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倩 || 後殖民主義視野中的世界文學
當歌德在1827年提到“世界文學”時，他面臨的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德國。他從包括中國明代才子佳人小說《好逑傳》在內的一批外國作品中得到了靈感，提出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世界文學。他指出：“現在，民族文學已經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開始，每個人都必須為加速這一時代而努力。”他的這一提法，雖然在時間上並非最早，卻是影響最為深遠的有關世界文學的早期論述，代表了一種作為理想的世界文學觀念。
然而，從19世紀開始，世界的現代性進程以殖民的形式表現出來，且不論殖民給被殖民國家造成了多少苦難和創傷，從客觀上講，殖民活動實現了文學的世界性，用政治的手段迫使宗主國和殖民地的文學之間發生了關聯。因此，從後殖民主義的視角來探討世界文學，是切合文學實際的方法，也是有效和必然的理論路徑。本文將探討近幾十年來西方重要的後殖民理論家，包括薩義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對後殖民時代世界文學的看法，以及學界有關後殖民文學與此前占據西方文學主流位置的後現代主義文學之間關係的爭論，並考察世界文學與作為其載體的英語語言之間的複雜關係，從而為我們在後殖民時代看待世界文學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
自從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理念以來，有關世界文學理論的探討從未停止。英國比較文學學者波斯奈特在1886年出版的著作《比較文學》中探討了有關世界文學的許多問題，丹麥批評家勃蘭兌斯在1899年的《世界文學》一文中也談到世界性與民族性的辯證問題，印度詩人泰戈爾、蘇聯文學家高爾基等都在不同語境下探討過世界文學的理想。20世紀以來，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艾田伯（René Etiemble）、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莫萊蒂（Franco Moretti）、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等人都從不同方面探討了世界文學的理論和實踐。上述學者的論著都對人們今天理解世界文學的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改變了人們對國別文學和世界文學的認識。
然而，在如此豐富的有關世界文學的探討中，將世界文學與後殖民主義放置在一起的討論卻為數不多。在羅伯特·揚（Robert J. C. Young）看來，這是由於二者看待文學的視角有著很大的區別。首先，在出發點上，世界文學試圖追蹤文學作品的跨國界傳播軌跡，試圖尋求跨文化的普遍文學理想，而後殖民文學卻是一種“抵抗的文學”，是前殖民地文學對宗主國文學的抵抗和反駁，是一種立場鮮明的文學。其次，在時間性上，世界文學的早期定義是指憑借其傑出的文學價值可以跨越國界傳播的文學作品，比如莎士比亞、塞萬提斯的作品，因此世界文學自然是包括古代文學的。而後殖民文學是西方帝國殖民活動興起以來的文學，雖然研究者們會用後殖民理論來分析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和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等早期作品，但是真正自覺的後殖民文學是晚近的，在時間上與世界文學有著天然的溝壑。
因此，研究者們並沒有第一時間將後殖民主義與世界文學聯繫起來。但是，近幾年來，這兩種理論之間的關聯開始漸漸顯露出來。許多重要的世界文學讀本都用了專章來討論世界文學與後殖民文學的關係，比如西奧·德漢（Theo D'haen）、達姆羅什和傑拉爾·卡迪爾（Djelal Kadir）編選的《勞特里奇世界文學讀本》（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研究者們發現，世界文學的理論從一開始就帶有殖民主義的色彩。歌德有關世界文學的靈感源自他對外國文學作品的喜愛，這裡面就包括威廉·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翻譯的波斯詩人哈菲茲的詩歌。瓊斯爵士翻譯的波斯詩歌和梵語文學都影響很大，但是這些翻譯實際上是他在東印度公司擔任大法官期間完成的。因此，可以說，他的翻譯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為殖民活動服務。所以，歌德的世界文學理想從一開始就並非純粹的文學願景，而是與殖民活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在此之後，西方學界判斷一部作品是否能成為世界文學的標準也常常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比如，全世界最著名的“世界經典文學”叢書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該叢書從1906年就開始出版，然而只有極少數的作品來自歐洲以外的國家。所以，所謂“普世性”的文學理想，所謂“世界”文學，往往指的僅僅是“歐洲”文學。
就連達姆羅什對世界文學的新界定也與殖民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繫。達姆羅什在他2003年出版的《什麼是世界文學？》一書中，給世界文學下了兩個層面的定義。世界文學是離開了起源地、在世界範圍內流通的文學文本；對世界文學文本的選擇標準是社會標準或者信息標準，即一部作品之所以會流傳到起源地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往往不僅僅因為它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而是因為它能為該國讀者提供有關自己本國社會、文化的信息，即提供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羅伯特·揚指出，事實往往是，美國讀者讀一部印度作品的目的是了解印度人的生活狀況，歐洲讀者讀《追風箏的人》的目的是為了了解阿富汗或者伊朗的社會文化。這些作品對本國的表現是否真實？還是迎合了西方讀者的心理需求？讀者和學者對這些作品的態度是否能完全客觀、中立，而不帶有任何唯我獨尊的西方中心式的眼光？
所以，無論是作為具有極高文學價值的文本的世界文學，還是作為“通向世界的窗口”的世界文學，都很難脫離政治和社會的不平等，成為純粹的文學批評範疇。在此，借用後殖民主義理論對世界文學進行闡發，成為關鍵而迫切的理論方向。在這樣的背景下，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們一度被人們忽視的有關世界文學的論述開始重新受到重視。人們發現，後殖民主義與世界文學理論之間的密切聯繫早在薩義德、霍米巴巴等理論家那裡就已經開始浮現出來了。在下面一節中，我將探討後殖民主義最重要的闡釋者們對世界文學的理解和論述。
薩義德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學》一書引發了巨大的反響，標志著後殖民主義的誕生。“Orientalism”一詞在薩義德那裡有三重意思，首先是指作為傳統意義上的學科的“東方學”，即對西方東方學學科的脈絡的梳理；其次，是指西方的東方主義思維方式；再次，是指西方的東方主義的話語機制。“東方主義”的概念意味著薩義德的研究視角是把文學研究和政治、社會、歷史緊密結合起來，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分析和政治權力批判傾向”。這預示了後來整個後殖民主義理論的總體方法，即不僅僅關注文學的審美特點，而是通過文學來達到對政治、社會的干預。
在這本書中，薩義德指出，東方學具有的一大特征就是“對其對象進行區分，進一步區分，再區分，同時將東方視為一個一成不變的、整一的、具有鮮明獨特性的對象”。這種情況不僅在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等領域屢見不鮮，在文學創作中也非常顯見。薩義德列舉了眾多促成了東方學話語的建構的重要作家：歌德、雨果、拉馬丁、夏多布里昂、福樓拜、司各特、拜倫、喬治·艾略特、戈蒂耶等。這些作家在一些作品中把“東方”塑造成充滿異域情調、浪漫主義、純潔、原始或者野蠻、罪惡的地方。比如夏多布里昂在《基督教真諦》中塑造的浪漫的東方、雨果在《巴黎聖母院》中對吉普賽女郎的異域風情的刻畫等等。在薩義德看來，這些刻畫往往是偏頗的，是作家們在沒有現實經歷的情況下想象出來的。薩義德以德國最有名的關於東方的作品——歌德的《東西詩集》和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的《印度的語言和智慧》——為例，指出前者是基於萊茵河上的一次旅行，而後者是基於在巴黎圖書館中的資料閱讀。
薩義德的論述對世界文學理論具有兩個層面的啟迪意義。一方面，曾經被人們擁戴為“世界文學”的一些經典文學作品實際上是建立在對東方的片面想象之上的，也正是由於作家們對東方的神秘化、美化或者妖魔化，才使得這些作品對本國讀者具有了極大的吸引力，促使了這些作品成為文學經典，甚至進入世界文學的殿堂。但是如果我們從後殖民研究的視角來審視這些作品，就會發現它們裡面所包含的東方主義話語，從而對其保持必要的警醒。另一方面，西方人從書本中獲得的對東方的美好想象與現實中的東方是有區別的，就連西方人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正如薩義德所說，“大腦學會了將對東方的一般理解與對東方的具體經驗區分開來；可以說，二者有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在這個層面上，薩義德的觀點與達姆羅什的“作為世界之窗的世界文學”理論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對話。在達姆羅什那裡，作為了解其他民族的窗口的文學作品可以被囊括入世界文學的範圍，他對此是持中立或者褒揚態度的。但是在薩義德看來，這種了解其他民族（尤其是東方民族）的方式往往是偏頗的、失真的，因此是東方主義的。
由此看來，如果從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的角度來看，兩種定義下的世界文學——無論是作為經典作品的世界文學還是作為世界之窗的世界文學——都有必要進行質疑和深究。但是這並不是說薩義德對世界文學持批判態度。恰恰相反，在他看來，當今世界格局動蕩、東西方相互間缺乏理解和信任、二元對立的思想分外嚴重，在這個時刻，唯有文學和文化上的溝通和深入的感受及理解，才是解決全球政治紛爭的根本途徑。在出版於2003年的《東方學》再版序言中，薩義德提到了歌德的“世界文學”觀念——“將世界文學當作交響樂式的整體來研究，在理論上可以理解為保持每一部作品的個性，又不喪失總體的視野。”薩義德認為，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們正在走向歌德的理念所明確防止的標準化和同質化，而這是非常糟糕的。他提到了奧爾巴赫一篇題為《世界文學的語文學》（1951）的論文，認為這無疑是一個時代的挽歌，因為“那時人們能夠從語文學的角度、從具體的角度、從感性的角度和從直覺的角度來闡釋文本，利用博學多識和對數種語言駕輕就熟來支持歌德在理解伊斯蘭文學時倡導的那種理解”。薩義德認為，唯有人們重新“同情地、個人化地進入到書面文本的生命中，從其時代、其作者的角度來審視”這些文本（即外國文學文本），並且“納入深沉的人文主義精神，投入慷慨之情，甚至於可以說獻以殷勤之意”，才能真正地理解一國文學和文化，乃至其精神實質。而唯有如此，人們所憧憬的“大同世界”才有可能實現。事實上，這樣一種閱讀外國文學的態度和達到的效果，正是人們閱讀作為經典和作為“世界之窗”的世界文學時所應該持有的態度。唯有如此，人們才能臻於歌德的作為人文理想的世界文學的境界，並對現實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薩義德的《東方學》出版之後，在東西方的學術界都引起了轟動，得到了很多讚譽，也受到了一些批評，有的學者認為它“只呈現了西方的東方主義話語，卻忽略了‘東方’的存在”。這種情況在後來的學者那裡有所改善。斯皮瓦克、庶民研究小組和後殖民文學的的研究者都致力於發現和表現東方。斯皮瓦克從兩個方面推進了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一方面是殖民話語分析，另一方面是對反殖民話語的探討。她於1988年發表了《庶民能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指出東方的他者由於深受西方話語體系、思維模式的影響，根本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甚至，對於究竟是否存在著整齊劃一的所謂“被壓迫階級的意識”或者“下層大眾的意識”，斯皮瓦克也是持懷疑態度的。她認為：“被壓迫階級很難精確定義，殖民統治者、本土精英與下層大眾之間其實存在著一個廣大的模糊不清的地帶，大眾之間也存在性別職業等完全不同的情形，由此產生的意識也不盡相同，如此就很難說有一個清晰整齊的大眾意識。”這個觀點體現出斯皮瓦克所受到的德里達等人解構主義的影響，她反對把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宗主國和殖民地文化截然分割，反對把問題進行簡單化處理。
霍米巴巴從1980年代開始發表一系列重要的文章，包括《差異、辨別和殖民主義話語》（1983）、《表現與殖民話語》（1984）、《狡詐的文明》（1985）等。他於1994年出版的專著《文化的定位》更是後殖民理論的經典名著。霍米巴巴的貢獻在於他指出了薩義德的主要問題“在於沒有從殖民者/被殖民者，自我/他者關係的角度來論述殖民主義話語，沒有看到殖民話語構成的複雜性，也看不到由此衍發的反殖民話語的可能性。霍米巴巴試圖打破這種主題/客體、自我/他者、本質/現象的辯證關係，而代之於‘雜交’（Hybridity）、‘模擬’（Mimicry）、‘第三空間’（Third Space）、‘模棱兩可’（Ambivalence）等術語”。他指出，英國文學時常“模擬”殖民地人民說話、做事的方式。這就造成了模棱兩可的表達效果，使殖民地人民顯得既不同於宗主國人民，又幾乎是一樣的，因為唯有如此，西方才能占據殖民主義的話語權，擁有闡釋、掌控和改編東方他者的能力。
雖然薩義德的《東方學》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並且在該書出版之前，已經有不少其他學者出版了從政治而非文學批評角度討論“東方主義”的作品，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也在1980年代開始發表討論與後殖民主義相關的問題的文章，但是，真正首次對“後殖民主義”這個概念進行系統性論述的，是阿希克洛夫特（Bill Ashcroft）、格瑞夫絲（Gareths Griffiths）和蒂芬（Helen Tiffin）等三位澳大利亞學者。他們在1989年出版的《逆寫帝國》一書中，首次詳細探討了“後殖民的性質、位置及其與當代理論的關係”。要注意的是，阿希克洛夫特等人“首次闡述‘後殖民’的思路並非來自於薩義德及其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的理論路徑，而主要來自於他們自己開創的後殖民文學研究這樣一個領域”。阿希克洛夫特認為，要尋找殖民地人民的真正聲音是非常困難的，因此他們直接以現成的後殖民文學文本為研究對象。
所謂“後殖民文學”是指在歐洲帝國統治影響之下的文學，包括“非洲各國、澳大利亞、孟加拉、加拿大、加勒比海各國、印度、馬來西亞、馬耳他、新西蘭、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島國及斯里蘭卡文學”，以及美國文學。阿希克洛夫特等人認為，“後殖民文學不可能是完全的殖民地聲音，而是一種殖民話語與被殖民話語的混雜”。但是雖然如此，後殖民文學卻可以運用殖民者的語言，通過將其挪用、變形和轉換，來表現被殖民者的聲音。在《逆寫帝國》一書中，作者“通過對於‘重置語言’和‘重置文本’等修辭方法的分析，呈現小寫的殖民地地方英語對於大寫的西方中心英語的抵抗過程”。
阿希克洛夫特等人的觀點恰好證明了後殖民文學是一種世界文學。後殖民文學不僅不憚借用殖民者的語言，還大膽地對殖民者的文本——包括許多公認為是“世界文學”的文本——進行重置、戲仿。比如讓·里斯（Jean Rhys）就改寫了夏洛特·勃朗特的《簡·愛》，許多後殖民文學家都改寫了莎士比亞的《暴風雨》。這些改寫作品在挪用和轉換宗主國作品的同時，突顯出了其有關種族歧視、殖民主義、奴隸制度等方面的主題，用經典文學作品來探討後殖民時代的新主題。可以說，這些後殖民時代作家對經典文學作品的改寫使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涵蓋了更為廣泛、更有張力的、世界性的社會、文化問題。
除了上述幾位最重要的後殖民理論家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學者也認識到世界文學與後殖民研究的密切聯繫，比如克里斯多夫·普倫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就指出，世界文學最初“在比較文學和後殖民研究這兩個（經常相互重疊的）研究領域引起興趣，尤其與全球化主題聯繫緊密（尤其在美國）”。這些學者的觀點顯示，後殖民主義能夠貼切地反映出世界文學在當下的發展，代表了殖民實踐開始以來一直到今天的世界文學的本質特點。馬德思·羅森達爾·湯姆森（Mads Rosendahl Thomsen）也指出：“很難忽視的一點，就是後殖民話語中最重要的思想家愛德華·薩義德同時也是世界文學的強烈提倡者……他翻譯了奧爾巴赫有關世界文學的論述，並經常回到其觀點，……這果真是他希望要的範疇，而不是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的建立和強化？”
但是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提出反對的聲音，認為後殖民主義不能囊括世界文學的所有特點。比如，庫瑪（Amitava Kumar）在《世界銀行文學》（World Bank Literature，2003）的序言中，就提出要注重世界文學背後的經濟因素。他放棄了“後殖民”一詞的使用，認為它已經不能代表新的全球化的秩序。
許多談論後殖民主義文學的論著都會涉及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這個問題與本文要討論的命題密切相關，因為後現代主義文學一度被視為20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文學的主流，代表了世界文學的新方向。而隨著後殖民理論的興起，有學者提出，後殖民文學與後現代主義文學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甚至會取代後現代主義文學，成為新的世界文學。那麼，世界文學的新主流到底會是後殖民文學還是後現代主義文學呢？
對於後現代主義的定義，學術界向來眾說紛紜，但人們普遍認同，廣義的後現代主義思想是“以德里達和福柯的後結構主義、後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理論、阿多諾反同一性的否定辯證法”等為代表的駁雜思想，是對本體論意義的中心觀念的徹底解構。而狹義的後現代思想是指“使用後現代詞匯來論述後現代的流派”，與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新解釋學等可以並列。在文學領域，自從20世紀下半葉以來，後現代主義文學就占據了西方文學的主流地位。比如，以多麗絲·萊辛、朱利安·巴恩斯等人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作家被視為英國文學的中堅力量，他們作品中對現代主義文學中的碎片感、無意義感和過度的形式實驗進行了反思，體現出對當今社會的冷靜觀察和深刻思考。正因為此，作為一股跨國界文學思潮的後現代主義被許多學者視為新的世界文學的代表。然而，另一些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後現代主義文學果真是同質、劃一的嗎？作為歐美的主流文學，它與第三世界國家和前殖民地的文學又有怎樣的關係？這些學者認為，相較於後現代主義文學，後殖民文學才真正具有世界文學的特征。
在《逆寫帝國》中，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就探討了這一個問題。該書第五章第一節的題目是“後殖民文學與後現代主義”。阿希克洛夫特等人認為，後殖民主義理論的發展離不開後現代主義、當代馬克思主義等新近歐洲理論，但是他們對其過於緊密的結合保持警惕，認為如果將後殖民主義與包括後結構主義和當代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新理論結合得過於緊密，就會使後殖民主義重新融入國際主義和普世主義的範疇，從而喪失其理論銳氣。但是，相反，後現代主義則通過對後殖民文學的吸納而受益，因為帝國主義和殖民活動對20世紀的影響本來就是巨大的，後現代主義文學本身就無法擺脫殖民活動的諸多影響。
就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關係而言，阿希克洛夫特等人認為後殖民與後現代常常被人混淆不清，這並非偶然，而是“因為後現代對於歐洲文化邏各斯中心主義宏大敘事的解構與後殖民的拆毀帝國中心話語非常相像”.然而，雖然在理論上有相像之處，二者在實踐上卻截然不同：“後殖民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後現代政治’，它持續地關注著殖民和新殖民社會的帝國主義過程，檢驗顛覆這一過程的物質和話語效果的策略。’”“而‘後現代’卻往往並沒有歐洲以外的視角，因而可能成為後殖民的批判對象。”
同樣，薩義德在1994年為《東方學》新版寫“後記”的時候，也明確地區分了後殖民與後現代。他認為，“後現代與後殖民建立在不同的歷史經驗之上，後現代仍然存在著嚴重的歐洲中心傾向，這正是後殖民所批判的；後現代強調啟蒙宏大敘事的消失，強調歷史碎片的拼貼和消費主義，後殖民卻仍在批判霸權，追求解放。薩義德不無幽默地說，二者的重疊大概只有魔幻現實主義”。薩義德很有洞見地指出後現代主義所具有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而這種傾向在傳統的世界文學觀念中同樣存在。因此，在全球化來臨的當今時代，為了真正打破歐洲中心主義或者西方中心主義，後殖民主義是必不可少的理論工具。後殖民主義對霸權的批判看似過時，但卻仍然有其存在的意義。而後殖民正是因其對歐洲中心傾向的批判，方與作為人類普世理想的世界文學的主旨相契合。
早在1990年代，霍米巴巴就振聾發聵地宣布後殖民文學可能成為新的世界文學，取代西方主流的後現代主義文學。他認為，從後殖民理論的視角來看，後現代主義是有著很大局限性的。後殖民文學是作為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對立面和競爭者存在的，而二者的交集是新的“作為本土或跨國界現實的地緣政治空間”。他回顧了歌德對世界文學的理解，並提出自己對世界文學的新理解，即世界文學要關注文化上的差異性。換言之，如果說世界文學研究曾經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是國別文學的跨國界傳播，那麼如今，學者們也要囊括移民者、被殖民者或者政治避難者們的跨越國界的歷史，研究這些國界和邊境發生的事情。在霍米巴巴看來，世界文學研究的意義不僅僅局限於單純的文學研究，而是有著深刻的政治意義和人文關懷，因為“研究世界文學可能成為研究不同文化如何通過對‘他者’的投射來達成自我認同”。他意味深長地指出，學者擔負著文學和政治的使命，因此要關注人類處於“某些事情無法掌控，但是卻並非無法應對”（something is beyond control, but it is not beyond accommodation）的境遇中的那些時刻，也就是被殖民、移民、邊緣化等境遇。他非常嚴肅地將這種使命稱為“批評家的政治責任”。
美國學者、紐約大學的法國文學教授艾米莉·阿普特爾（Emily Apter）延續了霍米巴巴的觀點，在1993年的伯恩海默報告（Bernheimer report）《多元文化時代的比較文學》中，也指出後殖民主義符合比較文學的本質。此外，還有一些學者探討了後殖民與後現代的關係，比如杜林的文章《今天的後現代主義或後殖民主義》；阿皮亞的文章《後現代主義的“後”是後殖民主義的“後”嗎？》；以及琳達·哈琴的文章《環繞帝國的排水管：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等等。其中，有的學者把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視為一種繼承與發展的關係。比如，德里克就認為：“後殖民理論是適應這種新的全球資本主義形勢而出現的文化理論，它處理的正是全球資本主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如歐洲中心主義與世界的關係、邊界和疆域的模糊變化、同一性和多樣性、雜交與混合等等。”他指出，後現代主義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後殖民主義則是後現代在第三世界的配合者。因此，後殖民主義是後現代主義在第三世界的延伸。
然而，在新馬克思主義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看來，後殖民主義文學的意義遠不止於此，而是真正具有世界文學潛力的文學作品。它將從根本上取代後現代主義文學，成為人類共同經驗的承載者。詹姆遜對後現代主義文學持有強烈的批判態度，並且毫不掩飾自己對其感到的失望。他認為，雖然後現代主義能夠表現美國的內在現實，但是其概念從認識論上來說就是殘缺不全的，強加給其主體一堆碎片化的主觀感受，是屬於孤立個體的貧瘠的個人經驗。也就是說，歐美後現代主義文學表現人的個體經驗，其後果就是只反映出孤立的個體，而個體的死亡也是孤立的事件，無法靠群體的記憶或者共同的未來來獲得慰藉。相反，第三世界文化中的文學，即便是表現個體的經驗，卻永遠指涉集體的經驗，因此具有世界文學的潛力。雖然，由於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詹姆遜的觀點可能有失偏頗，但是他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第三世界文學與歐美後現代主義文學的顯著區別。的確，歐美後現代主義文學作為對歐美現代主義文學的反撥，折射了歐美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現實，尤其凸顯出在宗教式微的當下，個人所感受到的孤獨、迷惘、懷疑和恐懼。而相比之下，第三世界的文學雖然同樣反映了其當下和過去的經歷，卻總是將其置於集體的背景下，在表現個人經歷的同時承載了集體的文化記憶。因此，第三世界文學著眼於用人類群體的生生不息去對抗個體生命的有限性，因此賦予讀者以力量和希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後殖民文學與世界文學獲得了共通點。
不難看出，上述學者大多對後殖民文學持有褒揚的態度，認為其為世界文學突破以後現代主義為當今載體的歐洲中心主義和固化的西方思維方式提供了新的途徑。但是西奧·德漢卻認為這種觀點有待商榷。他指出，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界限並不明顯，兩者之間甚至存在著一種交叉重疊的關係，以至於過於依賴後殖民主義有可能使世界文學又落入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一方面，在文學創作實踐上，許多通常被歸為後殖民主義文學的作品都使用了符合後現代主義文學特征的藝術手法，比如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作品既是後殖民的，又是後現代的。另一方面，在文學研究中，後殖民理論在對抗西方權威的同時卻無形中認可了西方文化的霸權地位，並且在分析、闡釋時往往使用的是源自西方的理論話語和思維模式。因此，無論是作為後現代主義的世界文學，還是作為後殖民主義的世界文學，它們都同樣是對西方文化的投射。
與德漢觀點相近的西蒙·吉坎迪（Simon Gikandi）更為尖銳地指出，所謂後殖民理論，無非是那些從第三世界移民到第一世界的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在研究新近從英國獨立出來的國家時創立的。這些知識分子宣布，用英語寫作的後殖民文學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學。但是他們的出發點其實深受李維斯（F. R. Leavis）在1930~1960年代間提倡的文學觀的影響。事實上，李維斯的文學理論將英國性（Englishness）和英國文學視為某種世界觀的核心成分，而他的觀點在當時從英國本土傳播到了英國所有的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對中學和大學的文學教育影響都非常大。筆者認為，英國性和英國文學的確早已成為世界文學的某種潛在標準，但這可能並非僅僅源於李維斯文學理論的廣泛傳播。正如阿希克洛夫特等人所指出，英國文學經典對殖民地文學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因此英國文學依然常常是文學品位和價值的評判標準。而在這個過程中，公認的標準英語（Received Standard English）——即英國東南部的英語——成為殖民地一些精英作家進行創作時所使用的語言，這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強化了帝國文學對殖民地文學的影響。但是，英語在後殖民文學中的使用是一個遠為複雜的問題。作家們對語言的借用有時可能是顛覆性、戲擬性的挪用。那麼，使用英語到底是賦予了還是剝奪了後殖民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可能性呢？這便是筆者在下一節中要討論的問題。
學界對後殖民主義與世界文學關係的探討經常集中於語言的問題上。很多學者認識到，後殖民文學表面上看是對西方霸權的抵抗，但是作家們卻往往使用了原殖民國家的語言寫作，因此在無形中認可並延續了這種霸權。如前所述，斯皮瓦克在《庶民能說話嗎？》一文中就指出，那些表面上為庶民說話的西方激進知識分子實際上讓他們沉默下來，壓抑了他們的聲音，忘卻了他們真實的經驗。而即使庶民開始說話，他們的聲音在主流政治話語中也被壓抑了，聽不見了。甚至，被殖民者由於在思維方式、語言習慣等方面都深受前宗主國的影響，所以根本不可能發出自己的聲音。
對於那些用原宗主國語言，尤其是用英語寫作的作家，有的學者對他們提出質疑，典型的例子就是南非當代小說家庫切（J. M. Coetzee）。英語似乎成為後殖民文學走向世界文學的必由之路。甚至那些並非用英語寫成，但是具有容易被翻譯成英語的特質的文學作品也引發了廣泛的爭議。比如，有的學者認為土耳其當代小說家帕慕克（Orhan Pamuk）之所以在西方如此受歡迎，就是因為他是為了被翻譯而寫作的。羅伯特·揚就指出，包括帕慕克在內的作家的作品極具可譯性（translatability），因此才得以步入世界文學的殿堂。
同羅伯特·揚的態度相比，宇文所安對中國詩人北島的態度則要嚴厲得多。由於有著20世紀初半殖民的經歷，作為第三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也是後殖民研究關注的內容。宇文所安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裡指出，包括北島在內的第三世界詩人為了獲得更多的讀者而在語言、風格和內容上迎合“世界詩歌”的要求。北島在創作詩歌之時就考慮到了翻譯的便利性，使其具有很高的可譯性，因此通過英譯而成為“世界詩歌”，但卻由此脫離了特定的文化根基。宇文所安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篇文章引發了學界激烈的爭論，許多學者做出了自己的回應，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周蕾和達姆羅什的論著。周蕾在1993年出版的《寫在家國之外》一書的序言中對宇文所安的觀點進行了強烈批判，認為後者不滿北島的詩歌缺乏中國本土特征，是因為這使其漢學家的權威失去了作用。達姆羅什的觀點則相對平和理性，他認為仔細閱讀北島的詩作後，我們會發現北島對語言有著批判性的思考，對本國傳統和外國讀者都謹慎地保持了距離。北島雖然使用了看似平易的白話，表面上似乎為了便於翻譯，實際上卻有著更深層次的政治反諷。
雖然後殖民文學使用英語或者迎合英語翻譯的特點受到了許多研究者的質疑，也有一些學者對此持樂觀態度。他們認為，雖然用英語寫作，前殖民地的作家們仍然可以通過對英語進行改變、挪用來表達自己的現實，並且還對英語本身進行了改造，比如哈金和康拉德。波蘭出生的英國作家康拉德對英語的駕馭令人歎服，他使用的複雜長句優美深邃，恰如其分地實現了表意效果。而從中國大陸移民美國的作家哈金則創造出了與康拉德截然相反的英語風格。他使用簡短的句子，句式甚至深受漢語的影響，小說人物的對話更是具有中式特征。這些寫作風格不可避免地為哈金招來了批評之聲，但也有許多支持他的聲音。學者們指出，哈金的中式英語是對所謂“標準英語”的一種豐富和擴充，使英語突破了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固有的傳統，來涵蓋更廣泛的人類經歷和人類感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使用英語寫作並沒有束縛哈金和康拉德的表達方式，相反，哈金和康拉德這樣的作家成就了英語，使之最終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藩籬，而他們也使用英語寫作的文學更加接近作為人文理想的世界文學。
對英語與後殖民文學關係的最深刻而有力的論述大概要數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在《逆寫帝國》中的表述。這幾位學者認為，誠然，語言的控制是帝國壓迫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後殖民地作家的寫作也在奪取歐洲語言的支配性力量和權威，由此有效地將其拒斥。阿希克洛夫特等人把帝國的標準英語用大寫的English來表示，將後殖民國家的地方英語用小寫的english來表示，來揭示後殖民世界不同的語言群體對英語的不同應用方式。地方英語與帝國標準英語的關係是邊緣與中心的關係，前者受到了後者的壓迫，但是卻通過對其進行顛覆、戲擬和挪用，產生了“現代最令人振奮、最具有創新性的文學作品”。在此，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對地方英語所蘊含的創造力和顛覆性滿懷信心，這從《逆寫帝國》的結語標題中也可見一斑：“地方英語勝於英國英語”。在結語中，阿希克洛夫特等人指出，產生於後殖民社會的當代藝術、哲學與文學絕非歐洲模式的延續或簡單應用，而是與之發生了及其深刻的互動與挪用。在這個過程的背後則是權利的顛覆和消解。
由此，後殖民文學會對世界文學的觀念產生深刻的影響。過去那些被認為是世界文學的、具有“普世”價值的“經典文本”被後殖民文學的存在推翻了，而經典作品的隊列將被徹底更新。阿希克洛夫特等人預言，吉卜林（Kipling）和哈葛德（Haggard）將取代喬治·艾略特和哈代，“因為前者與歷史和政治現實的關係也許更為重要”。這也就是說，後殖民文學會改變人們對文學本質的理解，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世界文學的評判標準。
如果說對於用英語進行文學創作這一問題，學界尚存在著不同看法的話，那麼對於文學研究、選集編纂和文學批評活動中對英語的普遍使用，大部分學者都是持有批判的眼光的。有學者指出，當下的後殖民主義研究往往集中探討用前宗主國的語言寫作的前殖民地文學作品，這同樣也是對原宗主國權威的一種強化。用前殖民地本土語言寫作的作品不僅在學術探討中受到忽略，在經典文學選集的編纂中也常常被忽略。在《學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2003）中，斯皮瓦克就探討了用英語來編纂世界文學選集這一舉動存在的問題。她提出應該超越“歷史再現的問題”（problems of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也就是超越後殖民主義的“歷史”階段，而朝著全球化的歷史和政治發展。在該書中，斯皮瓦克提出用“星球”一詞來指稱我們所居住的空間，而不再用“世界”一詞。因為“世界”總是“某人的世界”，而“全球”則包含了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差距。但是，“星球”這個詞意味著從地球外部看地球，因此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這樣的視角有助於我們在面對自己無法完全理解的他者時，能夠保持尊重的態度，並依靠想象——即文學——來彌合這種差距。
總的來說，對於用英語寫作的後殖民文學是否有資格登入世界文學的殿堂，大部分學者的態度可以歸納為“謹慎的樂觀”。使用前宗主國的語言寫作誠然會帶來很多問題，在思維方式上也免不了有所局限，但是正如阿希克洛夫特等人所指出，地方英語往往能夠挪用、改造甚至顛覆帝國標準英語，從而有效地表達地方的真實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講，地方英語已經不再是前宗主國霸權的象征，而是被作家們創造性地挪用，成為了新的表意符號。而在後殖民研究方面，學者對英語的霸權保留的批判態度則是非常可貴的，因為正如霍米巴巴和賽義德等學者所說，批評家們承載著政治和文學的使命，要對自己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公允理性的態度，唯有如此，才能實現世界文學的理想。
後殖民主義理論作為20世紀後期興起的新興理論，改變了人們對世界文學的理解。無論是作為全人類文學作品總和的世界文學，還是作為最傑出的文學名著的世界文學，亦或是作為跨國界流通的文學作品的世界文學，它總是隱含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用西方的標準來評判文學作品。在這樣的情況下，後殖民主義理論具有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潛力，因此對成就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在我們為後殖民主義與世界文學的聯合感到欣喜的同時，需要對後殖民主義本身的理論建構保持警醒。作為在西方學界興起的有關非西方文化的理論探討，後殖民主義深受西方學術話語的影響，在解構西方霸權的同時可能也默認了其合法性。作為後現代文學的競爭者的後殖民文學，在諸多層面上也是對後現代文學的繼承和吸納。所以，後殖民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它有潛力成為新的世界文學，也有可能落入新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對這個問題進行更多、更深入的探討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有待更多學者進行研究。
[責任編輯 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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