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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超 || 二十一世紀以來孫中山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先導，在推翻帝制、肇建民國、捍衛共和、開創國共合作等方面厥功甚偉，其以豐功偉績和高貴品質，贏得了世人的崇高尊重和普遍景仰。百餘年來，經過三四代學人接續努力，在孫中山研究領域出版和發表了一大批優秀著述，產生了廣泛持久的影響，一度被譽為“顯學”。21世紀以降，適逢辛亥革命90週年、100週年和孫中山誕辰140週年、150週年，分別舉辦有高規格的學術會議，一批成果相繼問世，孫中山研究再次勃興。
對深化與拓展孫中山研究的方法和路徑的探討，近年來，前輩學者已發表了不少高見。辛亥革命百年來臨之際，中國大陸30位專家學者匯集廣東省中山市，回顧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的近況，並就拓寬視野、深化研究各抒已見。2016年適逢孫中山誕辰150週年，《澳門理工學報》約請來自中國大陸、台灣以及日本、韓國的七位學者（熊月之、羅福惠、王杰、桑兵、劉維開、深町英夫、裴京漢），以筆談形式分別就深化和拓展孫中山研究提出真知灼見。此外，其他論者對此亦有闡發。在辛亥革命110週年、孫中山誕辰155週年來臨之際，對21世紀以來的成果進行總結，有利鑒啟。
對史料的挖掘整理，為深化和拓展研究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支撐。20年來，未有間斷。2004年，《廣東省志·孫中山志》問世，7章，照片370幅，記述孫中山生平、思想、著述及其家世與親屬、主要相關人物和紀念與研究等，係首部近代人物志書。2006年孫中山誕辰140週年前夕，《孫文選集》刊行，收錄孫中山一生重要著述，是史上最大篇幅選集。2012年，《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付梓，從橫向層面輯錄孫中山畢生收到的個人、機關、團體等來函來電、上書等7,600多通，對於深入研究孫中山的生平和思想、與各方關係，以及相關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乃至領悟和理解近代以來中國觀念、制度的變化，具重要價值。孫中山誕辰150週年（2016年）前後，又有五套大型資料集面世。一為《孫文全集》，20冊，近1,200萬字，歷時20多年，編纂體例採行專題體，編校質量精緻，資料發掘頗為用功。二為《孫中山全集》，16卷，近1,000萬字，亦按專題分類。三為《孫中山全集續編》，5卷，近百萬字，編年體，吸收了中華書局《孫中山全集》出版以來學界新發現的史料。四為《孫中山史事編年》，12冊，500多萬字，以孫氏生平活動為主線，編排其言行思想以及與之相關人物和事件的史實，比以往各類年譜更為詳盡。五為《孫中山研究口述史》，12卷，300萬字，收錄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台北等地百餘位知名孫中山研究學者的自述，為後人留下彌足珍貴且生動鮮活的學術史資料，有利於學術思想的傳承。上述各書，從資料蒐集整理的廣度、深度、精度、品種和規模等方面來看，比前人有了較大的展拓，可將之視為新時期孫中山研究的主體史料。此外，或有學者輯注孫中山一生的題詞遺墨；或有學者研究民國時期孫中山著作的傳播情況；或有學者重譯《倫敦蒙難記》，指出原譯稿存在的問題；也有學者爬梳《申報》、《大公報》（天津、長沙）、《益世報》（天津）及晚清民國全文數據庫等，輯注佚文和異文近兩百篇。
與孫中山相關的資料整理工作也進展迅速。其一為《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依文獻類別分為8卷，500餘萬字，含時人論集、人物年譜以及珍稀檔案、報刊等。其二為《南京臨時政府遺存珍檔》，收錄民初共和肇建時期南京臨時政府檔案，8冊，含臨時大總統令批等檔案原件、臨時大總統府全套電報房收文檔案、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文檔等，對於研析南京臨時政府的內政外交頗為重要。其三為《民國廣州要聞錄（近代廣東海關檔案·粵海關情報卷）》，20冊，收錄檔案5,000多頁，中譯文約200萬字，對研究民初至1920年代的廣東政情大有裨益。對史料的編纂整理，本身即為孫中山研究的內容，亦是孫中山研究興衰的標誌之一。上述成果相繼面世後，一批高質量的論文陸續發表。
20年來，學界出版孫中山著作、傳記、研究著作等百餘本，發表孫中山研究論文2,000餘篇。生平和事功、思想解讀、與同時代人物的關係仍為重點，有不同程度的深化與展拓。因篇幅所限，僅擇其要者予以介略。1. 生平和事功仍為重中之重對孫中山早年的活動，論者寥寥。黃宇和試圖通過實地調查和細緻考證，呈現孫前半生的曲折經歷及其走上革命道路的艱難過程。林廣志考察了孫中山在澳行醫期間澳門華商所提供的幫助。對於同盟會時期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既有從同盟會內部分歧、會黨方面著眼，也有從其對手方入手。劉雲波剖析了同盟會內部分歧與孫中山性格特徵的內在聯繫，認為其性格中存在偏激固執、我行我素等特點。由於孫始終沒有從主觀上去儘量避免其性格特徵中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因而也就一直未能正確地、有效地樹立起他在革命領導層中應有的偉岸形象。李恭忠、黃雲龍縱論孫中山與會黨的淵源，對會黨的認識、發動、利用和改造，會黨對革命黨人的響應及其在反清起義中扮演的角色。安東強、姜帆探討了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對手方清政府對孫的認知和偵緝機制問題，指出1895年粵籍京官戴鴻慈最早向清廷密報孫中山其人其事，並由廣東當局負責偵緝，政府將其與康梁同列為朝廷要犯，在同盟會成立後又視其為國內革命靈魂。與之相應，外務部及袁世凱逐漸取代廣東當局，成為清政府偵緝和應對孫中山的主要力量。蘇全有、李伊波從政府應對角度再析庚戌起義，強調廣東當局存在諸多問題，即起義前的失策、應對時的失誤、善後措施之不足。民元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頒布法令，勵精圖治，可資探研的議題不少。廖大偉以孫中山歸國與民初政治開局為題展開探討，指出民初政治良好開局歸功於濃烈的民主氛圍，不過誰當臨時大總統也很關鍵。儘管時勢多變，自信起伏，但孫中山內心深處始終燃燒著領航者的渴望，終於及時趕到並成功當選，一切看似巧合的背後其實蘊含著無數的必然。桑兵、李在全考察了民元孫中山北京之行與遜清皇室的若干交往事實及後者態度的轉變過程。趙立彬研析孫氏對名譽事件的反應，強調孫有剛有柔，有時傾向於妥協，有時奮起捍衛，其背後有不同的目標和條件分別支配，受制於當時政治環境，對後來的歷史進程影響深遠。對於中華革命黨的研究，學人著墨較多，側重“第三次革命”問題提出的意義、孫中山成立和改組中華革命黨的心路歷程、重大意義及其中的債務問題等。何文平指出，袁世凱廢止臨時約法後，革命黨公開倡議“第三次革命”，強調必須吸取前兩次革命的深刻教訓，其意義已超出了革命的階段性標識，體現出革命黨人對中國命運重新思考的政治抱負。李玉考察了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的心路歷程，指出孫在護國運動後很快提出對中華革命黨改組的設想，但並未立即付諸實施。緩慢的改組歷程，折射出這一時期孫政治思想重“政”輕“黨”的總體特徵。王奇生強調，中華革命黨的建立意味著國民黨從“議會政黨”重新回歸“革命黨”，孫中山的革命理念與黨國方略亦隨之發生重大轉折，比1924年的改組更具轉折意義。袁世凱病逝世後，中華革命黨的武裝討袁活動已失法理依據，為籌備起義而欠下的巨額債務如何償還，成為棘手問題，陳喆、丁妍指明，研究系利用旗下報紙就孫中山向北京政府索償革命債務一事大做文章，名為質問政府，實在將此事公諸於眾，以敗壞孫及中華革命黨的聲譽，使之難以整合原國民黨形成對抗研究系的勢力。晚年孫中山在廣東三次建立革命政權，其間北伐、東征、處理“關餘”事件、鎮壓商團叛亂、召開國民黨“一大”等革命活動頻仍，個中問題，學人向來關注。1921～1922年孫中山組織聯省北伐軍討伐北京政府，對此，段雲章指出因國內外歷史條件所限，以失敗告終。孫捨和議而取北伐是捨易而從難，勉為其難，顯示出革命家的胸懷和意志。譚群玉、曹天忠闡析孫中山平定陳炯明叛亂、改組國民黨、北伐統一全國三者之間的關聯，指出孫以東西兩路聯軍並舉戰略討陳，東路吸引陳軍主力，西路擊破陳炯明“西和”策略而據廣州。鮑羅廷說服孫推動改組，使原來以軍事為主的廣州成為涵括軍事、政治、外交的國民革命基地，以此走向全國，北伐開局戰略得以續進。截取關餘、鎮壓商團叛亂事件涉及多個面相。徐靜玉對英國與關餘事件的關係作了全面梳理。張俊義探析1920～1922年間的關餘交涉問題，指出由於列強採取敵視政策，對孫中山的要求未予響應，交涉只在孫與總稅務司安格聯之間展開，而安的努力未獲列強及北京政府支持，交涉只能以失敗告終。張生、陳志剛從外交轉向角度論析，指出1923年孫中山以關餘事件為契機，希望獲得西方的支持和承認，但列強的冷漠和威脅使其“敏捷外交“陷入破產境地。孫不能不做現實考慮，與蘇俄接觸，最終促使外交發生改變。徐靜玉考察了蘇俄與關餘事件的關係，指出孫蘇結盟後再次努力爭撥關餘。在蘇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積極參與的政治宣傳和群眾運動，提升了意義，贏得民眾支持，亦使列強態度從強硬趨於緩和，最終妥協。敖光旭強調，商團事件是孫中山“向左轉”的樞紐。它將孫推至兩難境地：一方面事件在極大程度上源自粵省商人、商民之正當訴求，一方面事件之愈演愈烈將導致廣州當局垮台。在孫中山進退兩難之際，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中共因勢利導，成功地促使孫及國民黨站到商人資產階級的對立面，並鎮壓了廣東商團。對於孫中山晚年提出的“三大政策”，學界歷有爭議。楊天石指出，在孫的著作和國民黨“一大”文件中，確實沒有這一概念，但它所包括的三方面的內容又確實都來源於孫，是在特定環境下、從特定角度對孫晚年思想和主張的一個比較精練的概括。為培養軍事人才，孫中山晚年籌建黃埔軍校。沈渭濱強調此舉乃孫原有建校建軍思想合乎邏輯的結果，並非純受蘇俄提示與影響後才有靈光一現式的思想。對黃埔軍校的歷史貢獻，應分階段評價，應區分“原生態性”和“派生性”的異同。劉曼容分析了蘇俄對孫中山晚年建軍的影響：理論上凸顯於以主義建軍、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黨治軍，建立黨代表制度；強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實踐上體現在創辦黃埔軍校培養骨幹，成立黨軍；按照黃埔黨軍的模式改造舊軍隊，使之成為革命軍的組成部分。1924年底，孫中山應邀北上。楊瑞指出，事實本身及其本意，與南北不同政派和報紙輿論的觀察、解讀雖有部分吻合，但更多呈現的是背離與錯位。“本事”經由不同政派和報紙輿論演繹重塑後，變為羅生門式“敘述”。探源兩者間的關聯，可揭示不同政派圍繞新政治體系重建各種錯綜複雜的事實聯繫和內外影響。
孫中山既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其思想博大精深。三民主義是之中的精華，學界有宏觀關照，但多為具體論析，各有側重。民族主義在三民主義中居於首要地位。熊月之指出，孫中山振興中華思想一直存在著實處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和過渡的世界，三者相互聯繫、相互影響。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建構的關係是學者們分析的重點。林家有指出，孫中山的大中華思想形成於辛亥革命以後，主要特徵是從三個方面整合民族意識，政治層面為建立一個國家和民族統一的共和國創造理論基礎，經濟層面建立民族經濟共同體，使各民族形成相互依存關係，文化層面凝聚中華民族文化精髓，鍛造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意志和意識。鄭大華強調，1919年後孫中山的“中華民族”觀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即1919年到1922年，是一種以同化為基礎的一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觀，實質是一種大漢族主義的民族觀；1923年到病逝，是一種以平等為基礎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觀，既承認“中華民族”是中國的“國族”，但又不否認境內各民族的存在，主張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各民族的融合。作者後又指出，“大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中心、為主體，同化滿、蒙、回、藏等其他少數民族，並通過漢族的改稱而形成的，“國族”實際上指的是漢族，是孫中山具有大漢族思想傾向的民族觀和國家觀的體現。對孫中山的亞洲觀，章開沅指出，孫中山一度以歐美為榜樣規劃中國革命的前途，但因中國是亞洲的一部分，且出於對歐美資本主義弊端和危機的體認，最終將眼光與思維回歸亞洲。主張與日本合作，贊成亞洲各被壓迫國家聯合，共同阻遏殖民主義東漸，將世界區分為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兩大陣線，謀求本民族獨立、平等與富強，呼籲建立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深町英夫認為，孫中山於革命中使用“東方”、“亞洲”、“黃種”等詞彙時，其含義和背景並非單純。並非是根據固定的原則，而是按照各國對中國革命的態度，靈活地選擇了謀求支持的對象國家。故此對外宣傳採取的修辭也是五花八門、千變萬化，提倡對方和自己能夠共有的理念。孫中山民權主義思想內容豐富。宋德華著墨於1912年前後民權主義的起落及成因，認為民國建立不久，孫中山對民權問題採取滿足現狀、有意迴避甚至予以抑制的態度，直到中華革命黨成立才重新高舉民權主義旗幟。起落原因是孫氏對政治發展大勢缺乏清醒認識，民權主義本身存在缺陷。作者後又論析孫中山民權主義思想演進中呈現的特點：以“取法乎上”作為理想，力求緊隨世界民主潮流而前進，同時留意避免西方民主制的弊端，主張通過中西結合來完善民主制度。依據對國情的體認，強調實現民主應以國家民主制度建設為重心，以“革命程序”的推進為方略。地方自治思想、政黨觀是孫中山民權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民元後孫中山形成系統而完整的地方自治思想體系。馬小泉強調，這體現了孫中山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堅定的理想信念，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民族屬性，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政治文化的產物。徐思彥總論孫中山的政黨觀，認為民初政黨政治的失敗，使孫中山的政黨觀發生變化，轉而主張建設革命黨並付諸實踐。革命黨政治的實質即是以黨建國，以黨治國，一黨治國。革命黨政治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如果缺乏有效的制衡與監督，就有可能演變為一黨專制，一黨獨裁。王杰強調，孫中山政黨作業的變徵和與時俱進取向相脈承，其理念以矢志共和、精神至上相一貫。關於孫中山的自由觀，苑書義認為，其特點有一個從重視“國民自由”轉向“要大家犧牲自由”、“為國家爭自由”的演變過程，有其獨特邏輯和立論基石。張冰梳理了孫中山自由觀的演變理路，指出大體經歷四次轉變，但其對“自由”內涵的理解是始終一貫的。從其態度可以看出“實用主義”特徵，從內涵來看可窺其“權威主義”理路。李吉奎探究了孫中山的宣誓觀，指出孫中山自投入革命之日始，便與宣誓的舉措聯繫在一起。在能行使話語權的階段，他要求參加革命團體者必須宣誓，自己也一體實行。他將宣誓這種中華傳統文化模式發揮到了極致。不過儘管宣誓了，但隨著形勢變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李在全從黨權政治角度探討晚年孫中山的司法思想與實踐，指出孫努力探索司法“國民黨化”，但囿於黨勢、黨力不足等因，國民黨諸多司法舉措難免流於形式。1924年《北上宣言》中，主張以商會、教育會、工會、農會等團體的代表組織國民會，此舉被認為具有職業代表制精神，孫宏雲指出，這與其國民大會構想中的選舉思想牴牾，很難說是其民權思想真正進展到一個新階段的理論標誌，更像是一種應對時局、把握機會的政治實用主義策略。對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王杰的綜合論析涉及其內涵與核心、取向與外延、特色與特質、實踐與引喻等議題。張海鵬重在分析民生主義的內在矛盾和理論陷阱：即孫中山承認歐美社會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已經出現、還將繼續出現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卻在主觀上設計避免在中國出現同樣性質的階級鬥爭；他的階級鬥爭理論和階級鬥爭的實踐是割裂的。從認識論來說，主觀上要去防止中國資本主義過程中產生階級鬥爭，則是唯心主義。他在階級鬥爭認識論上是二元論。他在民生觀上也體現了這種二元論，唯心主義色彩很明顯。此外，張軍民系統論述了三民主義在孫中山身後的流變，可謂是“動靜”研究模式的嘗試。關於孫中山的哲學思想，民生史觀是一個繞不開的論題。孫中山認為，民生是歷史的重心，人類求生存是社會進化的定律。蔣大椿強調，這表明孫中山對歷史發展規律及其動力有認識，孫中山研究歷史的觀點和方法是帶有直觀性的唯物主義，民生史觀是多元動力的主體進化史觀。劉學照認為，孫中山所說的“民生”是一個以社會經濟為本義的詞語，其基本內涵是經濟的、物質性的，但在外延上又有較大的包容性。民生史觀是借“民生”這個習用的舊詞論述社會經濟問題，力圖從群眾日常生活問題去解釋歷史的進化，提出一種切實生動的歷史動因論，是一種自覺“從經濟學中去尋找”社會變遷“終極原因”的有意義嘗試。關於孫中山的文化觀，熊月之指出，孫中山對世界文化有比較全面的審視，對中西文化的特點有深刻的理解，對中國未來如何發展有深入的思考，他屬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派，或曰折衷派。作者繼而指出孫中山文化復興思想的三個特徵，即融會中西、貫通古今和統攝各家。江中孝從“國粹觀”切入研探孫中山晚年的文化觀，認為孫提倡恢復一切國粹是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對國粹的褒揚是希望以中國的王道文化、道德文明補救歐美的霸道文化、物質文明，也是對國內出現的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的矯正。陳金龍考察了孫中山與佛教的關係，認為孫對佛教傳播發展史、佛教的教義與功用有相當了解，對“靈境”也有親身感受，並從中獲得了一些有助於國民革命的啟發。他處理蒙藏活佛、寺產等佛教事務，採取較為謹慎的態度，在法律上確立佛教的平等地位，積極支持佛教的革新和佛教團體的建立。
相關研究既有從團體角度切入，也不乏個案分析。對孫中山與知識分子的關係，邱捷指出，孫對舊式士大夫歷來就不抱希望，而對新式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則寄予厚望，把他們看成革命的原動力，在各個時期都希望他們承擔救國的重任。對孫中山與華僑的關係，王杰提出“海外革命策源地”的論斷，指明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策源地一直孤懸海外，從“海外看中國”的視角觀察，可以發現海外革命策源地具有特殊性、輸入性、漂移性、影子性等特質，深入研究可從“整體”上把握華僑的歷史地位及中國民主革命的世界意義。對“五四”後孫中山與新文化派的關係，桑兵認為，世界主義自清末便在新青年中漸成流行趨勢，後形成“世界的國家主義”或“世界主義的國家”觀念，與孫中山改造後的民族主義雖有分歧，亦存在溝通的基礎，隨著民族危亡的日趨嚴重，越來越多的新文化派重新回到民族國家的立場。對孫中山與共產黨人的關係，楊奎松強調，孫同意接納中共黨員加人國民黨，從一開始就有著複雜的政治背景。基本意圖是要借助這種辦法來推進國民黨在組織上的發展，國共之間的矛盾衝突於孫在世時沒有發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一旦孫不在，兩黨之間的矛盾衝突就難免會以相當尖銳的形式公開表現出來。個案涉及多人。李吉奎探析了孫中山與劉成禺之間的關係，指出兩人在1900年始有聯繫。1902年劉受湖北官派赴日留學，在孫領導下積極從事反清活動。1904年劉赴美留學，主持舊金山《大同日報》，宣傳革命主張，並將孫介紹給旅歐湖北留學生。及民元至袁世凱去世，兩者從疏離走向對立。護法軍興，孫劉複合，迄孫逝世，二人關係密切。作者還對華僑領袖張弼士巨額資助孫中山革命說提出質疑，以為不足信。孔祥吉探討了孫中山與劉學詢關係的演變，揭示劉在東京執行“聯倭殺康”計劃期間，與孫“閉戶密談”。孫試圖通過劉籌集革命經費，而劉則心懷鬼胎，另有圖謀。劉寶東探析了孫中山與王寵惠的關係，指出王氏早年在孫中山的帶動和影響下從事革命；辛亥革命時期二人在政治上聯繫最緊密，王成為孫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袁竊國後，儘管王投身北洋政務，但他們仍保持密切聯繫。沈曉敏分時段探研孫中山與徐紹楨的關係，強調徐是前清反正高官中唯一能長期追隨孫並得到信任的人物，其特殊作用無人所可替代，兩人以合作為主，但也有分歧。谷小水探究了二次護法期間孫中山與湖南督軍趙恒惕的關係，指出趙執掌湘政後，繼續標幟聯省自治，極力排拒南北各方力量的介入。趙的作為揭示了西南陣營的內部特點以及孫所面臨的重大困局。段雲章研析共產國際、蘇俄對孫中山、陳炯明關係的觀察與評論，強調觀察點聚焦於孫、陳所持信仰及其歧異、如何統一中國、二者究竟依靠何種力量和代表誰等問題上。觀察和評論前後不一致，且內部亦有歧異，直到陳部兵變反孫後，才漸趨一致。此外，對相關人物的探研，也取得較大成績。包括革命黨人、華僑、對立面（晚清人物、北洋軍閥、西南軍閥）、外國人物等，如藍天蔚、古應芬、劉紀文、姚觀順、田桐、鄒魯、謝持、伍漢持、楊庶堪、曾省三、孫眉、李仙根、何天炯、林一厂、黃展雲、徐鏡心、朱鏡宙、鍾榮光、孫洪伊、陳炯明、袁世凱、岑春煊、宮崎寅藏等。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史觀的多元化、新史料的不斷湧現和研究視角的轉換，孫中山與世界的關係、社會建設思想研究、紀念與評價研究成為亮點。1. 對孫中山與世界關係的探析備受關注世紀偉人孫中山不僅屬於中國，亦屬於世界，他與世界各地關係密切，其行為處事和思想內涵頗具世界眼光。對此，台北方面推出系列論著，包括蔣永敬、楊奎松《中山先生與莫斯科》，李雲漢《中山先生與日本》、陳三井《中山先生與法國》及《中山先生與美國》，李國祁《中山先生與德國》，黃宇和《中山先生與英國》，段雲章《中山先生的世界觀》，李金強《中山先生與港澳》，張家鳳《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等。該叢書有三大特點：作者多為研究有素之士，均有前期積累，於此基礎上成書，保證了學術質量；主事者秉持開放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物色作者；未刻意追求進度，成熟一部推出一部。除去上述著作，還有不少相關成果。孫中山一生中與美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學人對此持續發力，郝平、張忠正、習賢德各有專著從不同層面展開討論。陳三井強調，孫中山是民初開國一代領袖中與美國淵源關係最為密切的政治家，無論是他的革命思想或建國理念，都與美國的經驗密切關聯。即便是晚年的政治轉向，也是他對美國某種程度上的失望、失落情緒的反映，孫始終未能叩開美國的外交大門，對美從希望到失望乃至絕望之後，不得不採行聯俄政策。對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的探析，20世紀末曾為熱點。新世紀以來，學者進一步深入探析孫中山的對日觀。黃彥強調，不應排除《中日盟約》存在的可能性，但因涉情複雜，一些矛盾現象尚未得到合理的解釋，暫且“存疑待考”。假定文件確實存在，則可視作孫中山從革命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出發，為實現既定革命目標而採取的策略手段，包括以犧牲國家重大權益為妥協條件，既與當時艱難的革命環境密切相關，又與他向來重視借助外力及其主權觀念一脈相承。李長莉依據何天炯致宮崎滔天信函，分析第二次廣東政府時期孫中山的對日關係，指出建政之初孫即派何天炯為駐日代表，並頻催其赴日活動，但終未成行。孫又邀請宮崎滔天等訪問廣州，託付其代為在日本活動，並引介日商投資、合辦實業以補助財政。這表明孫一方面公開批判日本侵略政策，避免與日本官方有經濟關係，一方面通過民間渠道積極尋求支持。羅福惠、袁詠紅依據日文檔案對孫中山旅台作了研究，探研孫氏的對日態度。對孫中山與蘇俄及共產國際關係的研究，於20世紀末有降溫之勢。李玉貞梳理了1919年至1927年間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指明前者既受到後者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在主義問題上又有堅持，揭示“楔子策略”和“國家利益”是兩者若即若離的原因。羅福惠剖析了孫中山獲取蘇俄（聯）援助既遲又少的原因：蘇俄（聯）為解決中東鐵路和蒙古問題急於先同北京政府建交；孫聯合張作霖反對吳佩孚，剛好與蘇俄（聯）聯吳反張的策略相左；俄共（布）、共產國際和中共內部對援孫持不同意見。此外，土耳其民族運動的陰影使俄共（布）對援孫心存猶疑。還有論者以代表問題為中心，探討孫中山領導下的南方政府與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之間的關連。
林家有等的《孫中山社會建設思想研究》就孫中山社會建設思想的理論建構，孫中山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認識和改造，孫中山社會政治意識與社會變革主張、經濟建設與福利社會的追求、科學發展觀對社會轉型的影響、宗教精神與對儒學改造的思想主張、大同理想與社會新秩序的構想進行了全面論述。王先明強調，從革命到建設既是一個客觀演進的歷史進程，也是承載著厚重思想內涵的一個時代命題。民國後孫中山系統的建設思想逐步形成。它是以民權為核心，以民生為目標的思想體系。這一思想對於近代中國由革命走向建設的路徑選擇，以及對於革命的近代釋義和歷史定位，均具重要的認知價值和理論意義。趙立彬從政治思想方面立論，指出地方自治、革命程序、均權主義等關於政體和程序的方面，不僅對於建設民主政治具有重大意義，而且體現了社會建設方面的深刻考量。它們有機一體地包含了社會建設的因素。
進入21世紀，張海鵬率先研析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大陸對孫中山的紀念與評價，認為基本評價是：孫中山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是為祖國的獨立和自強而奮鬥終生的戰士，中國共產黨始終把自己看成是孫中山事業的支持者、合作者、繼承者、發揚者。陳蘊茜的《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被譽為孫中山形象建構與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開山之作，著者旨在考察和論述孫中山崇拜現象的形成與發展過程，解析國民黨為塑造、推動孫中山崇拜所運用的主要形式及手法，透視民國時期國家—社會—民眾之間複雜多元的互動關係。此後，相關文章逐漸增多，涉及多個界別、多個時段。徐濤考察了民國時期上海各界對孫中山的紀念活動。楚秀紅梳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7年間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及宋慶齡等對孫中山的紀念。周曉輝探究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的紀念和評價。總體來說，孫中山研究仍是中國近現史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之一。取得的主要成就為：資料整理取得重大突破，不斷有新的全集、選集和年譜、資料集等書刊世；專題研究進步明顯，選題視野開闊，領域不斷拓展，舊題新作，有所深入，孫中山的生平與事功、思想解讀、與同時代人物的關係仍為重點；亮點頻出，孫中山社會建設思想研究、與世界的關係、紀念與記憶等堪稱新課題；相關專題和人物研究亦進展迅猛，與主體研究相輔相承、互為推進；細化研究和實證研究得到廣泛認同。存在的問題表現在選題重複現象時有發生、研究隊伍青黃不接、爭鳴不多、學術批評不夠等方面。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一個時代，又開創了一個時代，對國家富強、民族解放、社會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打開了近代中國進步的閘門，推動了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外交等領域的轉型。他“留給我們的最中心、最本質、最偉大的遺產”——三民主義綱領、統一戰線政策、艱苦奮鬥精神，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提供極大的精神涵養。基於孫中山對中國歷史發展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及其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顯赫地位、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等因素的考量，孫中山研究仍值得堅守。當下，應在深耕細化、舊題新作、新題拓展、新史料挖掘等方面繼續努力。竊以為，可從專題研究、學術史梳理、研究方法、資料整理、平台搭建等方面著力。孫中山與清廷方面的研究。在1912年之前，孫中山與清廷關係密切，孫中山與清廷官員，包括中央、地方大員、駐外使節等，均有所接觸，清廷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密切關注，清末各類報刊對孫中山領導下的武裝起義多有報導；民元清廷退位，革命黨人起了較大作用，孫中山與遜清皇室之間交往較多；民元後孫中山與清廷的遺老遺少還有來往等，可對之進行系統論述。孫中山與中華革命黨研究。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政黨事業的鼻祖，平生經歷了組建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和中國國民黨時期。對於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國國民黨，前人關注較多，關於中華革命黨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之前可能主要是受材料所限，當下新材料不斷被公布，相關檔案及報章材料均便於利用。對中華革命黨組織建設、理論建設、輿論宣傳、人事安排（含遣散）、海外發展、軍事鬥爭等議題，可作全面論析。孫中山的宣傳思想與實踐研究。孫中山晚年總結革命成功經驗時，將之歸納為宣傳、組黨和武裝起義（軍事鬥爭）三個方面，他說：“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為標的，定方略以為歷程，集畢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撓。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宣傳；求此主義之實現，必先破壞而後有建設，於是有起義。”對孫中山的宣傳思想與實踐，學界研究還不夠。可就孫中山重視輿論宣傳的原因、孫中山宣傳思想的主要內容、孫中山宣傳活動的實踐及其效果、孫中山宣傳活動中所秉持的原則、孫中山宣傳思想的哲學基礎以及對後世的影響等層面，深入剖析。
引入年代學研究方法。1997年，三聯書店推出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一時洛陽紙紙貴，該書後來成為暢銷不衰的經典之作，多次重印。在中國近代史研領域，也有類似成果。這一比較有意義的研究取徑，可以引入孫中山研究。對孫氏活動頻繁和言論（著述）集中的重要年份，依年組織一批專書，進行透徹研析。各書應重點關注當年國內外大的社會環境、孫中山的思想與革命活動、對重大事件的處理、人際關係等層面。資料發掘整理方面仍要堅持。首先要突破觀念，新資料除了佚作（含著作、演說、談話、宣言、公牘、文告、題詞、雜文）外，難以數計的其他樣態相關史料，亦頗具學術價值。這對於從橫向探討孫中山思想形成的途徑，多向展示思想維度，豐富孫中山與相關人士的互動場景，多面透視孫中山對革命的作用和影響等大有益處。可從兩方面著手：其一，紀念孫中山資料集彙編。孫逝世後，獲得了世人的廣泛尊崇，在不同時期，在世界各地，不同派別的人物都有發表過紀念或評論文章，數量難以估計。對之進行大規模整理，將會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貢獻。其二，海外媒體中孫中山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對此，前人還未有系統挖掘，目前條件基本成熟。種類方面，既包括外文報刊，亦關注華僑華文報刊；語種方面，除中文外，含英、法、俄、日等；觀念方面，各類樣態的相關史料均在視野之內；進度方面，不急於求成，按國家或地區次第展開。尤為冀望者，期待多方通力合作，採行切實措施推進。在青年交流平台方面，目前，國內有多家單位正在努力打造品牌項目，希望能夠持之以恆，而專題研析和新著評論將不失為發力點。在資料建設方面，希望孫中山研究全文數據庫早日上線。該庫應包含生平史事、思想、著述、圖片、文物、檔案、學術成果、文藝作品、親屬和後裔、遺址遺跡與紀念地、相關人物等子庫。在政策扶持方面，應有所傾斜。近年來，在各級社科規劃項目中，少見孫中山的相關課題立項，未來可設立專項項目、特別項目、委託項目等。同時，相關單位應加強資助力度，以便吸引更多青年學者在傳承中創新，於創新中拓展，使孫中山研究再創輝煌。
〔本文撰寫和修訂過程中，得到羅福惠、王杰、李吉奎、李振武、谷小水、彭劍等先生的指正，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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