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革命丨多元化的终结——2000年之后法国经济学教授遴选情况的变迁

  文 章 信 息

作者：法国政治经济学会（本文根据英文译文翻译，英译者为Caroline Metz）

译者：马梦挺

审校：袁辉

出处：史正富、孟捷主编，《现代经济学的危机和政治经济学的复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一、引言

2009年11月以来，FAPE/AFEP[1]已经引起了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媒体对大学经济系中多元化消失的警觉。这一警觉基于该协会600名成员的共识，即学术领域的教授评选[2]机制存在日益严重的缺陷。这是三个领域主要的制度性管控的直接结果，FAPE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分析这些制度性管控：研究评价标准；高等教育选拔考试（Agrégation）[3]；国民高校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University）[4]的职能，尤其是在评选教授方面。FAPE调查了前两个主题，发现教授评估的方式和标准是抑制经济学多元化的核心因素。这些方式和标准几乎都机械地以文献计量学为中心，偏向于自我引用，从而导致经济学思想的贫乏[5]。

基于现实假设的人口统计学预测，在未来5至8年内，使用不同于主流方法的大学教授将逐渐减少。教授们掌管着硕士项目；他们监督博士学院与研究中心，负责博士论文评审以及对“指导研究授权”（ASR）[6]的评审。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经济学系的多元主义只存在于助理教授层面，而经济学教授几乎全是主流学者。

本文初步的观察以有力的证据表明，异端经济学家的职称晋升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尤其是在大学教授方面。本文正是要揭示这一被人忽视的情况。

二、方法

这项研究使用的数据库由两个地方的数据匹配组成：一个是2011年“二级”教授[7]的评选数据，来自被称为“椰子树表”（coconut tree table）的排行榜；另一个是一年两次的高等教育选拔考试结果数据。1999年和2001年的数据来自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的网页，2003、2005、2007与2009年的数据直接从该部门获得。该部门还同时提供2007年和2010年高等教育选拔考试内部考试[8]的结果。尽管这一数据集已经十分详尽，但是有一种情况是缺失的，即根据条款46-3或46-4晋升的教授（被评为“一级教授”或“杰出教授”）[9]的数据。我们把这两种类型的晋升称为“长路径（long-path）”晋升[10]。

我们的目的是根据研究立场（方法论、研究主题和认识论）来识别和区分不同类型的教授，所以我们对每个教授都做了个别分析。分类所依据的研究立场（方法论、主题）源自对一般能在互联网上获得的教授简历的研究。在简历中，我们通过分析研究内容，发表研究成果的期刊类型，合著者，以及论文导师（thesis supervisors）确定标准进行排序。

通过反复审核这些不同标准，我们获得了教授们优先采用何种认识论的强烈信号。由于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且研究者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对单个研究者而言，或多或少会存在争议。尽管如此，分类看上去较为稳定。“异端”在这里被定义为制度经济学家，他们的方法论来自社会科学，并（或者）隶属于调节学派、制度主义、习俗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conventions）、社会经济学或者认识论研究者。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家通常强调历史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也是异端经济学的一部分。当然，人们也倾向于将具有经济学思维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of economic thought，HET）加入到这一清单中来。然而，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具有经济学思维的历史学家采用新古典的思想，因而他们并不能被认为是“异端”。因此，具有经济学思维的历史学家在必要的地方被单独看做一类。

在主流经济学家中，我们先验地划分为两个类别：“纯粹”主流和我们称之为“具有主流倾向的折衷派”。后者只占全部主流经济学家的12%。他们常常是计量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中比较边缘的主题。

三、主要结果

（一）关于十年内的200名新教授

根据我们建立的数据库，在2000年至2011年之间法国有209名新大学教授，即平均每年1.75名[11]（似乎应该为17.5）。这一新教授数量需要结合2011年558名教授的存量认真分析[12]。教授评选不是定期的，每两年的高等教育选拔考试（前文说每年两次）产生了其中的大多数。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律上只有1/9的候选人可以依据46-3条款得到晋升；2/9的候选人可以依据46-4条款。

（二）异端仅占很小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过去十年的发展表明，教授评选较为稳定，而且主流教授占据着支配地位：在这一时期产生的209名教授中[13]，84.2%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5.3%为具有经济思维的历史学家；剩下的10.5%是异端学者（见图1）。

图1

在观测的时间范围内，主流经济学保持着支配地位[14]，如图2所示。

图2

数据进行平滑处理之后[15]，我们可以看出异端学者在整个教授评选中边缘化的程度（见图3），从而造成大学中仍然活跃的教授存量上的不平衡。而且，正如下面要解释的，长路径晋升（46-3和46-4）并未能弥补高等教育选拔考试的偏差。

图3

（三）2005-2006年以来不断恶化的趋势

平均值掩盖了考察期内的差别。我们可以以2006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2006年是个关键年份，它标志着教授评选中多元化更为持久地削弱（见图4）。

十年中晋升的10.5%的异端教授可以做如下细分：2000至2005年之间为18%，2006年至2011年之间为5.0%。这一比例在十年内降为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

图4

N b：这里的异端不包括具有经济学思维的历史学家。如果把具有经济学思维的历史学家包括在内，2000-2004年的平均占比为20.1%，2005-2011年则降至10.8%。

根据记录，2005-2006年的评审委员会由Rodolphe Dos Santos Ferreira教授主持[16]，他是第一个建立评分系统（a system of “point”）来评估参加高等教育选拔考试候选人的人。在下面的表格中，评审委员会的下一任主席，Louis Levy-Garboua教授，认为这些评估实践是“近似客观”和“现代”的——尽管它们事实上敲响了经济学中多元化的丧钟（见表1）。显然，异端经济学教授数量的急剧下降并不能仅仅归因于这些新的评估实践，但是二者的共存值得注意。

迅速浏览图4可能会被误导，因为异端经济学最繁荣的年份恰恰是平均地看选拔人数较少的年份。2003年可以作为例子，表面上这是一个十分“慷慨”的年份（50%的新教授是异端学者），但其实这只是对应着通过长路径晋升的两名教授，其中一名是异端学者。在接下来的图中（图5和图6），我们同时标注了百分比和具体数量。总体上，每年选拔的异端教授在0到7名之间。

图5

图6

当我们将具有经济学思维的历史学家（其在晋升中的份额年年波动）包括在异端教授之内时，我们发现教授群体中每年晋升的异端学者（+具体经济学思维的历史学家）持续减少。这从下面的三幅图可以看出。

图7

图8

图9

（四）长路径晋升没有抵消（不再？）高等教育选拔考试的影响

长路径晋升[17]弥补了——哪怕只是部分地——高等教育选拔考试的影响了吗？当我们单独考虑长路径晋升，我们发现这个高等教育选拔考试的替代方案占到了全部选拔的22%[18]。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长路劲晋升可以部分地抵消由竞争性考试引起的扭曲。

图10

长路径晋升（46-3与46-4）的变化清楚地显示了多元化的衰竭。直到2005年前后，在长路径晋升中，异端教授与具有经济学思维的历史学家的占比还接近55%。2006年之后，这一数字跌至18%以下[19]。

结论

宣称经济学中多元化的消亡并不是危言耸听。

鉴于2005年之后异端学者只占到教授晋升的5%（也就是说，2005年之后新晋升的120名教授中，只有6名是异端教授），FAPE在其成立之后提出的担忧是完全合理的。

毫无疑问，高等教育选拔考试对经济思想的更新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通过改变长路径晋升中使用的评价策略，国民教育委员会的第5部门（经济学）同样促进了多元主义的消亡。

注释：

[1] 分别为法国政治经济协会的英文和法文缩写，即French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FAPE），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conomie Politique（AFEP）。

[2] 在法国大学中，教授与助理教授均承担教学和研究任务。

[3] 高等教育选拔考试“Agrégation”是法国公共教育体系中的文职部门竞争性考试，它有两种类型：一种面向中等教育，另一种面向高等教育特定学科（经济学、政治科学、管理学和法学）的教授职位。

[4] 国民高校委员会是法国的国家权力机构，它负责学者晋升以及管理其学术生涯。负责经济学学科的是第5部门。

[5] 见G.Colletis与T.lamarche合著的报告，这份报告集中了很多其他国际研究成果。

[6] 指导研究授权，“habilitiation à diriger des recherches” (HDR) or Authorisation to Supervise Research (ASR)，是法国大学中的最高文凭。它评估助理教授指导研究的能力。

[7] 在法国体系中，教授会根据其资历与成绩定期晋升：他们从“二级”开始，然后进入“一级”，还可能进入“杰出等级”（exceptional class）。

[8] 有时会举行基于特定竞争的“内部考试”，针对具有更高资历的候选人，考试内容与“外部考试”的要求不同。

[9] 见脚注8。

[10] 只有1/9的候选人通过条款46-3得到晋升；2/9的候选人通过条款46-4得到晋升。对这些人来说，“椰子树表”提供了他们进入相应等级的数据，但是没有提供他们被评为教授的数据。这些案例还不足以建立一个可靠的数据库。

[11] 高等教育选拔考试在1994-2000年间每两年产生30至33名新教授，在2004-2012年间每两年产生15至23名新教授。“长路径”晋升方式每年平均产生4.5名新教授。

[12] 根据“椰子树表”。

[13] 1999年和2001年一些通过高等教育选拔考试晋升的教授不再出现在2011年的“椰子树表”中。如果可以在网上找到他们的简历，我们就把他们加入数据库；否则就从数据库中移除（仅涉及2个人）。

[14] 这几乎是同一反复。

[15] 每年两次的变化与每两年一次的高等教育选拔考试相联系。

[16] 评审委员会的成员由主席挑选，于是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评审委员会成员在认识论上的趋同。。

[17]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长路径晋升包括46-3与46-4两个路径。

[18] 根据我们的数据库（在这个亚总体上并不完整），在2000-2011年间，长路径机制晋升了211名新教授中的45名。值得一提的是，总体来说长路径晋升的教授数量占到教授职位的3/9，也就是33%。数量的变化可能与并非每年都能达到3/9上限（最大值由法律规定）的事实有关，也可能来自数据缺陷（数据库不完整）带来的偏差。

[19] 然而图表暗示，份额的变化更多地与（主流）晋升数量的上升有关。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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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宝清    审核：马梦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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