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儒学对现代文明没有原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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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北游

01

关于儒学，网络论坛上都有非常多的争论。不过在我看来，绝大多数都是些无谓的争论，这样的争论，不会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成果，毫无意义。

因为，在我们如何看待一个学问、一个理论体系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舍本逐末，老是翻着故纸堆，就书本里的只言片语和旁枝末节去争论不休。

没有任何一部理论或典籍，包括宗教典籍里，说的话是不漂亮、不好听的，是说自己的理论是邪恶的、错谬的。如果这么明显的自我否定和显而易见的漏洞都有，路人不用深入思考都能一眼便知，何以可能流传百年，甚至千年呢？

那么，如果我们不去就书本里的原话进行争辩，我们应该如何判断一个理论其学术价值或社会影响的利弊呢？

很简单，看事实！

只有事实才是可以检验理论价值的依据，而不是看谁喊的口号漂亮。

否则，哪个理论口号喊的最漂亮，这理论就是最正确的了，你高喊几句打倒贪腐，这世界就从此没有贪腐了吗？这个判断难道不是非常荒唐滑稽的吗？

所以，无论是论坛上，各种微信群里，大家伙儿就儒学的是非争的脸红脖子粗的，在我看来，也是非常荒唐和滑稽的。

02

那么，关于儒学的事实是什么呢？

我按照逻辑顺序依次排列如下：

1、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2、儒学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体系；

3、中国人有按照儒学来进行价值判断的文化习惯；

4、中国在近代没有创建现代科学体系；

5、中国没有自发形成现代政治体系；

6、中国没有形成现代法律体系；

7、中国没有建立现代商业体系。

总而言之，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对现代文明体系的建立有过任何原创性的推动，造成我们几乎全是照搬别国已经成型的体系，无论是科学的、政治的、法律的还是经济的体系。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仅仅在现代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上做了些有益的补充而已，远远没有触及核心思想和基本结构。

我想，稍微理性的中国人，都会承认我说的这个基本事实。我们的所有讨论也将在承认这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展开，否则就会陷于无意义的鸡同鸭讲之中。

那么，儒学为什么不能对现代文明产生原创性的推动呢？

究其原因，我认为问题出在儒学的两个基本设定上。

一个是人性设定，儒学认为人性向善，人人皆可成圣人；

一个是政治设定，儒学的政治理想是圣人君子治国，人人自觉各安其位。

这两个基本设定，非常不幸，都是乌托邦的构想。

03

先来看人性论。

虽然孔儒学说并没有明确把人类的本性设定为善，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并非是儒学正统经典里的字句，所以这个锅，我们不能让儒学来背。

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儒学认为人性是可以向善的，通过教育和修君子之道，人人皆可成为圣人。

从哲学上讲，因为人性的复杂，无论是断言“人性善”还是“人性恶”，都是过于轻佻的。

康德认为人的道德感是先验存在的，所谓恶，就是人们意识到了善，却选择了背离。

如果说自由意志是一枚硬币，善与恶就是这枚硬币的两面。这就意味善与恶是“共居”于人性的基本结构之中。同时，因为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肉身始终被自然律束缚的现实，人类对于善恶的选择，总是呈现随机和任性的趋势，即所谓“自由的任意”。

这种“自由的任意”是人性无法割裂的基本结构，而儒学对此不但没有深入剖析，实际上，儒家学说在对人性的思辨和探究上都处于空白状态，所有的仅仅是一些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黑格尔语）。而这些“常识道德”，往往都是拍脑门的经验之谈，不能普遍成立，经不起逻辑的推敲。

康德认为，如果听任自己的直接感觉（如同情心）而忽视了将道德法则的普遍性要求作为内心唯一的动机，就不可避免会堕入伪善。

而儒学最为人病诟的恰恰就是其伪善的特质。

孔子对此并非没有警觉，孔子曾言：“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然而，这种孟子形容为“阉然媚于世也者”的乡愿，在儒学自身的理论体系里是无解的，因为儒学本身并没有对于人性做出像样的解答。

儒学对于人性之根本恶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如同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对人性之恶视而不见，进而武断的认为依靠教育和教化就可以向善，从而成为君子，从理论上放弃了对这种人性之恶进行制度性约束的可能。

而这恰恰是催生伪君子和道德表演家的直接原因。

贪官们说一套做一套，在台上道貌岸然，背地里男盗女娼，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追根溯源，儒学难辞其咎。

反观西方文化中，基督教所带来的原罪意识，顺理成章的让人们形成让制度来约束人性之恶的普遍共识，而并非依靠没有强制力的道德或教育。

不得不说，这些制度性的结果都源于中西方核心文化对于人性认知的巨大鸿沟。

04

再来看儒学政治观。

依照儒学人性论的设定，儒学政治观崇尚“圣人政治”，一种等差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政治秩序的本质是“他治”，是以一方放弃权利来实现的政治秩序，这和现代政治体系每人保有基本权利和付出义务的“自治”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驰。

如果政治理念的核心本质都是截然相反的，儒学不能对现代政治体系做出原创性的贡献，不足为奇。

同时，因为儒学人性论上的错谬，导致其政治构想必然是一种乌托邦。

我们来看看孔子是如何想、如何做的：

孔子在面对春秋时期的社会乱相时，极力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提倡“克己复礼”，认为只有恢复礼乐制度，实行仁爱，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

那么礼乐制度是什么呢？礼乐制度是通过“制礼作乐”来规范一个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相互关系的社会政治制度。其基本内容有二：1、用礼来区分等级；2、用乐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社会中的人们关系就如音乐一样是错落有致、上下有序、美妙动人的，这种等级和谐的政治图景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

孔子希望形成这种等级和谐之理想图景依靠的是人民道德感的自觉认同，而事实证明这完全没有操作性。因为标准模糊的道德并不能作为实际考核手段，而等级的划分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和利益考量，也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从汉至清，历朝历代一直只是表面上提倡儒学仁政，实际操作上却用法家的严刑峻法，这种“外儒内法”的历史事实无可争辩的证明了儒学政治构想的乌托邦性质。

唯一一个不信邪，真正试图实施儒家所谓“德治仁政”的是汉代的王莽。

很多人评价王莽，斥责其沽名钓誉，并非贤德之人，不过乡愿尔。但史学家吕思勉却并不同意，他说王莽本身博学并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

就这么一位真正的儒生，当上皇帝后真心实意试图践行儒家政治理想，复兴周制，其结果是死后舌头被分而食之和历史上最短命王朝。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评价到，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可以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一个书生的政治（钱穆语），一个乌托邦的政治构想，儒学政治理论的不切实际，屡屡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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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由于儒家学说在基本设定上的重大错谬，尤其是其人性论的空白，导致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根基并不牢靠。

纵观人类思想史，凡是对人性缺乏深刻洞见或者哲学认知上有重大瑕疵的理论体系，最后都不可避免的会走向破产，更妄论对现代文明体系之贡献。

承认人性中邪恶的一面，用法律和制度来约束这种作恶冲动；

用权利——义务结构来实现自治，而非期待明君式的他治；

把世俗和精神两分，在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设立防火墙......

儒家学说如何与这些现代文明体系的核心思想做有效的对接和补益，这是摆在当代儒生面前的重大课题，而不是在各大论坛翻着故纸堆与反对者做无意义的争论。

作者：北游，自2004年起坚持互联网写作至今，笔耕不辍，长期专注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对社会热点和公共事务见解独到，文章在凯迪、天涯、搜狐等全国知名BBS被阅读数千万，屡屡成就现象级文章。现为“北游说事儿”和“北游说康德”公号主，锐见传媒特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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