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S媒体访谈】刘尚希 | 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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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2020年，力度空前的财政政策有哪些看点？财税改革重点在哪儿？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空前挑战，各国宏观政策的力度和方向都被赋予了新的要求。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也明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第一财经《首席评论》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讨论“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背后的制定逻辑，以及它将会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width=500&height=375&auto=0&vid=q0980548h6f财科院院长刘尚希接受第一财经《首席评论》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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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需要特殊政策支持

刘尚希：这次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成为一个历史的拐点。这就意味着整个全球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都进入一个新的轨道。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也会进入一个新的轨道。这个新的轨道面对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可以说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轨道。面对这么高风险的轨道，怎么去对冲风险？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去降低不确定性，贡献中国发展的确定性。就像在惊涛骇浪之中，我们怎么把中国的这艘航船打造得更加结实，劈波斩浪能直达彼岸。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政策的思路以及改革的思路进一步优化。传统的政策路径和改革路径，在当前这种高度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情况下，可能有些不太完全适应了。在这上面怎么样去调整，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我觉得各方面要凝聚共识，要看到当前我们的形势。因为风险就像风一样，有时候能感觉，但是看不见、抓不着，但是风险一旦来了，造成的破坏力是惊人的。要看到当前我们国家发展的这种大的风险，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实际上已经注入了新的内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其实也需要进行调整。这次两会来看，宏观政策实际上也是有很大的变化。

今年预算报告有何新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预算报告都将财政政策的基调确定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在这一基调之下，预算报告相比往年增加了许多不一样的内容，比如，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赤字率首次突破3%。另外，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如何看待今年如此大体量的财政预算？这对经济发展又将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刘尚希： 今年的预算报告跟往年有诸多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不同就是，收入是负增长，但是支出是正增长，而且支出保持了相当的力度，以往是没有过这种情况的。也就是说一个是负的，一个是正的，收支差就会比较大。做出这样的安排，一个是实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对冲疫情所带来的冲击。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围绕中央提出的“六保”任务，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还有一个特点，这次对冲的力度是相当大的。比如说通过政府债券筹资的规模就达到8.51万亿，实际上从财政扩张的总量来看，加上减税降费2.5万亿，总规模达到了14万亿。财政扩张的力度其实相当大。去年的减税降费应该说业内的很多人是没想到的，但是今年的减税降费，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加码。

今年财政支出结构有何特点？

在今年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财政支出却力度空前。从今年的预算报告来看，四本账的支出达到45万亿之多，创下了历史新高。从结构上来看，财政支出又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呢？

刘尚希：从一般公共预算来看，是超出了24万亿。当然还有基建预算，有12万亿多，还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还有社保基金预算。但是这个预算是不能简单相加的，尤其是社会保险这一块不能简单地加到一起。所以，从总的盘子来看，应当说这个规模已经不小了。

从收支差额来讲，其实今年的收支差额达到6.76万亿。差额当然不是一个赤字口径的概念，但是这个数字差额反映出做出这样的预算安排，财政政策是非常积极的。

还有一方面就是在结构上。一方面，中央的支出是在压缩的，力度很大，达到50%。赤字大量的都是转移给地方，中央明确的就是2万亿的规模，1万亿的新增赤字和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都是转移给基层，直达县市，要惠企利民。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结构在纵向上发生了变化。

从横向来看，一般性的支出其实做了大幅度的压缩。而另一方面，围绕“六保”任务，像保就业、保基本民生等等这几方面的支出，是应保尽保，保持了相当的支出力度。

如何解决基层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矛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中央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与此同时，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新增的1万亿财政赤字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未来，基层财政的财事权矛盾将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呢？

刘尚希：因为这次疫情给中低收入人群带来的冲击是最大的，同时，对基层财政，尤其是市县财政带来的冲击是最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保持地方政府基本的财政能力，让它们能够更好地去落实中央“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就必须加大财力上承担的力度。所以，中央就决定把2万亿直接下达到市县，解决当前在疫情冲击下市县财政面临的困难。当然这是在当前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措施。

下移财力的同时，要适度上移基层财政的事权

在刘尚希看来，从中长期来看，要解决基层财政的困难，除了财力适当下沉以外，对基层财政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刘尚希：因为我们国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要高质量的发展，同时也是整体性的发展，这样其实对市县能力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有一些事，在这种新的条件下， 它们是难以去做的。比如说对具有辖区外溢性的一些事务，比如说县里的事，它涉及到跨其它的县了，那么必须由市里去协调。有的溢出市域的范围之内了，就必须要省里去协调。如果说跨出省域范围之内的事情，必须要中央来协调。而在高质量发展和当前的环境下，实际上这一类的溢出辖区的事是越来越多了。这就意味着事权要适当地上移，支出责任要适当地上移。而不是一味地通过下移财力的同时，而去下沉事权。那样的话会造成小马拉大车，市县的能力是无法去应对的。所以，要真正解决基层财政的困难，一方面除了发展以外，我们在财政体制上也是需要去不断创新、调整、优化的。

由专家分析可见，今年，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如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好“六保”任务，如何将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落到实处，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各级各层组织还需要在财政体制机制建设上多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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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财经 2020.6.11

审稿：程瑜 闫晓茗

编辑：李雅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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