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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豔芳 || 戴遂良及其漢學研究

姬豔芳 汇智澳门 2022-01-03

READING作者簡介


姬豔芳,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外語學院講師,博士

[提  要] 戴遂良(Léon Wieger)是晚清時期來華的法國漢學家,他在中國生活了46年,畢生致力於中國語言文學、哲學、宗教、民俗與歷史的研究。他的作品數量頗多,但長期以來學界對此缺乏系統研究。全面考察戴遂良生平及其漢學著述,可以管窺其在中國傳統文化西傳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關鍵詞] 戴遂良  耶穌會士  漢學  中學西傳[原文出處]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中西文化”欄目


法國漢學家戴遂良(Léon Wieger)是近代中學西傳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他一生致力於漢學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漢語語言文學、哲學、宗教、民俗與歷史等方面的研究。1905年,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授予他“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早在1927年,根據法國漢學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Maître)的統計,戴氏漢學著述已達52部,這足可見其著作之豐。然而,戴遂良僅僅是位被經常提起、而被研究最少的漢學家。有鑑於此,筆者親赴法國,搜集了大量的原始文獻與手稿,力求依託史料,全面地展示戴氏的漢學思想。目前現存的戴氏漢學著述約有62部,其中一些漢學著述仍然是西方漢學家研究中國學的重要參考文獻,在中國文化西傳的過程中發揮着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戴遂良生平
戴遂良,字尚志,名良,1856年7月9日出生於法國斯特拉斯堡。幼年喪母,父親維蓋赫(Frédéric Wiger)是斯特拉斯堡大學病理學教授。家有兄妹四人,戴遂良排行第二。1869年至1875年就讀於斯特拉斯堡的新教中學,主修人文古典專業。在此期間,他選修了拉丁語、希臘語、德語、法語、歷史、地理與數學等。根據中學時期檔案的記載,他對拉丁語翻譯興致勃勃,希臘語翻譯成績優異,德語作業思路清晰、內容簡潔,法語文章思路新穎,但歷史與地理成績不如語言成績優異。可見,戴遂良在語言學習方面很有天賦,這六年的語言學習奠定了他從事漢學研究的基礎。1875年秋,他考入斯特拉斯堡大學醫學院,1881年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在斯特拉斯堡當了兩年醫生,其中最後半年從事軍醫工作。嚴格有序的軍營生活,為他日後能夠經得起耶穌會的嚴格訓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讀書期間,戴遂良深受考魯姆(Korum)的影響,決定將來成為耶穌會士。由於耶穌會在當時的法國屬於非法組織,1881年,戴遂良輾轉至比利時加入耶穌會,1887年完成學習並晉鐸。同年抵達中國,在直隸東南代牧區傳教。
鴉片戰爭以後,法國耶穌會士分別在上海徐家匯和直隸河間府建立了兩個傳教中心:江南代牧區和直隸東南代牧區(1856年)。直隸東南代牧區包括河間、大名、廣平三府,冀、深兩州,共35縣,總堂最初設在廣平府威縣趙莊,1861年搬遷至河間府獻縣張莊。
在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士中,善醫者頗不乏人,藉醫傳教更是基督宗教的一大傳統,獻縣總堂還為此專設了製藥廠。戴遂良來華以後,以醫生的身份熱誠地投入到傳教事業中,與此同時,他還積極地熟悉當地習俗,學習漢語。他具有刻苦鑽研的天資與嚴謹的科學精神,這都促成了他後來在漢學方面的成功。從1891年起,戴遂良開始編訂《漢語入門》,並逐漸將研究重心轉向漢學。他的檔案記載了他在研究漢學時所付出的努力。每天早晨從七點一刻起,他便開始在圖書館或者辦公室閱讀中國日報、英國日報、時事雜誌以及新出版的書籍。他在工作時間主要專注於閱讀中國時事與文學文獻,晚上的時間會閱讀神學書籍。他在閱讀的同時,總是不忘及時做筆記,甚至製作出彩色的表格對閱讀內容進行分類。裴化行認為,促成戴遂良傳教生涯與漢學生涯分水嶺的兩個基本原因是:一方面,對於他個人而言,他對宗教的熱情不如對漢學的熱情(直譯:他對宗教變得漠不關心),常常以謙恭的態度研讀漢語文學作品;另一方面,就作品而言,他的一部分作品是世俗類的,另一部分是宗教作品,這些作品中蘊含的豐富事理與知識頗受讀者青睞。
法國漢學家雅各·布洛斯曾說:“直隸河間府的兩名傳教士的譯著頗豐,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於1896~1916年間把中國儒家經典譯成了法文,戴遂良則翻譯了被稱為‘道教祖師們’的經典,即老子、列子和莊子的著作”。在河間府的耶穌會士中,戴遂良深受顧賽芬漢學思想的影響,他的著述中關於儒家典籍的譯文幾乎均引自顧賽芬的譯文。此外,戴遂良得以出版大量漢學著作,與出版機構的贊助密不可分。獻縣勝世堂設於張莊天主堂,成立於1874年,l944年停業。在70年中,勝世堂出版了大量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中西文化典籍,其出版水平在當時被認為是僅次於香港納匝肋靜院活版、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和北京遣使會印書館的天主教在華主要出版印刷機構。勝世堂在19世紀晚期與20世紀初所出版的大量書籍,大部分是出自於顧賽芬與戴遂良之手,正是由於他們的巨著,印書館不但未曾虧本,還能賺取利潤。⑥這充分說明戴遂良與顧賽芬的漢學著述頗豐,銷路頗好,在當時的流傳與影響也頗為深廣。
戴遂良平生最後的夢想就是成為獻縣神學院辯論學教授,他在《爭論:中國從古至今的觀點演變》(Controversiæ: Evolutio opinionum apud Sinenses ab antiquitate ad hodiernum diem)一書的前言中寫道,“這本書系統地論述了《現代中國》一書中具有爭議的問題,我在書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適當的反駁……”。這段話寫於1933年3月20日,5天后,他在獻縣天主堂自己的小房間中與世長辭,享年77歲,後被葬於獻縣的雲臺山。他的墓碑上刻着:“公諱遂良,號尚志,聖名良,法國人。生於前清咸豐六年,光緒七年入耶穌會晉升司鐸,後於光緒十三年來中國傳教數載,即從事於著作翻譯之工……(引者按:由於碑斷裂為二,工字後的字跡難辨,此處缺字),卒於獻縣本會堂內,統計在會五十二年,在中國四十六年,寄世七十七歲。”這簡短的數句墓誌銘,概括了戴遂良的一生及其在華事蹟。他傳教的時間僅有數載,繼而便從事“著作翻譯之工”。可見,“著作翻譯之工”佔去了戴遂良在華的大部分時間,他幾乎耗盡了大半生的時間致力於中國學研究。他去世後,法國的《十字架報》(La Croix)當日發布訃告:“在中國獻縣工作了46年的戴遂良先生去世,享年77歲,他是知名的學者,漢學著作頗豐”。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致辭說,“我幾乎讀了他的每部著作,深諳他在漢學研究方面所付出的艱辛……”。在華的友人與西方漢學界紛紛寫信悼念:一位醫生寫道,“他的去世使在華的每位法國人悲痛萬分,尤其是那些尊敬他的醫生們”。天津《大公報》於1933年4月13日報導說:文藝界失去一位重要人物,中國也失去一位文藝合作者和改革者……




二、漢學研究

在來華傳教士中,戴遂良的中文能力為個中翹楚,其漢學著作頗豐。根據《傳教士叢書》第30卷中1959年的統計記載,戴遂良的著述超過了四萬頁,涉及天主教教義、中國的語言、宗教、民俗、歷史等諸多方面。另據《滄州古今書徵》(上卷·歷史書目)記載,戴遂良的主要著述有:《漢語初階》12卷、《民間故事》、《中國哲學語錄》(上、下)、《大眾教義》、《宗教訓詁》2卷、《十誡》、《日用糧》、《佛的漢文傳記》、《道家先賢》、《口語漢語課本》、《文言文的寫作技巧和語言結構》、《新中國》10卷。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戴氏的漢學著作主要分為漢語語言、哲學、宗教、民俗文化與歷史五大類,共計約62部,其主要館藏地有法國國家圖書館、法蘭西學院圖書館、索邦大學圖書館、里昂市圖書館、里昂第三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與北京大學圖書館等。下面分類逐一介紹:

(一)漢語語言類

戴遂良在漢語文學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是《漢語入門》,這一套系列漢語教材共有十二卷,是晚清來華西人學習漢語的重要教材。在這套教材中,漢語語言類的書目約佔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內容主要涉及官話口語、書面語、漢語語法、聲韻與成語的運用。

關於官話與方言學習的著作有《官話入門:漢語口語實用教程,供直隸東南部傳教士使用,河間府日常口語聲韻》(A. M. D. G.官話入門Koan hoa jou menn. Cours pratique de chinois parlé à l'usage des missionnaires du Tcheuli S. E. Sons et tons usuels du Houe kien fou),這本書於1892年面世,主要內容包括簡易語法、10個情景對話以及45篇小故事。隨後,戴遂良對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專論口語部分進行了修訂,冠以《漢語口語教程》(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 Dialecte du 河間府)之名出版,全書共有1513頁,以兩卷單行印刷的形式付梓。第一卷於1895年出版,共748頁,全書包括音素、漢語語法結構與漢語表達三部分;第二卷於1896年出版,共765頁。第二版《漢語口語教程》(A. M. D. G. Parler et style chinois Rudiments)於1899年面世;第三版更名為《漢語口語:北方官話手冊,非北京地區》(Chinois parlé, Manuel, 官語koan-hoa du Nord, non-Pékinois),於1912年出版,共1146頁,主要介紹了北方官話日常口語、河間府方言與民間俗語。這幾本書是當時西方人學習河間府方言、官話入門、漢語語法、漢語口頭常用語、俗語與諺語等的重要用書。

隨着戴遂良對漢語研究的不斷深入,數本漢字詞典與語法工具書先後問世。第十二卷《漢語入門》(Parler et style chinois. Rudiments par le P. Léon Wieger, S. J. Douzième volume. Caractères)於1900年所出版的,包括《詞匯》與《漢字》上下兩冊,全書按聲旁、字母以及部首三個序列為漢字排序。隨後,戴遂良對這本書進行了反復地修訂,以《中國漢字》(Caractères Chinois)為名出版,這卷書出版不久,獲得好評如潮,甚至出現了脫銷的現象,隨後很快分別於1905、1916、1924與1932年四度再版。1915年,應英語國家讀者的要求,達夫胡(L. Davrout)將這本書翻譯成英語,分別冠以《基於漢語文獻對漢字的全面研究——中國漢字:起源、詞源、歷史、分類與意義》(Chinese Characters: Their Origin, Etymology, History, Classification, and Signification: A Thorough Study from Chinese Documents)與《中英詞匯表》(Chinese-English Lexicons)之名出版,前者有602頁,後者有517頁。隨着這本書閱讀範圍的擴大,戴遂良的漢學影響也逐漸變得顯著起來,1965年,紐約的多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再次出版了這本書,使這本巨著得到了更廣泛的普及,直到如今,這本書仍在使用中。這本書的實用價值主要體現在它講述了漢字的歷史、構詞與多種分類方法。戴氏在這本書中選出224個原字,並將這些漢字分解成1,500個部首,根據拼音或者部首對漢字進行排序,全書分為177課,是漢語學習者學習漢字必不可少的詞典工具書。

1908年,戴遂良出版了漢語語法工具書《漢語入門七、八:書面語、語法與成語》(Rudiments 7 et 8. Collection des Rudiments. Langue écrite. Mécanisme. Phraséologie),全書共102頁,這本書重點講了漢語語法,主要包括書面語的運用、漢語構詞法與常用詞組語境,是西方人學習漢語語法的重要參考書目。第二版更名為《書面語、簡明語法、成語與新詞》(Chinois écrit. Précis. Grammaire. Phraséologie. Néologie. Deuxième édition),於1919年出版,共254頁。第三版《書面語、簡明語法與成語》(Chinois écrit. Précis. Grammaire. Phraséologie)於1922年出版,共102頁。第四版《新詞》(Néologie)於1925年出版,全書共324頁。

(二)哲學類

戴遂良對哲學的研究可以說是他對漢語中意蘊豐富的術語與概念進行研習的副產品,這些術語蘊含了中國漢語數千年來的演進。1906年,戴遂良出版了以儒道釋核心思想為主的文集《漢語入門九、十:哲學文集》(Rudiments 9 et 10. Textes philosophiques),全書共有555頁,採取中法對照的版式,這本書是最早以雙語刊行的中國哲學文集之一。全書分為12章:第一章是周前哲學;第二章洪範;第三章周朝書經與詩經;第四章周禮;第五章周易;第六章春秋時期;第七章老子;第八章孔子;第九章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3世紀的孔門弟子;第十章非儒家弟子學派;第十一章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道教;第十二章十二世紀的朱子。這本書隨後於1930年再版。戴遂良編著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向西方人介紹中國哲學的核心文化,他在譯者序中說,“我渴望了解並傳遞中國古籍所蘊含的中華民族的哲學歷史與文化,本書向西方人講述了中國傳統的儒道文化”。這本書不但向西方的讀者展示了儒家經典與道家經典對同一詞的詮釋,而且也介紹了儒道哲學的發展史。它為西方學者考證中國歷來的儒道經籍中所蘊含的“上帝、自然、靈、魂”等與基督教相關的詞匯提供了豐富的基礎文獻。根據美國漢學家魏若望(John Witek)的統計,1960年以前,西方對中國哲學的系統研究尚未出現,戴遂良是這一領域的先行者。對於19世紀與20世紀初期的來華傳教士來說,他們多視道教為異教,其漢學研究重心傾向於儒家經典,戴遂良在此能夠將道教研究提升到哲學的角度,這點認識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

(三)宗教類

為了解中國宗教文化,戴遂良對佛道教典籍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同時,他也從未忘記自己的宗教使命,撰寫了不少傳播教義的作品。其宗教類著述為西方人了解中國佛道兩教以及中國人了解天主教教義提供了良好的讀本。本文將其宗教類作品分為中國宗教與西方天主教兩類。

1. 中國宗教類

1909年,戴遂良在《基督》(Christus)上發表了論文《中國宗教與教義》(Les Religions et Doctrines de la Chine),這篇文章後被天主教真理協會(Catholic Truth Society)改譯成英文,題為《中國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內容包括十部分:宗教的起源、周朝前期、周朝時期、周朝末期、無政府時期、宋朝時期、朱熹理學、文人統治時期、結語與附錄。

戴遂良在1911年7月的一封信中寫道,“我的寫作由於缺乏中國文學通史的相關文獻而受阻,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很有必要走訪數家圖書館,以確定一些文獻是否尚存?接下來,我將探討在歐洲漢學中那些模棱兩可的定論以及對漢語謬誤的引論,這兩者在漢學的意義上頗有相似之處。隨着年事增高,我的身體大不如從前,這場旅行就定在1911年了。”隨後,他先赴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查閱文獻,不久又啟程前往日本。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在日本江戶幕府發現一些稀有的珍貴文獻,並前去查閱文獻……。我在這裡每天沐浴在書海中,撫摸着這些古老泛黃的古典文獻,頻頻有驚奇的發現,以至於熱情且時常面帶微笑的圖書館管理員也會不時地略顯尷尬地問我,‘你又發現什麼文獻了?這簡直是不可思議,不可能的……你所發現的這本書早不在這裡了……僅僅書目中有記載而已’。事實上,這本書就藏在日本天皇的私人書房,一般情況下,沒有人能夠進入日本圖書寮(直譯:虎門圖書館la bibliothèque de la porte du Titre)。”戴遂良在圖書館管理員褊井緐的幫助下,最終得以到圖書寮閱覽文獻。後來,他寫道,“我在這裡每天可翻閱30~40卷書,並對其做了相應的筆記。在日本考察的最後三天,管理員告訴我‘這裡還有一些稀有藏書目錄,如果我有需要,隨時可供我翻閱……’,我又對那些文獻進行了逐一的查閱,並做了詳細的記錄”。戴遂良從日本回來,又去了北京白雲觀,他在那裡閱覽了明朝時所出版的《正統道藏》,還獲得白雲觀道長陳明霖的幫助。結束了北京之旅,他便回到了獻縣。隨後,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年事已高,旅行的顛簸使我倍感疲憊。我需要休息一陣子,好利用所收集的文獻進行創作。目前,我已經具備了足夠的中國文學通史的文獻,諸如中國宗教的淵源、發展、變化、核心教義以及經典文本,可以着手研究中國宗教教義中複雜而有趣的問題”。戴氏的這場旅行促進了他四部佛道巨著的問世。

《道教》(Taoîsme)分為上下兩卷。《卷一道藏目錄》(Tome I.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於1911年出版,全書共338頁,內容包括道藏目錄、官方和民間合編的道家經典索引。1913年,《卷二道家三祖:老子、列子與莊子》(Tome II. Les Pères du système taoîste, Lao-tzeu, Lie-tzeu, Tchoang-tzeu)問世,共521頁。這本書是《道德經》、《南華真經》與《沖虛真經》的法譯文。在當時,漢學家們對道家典籍的研究着重於老子,戴遂良則認為,如不考慮列子和莊子,則無法展開對道家思想的研究,因此,他翻譯了《道德經》、《列子》與《莊子》。伯希和在1911年寫給戴遂良的信中說道,“多年以來,我們自學道家的原始經典、道教的發展史,但是我們並沒有進行編撰實踐,總覺得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正是由於您對《道藏目錄》的翻譯整理,才使我們的研究輕鬆省力……我從您的著述中獲益匪淺,在此,特向您的勞作致以深深的敬意”。

《中國佛教摘自〈三藏經〉、評論、論文等》(Le Bouddhisme Chinois. Extraits du Tripitaka, des Commentaries, Tracts, etc.),分為上下兩卷。1910年,《卷一中國佛教小乘:戒律、君權與懲戒》(Tome I. Vinaya, Monachisme et discipline [Hinayana, Véhicule inférieur])問世,這本書主要摘自《三藏經》、一些佛教相關的評論與論文等,全書479頁,採用中法文對照的形式,主要包括引言、文獻與正文。其中,引言部分介紹了佛教的淵源與發展史、佛教派別小乘與大乘、中國佛教等;文獻部分介紹了《三藏經》的作者、譯者與版本;正文部分包括15章,主要譯自《三藏經》的《律藏》,重點介紹了小乘佛教的戒律、佛門寺廟的僧侶管理制度、和尚與尼姑的入寺戒律、寺廟生活中日常規章與違反佛規案例等。1913年,《卷二中國佛傳》(Tome II. Les vies chinoises de Buddha)出版,共453頁,這本書譯自明代寶成的《釋迦如來應化錄》,包括208個釋迦生平故事,配有大量與佛教相關的插圖,因為戴遂良認為要理解佛教文獻,就必須了解佛的生平故事。《中日淨土宗》(Amidisme Chinois et Japonais),於1928年出版,共51頁,包括中國的淨土宗與日本的淨土宗兩部分。

1917年秋,戴遂良應巴黎天主教學院之約,出版了《中國宗教信仰與哲學史:從萌芽時期到現代》(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 depuis l'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這本書共774頁,第二版於1922年面世,共789頁。這本書可以說是中國宗教及哲學觀點的總覽,戴遂良在這本書中將儒道釋思想放到中國宗教與哲學史的發展框架之中進行討論。他從宏觀的角度,對中國的宗教教派、觀點和發展史做了梳理和探索,將中國宗教歷史分為四個階段:即從遠古到公元前500年的古代有神論、公元前500年至公元65年的中國哲學與政治、公元65年至1000年的佛教與道教、公元1000年至1912年的唯理論與冷漠主義。戴氏在書中採取的編年史紀年排序法主要參考了《通鑒綱目》和《竹書紀年》,他在書中對中國宗教及其歷史演變所作的全面、客觀的分析和考察,是前一時期漢學家無法企及的。

2. 西方天主教類

1871年9月,獻縣張莊總堂為了培養華籍青年初學修士,設了耶穌會初學院,並建立公學,學生數量每年呈遞增的趨勢,到1874年,公學在校的學生達130多名。1904年,戴遂良負責獻縣總堂的中學,在校生有260名(其中53名是修生),17位教師。在此期間,他始終不忘自己的在華傳教使命,還創作了大量的教義問答,編入《漢語入門》叢書。

《漢語入門二:教理問答》(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漢語入門Dialecte du河間府, 2e volume, Catéchèses)是關於天主教教理的書,這本書篇幅達894頁,於1897年出版,內容是關於口頭宣教義理,文中附有大量的注釋,主要用於聖誕夜、受難日與堅振禮的布道。1905年,這本書經過修訂再版,書名被簡化為《漢語入門二:教理問答與評注》(Rudiments. 2. Catéchèses et gloses),內容被壓縮成566頁,戴氏加進去一些漢語課文、法文概述與注釋。第三版《新信徒用書:教理問答》(Catéchèses à l'usage des néo-missionnaires)於1909年面世,這本書在第二版的基礎上增加了基本的信仰術語用詞,刪減了注釋,便於記憶。

《漢語入門三:講道集從諸聖瞻禮到復活節》(Parler et style chinois. Rudiments par le P. L. W......Troisième volume. Sermons de la Toussaint à Pâques)共分為三卷:第一卷共有696頁,於1902年出版。第二卷收錄了早在1897年所出版的《傳教布道》(Sermons de mission),全書880頁。第三卷《戴士勸語》(Ta che k'iuan)是用漢語著成,主要是針對天主教重大節日布道的,全書分為三小部分,包含56篇布道文,於1909年面世。戴氏在1913~1914年將《漢語入門三:講道集從諸聖瞻禮到復活節》修訂成拉丁語—漢語版,冠以《戴遂良神父的新傳教士講道文集》(Conciones néo-missionariis dicatae a P. Leone Wieger S.J.)之名出版,全書分為三卷,第一卷出版於1913年,包含80篇布道文,篇幅達858頁;後兩卷出版於1914年,共有1,770頁,包括179篇布道文。戴氏又在1925~1926年為這版書增補了第四卷,該卷主要由《漢語入門二:教理問答》改編而成,書名保持《戴遂良神父的新傳教士講道文集》(Conciones néo-missionnariis dicatae a P. Leone Wieger S. J. edition altera)不變,主要供中國神父所用,形式是拉丁文的布道詞摘要,採取漢語拼音對照的樣式排版。

戴氏在1906年到1911年先後出版了七本漢語宣教布道著作:《耶穌受難》,供受難日布道使用,共105頁;《四末》,供傳福音與布道使用,共164頁;《敬慕聖體》,供領聖體時布道使用,共40頁;《十誡》,傳布天主的律法,共160頁;《日用糧》,供應信徒的日常信仰所需,共兩卷,434頁;《一心體心》用於聖心節的布道,共14頁;《瞻禮》用於主日布道,共296頁。

戴氏在1918年到1919年又陸續出版了三本布道類書籍:《特別類別布道要點》(Brèves sommes pour catégories spéciales),包括四篇,分別是《輔助傳教》(Auxiliaires. Directoire)、《望教須知》(Païens qui s'informent)、《君問愚答》(Catéchumènes)、《奉教須知》(Néophytes)。《致非信徒書冊,黃皮》(Tracts pour païens, série jaune),包括《天理》、《路遇》、《孝經》、《婚姻》、《慎獨》、《一心兩色》、《比國》與《日用糧》。《致信徒手冊,綠皮》(Tracts pour chrétiens, série verte),包括《泉州》(Ts'iuan-tcheou)、《魔羅》(Mouo-louo)、《公主》(Kong-tchou)與《財神》(Ts'ai-chen)。

(四)民俗文化類

作為外來文化,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必然會與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發生碰撞。趙樹好將晚清直隸省百起教案具體誘因分為四種:經濟衝突、中西文化衝突、三重危機與其他衝突。受到基督教文化影響的西方人信仰、價值觀念和習俗與中國傳統習俗有着很大的差別,天主教文化與直隸當地的習俗也截然不同,傳教士的言談舉止與價值觀念在短期內也很難得到當地人的認同與接受。因此,天主教信仰在與當地的信仰習俗相融合的過程中也必然會發生摩擦。在直隸東南教區,因為文化差異而引發的衝突不在少數。比如,有些地區經常出現持續性的旱災,人們往往會祈雨,希望龍王爺或其他神靈賜下甘露。1869年5月,廣平縣久旱不雨,鄉民們紛紛赴廟求雨。由於哄傳是教堂十字架之故,武生魏長慶便攜鋸上房,鋸毀十字架。鄉民人等也湧進教堂,毀壞傢俱等物,諸如此類因文化衝突引發的教民衝突不在少數。對於傳教士來說,想要改善教與民的關係,就必須先了解傳統民俗文化,故此,學習中國民俗文化成為傳教士的必修之課。

戴遂良在華生活期間,目睹了為數不少的文化衝突教案,在庚子教案發生時,他曾親自指揮教友作戰,打敗圍攻獻縣天主堂的拳民。他有感於民教之間文化衝突的嚴重後果,為了幫助西方傳教士了解中國民俗文化,編撰了中法文與方言對照版的民俗文化教程。他對晚清民俗的書寫是基於他在生活中的認真觀察與親身體會,正如他在《中國近世民間故事》(Folk-lore chinois moderne)一書的前言中說道,“我僅想借助自己的筆向西方人描述與自己朝夕相處的中國人的習俗,這不是道聽途說的編造,而是身臨其境感受後的創作”。他對直隸省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有:(1)《漢語入門四:道德信條與民間習俗》(漢語入門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 Dialecte du河間府par le P. L. W. S. J. 4e volume, Morale et Usages populaires),這本書出版於1894年,共968頁,主要介紹了晚清直隸省民間道德信條與習俗。這本書發表以後,頗受讀者青睞,很快於1905年再版,同時,英語國家的讀者紛紛來信,希望能有英文版的問世。1913年,達夫胡應歐美國家讀者的要求,將這本書翻譯成了英文,冠以《戴遂良博士的中國道德信條與習俗中英文對照版達夫胡譯注附羅馬拼音與插圖》(Dr. L. Wieger's Moral tenets and Customs in China. Texts in Chinese,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L. Davrout, S. J., with romanization and illustrations)書名出版,全書共603頁,這本書對晦澀難懂的民俗詞匯、歷史人物與節日名字等文化詞進行了注解,還附有大量的插圖,頗受英語國家讀者的青睞。(2)《漢語入門五:民間敘事》(漢語入門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 Dialecte du河間府, 5e volume. Narration vulgaires)於1893年出版,全書共521頁,這本書選譯了多部小說包括《聊齋志異》、《家寶二集》與《今古奇觀》等。1895年,戴遂良應讀者的需求,對這版書進行了修訂並再版。1903年,《漢語入門六:民間敘事》(漢語入門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 Dialecte du河間府, 6e volume. Narrations vulgaires)問世,全書包括10篇長故事,共699頁。同年,戴氏又將《漢語入門五:民間敘事》與《漢語入門六:民間敘事》合併為《漢語入門五、六:民間敘事》(Rudiments 5 et 6. Narrations populaires),全書講述了63篇故事,共784頁。(3)《中國近世民間故事》出版於1909年,共421頁,這本書收集了中國3世紀至19世紀的民間故事,戴遂良認為這些故事體現了中國人思想的變遷。他在這本書中節譯了222篇志怪傳奇類小說以講述中國民俗,主要篇章選自《新齊諧》、《聊齋志異》、《廣異記》、《太平廣記》、《搜神記》、《暗室燈》、《紅樓夢》、《西遊記》等。

“五四”新文學運動宣告了文言文時代的結束和白話文時代的開始。其實,這一重大語言變革早在1919年之前就可以找到源頭,新詞與複合詞的引進反映了通俗語的變革。戴遂良注意到這一演變,他希望讀者們能夠適應這場信息演變,這種適應主要體現在漢語的專業性規範。因此,他試着運用白話文改編文言文故事,並進行創作性地寫作。他在《漢語入門五、六:民間敘事》一書中運用白話文對《聊齋志異》進行改編,在《漢語入門四:道德信條與民間習俗》一書中用白話文對《太上感應篇直解》進行了改編,並用白話文描寫了晚清直隸省的民間習俗。這兩本書的體例均採取漢語、河間府方言與法文對照的形式。此外,他還傾向於選擇一些白話文通俗文學進行翻譯,比如《家寶二集》,《聊齋志異》,馮夢龍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與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等小說。他對志怪傳奇類的小說興趣盎然,這是因為他在傳道布施中發現,“從人群中隨便找一個自稱是佛教徒或者道教徒的人,問他幾個關於佛道教的問題,他一個也回答不上來”。他深知對中國人影響深刻的不是佛道教教義,而是人們喜聞樂見、耳熟能詳的佛道民間故事,基於此,他的《中國近世民間故事》一書應運而生。這本書選譯了222篇志怪故事,重點討論了21個民間信仰相關的主題,譬如,地獄、靈魂、投胎轉世、鬼、神等話題。

(五)歷史類

本文在此將戴遂良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成果分為古代史和現代史兩部分,古代史部分的主要著作有《漢語入門十:歷史文集》(Rudiments. 10. Textes historiques),這本書完成於1903~1905年,全書分為三卷,共2,173頁。隨後,在1922~1923年,這本書又被修訂為系統的中國歷史文集《歷史文集:從遠古時期至1912年的政治史》(Textes historiques.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Chine depuis l'origine, jusqu'en 1912, par le P. Léon Wieger, S. J.)。這本書分為上下兩卷,將中國史分為三部分,分別是史前時期、半信史時期(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145年)、信史時期(公元前2145年至公元前222年的封建統治時期以及公元前221年至1911年的君主專制時期)。戴遂良對這本史書紀年的編撰主要參考了《竹書紀年》和《通鑒綱目》。史前時期部分主要參考了《易經》、《禮記》、司馬貞的《三皇記》、司馬光的《稽古錄》等;半信史時期部分主要參考了司馬遷的《史記》;信史時期部分主要參考了《書經》、《詩經》、《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三禮:周禮、儀禮與禮記》、《史記》、《資治通鑒》與《通鑒綱目》等典籍。《跨時代的中國》(La Chine à travers les âges),共543頁,出版於1920年。第二版出版於1924年,全書531頁。有19課,包括七部分,分別是封建帝國時期、中央集權的秦漢時期、佛道盛行時期、繁榮時期、衰退時期、外敵頻繁入侵期、結語。

1917年,戴遂良希望重新回到獻縣工作,不再寫作,上司允許他住在永年休養身體,並希望他能夠為《現代中國》(La Chine Moderne)執筆。隨着年事增高,他越發覺得力不從心,預感來日無多,必須爭取時間進行高效地寫作。如何利用剩餘的年日?這成為他常常思考的問題,他在1920年12月3日寫道,“我想我還可以繼續寫作,為了我的事業,也為我的讀者們進行寫作。然而,事實上,我發現自己的創作目的有一半都是為了研究學習中國文化,並沒有專心地傳教……。我的腦海中始終有個想法,就是創作一套《現代中國》,對這部作品的構思在我的腦海中變得愈發地清晰……。然而,我並沒有放棄對佛道宗教的研究,《中國宗教信仰與哲學史:從萌芽時期到現代》一書歷經幾度脫銷,我必須儘快地修訂第二版,一些讀者寫信說,這本書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只是,我的健康每況愈下,已經不容我再奔波了,我最好返回獻縣進行創作,度過人生的最後時光……”。然而,令戴遂良想像不到的是,這段最後的時光竟持續了13年,在此期間,他完成了10卷本的《現代中國》。這套書更加提高了戴遂良在西方的知名度。阿貝爾博納赫(Abel Bonnard)讀完這套書後,親自到獻縣拜訪戴遂良,他說,“這套書對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參考書”。

戴遂良親眼目睹了清政府的倒台、民國政府的成立以及中國的拳拳赤子為救國而發表的種種言論,他都將此納入他的十卷巨著《現代中國》中。他在1924年寫道:“自從1912年以後,中國不會再回到從前,這裡的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新思想、新風尚與新書籍充斥着各類的報刊與雜誌,這就是目前的中國,也是未來的中國。人們所需要作出的改變就是順應時代。我在1906年就曾經說過,‘看到舊中國開始發生變化,我也漸漸喪失了護教的興趣’。到1930年,我就不再重複這樣的話了。舊中國自從脫胎成民國以來,其面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然而,中國人的思想方面發生了哪些變化呢?在美國文化影響下,一些青年人所談論的那些異國陳詞濫調已經不復存在了,這是一種事實。中國人擁有綿延數千年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這也是一種事實。孔子的著作已經不再是小學生要學習的唯一教材,而是學習中國政治、經濟與道德的課本。道教已經淡出令人蔑視的迷信宗教範圍,而被現代的一些學者看作中國民族哲學。佛教中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古老傳說,不但在中國被尊崇,而且在日本以大乘佛教的形式廣為流傳,其中的唯心主義已經深入人心,它溫和的慈善形式更是賺得了多數人的心。”這些對新中國的中肯評論,促成了戴遂良對近代史的研究成果《現代中國》的誕生。《現代中國》包括以下十卷:

《卷一  前兆》(Tome I. Prodromes),出版於1920年, 全書共529頁。這本書主要內容選自《經世文編》與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1902~1903),涉及論功德、論自由、論自尊、論合群、論毅力、禁早婚、進化論等36個主題。

《卷二  新潮》(Tome II. Le flot montant),出版於1921年, 全書共483頁,主要選自《新青年》、《民國日報》、《少年中國》、《青年進步》、《學生雜誌》、《東方雜誌》等報刊雜誌,內容涉及宗教、儒學、尼采與托爾斯泰哲學、新精神與進步文明、學校與教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女性婚姻與家庭等。

《卷三  動盪的浪潮》(Tome III. Remous et écume),出版於1922年,全書共452頁,主要選自《生命月刊》、《中華歸主》、《青年進步》、《民國日報》等。全書分為8章,內容涉及非基運動、學生學校與教育、新馬爾薩斯主義、禮儀與習俗、女性主義與時事。

《卷四  意料之外》(Tome IV. L'outre d'Eole),出版於1923年, 全書共474頁,主要選自民國憲法、世界宗教大同會章程、《真理週刊》、《太平洋期刊》(La Revue du Pacifique)、《北京政聞週報》(La Politique de Pékin)、《中國青年週刊》、《民國日報》、《婦女週報》與《平民週刊》等報刊雜誌。全書分為14章,主要介紹了民國歷年大事記與民國憲法、宗教諸論、中國新教的解放、中法成就、中國青年、聯合會與抵制日貨、女性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總統選舉等。

《卷五  民族主義、排外情緒與非基督教運動》(Tome V. Nationalisme. Xénophobie. Antichristianisme),出版於1924年,全書共294頁。內容主要選自《真理週刊》、《婦女週報》、《中國青年》、《民國日報》與《天津婦女日報》等。全書分為17章,內容涉及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基督徒論祭祖、五四與六三的學生活動、五七與五九的國恥日、收回教育權、國家的獨立、非基督教同盟、女性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等。書後附有1923年10月至1924年10月間的大事記。

《卷六  一觸即發》(Tome VI. Le Feu aux Poudres),出版於1926年,全書共292頁,先概述了1924~1926年間的重要歷史事件,後詳細論述了1924年8月1日至1926年4月10日間發生的150個事件。

《卷七  驟變》(Tome VII. Boum),出版於1927年,全書共250頁,先概述了1924~1927年間的重要戰事,後詳細論述了1924年1月20日至1927年9月29日間發生的90個事件。

《卷八  戰亂》(Tome VIII. Chaos),出版於1931年,全書共207頁,先概述了1927~1931年間的戰亂事件,後詳細論述了1927年3月21日至1931年9月18日間發生的78個事件。

《卷九  道德主義》(Tome IX. Moralisme),出版於1920年,全書共468頁。內容主要選自民國期間小學至中學的9本德育課本,主要有《新制單級修身教科書》(中華書局)、《國民女子修身教科書》(商務印書館)、《新式修身教科書》(中華書局)、《高等女子修身教科書》(商務印書館)、《實用修身教科書》、《新法修身教科書》、《經訓教科書》、《新修身教本》(中華書局)、《修身要義》(商務印書館)與《新體修身講義》(商務印書館)。書中附有教科書的圖片,生動而詳細。

《卷十  諸種主義提要》(Tome X. Ismes Divers. Syllabus),出版於1932年,全書共314頁。全書分為四部分,包括孫文主義(三民主義)、公民、中國基督教的解放與各種主義大綱。

這十卷本的《現代中國》,為當時西方人了解民國重大時事、國際關係、社會教育、女性地位與宗教變革,提供了豐富的閱讀素材。





三、結語
縱觀戴遂良的一生,可知他是位以傳教為主的業餘漢學家,然而,他的漢學貢獻早已超過了一位傳教士的職責範圍。《漢語入門》的問世便是他的傳教生涯與漢學生涯的分水嶺。他長期生活在中國河北滄州,隨着他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熱愛,他的傳教動機也在不斷地弱化,他傾注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專注於中國文學經典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明證,誠如他在《漢語入門五、六:民間敘事》一書的前言部分所言,“對於我來說,我既不是小說家,也不是招搖撞騙的江湖郎中,我生活在中國人中,謹借自己文筆描述我所熱愛的中國人,在這些生動簡單的故事中表達中國人的言語與思想”。戴遂良對中國語言漢字、佛道典籍、民俗文化及歷史的研究與傳播,植基於他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他的作品在20世紀初期與中期充當了文化交流中的先鋒軍,以一種溫和的手段打開了西方認識中國的大門。根據《漢學研究選編》的記載,戴遂良的著作在1911年到1976年的半個世紀中用四種語言,先後有24版面世,國際上共有78家的圖書館有館藏,其漢學著作主要流通在中國、法國、摩洛哥、荷蘭、英國、美國與加拿大等地。他將一座豐富的中國文化經典文庫完整地呈現在西方世界面前,促進了中國文學與文化在西方的傳播。
[責任編輯  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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