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的注解：王云五家族生活史一瞥

【按】本文一万余字，是我读完《烽火·乱世·家：王云五先生家族口述》之后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应孙小宁女士之邀，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原题《优雅的注解：从一本回忆录看王云五》。刊发时全文八千余字，一些内容因版面及其它因素而未能见报。在此全文推出，以飨读者。

《烽火·乱世·家：王云五家族口述史》，东方出版社，2018.7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名为《4928-1》的文章，先发表在《读库》上，后来作为附篇收入到了我的处女作《明星与素琴》一书中。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利用收集到的民间档案重构桥梁工程师狄陆嘉（又名狄迈）在50-70年的生活经历。在整理原始档案时，我看到一份写于1955年的自我检查材料，狄陆嘉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在1943-1948年间，他曾一度和民国时期的大出版家王云五家有所来往，尤其是和王家的几个晚辈，如王云五的第六子王学艺、王学艺的表亲徐革新、徐革非、徐格晟过从十分密切，甚至还做过徐氏三姐妹的家庭教师。在我看来，这份材料十分特殊。对于“小人物”狄陆嘉来说，这是他青年时代一段非常重要的私人生活史，对于“大人物”王云五来说，这毫无疑问地为我们深入了解其日常生活、家庭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口。基于这两点，我打算在史料挖掘上更进一步，深入了解1943-1948年间王云五在重庆的生活。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有关这方面可靠的史料很少。当时能找到的比较重量级的参考文献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岫庐八十自述》（2007），以及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王云五文集》（2011）第六卷《岫庐八十自述》。这两本书，虽然名字都一样，但实际内容出入非常大，前者自称“节录本”，但实际上是“删节本”，而且删去的内容非常之多。后者虽然也删去了“由于作者政治立场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所对立，原本中或有不合事实的话，或有攻讦语词或不宜语句”等内容，但都要比前者丰富完整得多，仅就厚度而言，后者就有前者的四倍。一位参与出版过《王云五文集》的老师私下跟我说：“王先生的自述，惶惶百万言，阉割成二十来万字，还不如不出。”这使我意识到，要完成我的写作命题，仅仅依靠这些材料是不够的。辗转之下，我又在一位师友处借到了台湾历史学家王寿南编著的《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这部书中所引述的资料十分详尽，为我的写作帮了大忙。

不久，文章在《读库1303》刊出，没过几天，我收到了一份邮件，竟是徐氏三姐妹中徐格晟的后人写来的，她说：“贵文中提到的徐格晟是我的母亲”。我感到既惊奇又兴奋，惊奇在于历史和现实连接了起来，我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一段私人史中的个体如今还健在世间，兴奋的是我的这种写作似乎可以更好的持续下去，无数普通人所经历过的一切并不会轻易地被历史的灰堆湮没，记忆一直都在，只是它暂时地沉睡过去了。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唤醒。

这一观点可以置于更宏阔的历史写作中来验证。在《4928-1》里,我曾写到，狄陆嘉在王家教书的情景，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大家庭的生活图景”。这个结论，在当时看来，还颇自鸣得意。但现在来看，十分勉强。仅仅是通过狄陆嘉与王氏子女的交往、以及外围文献史料的作证，就能得出“一幅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大家庭的生活图景”这一结论？那么试问所谓的“生活图景”具体都是怎样的？假如当时有人要问我这些，我想我肯定回答不上来。这几年来，我也十分留意关于王云五生平事迹的收集，总希望在对上述问题的探究上能更进一步，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距离历史更近一点，更真实一点”。但所获甚少，我看过最多的，不过是对王云五迎娶徐氏姐妹花这一话题翻来覆去的“捣鼓”。我很奇怪，难道王云五先生成就卓然的一生，只有这些花边新闻可供今人言说吗？

半个多月前，我读到的一本名为《烽火·乱世·家：王云五家族口述史》的书，为我的一系列疑惑提供了答案。这本书的口述者叫Flora（中文名李纯瑛），是王云五的儿媳妇——王家三公子王学政的妻子。1918年，Flora出生于香港，母亲可能是一个身份低下的“妹仔”，父亲则是汕头李氏家族中的一位成功商人。由于Flora的母亲是二房，所以从她出生时，便一直生活于香港。大多数时候，父亲辗转于曼谷-汕头-上海之间，只有在他途径香港的时候，一家人才能有短暂的团聚。1921年，父亲在一场商务应酬后溘然离逝，Flora的人生命运由此改变。《烽火·乱世·家：王云五家族口述史》所讲述的故事，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一

不过，从全书所讲述的事件来看，1942年才算是Flora真正的人生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失去了父亲，但在母亲的庇护下，一家人相对安稳定的生活于香港。在Flora的记忆里，“那时的香港不过是英国人一个沉睡的基地，只有几万人而已。我们中国人住在靠海的平地上，那些绿眼睛的统治者住在山上”。生活虽然清苦，却足以撑起她作为早期香港居民的梦想。在1921-1942这二十一年的岁月里，母亲是Flora最大的守护者，这位坚韧而又传统的女性，身上有着几乎所有为人母者的优点，她从小教育孩子们要出人头地，做像他们父亲那样优秀的人。对于唯一的女儿Flora，她最大的希望是“要嫁到一个有钱人家，一定不可以弄脏你的手。” 她希望女儿的手能“保护的像莲花一样洁白”。因此她从来不允许女儿进厨房，更不允许她干任何家务。很显然，母亲最初是没有打算送Flora去读书的，但后来，她还是放弃了这一念头，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母亲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钱会被花掉，但是没有人可以把你学到的东西从你身上拿走”。六岁这一年，Flora开始了她的求学之路，一直到十八岁左右成功考入香港大学，谁也没有想到，她会是母亲的四个孩子中最会读书的一个。但命运从未打算就此给她一个光明的坦途。当Flora迎来港大最重要的三年级时，潜伏在她体内的肺结核病毒爆发了。按照当时港大的规定，学生一旦被发现患有肺结核，必须无条件退学。此外，港大还有一条今天看起来都很变态的规定：其他的年级挂科可以补考，大三挂科必须重修。基于这些，Flora只能一边秘密地治疗，一边应对紧张的学业。最终受病情的影响，她还是挂科了。假如在和平时期，对于Flora而言，不过是在港大多读一年。但这时候，时局急转直下，1941年底，日军的铁蹄打碎了香港的宁静，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要完成学业，Flora只有一个选择：北上前往抗战的大后方。

1942年初，Flora踏上了流亡之路。和无数中国北方的青年流亡学生自北向南奔赴抗战大后方恰恰相反，Flora经历了香港-澳门-四会-曲江-柳州-桂林-贵阳-重庆-成都这样一条自南向北的路线。之后，她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并得到了一份为中国空军充当翻译的工作，她的直接上司是时任中国空军第五路司令官王叔铭少将。但这份工作未能持久。1944年，Flora告别成都，再次前往重庆。在等待英国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翻译员的offer通知的空当，她打算去拜访一位四川的朋友，结果这位友人不在家，正当她要离开时，却遇到了另一位她熟识的女孩为贞。为贞当时的职业是重庆某所中学老师，而另外一个身份是王云五的五公子王学哲的未婚夫。因缘际会，Flora就这样走进了王云五家中。

二

这时候，一个“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大家庭的生活图景”才算真正地呈现在了我的面前。不过，在“呈现”这些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王云五留给Flora的第一印象：“他的个子不高，但是让人感觉到他很重要。他全身上下都圆嘟嘟的。头形像一个哈密瓜，肚子像是女人怀胎六个月。眼睛很小，眼皮垂下来，我可以感觉他锐利的眼光投射在我的身上。”当Flora说出她是香港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后，王云五马上说“好大学”！这时，Flora注意到：“我在说的时候，他的食指不停地在他自己的大腿上写字。后来他们解释给我听，说他有一个习惯，喜欢用他的手指写字。他聪明的头脑不停地转动，从不休息。”但Flora并不知道当王云五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食指不停地在他自己的大腿上写字”的真正原因所在，这个秘密，还要等过上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揭开，而我们也能借此更为直观地了解王云五作为一个“大人物”极不寻常的一面。

在第一次与王云五共进晚餐之后，Flora鼓足勇气说出了一个“非分之请”：让王云五为她向英国领事馆写一封推荐信，“在他厚重的眼皮之下，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珠像是算盘子一样不停地移动，好像心里正在盘算着什么。‘我们这样好不吧？’他说，‘你写好了拿来给我签名。’”聪明的Flora马上意识到王云五的这个做法具有“一石二鸟”之效：“第一，他不用担心要说一个他不认识人的好话。第二，他可以测验我的英文程度。”这一切，都令Flora印象极深。

印象更深的是王云五在重庆汪山的家：“这里的景色美得让我窒息。原来这里就是花香飘溢出来的地方。我眼前看到的是一本活生生的玫瑰百科全书，各种你可以想象得到的种类和颜色的玫瑰花尽入眼帘。”之后，Flora在为贞的带领上缓缓上楼，这里的卧房，卫生条件非常好，卧房里安装着新式马桶，“链子一拉，水就冲下来，所有的东西一下子都冲下去。”而最吸引她的是浴室，“浴缸大到可以一整个人直直地躺在里面。”就在这天晚上，她体验到了第一次来王家“最享受的部分”——洗澡。“当我整个人一点一点慢慢地浸入浴缸里的时候……快乐和悲伤的眼泪流在我的脸上。”这是Flora离开香港后第一次洗澡。躺在温暖香滑的浴缸里，她忍不住想到了这几年流亡路上所受的苦难，想到了已经和她失去联系三四年的亲人，“我还能再看到他们吗？这场战争会结束吗？”Flora感到那种和家人无法联络和见面而制造的巨大孤独，让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花瓶，“外面是一样的，但是里面是空的，如果在玻璃上用手指敲一下，会听到空空的一声。”她因此而哭了，眼泪“如泉涌般流出来，把我自己也吓到了。”至于哭的原因，她认为是“这个热水澡让我卸下了面具，但也可能是我的花瓶里又加满了水。”很显然，在王云五家里，她感到了久违的家的温暖。

除了王云五及其位于汪山的豪宅，王云五的两位“姊妹花”夫人——徐宝莲（又名净圃）和徐宝磐（又名馥圃）也理所当然地进入了Flora的视野。对于王家的两位女主人，她从一开始便称呼为“阿妈”、“阿姨”。阿妈引起Flora的注意，是在当天的午餐上，“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旗袍，一位非常讲究的女士，看起来干净舒服，灰白的头发挽了一个髻。”而对于阿姨，她并没有刻意描述衣着打扮，却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对两位太太细致入微的观察上：“乍看之下，阿姨和阿妈像是双胞胎。但是再仔细看看，除了她们相似的体型、发型，还有衣服之外，其实两个人长相非常的不同。虽然阿妈看起来很舒服，但是阿姨会让你对她那一双又大又会说话的眼睛，还有她那嘟起来的嘴唇吸引住。阿妈是两个人中比较漂亮的，但是阿姨有一股深邃的魅力让人想要多看她两眼。”至于她们的关系，在Flora看来，与大部分共侍一夫的女人完全不同，“她们两个都很安于对方的存在”。

在《岫庐八十自述》中，对于自己的两位太太，王云五曾说：“净圃识大，馥圃谨小，各有所长”，似乎都很喜欢，但在Flora慢慢地熟悉了这个大家庭内部的各种关系后，她便发现：“老伯（指王云五，Flora与王学政在未定婚之前一直称称呼其为“老伯”——笔者注）的两个太太里，他和阿姨，也就是妹妹，比较亲近。每次她煮了什么菜，他总是不停地赞美她。晚餐后，两个人会坐下来下盘跳棋。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和阿妈有这样轻松的互动，但是阿妈似乎也不介意。”这个发现在后来的一些事情中也得到了验证。1947年，已经与王学政结婚并育有一女的Flora自香港返回上海，在这里，Flora看到徐氏姐妹虽共处一室，但却分成两派，每个人的亲戚、子女、用人都各自拥护主人，明争暗斗，后来，阿妈因为花钱大手大脚而不受王云五待见，最终将其家庭财务权剥夺转而交给阿姨。但阿姨很少住在上海，大部分时间里，她都随王云五住在南京。这些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在王云五的心里，喜欢阿姨要比阿妈多得多。

此外，在《岫庐八十自述》、《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等著作中，都将王云五与徐宝磐（即阿姨）的爱情引为美谈，《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中称徐宝磐“对先生爱护备至，先生称馥圃女士为‘知己’”，听起来颇有“倒追”之意，但真实情况如何呢？对此，Flora的口述中有极为珍贵的披露。1947年，在上海暂住了一段时间后，Flora夫妇居家迁往南京，和王云五住在了一起。在这里，Flora第一次从丈夫口中知道了公公和阿姨之间一些极为私密的往事：“爸爸太喜欢他太太的妹妹，两个人有了感情，让她怀孕了。他就把她带到杭州去，在那里他们和他们的私生子（即王学政——笔者注）另外组一个家庭。几年后，等这件事慢慢平息下来之后，他把她带回家，正式地给她一个名分。”也是这个原因，作为阿姨长子的王学政，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真实的生日，甚至连他的长大成人，都是由一个名叫“阿奴”的奶妈全权负责的。

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阿姨和他的儿子都不能在王氏家族中得到认可，但当事情最终摆平之后，王学政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要知道，在王云五这样的大家族中，子女们的地位常常来自父权的“恩宠”，而王学政正是那个幸运的宠儿。这一点，连Flora也不否认，她说，“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老伯最喜欢学政，我觉得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因为学政是他比较喜欢的那个太太的长子。”

三

 王云五的确对阿姨的长子青眼有加。在Flora的回忆中，王学政至少有三次工作机会都是王云五为之安排的，而最能体现父子之爱的事件，则是王云五亲自“导演”了Flora与王学政的婚姻。前文述及，Flora与王云五第一次见面时她观察到对方“食指不停地在他自己的大腿上写字”，其中的真实原因，并非是简单的“习惯”问题，而是王云五一眼看中了彬彬有礼、拥有香港大学学历的Flora，心里已经在为儿子王学政的婚姻大事做着周密的谋划。在第一次见面不久之后，王云五忽然托为贞来“请我帮他一个忙……把他去英国的日记打出来。他原来是用中文写的，老伯自己已经翻译称英文，好像因为是国外的人对他的日记有兴趣。”整理日记是假，王云五真正的目的，一是考察Flora的学识和为人，二是为王学政创造“偶遇”佳人的机会。果然，当Flora在开始接受这份特殊的工作时，王学政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此后，这两个年轻人开始了密切的交往，从王家的花园洋房，到汪山的林荫步道，都留下了他们浪漫的回忆。更有意思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王家上下，从两位女主人到亲戚用人，都对Flora关怀备至，甚至在有意地玉成良缘，“他们的微笑、眼神、话语中间无意的玩笑，我一出现，大家就停下来不出声。这些都很清楚地看得出来他们全家都在帮忙。”很显然，这些都是出于的王云五安排。

很多细节都表明，对于Flora，王云五应该做过谨慎而详尽的调查。因为在此之前，王学政曾与其大哥婚礼上的一位伴娘发生过恋情，“老伯调查了这个女孩子，发现她有一段荒唐的过去，所以他想尽办法要把他们两个分开来。”青睐Flora，一则是因为“当我无意中进到他们家生活里的时候，老伯把我当作让他们两个分手的好方法。我外表上得了台面，个性温顺，没有什么过去”，二则是因为“我是港大毕业的，像老伯这样身份的人，一个优秀大学的文凭比什么嫁妆都重要。因此他开始计划，帮我着笔我人生的剧本。”在Flora看来，后者是最重要的因素。

Flora自以为在真相大白之后对王云五的这些“计划”都一目了然，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证明她对这位“大人物”的了解仅仅是些皮毛。Flora认为她能嫁进王家最重要的原因是她受过高等教育，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王云五真正看中Flora，极有可能是因为她“个性温顺”。这其中，包藏着一个惊天秘密——真实的王学政。

四

对于嫁进王家，Flora从来都不曾后悔过，很多时候，她甚至是满足的，自豪的，但对于丈夫王学政，“从我们结婚后的第一天开始，她做出来让我惊讶的事一个接着一个。从未停过。”可以说，Flora此后大部分的人生坎坷，都是因丈夫而起。和恋爱时的个性温和、幽默热情不同，结婚不久，刘纯瑛发现丈夫是“一个很容易突然发脾气、随便出口骂人的人”，“如果他的碗里有一丁点的脏东西，如果他的手帕没有烫到他要求的水准，他就会把负责的用人叫过来痛斥一顿。他甚至对阿妈大吼，和为贞起冲突，与爸爸顶嘴。但是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没有比我在火车站碰到的这件事情更让我张目结舌。他在车站里，对一个苦力发飙所骂的话，简直比野蛮人还要野蛮……好像这个男孩子是一个枕头，可以让他对着不停地任意乱打乱踢。”在生活中，Flora也发现他与丈夫“两个有多么的不一样，就像是水和火一样不容。”比如在每天起床后窗帘要不要拉开这件事上，Flora认为“人就像树和花一样，需要阳光维持身心的健康。”而丈夫“不这么想，只要我一转身，他就把窗帘拉回去。打开，合起来，再打开，又合起来，这样开开关关一直到他上班才停下来。”大多数时候，王学政对于外面的世界毫无兴趣，“他心里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把自己锁在家里面走来走去，像是一个站岗的哨兵一样。”在上海暂居的时候，每天除了打麻将、和亲戚聊天开玩笑之外，王学政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对某某人的闲言闲语大肆攻击”，因此导致他与阿妈之间的关系极为不睦，两个人针尖对麦芒，隔几天就会大骂一通，弄的整个家里乌烟瘴气，不得安生。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性情，随着年岁渐长，愈加严重。1956年，Flora终于摆脱了将近十年的家庭琐碎，开始了她的工薪生活。由于和丈夫同在一家公司上班的缘故，她注意到了丈夫的一些怪癖，比如每天上班的时候，王学政几乎一直要叼着香烟，如果没有，便无法做事。“有一次他在电话上的时候，香烟抽完了，他就变得手忙脚乱，讲话开始结巴，脸色黄得像是熟过头的黄瓜。他赶紧再去点一支新烟，但是他的手抖得很厉害，没办法把烟点起来。好不容易点好之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进去，整个人终于平静了下来。”又比如丈夫会把每一个文件都放在抽屉里锁起来，每次锁好抽屉之后，“他还要把每个抽屉从上到下都拉一拉，确定是真的锁好了。有时候锁好之后走开来，又突然走回去，把每个抽屉又再拉一次。”再比如当Flora与丈夫商量想要在香港按揭买房时，后者坚决反对，竟然认为妻子这样做是想送自己去坐牢。实际上，王学政不愿意去做任何觉得有风险的事情，从十多年前结婚到现在，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对此，Flora抱怨道：“自从我嫁给这个人，我就像是他的私人救火队，他点火，我灭火；他再点，我再灭。”

王学政这些匪夷所思的行为，直到他晚年时才有了一个确定的结果：“爸爸被诊断出有忧郁症、偏执狂和强迫症。在和他心中的魔鬼作战了八十多年后，他终于投降，愿意接受医生的帮助。”（《作者后记》）而作为父亲的王云五，他肯定是了解这些的。早在1947年，王云五就对Flora说：“你不知道我这个儿子……他和野蛮人没什么两样。”后来，他又对Flora直言：“学政如果没有我的扶持，他会毁了他自己。”当初，王云五之所以青睐Flora，或许并不是因为她的外表和学历，而是她“个性温顺”。王云五需要为儿子寻找一个能最大限度包容他、忍让他、照顾他、扶持他的女人。事实证明，王云五的选择没有错，他一眼看中的这个女子，不仅始终不渝地陪伴着王学政度过了漫漫一生，又含辛茹苦地操持了整个家庭，养育了五个孩子成才，即使在人生最失意最无助的时刻，Flora都没有退却过。对于这些，王云五内心充满了感激，甚至是某种歉意。有一次，王云五亲口对Flora说：“我很感激你没有和我儿子离婚。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和他生活在一起这么久的人。我了解他，因为我是他的父亲。”1978年，适逢王云五九十大寿，Flora全家自美国飞回台湾探亲，垂垂老矣的王云五再次对Flora表达歉意：“Flora，你是对的。带着孩子们到美国去，是你能为他们做得最好的事。”在此之前，王云五并不同意Flora一家去美国。 在他眼中，Flora举家从香港迁居台湾，是一种“爱国”行为，从此便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离开台湾，则是对“国家”、家庭以及他自己的背叛。

五

尽管有来自家庭、观念、个人成见等各方面的分歧，但对于王云五，Flora从第一天认识他的时候就一直是敬仰和尊重的，在本书中，Flora十分详实地记载了王云五的很多人生细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出版家公公在她心中的地位。在Flora眼中，王云五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人。走进王家几十年的岁月里，Flora不仅细致地注意到了王云五与人谈话时手指在大腿上写字的习惯，还注意到在每次的家庭聚会上，他都是“饭局的重心，他只要一开口说话，每个人就停下来听他说话。”她知道，公公是“国民大会里的重量级人物，他无党无派，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他从不理会任何的政党。他的固执和始终不愿意加入国民党是有名的。”在上海，王云五的书房给她留下的印象极深：“这个房间和汪山上的那个书房差不多，简单的摆设里隐藏着丰富的智慧。他的书一本本摆满了整片的墙。这里什么样的书都有，从现代的书籍、精装本到老式手缝的书册，还有古时候的卷轴。我的眼睛停在一套《大英百科全书》上。这套书歪歪斜斜地在书架上互相靠着，有如受伤的士兵一样。书的封面已经破破烂烂的了，书脊也已满是褶皱，但是这些破旧的伤痕不但没有降低它们的价值，反而更加显示出历史留下来的光辉。听说爸爸不但研读了共18册的《大英百科全书》，而且还牢记了全部的内容。看到这套书，可以想见这些传说，所言不差矣。”而当得知到王云五辞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消息时，Flora先是感到“非常震惊”，既而立刻支持了丈夫的决定：将王云五及家人从广州接到香港，让他们暂住在自己刚刚租下不久位于跑马地附近的公寓里。自此，这里成了王家人逃离上海后的“避难所”。政治上失意的王云五也暂得喘息，在Flora二哥及“蒋先生个人之资助若干”关照下，创办了“华国出版社”，再次做起了出版事业。这段时间内，国共两党都想争取王云五，但王氏一心想远离政治，迟迟未作表态。直到有一天，香港公寓的阳台窗户上被一颗子弹打出“一个很干净的小洞”。“很明显，这个子弹不是来杀他的。只不过是一个警告，提醒爸爸不要做骑墙派，如果他不加入任何一边，他们很容易就会把他从墙头打下来。”受此影响，王云五终于下定决心，飞往台湾，重新步入政坛。Flora对公公的境遇深感同情，她说：“这就像是加入了帮派，你的手一旦脏了，怎么样都洗不干净”。1963年，Flora再次见到阔别十年有余的王云五，她深情地写到：“他那时已经75岁了，但是他的精神和我第一次见面时没什么差别。他仍是‘行政院’副院长，闲暇时也还在写作教书；他的声音也还是像以前一样中气十足，笑声有如大炮一样，大老远在街上都可以听到。他说他一颗牙都没有掉，我绝对相信他，因为如果是假牙的话，不会这么黄。他还说他从来么看过医生，我一点也不会怀疑。因为他非常的自负，他认为生病就表示懦弱，他绝对不会再任何人面前承认的。”虽然Flora也曾认为：“爸爸是个自大狂，拍他马屁的人怎么样都不会错；那些和他意见相左的人，怎么样都不对”，但这丝毫不妨碍她对王云五的敬佩。她说：“尽管他有他的缺点，我还是非常地尊敬我的公公”，“他就像是太阳，而我们则是围绕在他旁边的那些行星。”

这些都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王云五——这位杰出的出版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视角，也为我几年前的那篇文章做了最好的补白。如果说我仅凭一点历史的小角料便得出“一幅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大家庭的生活图景”这一结论略显苍白的话，那么现在我看到的这些，足以让我信心满满。王云五的个人生活史、大家庭中王氏子弟们的生活图景，都能在本书中一一找到答案。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其它一些十分重要的话题，如早期的香港社会、马泰华人商圈、港大的内迁与抗战、现代女性的自我觉醒等等，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相比王云五，Flora可谓普通的芸芸众生，但对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有着十分独立且笃定的看法。如对于香港，当她目睹了“左派分子强烈要求英国政府把香港还给中国。炸弹在公共场所爆炸，示威者用货运的钩子攻击杀死警察”时，她便坚信：“这个殖民地是一个出租的地方，只要房东要把她收回去，她只要给给房客一个月的通知”。在这里，她不可能得到大半生都在苦苦寻觅的“安全感”。最后，她毅然决然地带着一家人远渡重洋，去往美国。“在美国，只要你有两只手，两条腿，愿意工作，每一个人都能够致富，每一个人都能达到他们的目标。如果你相信，那就是真的。因为我相信。”今天来看这些，依旧闪耀着人性的熠熠光辉。

六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本书不是一册枯燥、令人昏昏欲睡的读物，相反，从头到尾，都散发着一股幽默、达观、流畅、欢快的文学气质，对于自己曲折、坎坷的人生，Flora从未觉得那是苦难，更像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当她把读者带入到那些纷乱熙攘的时代时，我们常常会被她的乐观所感染，会忍不出被她幽默的叙述逗的笑出声来，会觉得那些只有在电影里才出现的镜头，居然是她真实的人生际遇。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既是口述历史的上乘之作，也有十分耐人寻味的文学韵味，令人对那些逝去的年代，生发出无限的感怀。这正如本书封面上那句话所道明的：“李纯瑛女士的青春是那个彷徨的战时年代，最优雅的注解”。

原题《优雅的注解：从一本书看王云五》，刊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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