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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小庙里的天师算个锤锤 | 云从龙

从龙 作家云从龙 2019-04-08

白天上班,一直在拨弄一大堆数理关系,无心他顾。偶然抬起头来,看见坐在对面的老黄叼着一只大烟斗,也在飞快的敲键盘。我印象中,老黄是个特别懒散的人,很少见他这么专注过。

五点一刻,收拾东西下班。攥在手里的手机响了一下,打开一看,是同事发来的单位公号里今天推送出来的文章:《龙虎山的逍遥城该如何逍遥》,作者是老黄。我终于知道他今天正襟危坐的时候在干啥了,就是在憋这篇文章。

同事老黄

点开来读,还没几行,就被一段文字抓住:“……当年修鹰厦铁路,上清宫被一分为二”。额,还有这回事,我竟完全没有听说过。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老黄接着写道:“这应该是这个道教祖庭遭受的劫难里最近的一次”。从这句话来判断,我估摸,应该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翻检了一下资料,鹰厦铁路动工于1954年,完成于1957年。这样说来,将好端端的上清宫一分为二应该就是这时候的事情。

上清宫全国又好几处,如河南洛阳、青岛崂山、四川青城山,都有上清宫,为了和这几处名气还不小的宫观区分,一般都在龙虎山的上清宫前加个“大”字,因为这里是道教本源。历代天师的册封、道场、起居、法事都在这里。《水浒传》里镇着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地方也在这里。从东汉那会儿起,历代政府对这片圣土都敬畏有加,从来不敢擅自拆建。

1949年后,一切都变了。不要说一个大上清宫,宏伟的北京城都保不住,统统拆掉,取而代之的是站在天安门上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烟囱”,这才像“社会主义国家”嘛。梁思成当时好歹也算个高级知识分子,头顶还有个非常牛逼的老子,名声这么大,都救不了北京城,一座江南小庙里的天师又能算个锤锤,也配跟“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讨价还价?我虽无法得知当年将大上清宫一分为二改铺铁轨的具体动议,但暗想其中的内幕,大概和拆掉北京城没有什么不同。

这不禁使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上文说了,“白天上班,一直在拨弄一大堆数理关系”,关于什么呢?茶叶产量。因为要弄清楚1949年以后江西茶叶产量直线下降的真正原因,所以就一直在做数理上的逻辑关系,顺带也看看这方面的专业论文,但收获甚少。后来看到一篇回忆录,似乎不经意间点出了真正的原因:四九以后,土地都归国家,虽然重新分配,但种什么、种多少、交多少、留多少农民统统没有自主权,全部得听政府的。先几年情况尚好,到了1955年人民公社兴起后,每况愈下。直到五八以后饿死几千万后才放松了点,但仍然没有自主权,甚至于谁家农林经济作物多,会被立马划为“小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势不两立。

四九之前,情况可不是这样。有钱就可以买地,买山,买了以后种什么由拥有者说了算。除了缴税之外,其余的都可以自由流通。而茶叶,在那时候一直都紧俏的出口品,价格居高,农民和地主们当然乐意便栽广种。

这原因听起来并无经济学上的道理,大多与政治和时局有关。然而,事实的确是这样子。不妨再举一例。

拙著《明星与素琴》出版后,我在北京和南昌先后做过几场讲座,其中都讲到了1959年赣南地区普遍的大牲口和家畜事件。一个公社里,一两个月间,耕牛居然会死掉几百头,生猪几千头,这在我们今天看起来,都是个很严重的事件。原因究竟是什么?必定要追究清楚。但是,事情到了官方那里,他们并不紧张,只是将事实甚至详细的数据写一写,做成简报,然后下一个很荒诞的结论:反社会主义分子在猖狂地搞破坏。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么他必须受到惩戒和制裁。说严重一点,枪毙都不会轻。因为古往今来,蓄意杀害牲口和家畜,皆是重罪。在人力和畜力为主的农业社会里,牛、马、驴、骡等大牲口就是生产力的象征。你杀了它们,等于毁了人家庄稼,断了人家烟火,不拼命才怪。但是,有没有人在一两个月里将公社里千余头大牲口和家畜都给杀掉呢?我觉得这太不可能了。于是继续往下看文献,发现在一些地方,社员居然故意将牲口赶到没人的地方,然后推下悬崖,看着其摔死。最后,一伙人悄悄支个野灶,烹而食之。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被民兵逮住,询问之下,理由惊人的相似:饿。饿的实在受不了。有一个还说,我饿晕了,在床上躺了两天。梦见毛主席戴着一个大黑口罩来赣州微服私访,到了供销社,对管事的主任说:一定要让大家吃好啊。

文献看到这里,大牲口和家畜大面积死亡的原因不言自明:社员饿的已经活不下去了,谋杀社里没有明确产权的大牲口和家畜,然后分而食之,成了他们最后的一条路。对于他们中有些人而言,这一顿饱餐,也许是生命最后一次。就像《活着》中那个被馒头噎死的老医生一样。因为他死了,富贵的女儿无人能救,也死了。社员们一个个在饱餐中死去,最后只能是地没人种,稻没人收,田园将芜,人相食矣。

我曾将这个故事讲给很多朋友和读者听,大家大都觉得憋屈和难受。但也有人不同意。他跟我说,云老师,四九以后虽然运动多,但也不尽然都是坏的,还是有很多好的地方,不然,我们怎么能有今天呢?这话说的,就好像我没文化读书少一样。退一万步说,假如过去也有好的,假如过去的那一套一直延续到现在,就算我们已经跟朝鲜合体了,难道今天好的生活、社会略有进步,就不应该吗?

不仅仅是这样。我还想要说的是,如果四九以后不曾无休无止地折腾,中国必定要比今天好很多。如果非要折腾,那也少折腾点,留个几十年来专心搞经济搞科学,也仍然要比现在得多。

这里又得说一个例子。最近看一本书,叫《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关于这本书,我以后还要专门写文章说,今天只说一点点儿。),专门讲老一辈两院院士的归国和科研生涯。读了三分之二之后,有一个大体的印象浮现出来:原来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点也不差,人才也不匮乏,甚至是人才济济。这跟以前通过历史学习灌输给我们的认知完全不同。在初中那会,《历史》教科书上一讲到中共的建政,就会说那时候的中国科技落后,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等等,总之,国民党丢给共产党的烂摊子比项羽扔给刘邦的还要烂。从这层意义上,现今能有这么好的生活,这么强大的科学和经济,那"的确”是相当不容易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是至理名言,但后来,阅历多了,才发现这是“洗脑术”。

话说回来。为什么说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科技与人才一点儿也不差呢?因为这些人大多是在四九以后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的博士、研究员(相当于教授)等等,并且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都颇有建树,一旦回来,以他们的能力,足以成为国内自身学科的带头人。而他们内心,也正是这样想的:要用从美帝学来的知识,建设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当时世界上最前端的一些学科基本都在中国落地,并且还做出了很多成绩。但1956年来临以后,尤其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双百”政策之后,一切都变了。反右、大跃进、社教、四清、文革,一路折腾下去,足足二十多年,美国人已经在研究怎样登陆火星了,中国科学家还在昏暗的油灯下给组织写“自我鉴定”。

“自我鉴定”有助于振兴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吗?完全不能,只能将自己无限拉近“失败国家”的边缘。幸好,1976年来临后,一切都戛然而止。只是,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了。

但是,关于“折腾”这件事情,却从未真正地停下来过。这之中的原因,一句两句话很难说的清楚。如果非要有个解释,我想可能是1954年有关方面为了修铁路把龙虎山的大上清宫一劈为二,动了伏魔殿的风水,放出了妖怪,以至于现在鬼魅横行,折腾不断。

没有比这更好的解释了。(201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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