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信仰和无逻辑 |“社会溃败论”背后的两个文化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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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游
1/
社会溃败并非社会动荡
“社会溃败”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2011年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孙教授对这个概念的阐述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点，就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
孙立平特别指出，“社会溃败”不同于“社会动荡”。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而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
也就是说，孙教授所担心并非是社会产生动荡的可能性在增大，恰恰相反，孙教授认为，近十几年来我们对于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的担心是过度和不必要的，这个一切以稳定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导致了我们对于正在发生的社会溃败的误判，从而医不对症，社会溃败有明显加深和扩散的迹象。
就近年来的社会状况和热点事件折射的社会现实来看，孙教授的的判断和解读都是非常到位和准确的。在整个社会说假话的成本远远低于说真话的现实下，孙教授的真话体现了知识份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直面丑恶的勇气，这是让人肃然起敬的。
然而，描述一个社会实态，揭示一个社会问题显然不是孙教授的最终目的，对这个问题的揭示是为了能对症下药去解决的，而深入、细致的做全方位的分析解读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学范畴而戛然而止了。
如同社会学视线下的对象无一不是处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并与之紧密联系和互动的，我们也需要把“社会溃败”放到整个文化的大背景下去仔细审查和梳理，找到核心的症结来有效突破。
2/
道德化生存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文化可以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存在方式的描述。之于中国的文化，就是对中国人这个群体存在方式的描述。
那么，中国人这个群体的存在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关键词就是：道德。简而言之，中国人这个群体的存在方式就是为道德而生存。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是绝对的主流显学，也一直是中国社会、政治格局中的主流价值体系。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面对春秋时期的社会乱相，极力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提倡“克己复礼”，认为只有恢复礼乐制度，实行仁爱，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
而礼乐制度通俗的说，就是孔子构想出来的妄图通过“制礼作乐”来规范中国社会各阶层行为规范和相互关系的政治制度。孔子希望，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就如音乐一样是错落有致、上下有序、美妙动人的。
这种政治构想，除了西汉王莽天真烂漫的真实践行了一回，历史上再没有哪位君主真正要去在具体的政治上实现它，足见其不过是孔子臆想出来的政治乌托邦而已。
观察中国各朝各代的政治结构，我们会发现实操用法家的严峻立法，对外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此“外儒内法”才是历史中国真实的政治图景。
但是，不管怎么说，对孔子提出的“仁”以及对道德的讨论成为中国文化两千年来始终未有偏离的核心价值归依，这也是历史事实。
其结果就是，对于仁义道德的讨论和追求，不但是各阶层人们各安其位的政治秩序范式的伦理基础，也潜移默化的成为了国人生存的最高精神意趣。
士大夫和文人把自己塑造成道德高尚的君子是应有之义。
3/
世俗化社会
东西方的思想为什么在两千多年前几乎同时达到巅峰，又为什么在这之后进入了南辕北辙的通道？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答案。
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传统思想确实缺乏超越俗世的神性基础，整个民族笼罩在国家道德主义的氛围中无法自拔，作为人本身的存在意义和本质追问从来不为中国人所重视。
《论语》有言：“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超自然的的事物，对于信仰是持一种否定态度的。虽然在文人墨客阶层中，道家、佛家超然出世的态度是一种被人推崇的人生境界，但却不会是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人生选择，娶妻生子、考官进爵的人生才是普遍选择。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个彻彻底底的世俗社会。
所以中国人这个群体最大的文化特征就是缺乏纯粹超脱的个人精神和“主观的自由”（黑格尔语），浓厚的功利色彩和世俗色彩一直是国人的主流存在形态。国人最喜欢的问话就是“这有什么用？”永远试图用一根线把你的精神主体栓在实用价值的木桩上，而无法超越。
而对于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也顺理成章的成了最高的处世目标，也就是说“达”是基础、是条件，在这套政治哲学逻辑中，修身是为了“平天下”，道德也是为了“平天下”，不成功如何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在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文化驱使下，久而久之，成功似乎异化成了精神追求的前提，而依附于官僚体系去求取功名，升官发财，放弃独立精神和个人信仰融入官方价值体系就是中国式成功的典型。
隐士、避世者、宗教似乎都是失败者的代名词和选择，为主流社会所嘲笑。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个人精神根基不稳和受社会现实左右就成为了必然，尤其在社会转型和动荡的时期。不幸的是，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而价值观的紊乱越演越烈，缺乏精神寄托的国人面对纷繁杂乱的新世界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继而彻底放弃道德考量、以嘲笑一切的姿态适应社会成为了社会溃败的文化助推器。
正如孙立平所说：“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
这种社会溃败不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但是如果组成一个社会的组织和细胞产生了不可逆的溃败，其危害并不亚于社会秩序的失范。
4/
无逻辑文化传统
当然，纯粹的精神寄托并不能完全制约人们的行为。人的生存需求和人性的脆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公平、有效的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各种权益冲突进行平衡和规避。
而一个制度要做到公平、有效，需要这个群体具备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对一般性规则的思辨能力。否则其公平性、可操作性都无法得到保证。
这个群体是否具备这个能力，我们依然要到这个群体的文化中去找答案。
我们说，文化的核心，其根本在于文字和思维方式。
语言、文字是思维过程的载体和记录。我们要考察比较一个特定文化，对于思维方式的考察是个捷径。
现代人都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越是逻辑的、以事实为根据的，那么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产生的结论就越可靠。
而我们的传统思想有逻辑的内容，但不系统，也一直没能成为主流。即不是政治的主流也不是文化的主流。
历史上，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文化层面，中国社会一直依赖儒家的道德标准来构建社会体系，而道德本身的模糊性、多元性导致标准总是处于一种任人解说的紊乱状态，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基于抽象思辨后的普遍性成立，而是当权者利用这种模糊的状态，牢牢把握最终解释权。
而在慢慢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频繁的改朝换代，又不断强化了我们这个思维惯性。
如果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不能在一定数量的民众头脑中消失，那么希望一系列持续的、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政策出台，变革能够真正出现也成了无米之炊、无水之源，我想这才是孙教授认为“改革先天不足”的根源吧。
5/
“社会溃败”是否已经消失？
“社会溃败论”是孙立平教授于2011年提出的理论。时至今日，已经好几年过去了，这个理论是否已经过时并显得不合时宜了呢？
2010年8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历经三十年飞速发展，中国在第二季度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经济专家甚至认为，强势的中国增长会在本世纪30年代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表面上看，这几年的中国非比寻常的经济成就似乎让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溃败论”成为了一个笑话。
事实真是如此吗？
实际上，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对比，我们都可以找到政策的“技治主义”在经济上取得成绩的相同案例。但是要想取得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全社会良性发展，避免权贵合流、不当得利和贫富分化的加剧，技治主义并非良方。
精神世界的世俗功利和思维方式的原始落后是横亘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它们一直在不断撕咬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底层肌体。
如果不认清这种文化上的先天不足，而只注意到表面的经济成就，社会溃败恐怕也不会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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