误是选择的事实，如同主体与被选择的客体的结合给我们宇宙微不足道的感觉。但是这不会使牵涉其中的情感的真实性丧失毫厘：无论被爱的对象有什么错误，对情人而言都是宇宙的替代物。这就意味着，在欲望中，其余一切都不起作用，客体赋予主体后者所缺乏的东西，以便充分地感受到存在的总体性，通过这种方式，客体什么都不再缺乏。显然，这意味着一种共享的爱，因为客体只有在爱主体的时候，才能彻底完善他。（除非有时无法得到满足比得到满足意义更大：有时我们对得不到的东西比我们拥有它的时候感受更加强烈……）
如果大家透彻地理解了我，（就意味着）这里指的不是对象的普遍特征本身（甚至，对女人而言，没什么比哲学家的头脑更能满足期望了……而对男人而言，则鲜有这样类似的说法……）。暗合的隐秘情感决定了选择，以这样的品质为前提，致使主体的道德要求得到满足（而且通常以心照不宣的方式）。另一方面，意气相投的人的相对对立趋向于从他们的结合中获得一个完善的世界。但尤其是消耗将人最隐秘地联系在一起，只是在客体对主体具有消耗意义的情况下，客体才被选中。这至少影响了选择。但应该总是从相对于主体的意义上来看待消耗的意义。这里指的是幸福的消耗。尽管剧烈的消耗与丰富的资源相关，仍会引起厌恶和恐惧。对于主体而言，被爱的人具有过度消耗的意义，比如一个女人令喜欢她珠光宝气出席盛宴的男人倾家荡产：于是，通常只有焦虑对情人而言才具有消耗的意义。一般地，情人的消耗严格来说是在协调一致中通过可能性来衡量的。但是爱情将情人们连结起来只是为了消费，为了从乐趣走向乐趣，从享受走向享受：他们的社会是一个消耗的社会，与致力于获取的国家对立。
3．从情人的消耗社会到夫妻的获取社会
将我们错误地引向情人结合主题的是这种结合的基本的不稳定性。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不稳定性，我们就毫无疑问地采取了某些形式，在这些形式中，我所说的结合——充满整个宇宙的主体和客体的这种融合——让位给妥协。情人们拥有一份社会生活而且他们同样是为了炫耀而结合的。如果他们通过结合形成了宇宙，他们就提出了这种全体性，在这种全体性中，他们的结合意味着对别人的承认。他们自身无法认识其界限为宇宙的这种幸福。他们自身只有在不承认幸福的条件下才达到承认幸福的目的。他们深知这一点：只有在被归约为外在性——和失败——的条件下，他们的幸福（或曰他们自主的总体性）才会得到承认。其他人或许有理：如果有人建议他们承认这种幸福，他们就让幸福超出一般界限，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情人为求偶而炫耀自己的时候，本身就喜欢这些界限，因此，他们让他们与界限一起变成的宇宙服从于这一系列使人隶属于有用目的的判断，惟有国家从有用目的出发，拥有一种协调性。他们毫无争议地服从，因为这些判断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他们已经开始评判别的情人，如同他们自身被别人评判一样。这些看法的不协调性是司空见惯的，这种不协调性在一个以有用价值原则为基础的世界中，在不可抵御的虚荣层面上，最终吞噬了情人的世界，有用价值原则与消耗（如美丽的衣裳，财富或社会阶层）密切相关。
让我们在一个不同的意义上，设想至少从表面看来稳定的结合。情人们的性活动，即使其目的不是为了生殖和家庭的增长，其结果也是如此。事实上生殖保证了稳定，但是这样持续下去的结合与前种结合不必然是相同的。从此，这或许成了一个纯粹的获取社会。它是在家庭依照孩子数目而壮大意义上的获取社会；通常，它也是进行财富积累的获取社会。
这些变化不过愚蠢地是一种不利判断的对象。况且，孩子的出生不可简化为获取。（我不愿在以色情为对象的一本书里，描述儿童世界的通常对立的特征，儿童世界一方面是典型的消耗世界，另一方面，它分派给父母增长——获取——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承认爱情结合与父母结合的一致性都是徒劳的。结合从来只在表面上是稳定的……恰恰相反，一切都向我们表明，爱情的结合从来不是在持续性中产生的。它并不真正持续下去，它只是假象，除非它从一种欲望中诞生，而这种欲望本身也不断地从灰烬中再生。我们在爱情中谴责的，并非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表现为视野的狭隘或缺乏：个体的爱尤其是一种无限存在的方式，但是它要么无法保持其纯洁性，要么受其附属物之累，每次都消失在（或陷入）一个非自身的世界，一个意义被限制的世界。因此，我们在爱中所谴责的是我们的无能为力，但它从来不是爱提供的可能性。
4．个体的爱与文学
个体的爱与持续性之间的不可调和是如此普遍（即便持续性是这种爱的原则），以致爱的特殊领域成了神话。
爱情不需要文学（很可能，文学起初就是对爱的不信任），但是文学无法避免将个体的爱所承担但无法实现的丰富可能性与文学本身固有的丰富可能性联系起来。对我们而言，没什么比为我们所经历的爱情添加传说的爱情更有意义了。由此，我们最终认识到爱情与宇宙是相同的。由此，爱情最终在我们身上描述了其无限的行程并神话般地指明这个从狭隘的现实世界分离出来的宇宙的含义，如果爱情改变了我们的面貌，我们就变成了这个宇宙。
但是，当文学为意识指明离爱情最遥远的含义时，文学尽可能将意识放入历史，而且从我们身上的这个非历史方面得出一个密切相关的因素，这个因素处于正在解体的宏大结构力学即历史之中。无疑，这是一种次要的方式，只有在历史考虑到我们想要逃避其粗暴决定性的情况下，历史自身才会受到这种方式的影响。
事实上，文学对个体的爱的——被历史地确定的——影响来自一种有限的兴趣：来自与爱情的一个准则相关的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名的作品嘲弄所有其他作品。但是，无疑，几乎没有什么例子比塞万提斯的作品对其对象即无节制的爱情的嘲弄更有尊重人的意味了：连他嘲弄的小说都有一种亵渎的意味……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些骑士的想像，就会看到它们好像与传授宗教奥义的团体的规定有联系，入教者遵守教规，对骑士而言就是应该选出一位贵妇人，以自己的战绩向她致意：在现实世界，这就意味着战功或骑士比武所代表的这些危险的价值展示。比武发生在奢华的节日，比武是节日中引人注目的插曲；每个骑士照例在他的意中人面前交战，他的比武是奉献给她的，如同今天斗牛士将他迎击的公牛献给在场的一位妇女一样：美人身着撩人的华丽衣裳，她观看战斗如同观看演出一样，这样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仪式具有个体的爱的节日的意义。想像中的这些战绩曾经发生在一个神话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魔法师、龙和拯救产生于冒险的过程，表现了入教者的命运，他的半神般的价值。
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扎铜像，西班牙马德里
难道从这些诱人的表现中不会得出最后的教训，即这些表现的意图与其说是泄露出来，不如说是被明确提出了。在个体的爱进入历史的插曲中，再次出现了一个历史事件和情人们在他们的拥抱构成的宇宙中的失落这两方面的意义不可调和的显著特征。从事件来看，话语即表达形式的必要性产生了，表达形式阐释与有限目的相关的价值。从宇宙来看，秘密与沉默成为必要，其中所发生的无不表示存在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是一次性确立的，而其余一切意义确定的事物，最终只有虚无的意义。
选自《色情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
编辑：和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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