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丑到辛亥:大清的最后十年
历史学家罗新认为,要掩埋重大历史事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缄默,一种是喧哗。他说:“比起记忆的历史,更重要的恰恰是遗忘的历史,它们是被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
中国近代史上,从辛丑到辛亥,即1901-1911这10年历史,就是一段在喧嚣中被轻视,甚至被遗弃的历史。
确实,相比于天朝梦碎的鸦片战争、奋发自强的洋务运动、一战而全民皆醒的甲午海战,以及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从辛丑到辛亥这10年间,除了一场失败的“新政”外,基本没有多少印象。
然而,当我们把这10年放到更长的历史段来看,比如晚清70年的历史,当我们把评判历史的尺度,从结果的成败转向开创性的历史贡献,那么,这10年,或许有另一番景象:
从辛丑到辛亥,是晚清70年历史中,最有诚意,也最有希望成功的10年。
从辛丑到辛亥,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承前启后的10年。
从辛丑到辛亥的10年,是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历史缩影。
1901年的1月29日,慈禧在回銮途中,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了一个《变法诏书》,此举标志着晚清轰轰烈烈的改革开始了。
1,经济改革方面:1903年,朝廷专门设立了商部,并颁布了《公司律》等一系列完整的商法体系,这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中国沿袭千年的官商经济寿终正寝。
2,社会改革方面:1902年,慈禧下诏废除女性缠足等封建礼教,允许女性接受教育;1905年废除科举,大量年轻人前往海外留学,其中不乏鲁迅、陈独秀等后来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风云人物。
3,正制改革方面:(此处删除一百字)
历史学家雷颐先生在《帝国的覆没》一书中认为:
甲午战败、庚子国变的惨痛教训,让清廷高层认识到“中体西用”已彻底失败,尽管上述种种措施的直接结果是动摇国本,但是为了延长国祚,依旧在坚定不移地推行这些实质性变革,其诚意可见一斑。
历史演进的轨迹,是无数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关键时刻出现的变量,会出乎意料地成为历史的重要转折。
晚清最后十年,第一个改变历史轨迹的变量,就是1905年结束的日俄战争。
这场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大战,以日本的获胜而告终。经此一役,这个曾经的东亚蕞尔小国,在不到10年时间里先后战胜人口、国土面积均数十倍于自己的两个大国,不可一世地崛起为亚洲最强的现代国家。
很快,中国从上到下的民族情绪被这一事件激发起来。朝野上下对日俄战争成败得失的分析全部指向了一点:
……说一千道一万,大清要崛起,就必须像日本那样离线。
在《帝国的覆没》一书中,雷颐老师分享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当时,主张推翻清王朝的激进革命党人都认为,一旦离线成功,革命则再无希望,于是派人暗杀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做最后一搏。暗杀事件,不仅没有阻止清廷离线的决心,反而让其离线的决心更加坚定。
于是,那份著名的《钦定宪法大纲》诞生了。
很多人十分诟病这份大纲,其实它能在那个时代出笼已经很不易了。大纲附有一份清单,从议会如何选举,选民如何产生,法律如何转型,到皇室地位如何确定,国会如何召开会议等等,事无巨细,全部公之于众。
中国政法大学著名宪法学者王人博教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从“语境”差异的角度,对《钦定宪法大纲》进行了深刻剖析。
大清皇帝相较于日本天皇的处境要糟糕得多。日本“大和民族”具有单一性,其君主政体一姓相传,千年未变。而大清帝国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必须坚持“以满治汉”的方针,但离线却要求消除民族界限,这意味着从根本上取消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
于是,清末离线必然陷入“越改革越激化矛盾,矛盾越激化则改革越激进”的恶性循环。
1911年5月,在各方的催促、围攻,甚至逼迫下,载沣慌慌张张搞出了一个责任内阁,这就是清末离线史上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它被认为是引爆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索。
不过,雷颐老师却在《帝国的覆没》中认为,时隔百年,当我们平心静气地看这张皇族内阁的名单,不难发现,其中虽然大部分是皇族、满人,但却都是做实事的改革派,没有一个保守派和顽固派。
衡量任何一场改革的首要标准,应该是愿不愿意改革,而不应是其出身和血统。
到底谁葬送了清末改革?雷颐老师用充满遗憾的笔调写道,“彻底葬送改革的,恰恰是激进改革派本身,缺乏政治经验的载沣与立宪派的‘革命化’是清末离线失败的最大诱因。”
对晚清最后十年的认识,还有一个视角:它是中国现代化路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存在。
首先,它终结了长达六十年的体(制度)用(器物)之争,形成了彻底改革的共识。离线成了晚清十年改革的主轴,日后的中华民国离线以及更后来的“八二宪法”,其实都沿袭了同样一个基本方向。
其次,它废除了科举,使一批又一批觉醒的年轻人走出国门,随后更将欧美日等国家的新思想、新观念介绍到中国。至此,中国开始真正拥抱世界,中国也成了各种新旧思想制度的角逐场和试验田。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说:“最危险的时刻,不是不改革的时候,而是开始改革的时刻。”这句话常被误读为托克维尔为拒绝改革者辩护,它其实也是雷颐老师“激进改革者葬送改革”的另一种表达。
历史事实、历史真相,只能无限接近,不可能全部还原。因此,比史实本身更靠谱的,是选择更强大的分析框架,让自己具备对“事实”去伪存真的元能力。
所以对任何一段历史和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无论是理解、衍生和评价,都必须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
闻道不分朝夕为此强烈推荐雷颐老师的《帝国的覆没》,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两本书,两种维度,还原一段举足轻重但却被长期轻视的历史,收获一份能够穿透历史、洞察现实的分析框架与思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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