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冬潮 || 瑞典福利國家建立前夜的農民蛻變
1930年代，瑞典開始建立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人民之家。其中重要的一環是瑞典社會民主黨（SAP）與農民黨（Farmers' League，FL）結盟，史稱紅綠聯盟（the red-green alliance），從而開啟了社會民主黨長達幾十年的執政。對於這一重要的史實，瑞典及國際上的研究已有不少的筆墨。然而，為什麼在這一時期會出現工人政黨與農民政黨的聯合（而不是與其他自由主義政黨的合作）？瑞典的農民為什麼能夠在建立現代化的福利國家之際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些問題不但困擾著我，也困擾著北歐和國際上的學者。
瑞典農民（瑞典語bonde）在瑞典歷史上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長期以來，關於北歐“獨立農民”民主參與的討論形成了一種定論。一些北歐學者認為，北歐（或瑞典）沒有經歷過歐洲其他國家的封建制，農民對貴族、地主沒有什麼人身依附關係，這些“獨立農民”長期參與議會政治，因此，在農民階級中形成了民主參與的文化傳統。這一古代的民主傳統一直延續至今，為建立民主的福利國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在1930年代建立人民之家之際，瑞典社會民主黨採取的重大舉措之一，便是與農民黨的合作。對於這點，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等研究福利國家的學者都認為這是達成社會民主的關鍵，瑞典社會民主黨全靠與農民黨的聯合才可能建立“人民之家”。換句話說，這些學者認為，沒有農民的這種平等和民主的傳統就沒有瑞典的現代福利國家。
近年來，隨著中國與北歐在福利國家問題上交流的深入與擴大，北歐學者的這些觀點也旅行到了中國。在2010年出版的《北歐福利國家》一書中，主編之一斯坦恩·庫恩勒（Stein Kuhnle）等學者在該書中也強調了北歐歷史上存在著一種“平等主義的前工業化社會”。他們給出的解釋是：北歐歷史上農民很早就得到解放，早期獨立農民具有顯著優勢，農民政黨的單獨建立形成了不同於歐洲其他國家的政黨制度，並使這些政黨能夠在涉及包括福利/社會政策方面的權力鬥爭中發揮關鍵作用。總之，農民的強大致使北歐或瑞典形成了“平等主義的前工業化社會”。
總的來看，上述觀點多出自1970至1990年代的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學者。他們對北歐（或瑞典）農民在近現代歷史、社會和政治領域的研究起了拓荒作用，但往往是從文化、政治等方面宏觀論述較多，而實證性研究不夠，特別是對農民這一主角的研究不足，更缺乏對這些傳統在瑞典邁向現代社會時期的斷裂與連續的深入探討。因此，這些觀點除了給北歐或瑞典模式“例外論”加分之外，也帶來一些經不起推敲的結論。例如，北歐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前是封建等級制社會，而北歐農民的民主平等主義傳統如何在封建等級制社會生存？如果農民的這一平等民主傳統自古就有，那麼為何到現代社會才能發揮其“顯著優勢”？在向工業化、城市化和資本主義過渡過程中，北歐農民經歷了怎樣的分化改組過程？要回答這些問題，顯然需要更有說服力的解釋和論證。
近年來，瑞典經濟史學家們對1750年開始的農業革命至1900以來的瑞典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研究將農民作為主角，為澄清瑞典這一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政治參與提供了大量實證研究，為理解瑞典及北歐農民問題開啟了新視野。這些研究還有一些理論和方法論上的貢獻。例如，艾瑞克·本格森等人提出，以往之所以對瑞典農民的認識比較混亂，關鍵是合併了不可調和的農民、農業和農村三方面的問題（三農問題）。簡言之，這些對瑞典農民在前工業社會新研究，推進了對瑞典從農業社會過渡到現代平等民主的福利國家的歷史認知。
上述的研究，激起了我對瑞典農民歷史，特別是在邁向現代化社會過程中的這段歷史進一步瞭解的興趣。因此，本文主要討論兩個問題：一是瑞典是否存在一個“平等主義的前工業化社會”，前工業社會的農民是個什麼狀況？二是在向現代化社會過渡中，農民發生了哪些變化？為了深入探討這些問題，我們先簡要回顧瑞典1750年至20世紀初的“三農問題”，重點關注農業革命對農民的影響；然後轉入對瑞典農民政治參與的歷史探討，包括從鄉村黨到農民黨的過渡；最後，探討在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如何孕育出承上啟下的新農民。由於學力和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對這一段豐富的歷史做全面的展示，只期望能夠在前人的研究的基礎上對上述兩個問題有進一步的理解，進而瞭解農民與現代福利國家建立的關係。
翻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瑞典前工業時期的農業在1750年至1850年的“農業革命”之後逐漸消失。農業和農村的變化很大，生產率明顯提高，19世紀中期之後成為大宗穀物出口國。但直到19世紀末，瑞典還是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農村，從事農、林、漁業。
誰是農村最底層的人？1796年，英國著名的女性主義理論先驅、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旅途之中對瑞典寫下如下觀感：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其敏銳的觀察力為我們描繪出一幅瑞典農村日常生活的景象，特別是下層等級的狀況。在她看來，與英國農村相比，瑞典的農村很窮，農民很苦，僕人的地位更像是農奴。這些僕人是農奴嗎？從法律上來說倒也不是。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同，早在公元1000~1300年，農奴制在瑞典就逐漸消亡了。但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嚴苛制度並沒有使這些人的生活有多少變化。如1664年法律條例規定，無地、無家和無業的人都要做全年僕人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瑞典農業歷史上的僕人是一種生命週期的制度，農民子女在沒有成人之前做一段僕人的工作，到了出嫁或30歲左右，才能獲得土地自己經營。但在1750年農業革命之後，由於人口增長和地價上漲，農民後代獲得土地越來越困難，於是大量人口一生都無法獲得土地，終生為別人打工，農民的無產階級化加劇。據不完全統計，在1775~1800年農業人口中有16%是僕人，而在1870~1900年，這個比例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其中女性多於男性。說明僕人這一群體在農業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顯然，這些僕人和窮人的生活狀況與所謂自由的農民（free farmers）相去甚遠，更像是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在近來的歷史研究中被稱為“貧窮勞工”（labouring poor），指那些既沒有什麼土地又不是一貧如洗、靠做工過活的人。以往瑞典歷史研究中對農民（bonde）關注較多，而忽視這些“貧窮勞工”的狀況。重新發掘瑞典農村歷史上存在的這一群體，將使人們看到在農村金字塔底部的生存，進而為瞭解瑞典“前工業化社會”農村狀況提供新的資源和視角。
誰是瑞典農民（bonde）？一般認為，瑞典農民是指那些為土地交稅，但又不屬於貴族成員的人。只有土地持有者和租種王室土地的佃農才是農民，他們有權進入四個等級議會中農民的議會，在教區裡有政治權利和相應的社會責任，如救助貧困、開辦學校和承擔一些純為教會的事務。
18世紀初期，只有10%的耕地屬於自由農。在1750年，80%的農村人口是農民，其中包括大量的租種王室土地的佃農。百年之後，至1850年，戶主是農民的由80%降至50%。農民的人數減少了，但他們持有的土地卻增多了。1845年，土地持有農擁有60%的土地，交80%的土地稅（同期，貴族佔人口0.5%，擁有17%的土地，非貴族的地主擁有12%，王室擁有11%）。
農民（bonde）數量的減少和其所持有土地增多，這一變化主要來自瑞典1750~1850年農業革命的影響。直到18世紀，瑞典還保留著存在了幾個世紀的敞地制（open-field system），土地市場由國家和大家族所控制。人口流動受到限制，市場交易只允許在當地市鎮進行。瑞典經歷農業革命後，新的農業體系、新的農業技術以及新品種被引進。農業革命中的首要舉措是圈地運動。在此之前很多農地地塊分散，不利於耕作；由於產權的限制，農民們也缺乏改良土壤的動力。圈地運動之後，過去分散耕種的地塊被集中，租種王室土地的佃農開始購買他們耕種的土地，成為擁有土地的農民。這一改革的經濟結果是明顯的，擁有土地的農民與租種王室土地的佃農相比，生產率有了明顯提高（大約提高了40%），它激勵了生產技術的改進，提高了農業的生產效率，1850年至1880年瑞典成為大宗穀物出口國。
農業革命之後，農村貧富分化日益嚴重。這一時期的圈地運動使農民階層財富迅速增長，從1800年至1850年，農民的財產平均增長了60%，1850年至1900年增長了101%。而其中自由持有地的農民的財富超過一般農民。農村中貨真價實的財產不外是地產和房產，在圈地運動之後，農村土地市場開放，農民開始購買貴族和王室土地，由於地價的上漲，農民的財富增長是必然的。每個農民擁有多少土地？以在農業比較集中的瑞典南部地區為例，在19世紀，自耕農一般有25公頃土地，在森林地區的農民的土地數量可能會高五倍，但可耕地只有5~8公頃。
然而，這只是一部分農村人口的故事，另一部分的故事是，農業革命帶來了農村大量失地的人，原來租地的佃農生存失去保障。由於地價上漲、人口增加，大量農民的子女也失去了繼承土地的機會，成為上文所提到的終生僕人，或外出打工。例如，在瑞典中部地區，55%的農村勞動力是無地的人，30%的人是農場幫工（farmerhands）和學徒工（farm-boys）。據統計，農民群體之中的基尼係數1750年是0.57，至1900年則上升為0.80，農民的貧富分化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同期，貴族精英的財富也在暴漲，在整個19世紀，貴族所佔的私人財富的比重從36%上升至56%。
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群體不斷擴大，剩餘的年輕勞動力或進城打工，或移民海外。由於瑞典的工業和城市的發展緩慢，接受不了迅速增加的人口，於是引起了許多社會的動盪，其中最大的動盪是移民潮。自1860年至1920年的60年間，大約有130萬人移民國外，佔瑞典總人口的1/4，大部分人去了美國。電影《冰海沉船》底艙裡的乘客十有八九都是移民美國的瑞典窮人。
總之，農業革命之後，土地、勞動力、食品等資本市場出現，農村貧富分化加劇，特別是農民中的分化明顯，一部分上升為富裕的有地農民，另一部分則淪為無地的無產和半無產階級。19世紀後期，瑞典農村經濟不平等的局面已與英國不相上下，原先存在於農民和農村中的平等傳統出現了斷裂。
經濟上的變革，在政治上的反映最明顯的就是農民議會的取消和現代議會的出現。
（一）農民議會
自1527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瓦薩開始建立“國民等級代表制”，由四個等級──貴族、神職人員、市民和農民──的代表組成議會。議會在這一時期起著重要的作用，國王要依靠議會制定法律、收取稅收。這四個等級分別選出各自等級的代表，議會最後的決定由每個等級一票來定奪，三比一來決定勝負。每個司法區只有有地的農民和租種王室土地的農民（bonde）才有權選舉本區議員。因為在議會最後決定權上農民等級的代表最後只是一票，因此再多選票到最後也是於事無補。從這點來看，在國王、貴族與教會掌握大權的等級制議會裡，農民所具有的權力實在有限。
然而，從這些有限的權力中，農民也能為自身謀得些利益。從農民議會所議論的事項來看，在1809年，前三項分別是：稅收（27項）、特權和公事（14項）、法律/動議（12項）。從19世紀初至中期，有相當一部分議員（28%）反對稅收和給官員和軍隊交稅，他們要求減輕農民的各種賦稅。由於貴族土地是免稅的，因此公共費用的稅收多來自農民，農民成為當時重稅的一個群體。減稅，實際上也是為農民自身和他們所代表的群體的利益。經過多年的鬥爭，農民在稅收的問題上確實取得了成功，在19世紀早期，農民交稅佔全部稅收的2/3，而到了19世紀下半葉已降到了不到10%。到了19世紀中期，農民議會的議事項目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1865年（瑞典議會政治改革前一年），農民議會的議事項目前三項分別為：道路設施和郵政服務（17項）、農業（12項）、學校系統（12項）。這一變化說明，農民的稅收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他們所關切的農業、商業、教育的發展與這一時期瑞典經濟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發展有關。
1866年，瑞典進行了政治改革，四等級制的議會為二院制議會所取代。第一議會由各省和市的議員間接選出，第二議會則由全民普選直接選出。代表不再由等級決定，而變為以財富和收入為選舉資格，瑞典開始邁進了現代社會的門檻。然而，這一政治改革的排斥性、保守性也是明顯的。從選民的資格範圍來看，由於第一議會多為貴族、大地主、大資本家和精英組成，在1872年，第一議會只有6,000人具有資格選入，到1885年有12,000人有資格入選，顯然，第一議會是富人和特權階層的俱樂部。第二議會的設計是為了擴大代表的參政資格，但規定必須要有一定的財產或年收入800克朗才具有選舉權，而當時工人年收入一般是400~600克朗。也就是說，絕大部分工人和農村無地的人被排除在參政之外了。於是，大部分選民主要是有地的農民。如1867年，對第二議會有選舉權的人84%是持有地農民，11%的人有基本的收入，4%的人有出租土地。當時，在20歲以上的成年男子中只有25%的人有選舉權，這一改革留下了4/5的成年男性沒有選舉權。總之，這個議會政治改革是保守的，其結果是造成農村和城市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都沒有選舉權。如果再加上當時還沒有選舉權的婦女，這個改革的保守性就更大了。
瑞典地方選舉制度甚至更為保守。1862年建立了地方自治市，選舉人必須有一定的財富和收入才能有選舉資格，而且要依其收入和財產來決定其票數。在城市裡，個人（或公司）可以控制100張選票或全部選票的2%（1869年前是5%）。在農村地區幾乎沒有這種限制，於是“獨裁者”式的個人控制了該地區半數以上選票。在1871年，就出現過54起這樣的案例。1880年，時任瑞典首相的表弟阿維德·潑斯（Arvid Posse）伯爵，仗著雄厚的家產，就成了一個控制選票的“獨裁者”。
在瑞典政府裡擔任職務的也是這些貴族地主和資本家。據統計，1844~1905年，在政府裡擔任過部長的56%是貴族，直到1883年，才出現第一位非貴族出身的部長。自1876年設立了首相職位之後，30年間，所有的首相不是地主、企業主就是官僚政客或軍官，直到1905年才打破“常規”，出現了一位自由法官擔任的首相。與鄰國丹麥、挪威相比，瑞典政府守舊、陳腐並且排斥新生力量。
（二）從鄉村黨（the Country Party）到農民黨
在趨於保守的政治形勢下，瑞典鄉村黨在1867年成立了，該黨的發起人阿維德·潑斯伯爵是擁有土地的貴族，還經營煤炭、水泥和鐵礦等各種產業，並擔任當地一家銀行的主席。該黨的初衷是想聯合富裕農民來保證貴族土地的利益，奮鬥目標是減稅，減少農民階層的為軍隊提供的不合理的人力財力。雖然起名是鄉村黨，但實際上是在貴族地主的掌控之下，其代表的是鄉村精英的利益，與一般農民和農村“貧窮勞工”的利益相關不大。
1914年的農民大遊行（Farmers' March）可以說是鄉村黨的一個代表作。
這次大遊行的動因是要表明農民支持國王作為政府的首腦，反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首相當政。自1880年代以來，瑞典議會形成了一個原則——政府應該代表議會，而不是像傳統那樣代表國王行事。在由王室掌權還是議會掌權這個問題上，引起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鬥爭。在1890年代，保守派和鄉村黨的一些人對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不屑一顧，認為根本不值得跟他們一辯。但是到了1908年，這些右派看到社會主義在國內外日漸強大，才開始意識到有必要對其進行反擊。為此，瑞典保守派政治需要民粹主義的支援。
大遊行的兩位主要組織者和都是大地主和商人。為了造成更大的聲勢，他們組織了35個專列，將3萬多農民從全國各地運送到斯德哥爾摩，安排這些人住在軍隊和富裕的市民家裡。在2月6日遊行的那天，國王古斯塔夫五世在斯德哥爾摩城堡接見了遊行的隊伍，在講話中一再聲稱“我的軍隊”，“我的政府”。這天整個的活動充分顯示了保守的精英教會、軍隊、王室、大學和大量的地主的聯合。由此看來，農民大遊行並不單單是農民的動議，其背後是當時保守勢力的大聯合。大遊行之後，很快導致自由主義政府的倒台，保守主義政府上台。這一事件說明，這一時期，瑞典農民在保守的精英政治中，充當的多是附屬的作用，對推動瑞典社會向平等民主的過渡起了反作用。
在1915年2月6日紀念農民大遊行一年之際，新的農民黨成立了。該黨為保衛農村的生活方式而鬥爭，雖然還有保守的一面，如信仰權威主義，但也有新的一面。正是這個黨在18年之後與社會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接受了凱恩斯式的經濟政策和新生的福利國家政策，史稱紅綠聯盟。
那麼，為什麼這個農民黨會有這個180度的大轉變，走上工農聯盟的道路？瑞典農民在向現代化過渡中出現了哪些變化？在北歐農民平等民主政治參與傳統的主流話語下，這個重要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以至於把鄉村黨與農民黨都當成同樣的農民政治的代表一鍋燴了。直到近期，這個問題才得到進一步的關注，其中特別提到農民黨代表著新一代“新農民”（new sort of farmer）的問題。這些“新農民”確實與鄉村黨老一代農民有所不同，他們在人民中學受過教育，是自由教會和禁酒運動的成員，特別是參加了農民組織的合作社運動。這個轉變尤其值得關注。
從廣闊的社會歷史來看，瑞典農業革命之後培養出了一批“新農民”，此時的農民不是彼時的農民了。有三個主要因素孕育了這些“新農民”的產生，一是農村教育，特別是人民中學的建立；二是合作化運動；三是大眾運動。下面分頭來看看這幾個重要因素的作用。
瑞典早期歷史上，一直是教會控制著民眾的道德、思想和行為。16世紀宗教改革之後，教會開始推進大眾的識字教育，以便傳播路德教的教義。據統計，在18世紀中葉，瑞典80%的民眾可以閱讀（同期中歐國家的閱讀比例是15%）。農民有了基本的讀寫技能之後，為其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的農業革命和市場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1789年，識字的農民可以閱讀購買王室土地的文書公告和劃分土地的合同。1820~1830年之後，甚至有農民開始自己起草合同協議。農民讀寫能力的提高，推動了農業和農貿的發展，這一經濟變化又推動了農村地區學校的發展，在土地持有農比較多的教區，農民開始大量投資興建校舍，送子弟上學。在1842年，瑞典建立了專門招收農民和工人子弟的人民小學（folkskola）。正是這些基本教育打下了瑞典農民發展的基礎。
人民中學的概念在1830年代出現在丹麥，創始人葛籣特維格（N.F.S.Grurdfvig）受到啟蒙思想的影響，針對貧困農民缺乏教育的現狀，發展了人民中學的思想，目的是使廣大民眾都得到平等的民主的教育。1840年代，人民中學的思想傳入瑞典，雖然得到了教育改革人士的支持和媒體的傳播，但直到1860年代才開始實施。此時正是瑞典政治改革之際，雖然從理論上說農民可以進入兩個議會，但農民本身所受的教育並不能勝任社會的發展和參與民主政治的實踐，於是建立一種新型學校以滿足形勢發展的要求便迫在眉睫。在1865年（瑞典議會改革前一年），瑞典西部地區一個教育委員會提出，要為全民提供進一步的教育，以便使民眾能夠行使選舉權、辦理公事、從事在社區和高層的管理工作，因此，人民中學開設的科目應該包括：歷史、政治科學、自然科學、地理、經濟、幾何、建築繪圖和地圖等等。
人民中學的建立與農村的發展關係密切，因此得到了農民們的支持，特別是在農業發達的南部地區。公民教育的理念成為人民中學的重要因素，由於大量飲酒、人口激增帶來的移民，以及教育的缺乏，農村人口素質在不斷惡化，因此，大眾也期待這一新的教育計畫成為對抗這些問題的機會，並且還希望學校提供有關發展農業的課程。
1868年，三所人民中學在瑞典正式開學，招收了127名學生。至1917年，共有2,000多名學生開始在50多所人民中學學習。同一時期，在瑞典語法學校學習的一年級學生總數是3,000多人。可見人民中學的規模已經與主流學校不相上下了。
1918年之後，人民中學開始招收城鎮裡的學生，與農村的聯繫逐漸疏遠，進入了發展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建立起與政治界的密切聯繫。從1920年代起，瑞典議會大量議員出自人民中學。1917年，有16位議員畢業於人民中學，以後逐年增多。到1960年代達到高峰，幾乎每五位議員中，就有一位出自人民中學。為什麼人民中學會培養出這麼多的政治人才？簡單來說，人民中學的教育理念與設計來自社區的期望與發展，因此，人民中學培養的政治人才就確保了政治代表與社區的連接，這與瑞典民主政治的發展是一脈相承的。
（二）合作化運動（cooperatives movement）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世界範圍裡的合作化運動風起雲湧。在向現代社會過渡的時期，歐洲、北美各國都亟待在生產與消費領域發展新型的社會組織，以便應對市場、資本的衝擊。
與北歐其他各國比較，瑞典有關農業的組織直到19世紀後期都比較微弱，在1846年才有改進農業生產的會議，但主導者是大地主，而分散、獨立的農民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這個精英階層。而在與之相鄰的丹麥和挪威，自1840年代起，農民就先後組織了改善農業的會議，建立起農業合作組織。由此可見，瑞典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大大低於其鄰國，生產生活大都還處於分散的無組織狀態。
1880~1890年，瑞典出現了由農民發起組織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合作組織。這一變化與瑞典工業化、市場化的發展密不可分。工業化的發展、市場和出口對食品的需求，打破了農村過去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模式，走向市場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需要組織起來才能打破價格壟斷。1880年，對農業的大量投資導致了農民合作組織的建立。1898年，瑞典消費合作社成立，標誌著現代合作組織的建立。合作化運動是對全球市場穀物降價的回應，這一降價又促成了新的乳製品業的合作化。1890年，瑞典牛奶合作組織有40,000個，1914年發展到100,000多個，合作組織經營著68%的牛奶和屠宰業。不斷發展的市場化，農業開放之後農民的分化，對新社會組織的聚合起了推動作用。
合作運動的特點之一就是對各種社會問題的回應，特別是應對那些在迅猛發展中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並給予現代化的解決方案。特點之二是在運動中強調教育和自我改善，例如，合作運動中為成員提供現代的記帳法，飼養農蓄的技術等等。合作的精神是合作活動的基本精髓。
瑞典消費合作運動是經濟領域直接民主的實踐，受到社會主義工人工會（Socialist trade unions for work）的影響，1929年“農民工會”（RLF）成立，參加者多來自北方的相對貧困和平等的小農，該組織的目的是在當地市場建立生產者合作組織，控制有利於生產者的價格，去掉中間商的利潤。農民工會的成立，標誌著新的農民組織與老式保守的由鄉村地主精英組成的鄉村黨的斷裂，農民自己創建的民主組織逐漸成為了農民政治的中堅力量。
（三）大眾運動（popular movement）
19世紀，瑞典正處於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階段，前現代的農業社會與現代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矛盾導致了各種激進的大眾運動的興起，主要包括由自由教會（free churches）、禁酒運動（temperance）、工人運動等。這些運動大都由社會的底層發起，在自我教育和啟發覺悟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集體的社會力量，成為瑞典進入現代福利國家的關鍵力量。
首先出現的大眾運動是宗教復興運動。該運動在由前現代的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受到18世紀虔誠派的影響，它強調除了上帝之外不存在任何權威，於是對瑞典傳統的路德教會的社會秩序及其等級制進行了挑戰，為19世紀的自由教會運動打下了伏筆。同時，19世紀初期受到英美自由解讀聖經的影響，自由教會開始在瑞典出現。
自由教會運動在思想上與自由主義相聯繫，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同時，該運動還推動了在個人參與的基礎上建立組織的理念。自由教會吸引了社會民主派和社會保守派之外的人參加，特別是店員和手藝人等，而這些人構成了現代中產階級的前身。至20世紀初，自由教會運動動員了大量民眾，大約有10%的瑞典人參與進來。關鍵是該運動還影響到政治體制的變革，1910年，22%的議員屬於自由教會。婦女在自由教會的作用也是其重要特點，在其組織中，2/3是婦女，1/3是男性。宗教復興運動，不僅要求宗教信仰自由，還有政治上的訴求，諸如集會自由。
思想的解放帶來了身體的解放，稍後，禁酒運動出現了。19世紀酗酒成為西方各國嚴重的社會問題，瑞典也不例外。瑞典在1837年成立了禁酒協會，不久就有10萬多人參加。大部分禁酒運動的參加者是低收入的男性，以沒有選舉權的手藝人、下層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為主。對他們來說，禁酒運動既是一種自我教育的方法手段，又是低等階級通向政治平等的途徑。正如禁酒宣導的那樣，禁酒避免了人們醉酒和做蠢事。一個禁酒的人就會有時間閱讀、看戲、參加會議、參加有關社會問題的辯論。省下錢來把自己搞得體面像樣，買好的吃食，把家裡收拾得明亮舒適。禁酒改變了男人的生活方式，並使他們具有社會的意識和政治覺悟。正如當時一位政治人物所言：禁酒只是政治的開始，當工人們（從酒中）清醒了，就可以認識到大的社會問題和任務。
到了1890年代，禁酒運動變得更為激進，與低等階級的參政運動聯合在一起。或者說，禁酒運動協助產生了全國性的參政運動。斯德哥爾摩自由選舉人聯合會（Stockholm's Liberal Electors’ Association, 1884），參政運動總聯合會（General Suffrage Assciation, 1886）是瑞典兩個成立最早的政治機構，都是在禁酒運動的提議之下組織起來的。
與前兩個大眾運動相比，勞工運動的出現比較晚。
在19世紀中期，瑞典勞工運動一直缺乏明確的意識形態，在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極中搖擺。從1870年代到19世紀末，瑞典工業化和城市化加快了步伐，在1880之後，瑞典工人運動正式登上歷史舞台。據歷史學家的分析，這一階段瑞典工人罷工運動在西歐歷史上記錄在案的數量最多。1879年發生了第一次重要的工人大罷工，其後30年連續不斷。在1900至1913年，勞工衝突比世界其他地區都猛烈，暴力、開火時有發生，直到1930年代後期才逐漸平息。各種工人組織經過了無數的接觸、討論和協商，最後決定支持社會民主的原則，在1889年同意建立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SAP）。該黨的成立，標誌著工人運動在政治上的成熟。最後，在1898年，24個工會組織的270名代表，代表了5萬名工人，同意成立一個獨立的全國工會聯合會（LO）。多數代表達成協議，工會聯合會所有的成員自動成為社會民主黨（SAP）的黨員。自此之後，瑞典全國工會（LO）和社會民主黨（SAP）開始在瑞典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合作。
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大約1/3的瑞典人都參加了一個以上的大眾運動，因此這三個大眾運動的成員經常是重合的。大眾運動在下層階級中起到了一種公民學校的作用，大家通過運動學會組織、動員和行動，在工運中跨組織成為普遍現象。雖然自由教會和禁酒運動與政治運動有不同的看法，但在當時主流政治排斥這些大眾參與政治選舉的情況下，禁酒運動和自由教會的組織為新生的工人運動提供了基本的組織機構網絡和力量。宗教運動和禁酒運動沒有興趣組成政黨參政，這促使社會民主黨（SAP）成為代表大眾運動的政治“主要承擔者”。因此，社會民主黨第一位領導人尤瑪律·布蘭廷（Hjamar Branting）承認，SAP實際上是“人民的黨”，而不是哪個階級的黨。
為什麼瑞典在19世紀會出現這些大眾運動？還要先看看這些運動的興起之地——農村的變化。在傳統的鄉村社區、行業工會、大地產逐漸衰落之後，個人和社會這兩個因素出現了。特別是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瑞典出現了社會的真空狀態，使新的因素、思想、組織有可能從這些地方出現。這些大眾運動匯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反對他們的共同目標——老的政權，反對由貴族、資產階級和正統的國家教會掌控的僵化的保守主義、前工業社會、前現代社會的秩序。
在向工業化社會過渡的過程中，農民的社會和政治地位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合作化運動、工人運動和大眾運動改變了大地產階層對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推動了全社會的民主進程。新農民的力量在這些運動中不斷壯大，在工人社會主義工會影響下，1929年農民工會（RLF）的成立，標誌著新的農民組織與老式的由鄉村地主精英組成的鄉村黨的斷裂。農民工會創建人與農民黨領導者大都是來自瑞典北部的貧困農民，在人民中學受過教育，參與過當地農民的合作化運動和自由主義政黨的政治活動。這些新農民與1914年參加農民大遊行的農民遠不是一回事了。
19世紀的瑞典被描繪成一種“貧困而精緻複雜”的社會，其特徵是：普通民眾雖然貧困，卻有著相當高的識字率；同時存在著大量的人力資本和資本機構。幾百年來，他們學習了這些似乎無用的知識，對提高生產率意義不大，繼續過著窮困的生活。
然而，千百年來所形成的農民集體的民主平等的基因仍然存在，在社會轉型期，它會以其他方式呈現出來。經濟上的合作化運動，是農民進入市場經濟的重要組織，它説明農民開始在國內外的市場上爭取到平等的交易。廣泛開展的大眾運動：自由教會、禁酒運動和勞工運動如同“公民學校”，將個人的思想解放與爭取群體的民主平等權利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大眾在運動中學會如何組織與活動，形成了許多跨組織的“小眾聯合”（small-folk），其結果是瑞典沒有走德國工人運動大規模的權威路線，在王權在位的寡頭政治、保守政治排斥大眾獲得參政權的形勢下，這些大眾運動推動著社會向著平等、民主的方向發展。農民，特別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是如何參與這些大眾運動的，仍然是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瑞典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向現代的平等民主社會過渡的過程中，獨立而強大的富裕農民階級並不是決定因素，其代表鄉村黨在1914年大遊行之時就露出了“保皇黨”的馬腳，其與現代社會民主平等的理念和組織原則相去甚遠。而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是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中的主力。當他們在人民中學受到教育，參與了大量的農民合作化運動、大眾運動之後，這些現代化的洗禮使一批“新農民”成長起來。在此基礎上成立的農民黨、農民工會，才有可能在1930年代與社會民主黨結盟，開啟建立以平等民主為基調的福利國家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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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琦 || 人口危機及對策：1930年代瑞典丹麥福利國家的鑄造
本刊網址：journal.ipm.edu.mo[網絡編輯 陳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