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上海人，杨怀定始终草根中的豪杰，刘益谦成了资本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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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时年38岁、从上海上海铁合金厂辞职的杨怀定，盯上了国库券。
当时，杨怀定手里有了将近3万元。确切地说，是2.9万元。这是他之前干第二职业做销售，挣下的。
那个年代，有3万元积蓄的算是小富翁了。当时工人的人均工资也就是四五十元，一年挣一千块算多的。
杨怀定想过做个体户，但当时个体户的红利期正在过去，做过销售员的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职业。于是，他钻进了上海图书馆看报纸，想看看报纸上有什么发财信息。
时间过去了两个多月，他的3万元也在一天天地减少。他不敢随意出手，还在寻找机会。
突然有一天，他眼前一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的一个讲话赫然映入眼帘：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地内的公民，可以自由买卖国库券。
这意味着国库券由死钱变活钱，可以流通了！
杨怀定是了解国库券价格的。之前不能流通时，国库券的价格已经严重低估。现在可以流通了，价格应该向价值回归 ---- 于是，他开始调查哪里可以买卖国库券。几天后他搞明白了：全国有6个城市可以买卖，除上海外，最近的是安徽合肥。
那么，怎样才能用最快了解那儿的国库券价格呢？他又去上海图书馆查《安徽日报》，发现在上海100元面值的国库券卖102-103元，而《安徽日报》上介绍合肥的同种国库券，只卖100元。
杨百万眼睛一亮。当天他和妻子商议后，从银行里取出了全部存款2万元，并又从亲友处借了9万，合计11元，第二天就去合肥了。
当时，合肥市工商银行接到上级通知，不得不买进10.65万元的国库券，正发愁这笔死钱怎么用活。杨怀定把包往桌上一扔，说：
"全买下。"
女业务员吓了一跳，赶紧请示银行经理。经理说："我们有10万元，不是1万元，你听清楚啦？"
杨怀定笑了，将10捆1万元一扎的钱掏出来，说：
"点钱吧。"
10万元国库券倒到上海，扣除火车票等花费，转手就赚了1060元，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工资。从此，杨怀定靠买卖国库券，逐渐名扬天下，成了“杨百万”。
有了钱，杨怀定反而不安了。
因为他担心“不合法”。
于是他去了律师事务所，专门研究经济法的律师也不知道，研究了几天后告诉他：完全合法。
律师们说，国家和地方政府一般总以为是当地买卖。但细细一想，两地买卖完全正当、合法，而且这有利于全国性国债市场的形成。
律师们的说法很高大上，一下子开了杨怀定的眼界。
但他还是忐忑不安，觉得应该交税。于是他去了上海市税务局，找到相关领导。领导一听他是买卖国库券的，就惊喜地问：
"你是杨怀定吧？早听说你买卖国库券发了财。"
看看，此时的杨怀定已经是圈内的名人了。
他们赶快打开《税法》细查，果然，没提这事。
但是领导还是很稳重，说要请示领导。
几天后，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回电：
为了促进国库券发行、流通，方便群众，国库券买卖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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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比他年轻13岁、时年只有25岁的青年，也盯上了国库券。
他就是刘益谦。
刘益谦好像这辈子就是来发财的。
和“新上海人”杨怀定不同，刘益谦是老上海人，出生在闸北区的一个苦家庭，小时候很淘气。小学五年基本就没有上过几天课，一上课就打瞌睡，下课与同学打架就精神了。
1978年他在上初二时发育了，暗恋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才规规矩矩地听完一节语文课。老师告诉校长，校长当时就激动坏了。有一次早操结束，他让刘益谦当着全年级800多个学生发言，介绍一下如何从一个天天逃课的坏孩子，变得能坐得住板凳了。
这本来是殊荣，但刘益谦不这么想。他脸憋得绯红，哇哇哭着冲下讲台，发誓再也不去学校了。他留下一句豪言：
“你们读书，我赚大钱去了！”
就这样，带着初中肄业文凭，刘益谦走上了社会，从此告别了学校。
辍学后，母亲怕他“学坏”，就让他到弟弟开的皮具店学做皮包的手艺。当时刘益谦的舅舅在富民街做皮包，这还真是解放前由刘益谦外公留下的祖传手艺，但1950年被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刘益谦的舅舅才敢重操旧业。
刘益谦做了六年，基本上每天净赚100多。六年以后，他和舅舅合伙在城隍庙盘下了一个20平米不到的皮具店，刘益谦又做了两年店小二，这就到了1986年。
皮具生意做得再大，大头也属于舅舅。所以刘益谦决定单干，他把目光瞄向了开出租车。
当时开出租是暴利，两三月就把6000多块学驾照的费用收回了。就这样，刘益谦开了两年多出租，挣了八万多。
1988年，他听一个北京来的乘客说，倒国库券比开出租车来钱还要快。他的心思又活络了。
与杨百万在上海与安徽两地之间来回倒腾国库券类似，刘益谦赚的也是时间差和地域差。他算过一笔账，100元面值的国债市价只有100元左右，而当时国债的年利率高达11.89%，一旦价值被发现，甚至可以赚40%。
靠着七八万的本金来回折腾，到了1989年底，刘益谦手里的资金又翻了一番，接近20万。
事后来看，刘益谦和杨怀定的转型，不是简单的换了个行业，而是，他们走上了金融之路。
他们是我国民间，最早走进金融行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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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14日，杨怀定盯上了股票。
当时，宏观经济的治理整顿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而市场上的不少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卖不出去，出现了不少工厂停工，工人拿70%工资在家下岗、市场疲软的情况。这意味着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太少了，国家决定再进行宏观调控：放松银根，将银行的贷款利率降下来。
杨百万这时已经有了更多的金融知识，他知道，利率下降意味着社会上的钱会多，物价就会上涨，钱就会贬值。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保值呢？
他盯上了股票。
杨怀定盯上股票，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1989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联办”），在北京成立。正是“联办”的推动，才使中国证券市场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孵化出来。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忘记，但当时经常看报纸的杨怀定，不会不知道。
说干就干。7月14日，他到了上海唯一的两间门面的静安证券门市部，排起了队。
营业开始，轮到他时，营业员见是杨百万，以为他又要买卖国库券了。但是杨百万一语惊人：
"现在还有多少种股票，多少数量待售的？"
听到回答后，他又说：
"按它们的卖出价计算，我全要了。"
他买了面值100元的真空电子2000股，走了。
半年后，股市开始猛涨。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到了1992年，100元的真空电子涨到2200元。
杨怀定的市值达到400多万，真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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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端午，刘益谦提着两袋粽子去城隍庙看望舅舅与母亲。刚在门口就看到豫园商城的工作人员在挨家挨店推销他们公司的股票。
他不顾舅舅的反对，掏出了一万块钱，以每股100元的价格，买入了100股豫园商城。
之后的两年，刘益谦一直忙着倒卖国库券，把这事儿给忘了。
而且，他又盯上了股票“认购证”。
当时买股票需要先买“认购证”。上交所每次上市发行股票时，采取先发放200多万张认购证，再通过抽签决定是否中签。当时，工人文化宫周围一度云集了整个上海滩甚至全国的“黄牛党”，像后来在资本江湖上翻江倒海的仰融、唐万新、吕梁等人都曾在那里沾过水，通过倒买倒卖“认购证”赚取差价。
上交所开业的头半年，成本30元一张的股票认购证最高被爆炒到6000元，运气好的时候头天100元吃进，隔日200元、500元卖出非常平常，两三天就挣到普通人半辈子的收入。
刘益谦算了笔账：每100张认购证成本价3千元，一般炒到2万多，翻八九倍。但如果花20万元收购1千张认购证，平均每张200元，理论上至少可以中100张，而每一张中签的认购证已经炒到了3万元，合计价值300万，可以稳赚15倍。
于是他当了“黄牛中的黄牛”，从“小黄牛”里高价收购认购证。这样反复倒腾了一年多，到了1992年年初，已经赚了8000多万。
和杨怀定相比，刘益谦更是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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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中国股市在逐渐升温。先是从3月份开始，全国股民向深圳涌来，证券公司外面简直人山人海，都是为了买股票。
1990年11月，江泽民找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询问证券市场有关事宜。两个小时的问答，决定了中国股市未来的命运。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半个多月后上交所也开业。深圳“老五股”和上证“老八股”登陆中国证券市场，一共十三只。
狼多肉少，股民疯抢。到了1992年5月，股市异常疯狂，上证指数达到了1400多点。
但更疯狂的是深圳。当时深圳三个网点外面都是人，每天都有几千人在外面买卖股票。当时还没有电脑设备，转户比较慢。
股市的疯狂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于是中央派出调查组赶赴深圳。
杨怀定觉得形势不妙，于是悄悄地抛掉了股票，又去炒国库券去了。
1992年5月，中央调查组去了深圳之后，陆续出台了一些打压措施。比如，涨跌停板制度就是那时出台的。6月26日甚至规定涨停板为1%、跌停板是5%；7月份又把印花税调到了6%，10月份又禁止处级以上干部炒股。随后一个多月，深圳党政机关响应党的号召，纷纷清仓股票……
于是，股市在一年时间里跌了一大半。
以上证为例，从1400点开始下落，同年11月跌到了392点。有人自尽了。当时很多人甚至看到200点。
中国股市之惨烈，90年代初就有了。
正当人人都绝望的时候，上交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直至国务院领导，又纷纷出面来托市了。国务院领导一再表示，希望上海股市要稳定……
杨怀定关注着这一切，他感觉时机成熟，于是再次出手。
1992年10月，他又把国库券变成现金，在股市一片黑暗之际，驱车来到上海当时最大、也是人最多的交易场所 ---- 文化广场。这里有全国各地几十家证券公司的分部，每天都有几万股民进进出出。
杨怀定和大家寒暄了几句后，走上舞台，当众请工作人员以市价买进1万股"轻工机械"（当时仅4.5元/股）。人群立刻轰动了。
就在杨怀定买进"轻工机械"的一周后，上海、深圳股市在经历了五个多月的下跌后，开始上涨了。上海股市像是报复性地以一天50点、100点井喷式的速度迅速上冲，"轻工机械"七天后涨到9元多，并且一涨就涨了三个月 ---- 杨百万的收入又翻了个倍。
我始终认为，这是杨怀定在股市上最漂亮的操作。
可惜，次数并不多。
一进一出之间，杨怀定的钱更多了，“中国第一股民”也更加名副其实。最重要的是，他还背着“救市”的光环。
这种光环，也落到了23年后的刘益谦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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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初，当股票还在上涨、上证指数还不到1000点的时候，刘益谦想起了他还有100股豫园商城，一问竟然涨到每股1万元，他惊呆了。
两年时间一百倍，天下还有比这更赚钱的生意吗？如果当初不累死累活地买卖认购证，现在躺着也是一百倍了。看来，炒股比买卖认购证和国库券更赚钱。
不过，他听了他家隔壁一个江湖老手的劝告。那个老头解放前在上海股份公所混过。他告诉刘益谦：“全世界哪有只涨不跌的股市，见好就收吧。”
于是，刘益谦卖掉了股票，赚了100万。
是继续炒股票还是炒认购证？抑或是国库券？
比杨怀定年轻13岁的他，思路也更野。他拿着5000多万，闯进了国债期货市场。
为什么搞国债期货呢？
首先，他对国债很熟。其次，期货的杠杆更高，更刺激。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93-1994年，我国的通膨率达到10%以上。俗话说“通胀无牛市”，刘益谦不敢在股市过多涉水，不如多玩玩期货。而且当时中央决定给国债品种两三个点的保值补贴，多方面因素一刺激，国债便成为了各路神仙的淘金天堂。
刘益谦3年累计投入到国债期货5000多万，赚了1000万多一点。如果不是“327事件”，估计他还会在期货市场玩下去。
“327事件”是我国期货乃至金融市场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完全可以载入史册。具体过程就不提了，这里结合刘益谦说一下。
1995年2月23日九点半，期货开盘。刘益谦判断“327”国债的保值贴息率不可能上调，于是他挂了5万口的空单。但在中午快收盘时，他发现多头火力非常猛，有好几个10万口的，半天成交额就突破100多个亿。直觉告诉他一定有大事要发生，于是果断清仓观望。
正是这个止损操作，让他避免了5000多万的损失。而那一天，新疆德隆的唐万新就没有那么幸运，一天亏掉了一个亿。中国券商“教父”管金生更惨，由此铛锒入狱。
从此，刘益谦和杨怀定，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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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怀定仍在股票二级市场厮混，享受“杨百万”和“中国第一股民”的名声。他总体来说做得也不算差，到了2016年，股票总市值已经做到了2000万。
但是我们想想，从1993到2007，再到2016年，股市涨了多少？里面的牛股又涨了多少倍？
所以杨怀定从几百万做到2000万，虽然超过了大多数人，但和他当初的名头，是不相配的。
这是因为他一直都在二级市场厮混，而且过于关注短线。他始终不能提高他的操作层次。
他还和儿子成立了公司，卖股票软件，还经常出去讲课，写书挣钱。
一般人做这些事，或许挣的钱足以让自己满意了，2005年以后自媒体盛行时，也完全可以成为超级大V。
但是杨怀定不同，因为他是“杨百万”、“中国第一股民”。所以他做这些事，完全就是个大散户的行为。而且，他后来也远远没有充分发挥自媒体的作用。
所以杨怀定后来的二十多年，成就并不大。
他也走过麦城。最著名的是2007年中石油上市，他也认为股价很高。但当中石油腰斩时他杀了进去 ---- 结局我们已经知道，现在中石油也就5块多钱。杨怀定在中石油里高抛低吸，只能减少损失。
2021年6月14日，杨怀定去世，时年71岁。
这个年龄，对于杨怀定来说，有点早了。
从照片也可以看出，70余岁的人好像80多岁，甚至90岁。这说明他操的心太多，没能实现进一步的飞跃。
逝者为大。作为草根，杨怀定已经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写下了绚丽的篇章，足以留名史册。
刘益谦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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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债期货惊险撤退后，刘益谦很快就发现法人股是“中国股市最后一座金矿”。他的投资逻辑很简单：中国的法人股迟早要流通，早晚都要解决。
他开始果断涉足一级市场和一级半市场。为此，2000年还专门成立了“上海新理益投资”，主要从事内部职工股以及转配股的生意。
刚开始时，刘益谦获取内部职工股和转配股的方式与他早年搞认购证做黄牛一样，就是到上市公司的门口去蹲点，举一块牌子“收法人股、转配股”。通过这种方式，买入了十几家企业的法人股。
买得多了，也因此登堂入室，成为上市公司老总和高管的朋友。
2000年9月，申能的一个朋友因为要女儿出国读书急于套现，刘益谦毫不犹豫就以3.2元的价格受让了20万股法人转配股。那个人也不亏，7毛多钱买的，四年翻了四倍多。不过，还是刘益谦更有赚钱的命，两个多月后，那部分转配股就可上市流通，最后他以每股21元的价格卖掉，3个月就赚近300多万。
2000年以后，各路资金开始蜂拥而入法人股，收购价格也水涨船高。此时，刘益谦已经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他开始在拍卖行大手笔地拍下法人股。后来有人估算，他靠法人股获得了770%的收益。
到了2007年股改之后，法人股的制度性套利机会没有了，此时刘益谦的身价已经超过了100亿，和杨怀定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年龄很重要。1990年代的刘益谦只有30多岁，基本上相当于1980年代的杨怀定。当老杨觉得二级股市已经是“终极目标”时，刘益谦已经在一级市场如鱼得水，继续享受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了。
2007年以后，刘益谦又将盯上了公司的定向增发，曾在包钢身上赚过百亿。到现在，他累计参与了上百家公司的定增，投入资金300多亿元。有进有出，不断获利。他的雅号，也从“配股大王”改为“定增大王”。
现在他有多少钱？不知道。有人粗略估计，在已经花费上百亿元买了很多古董的情况下，刘益谦仍以大约500亿元的身价，名列中国富豪前一百名。
一个真正的草根，初中没毕业的人，成了资本大腕。
对于初中肄业，刘益谦从来不觉得难堪，也不愿意花钱镀个金，比如读个博士或MBA什么的。他说：
“我认为赚钱很有意思，直到今天，我仍然以我是一个没毕业的初中生而自豪。”
他发达之后有时会让别人看他的手，说右手的食指比左右食指粗，说这是年轻时在舅舅家做包时留下的印记。
这有点像杜月笙了。杜月笙年轻时家境落魄，不得不靠卖水果为生，为此练就了一手削梨的本领。他发达以后经常给人展示他纯熟的削梨技艺，丝毫不以为意。
这，才是牛人本色。
随着财富的不断膨胀，刘益谦也越来越低调。
对于A股，刘益谦的看法是：
我在中国资本市场这些年，二级市场除非有大的机遇，否则我是不出手的。
这话说的实在是让散户寒心啊，嘿嘿。
但是站在刘益谦的角度，很容易理解。一个靠更低价格的法人股和增发股大赚特赚的人，一般不可能再对二级市场的股票有兴趣。
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2015年股灾的时候。
当时刘益谦在7月7、8两日用10亿元抄底了三只股票，恰好是绝地大反击的前夜，短短一个星期浮盈就有6亿。
一边赚钱，一边还能获得帮助国家的名声，刘益谦的这波操作比徐翔高多了。或者说，比《股灾》完全版中的东方不败（原型就是徐翔），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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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刘益谦还有什么新闻吗？
除了某些股票的定增和套现，除了看他在谈古董收藏，他已经越来越少地出来谈经济和金融了。
这也是所有财经界巨头的普遍特点，大家都越来越谦虚，越来越低调。
无论是杨怀定还是刘益谦，他们成为富豪之前的积金之路都清清楚楚。因为他们都是没有任何背景的草根，是草根中杀出来的先富起来的人。
1980、1990年代也是机会遍地的时代，有利于杨怀定和刘益谦这样的人脱颖而出。
以后，这样的人还有吗？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一个时代的英雄。
现在，是共同富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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