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詮林 || 美國漢學家“台灣文學研究”的理論方法與類型
對於海峽兩岸的台灣文學研究而言，美國“台灣文學研究”中的理論方法，可說是一種“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美國漢學家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經過長期學術積累，大多形成了各自的研究風格，如家常話裡寓正言厲色的夏志清，批評文字倜儻秀美的王德威，視野開闊而又嚴謹大氣的張誦聖，緊密結合海峽兩岸現實社會以及流行文化科技進而拓展至媒體產業的王瑾等。仔細考察美國漢學家研究台灣文學時所運用的理論方法，可以體會到西方理論思潮（如後殖民、新批評等）對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界的影響、西方現代性與中華民族文藝形式問題、西方現代性與東方殖民現代性的異同、世界範圍內文化批評與新批評解讀的衝撞、西方學者嘗試運用東方傳統的文學批評方法所帶來的文學理論的新發展等文化現象，由此也可看出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反饋到台灣後造成的影響，最終如王德威所說，“真正嚴肅認真地規劃出一種普遍存在的、學科的和地緣詩學的圖繪”。將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置於整個的西方文學理論版圖中，與此前已在西方漢學界興盛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橫向比較，我們會發現，如下三個問題值得深入思考：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與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台灣文學研究”的關係及異同，其中包括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反饋台灣後造成的影響；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中的翻譯技巧；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關聯。
一、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之特點
美國漢學家對台灣文學的研究，最早可見於1960年羅體模（Timothy A. Ross）以台灣作家姜貴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以及夏志清在其1961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説史》（初版中文名為《近代中國小說史》）附録中對姜貴及其小説《旋風》的論述，還有其兄長夏濟安同在該書附録中的對台灣文學狀况的介紹，此後更出現了葉維廉、劉紹銘等人有意識、成規模地對於台灣文學作品翻譯之後所出版的台灣文學英譯作品集。美國漢學家出手即不凡，他們主要基於細緻的文本分析和文本翻譯進行理論解讀。但是這些研究主要是針對現代漢語的台灣文學作品進行的，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美國漢學家有關台灣文學的研究著作中才有零星的關於台灣古典文學的内容出現（如張誦聖《哥倫比亞台灣文學史料匯編》），但至目前為止，美國漢學家仍缺乏對於現代文學階段的台灣文言文學的研究。
美國漢學家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至今均在“來自台灣的中國文學”這一框架内進行，無論是漢學家本人，還是美國的相關學術機構、學術組織乃至學術體制，都是將台灣文學研究置於漢學研究的範疇，或者作為“東亞研究”、“亞洲研究”、“中國研究”的一個分支對待的，因此，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也屬於居於中國角度所言的“海外漢學”的分支，它有着海外漢學所具有的共性的特點，當然，它也有區别於海外漢學其他分支的個性特點。
海外漢學與國學之間的區別在於，國學“出發點是中國本土，研究主體也是中國人自己，也就是說，如果前者是從外部來考察中國及其文化，那麼後者則是從內部來研究自己文化的。也許這兩者的相得益彰才能達到中國文化在世界普及傳播之目的，但目前的現狀遠非如此。另一方面，如果從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互動關係來看，前者是使中國文化國際化（全球化）的一個必要途徑，後者則是堅持中國文化本土化的一種必然。……由於各國的漢學家都十分注意用英文發表自己的作品，因此對西方主流學術界而言，他們的著述更為西方學人所知，其在一般西方讀者中的影響也更大。對於這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我們切不可視而不見”。當然，目前中國國內一般將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視為“國學”，故而針對中國現實問題展開的研究往往不被涵括在“國學”範疇之內。這也影響到了美國漢學界，長期以來，中國古典文學和古代文化研究在美國漢學界居於主流，也就是說，海峽兩岸傳統意義上的“國學”研究在美國漢學界備受重視，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則位居邊緣。“相對於俄羅斯文學和日本文學，為什麼中國文學在學術界外的讀者中不那麼受關注”，這曾是長期困擾美國漢學家的謎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後，尤其是普實克和夏志清論爭之後，這一局面有所改觀，中國現代文學已然成為世界上公認的新興學科，尤其是中國大陸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中國現當代文學愈加得到海外讀者的喜愛，而且伴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針對中國現實問題的研究也愈來愈得到各國政府和社會的重視，傳統意義上的海外漢學和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國學”的內涵顯然均需要適時增容。因而此處所講之“海外漢學”是廣義上的漢學，或者說是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化在內的漢學；“國學”也就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狹義的、只在學術界“象牙塔”內研究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學問，而是廣義上的、包括中國學者對於中國現實社會問題的研究在內的學問。
雖然上述海外漢學與國學有着相似的研究邊界擴充的趨向，但兩者仍然存在巨大差異，主要表現在語言載體的不同與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的不同。
“漢學家們雖然以漢語文本為研究對象和素材，但用來表述的語言主要是英語和其他西方語言，所講授的中國文學課程一般被稱為‘翻譯中的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很像我們中國高校中文系開設的用漢語講授的世界文學課。此外，他們的研究成果由於其出發點和方法論的不同而迥然有別於中國學者的成果，但有些確有新的成果已經給我們的研究以新的啟示”。這種啟示往往可以給中國學者帶來新鮮的創意與思維模式的變革，尤其是當海外漢學與國學針對同一個社會文化現象展開方法各異的研究，最後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結論的時候；這種啟示又可以成為對於雙方的互鑒而非單向的影響，學者們由此可以回到問題之外並看到，問題不止可以正面地“證明”，從反面進行的“證偽”有時更具說服力。
正如王德威所說，“一個社會的典律可能會是另一個社會的禁忌，明顯敵對的論述實際上卻可能詭異地共享了相似的前提”。東西方社會固存在着思維模式的差別，一定歷史階段的不同政治意見也會導致雙方的學術評判尺度各自不同，而這種對同一問題的分別論述可以提示讀者回到問題的原點，站在“元批評”的角度去思考造成這種分別論述現象的“前提”到底為何，並深思其合理性。“這一點尤其可在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中國國內學術界所起到的反饋作用中見出：在以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科書中，錢鍾書、沈從文和張愛玲這三位作家基本上被放逐到了邊緣，而在夏的書中，這三位作家則居於作者論述的中心，這顯然是作者的意識形態觀念和形式主義分析所使然。錢理群、溫儒敏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修訂版）終於糾正了這一偏差，終予這三位作家以應有的歷史地位。）”。
無獨有偶，繼夏志清開創“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相結合”⑨的研究方法之後，1973年，由台灣來美國留學繼而留在美國從事教學研究的李歐梵出版了《現代中國作家之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用他的繼任者王德威的話來說，“正如書名所示，此書探討了文學論述觀念以及一代中國作家兼革命家們所特有的生活方式。此書表現了李氏對文學、文化和傳記歷史相摻雜的興趣。此外，該書還提供了一種後人無法模仿獲取的學術模式”。由此可見，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導致研究結論的相異，但是也可以彼此影響，甚至可以融混合流，而這恰可以促進問題的深入討論，進而推動學術進步。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與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台灣文學研究”之間的關係類同此理。
在“十七年”時期（1949~1966），形成了與國際“冷戰思維”相吻合的文學論述中東西方意識形態劃分，而新一代漢學家開始思考如何突破這種“東西二元”的文學論述意識形態分類。這種突破有其創新，但因其更注重問題意識，強調的是問題的提出而非問題的解決，因此，對讀者的辨別能力與文化素養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如杜克大學教授荊子馨（Leo T. S. Ching）的論文《難以置信的霧社叛亂：殖民性、原住民性與殖民差異的認識論》，闡述了一個殖民現代性的問題，台灣學者李奭學在編選論文時如是轉述其觀點：“對多數清末民初的台灣知識分子或一般百姓而言，日本殖民本身是個令人既愛又恨的事實。日本是先進國家，雖然是殖民，而且還是軍事統治，對台灣仍然有啟發作用”，並稱該文“讓歷史在某個意義上回歸歷史”。轉述行為本身就具有一種認可的意味，而此種觀點顯然有異於中國大陸學者的抗日與殖民抵抗“二元對立”的普遍觀點，有其不合理性與麻痹性，值得以警惕心認真討論與辨析。這也提醒讀者，想要讓文學研究完全脫離政治立場是不可能的，正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的主張，“不論是政治還是文學都是人類的生活。在中國，這種政治性比其他大多數國家更甚。一個作家假裝不具有政治性，這只是一種‘政治性’的假裝”。林培瑞出生在紐約，大學時開始學習中文，196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1973年曾到訪台灣，1976年以題為Traditional Style Popular Fiction in Shanghai , 1910-1930（《上海傳統風格的通俗小說（1910~1930）》）的博士論文獲得學位，他以研究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和大眾文化著稱，並帶動了1980年代之後中國國內的通俗文學研究。由此也可看出，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乃至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台灣文學研究”（乃至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之間也有着學者的互動、研究文本傳播的雙向流動及研究方法和觀點的相互影響，前述荊子馨對於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殖民現代性問題的探討得到台灣學者的認可，即體現了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傳播至台灣之後對於台灣學者的影響。
兩岸文學的發展，自1980年代末以來，在許多領域有着相似的發展趨勢。比如，在1990年代，“儘管抒情詩是一九七〇年代末油印印刷品和非官方出版物中最受青睞的體裁，但在中國大陸，如同其他現代和商業社會一樣（包括在台灣），詩歌以及戲劇的作用及其讀者數量極大地減少了。一九九三年出現的停滯，使我們得以遠觀中國新時期文學，而一九九九年就更是如此了”。不只文學的發展，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到美國留學的留學生人數日漸增多，逐漸趕上並超越了由台灣赴美留學的人數總和。他們中的許多人學成之後成為在美國的“新移民”，其中以中國文學研究為志業的學者與先期到來的台灣學者互通聲氣，互相提攜，便有來自大陸的“新移民”漢學家開始關注台灣文學，海峽兩岸赴美留學生由此成為兩岸台灣文學研究交流的優質媒介。1990年代的“新移民潮”及其對於宏大歷史敘事的相似興趣，以及文學作品受眾的趨同，使得海外漢學與國學形成了一個松散型的學術共同體，以研究台灣文學為志業的美國漢學家、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者也形成了雖研究方法有別、研究立場各異，但卻因研究方向相同而交流密切、互動熱絡、惺惺相惜、“抱團取暖”的學術圈。
簡而言之，美國漢學家研究台灣文學的理論方法主要有“翻譯台灣”、“從文學看台灣”、“台灣文學與電影”（以電影為介入口解讀台灣文學）等幾種路徑。由此反觀海峽兩岸的台灣文學研究，兩者在研究對象的選擇、研究方向的側重、話語體系的選擇等方面有明顯的差異。
大陸學者長於史料搜集整理和文學史書寫，劉登翰、汪毅夫等編寫的《台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時間跨度從古代文學直至當代文學，時至今日仍是海內外公認的台灣文學史通史（時間跨度從古代文學直至當代文學）的經典，是集體編撰台灣文學史的成功範例；古繼堂、古遠清被譽為台灣文學研究界的“南北二古”，古繼堂所著《簡明台灣文學史》是一本簡明扼要的台灣文學史入門書籍，古遠清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深入而全面，所論範圍廣及台灣作家作品、台灣文學理論批評史、台灣文學思潮、兩岸來往書信、台灣查禁書刊等，而且老當益壯，僅2021年一年便出版了稱為“台灣文學五書”的五本有關台灣文學的書籍，且均為獨著。此外，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者也非常注意兩岸文化親緣的挖掘與整理，尤其是毗鄰台灣的福建省，自20世紀至今，有關閩台文學交流、閩台文化淵源的研究學者和研究著作層出不窮，蔚成台灣文學研究的“福建學派”，其中尤以汪毅夫及其弟子們近年來所從事的台灣近代文學研究、閩台民俗文學研究、閩台科舉文化研究、台灣内渡作家的文脈傳承系譜研究最具特色且成果豐碩。
台灣地區學者研究台灣文學有地利之便，因而近年來趨於精細化的區域性文史資料搜集整理頗見成效，如黄美娥、詹雅能、許俊雅等學者出版了《魏清德全集》（台灣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年）、《鄭家珍、鄭蕊珠作品集》（台灣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6年）、《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台北：“國史館”，1995年）等。研究台灣文學的台灣學者首先受到對岸編撰《台灣文學史》的刺激與感染，有着彌補自身書寫文學史缺憾的努力。此外，許多研究台灣文學史的台灣學者是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轉來（如黄美娥原本是一名優秀的蘇軾研究學者），因而有着深厚的國學功底，以及文言文學研究和古典文獻考訂的功夫，轉而從事台灣地方文學史和台灣現代文學史時期的文言文學研究以後，收穫了許多令人驚艷的成果。近年來隨着美國漢學家研究台灣文學的成果回流台灣，台灣學界也開始運用西方理論解讀台灣近現代文學階段的文言創作現象，這是一種嶄新的嘗試。
通過比較美國漢學家與中國大陸學者、台灣學者研究台灣文學的成果，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漢學家對台灣當代文學的關注比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者們都要早；中國大陸學者對二戰前和二戰中的台灣古典文學、白話文學、民間文學研究較多，台灣學者較多關注日據時期台灣的文言文學和日語作家作品。比較而言，中國大陸讀者對於台灣文學（尤其是古龍、瓊瑤等通俗文學作品）的興趣明顯高於美國讀者。
二、美國漢學家“台灣文學研究”中的翻譯技巧
美國漢學家的中文文學翻譯水平是舉世公認的，而喬志高、劉紹銘、白之、葛浩文、陶忘機等便是優秀美國翻譯家群體中的傑出代表。
喬志高（高克毅）曾經和白先勇合作翻譯了白先勇的短篇小説集《台北人》，題為《游園驚夢》（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劉紹銘則曾早在1970年代便將一些優秀的台灣小説結集翻譯成英語在美國出版，題為Chinese Story from Taiwan: 1960－1970（《來自台灣的中國小説：1960—1970》），他與葉維廉是最早在美國出版英譯台灣文學作品集的漢學家。白之（Cyril Birch）1979年在德克薩斯大學奥斯汀校區參加世界上第一次海外舉行的台灣文學研討會，發表了他以英美新批評的理論方法對台灣作家朱西寧小説《破曉時分》進行細緻文本分析的論文，並將該小説翻譯成英文。中國大陸作家莫言在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前在西方國家就有着很高的知名度，這一方面因為其小説被改編成的電影《紅高粱》獲得了西方觀眾的青睞，帶動提升了其小説在西方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則得益於其作品大多被翻譯成了英文。可以說，莫言是目前作品被譯成英文比例最高的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根據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發佈的官方信息，其作品被譯成英文出版的已達11部之多，而這些作品都是美國漢學家和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譯作。
葛浩文的翻譯技巧廣為學者稱道，美國漢學家金介甫曾予以高度評價。李昂的小說《殺夫》由葛浩文與楊愛倫（Ellen Yueng）合譯，於1986年出版；白先勇小說《孽子》由葛浩文翻譯，1989年出版。“單看這兩本書名的翻譯，就見出譯者的工夫：前者從‘夫’變成‘婦’（小說本來就以女性為主角），後者能把難譯的‘孽子’兩個字，不多不少同樣譯成兩個英文字，而翻譯之後的新詞，就英語世界來說，反更鮮明的扣緊主題。boy一字既貼近原文的‘子’，又造成字面上的玲瓏剔透，尤其傳神。兩本書都屬第三世界的性別議題，想是因此而得到英語出版業的青睞”。葛浩文在獲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在《衛報》發表《我的英雄：莫言》一文，回憶了最初翻譯莫言作品的細節：“當我寫信要求翻譯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時，他還是個無名之輩，而我不過是一個有好聽的中文名字的美國學者。這本書後來推遲到了電影《紅高粱》火了之後才出版。那時候，我們都為譯文的事兒高興……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翻譯了三本他的作品之後，當時在北京。後來我們又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場合見過幾次。有一次在科羅拉多州宣傳《酒國》，莫言和我們在一起的幾天裡，幾乎把所有書架上的中文小說全部閱讀了一遍。那時候他跟我說了一句：自學者就是這樣的。”與文學作品原作者構建良好的互動關係，是葛浩文能夠獲得準確信息、將原作語言翻譯得準確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他除了與莫言等大陸作家成為好友，也與台灣作家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良好的互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夫人林麗君便是一位來自台灣的華裔翻譯家。
陶忘機（John Balcom）的太太黃瑛姿（Yingtsih Balcom）也是一位來自台灣的華裔翻譯家。陶忘機除了以翻譯台灣詩歌著稱以外，還曾經翻譯過台灣作家李喬的《寒夜》（Wintry Night, 2002）、張系國的《城（三部曲）》（City Trilogy, 2003）等小說作品。他在所編譯的《台灣“原住民”作品集》中，對自己和太太還做了一番介紹。像這樣的夫妻搭檔翻譯家，在海外漢學家裡面是一個有意思的普遍現象。在翻譯史上，採用合譯的方式進行難度較大的翻譯工作已屢見不鮮，曾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的美籍華人學者茅國權（Nathan K. Mao）與美國漢學家珍妮·凱利（Jeanne Kelly）合作，在1979年將錢鍾書的《圍城》譯成英文出版，便是一個成功案例。毋庸置疑，類似葛浩文夫婦、陶忘機夫婦這種中西結合的天然優勢，可以提升台灣文學英譯的語言表達與文化闡釋水平。
美國漢學家們在開展文學翻譯工作時所付出的艱辛和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葛浩文曾這樣形容自己的翻譯工作流程：“譯者既要熟練地翻譯原語及其文化，又能以各種方式在目標語裡予以再現。因為譯者要同時完成三項任務：閱讀、批評（或闡釋）及創造性的寫作”。其認真和敬業的態度令人敬佩，而其翻譯方法和技巧也值得他人借鑒。
當然，因為文化之間的差異，翻譯之“隔”也在所難免，如鄧騰克（Kirk Denton）談莫言時所說：“在西方有些人批評莫言並沒有坦率地說出他對中國政府的批評，但這也反映出了西方大眾傳媒狹隘的政治偏見。對我來說，莫言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因為他的作品將社會批判和敘事方式以及語言風格上的文學嘗試融合在一起。莫言的語言非常美，當然這種美在翻譯的過程中有所折損。”同樣，中國學者在將美國漢學家的中國研究著作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同樣也會存在着一些“理解和技術方面的”問題。
三、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與美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關聯
美國漢學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曾說：“可以這樣說，在中國大陸文學之前，台灣文學是西方批評的關注點。”夏志清以及他的哥哥夏濟安的研究，尤其是《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中有關台灣文學的研究，可以說是這種關注點的投射，而這本書恰恰也是世界漢學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奠基之作。王德威曾說：“20世紀50年代，夏志清（C. T. Hisa）和普實克（Prusek）分別在美國和歐洲開始對晚清到當代的中國文學和文化動力論進行廣泛的研究考察，由此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作為一門學科出現。”可以看出，在世界漢學（包括美國漢學）的視野裡，台灣文學研究是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特別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先聲”而出現的，兩者從發端之日起便密切相連，渾然一體。劉紹銘教授翻譯的台灣小説集的題名《來自台灣的中國小説：1960—1970》（Chinese Story from Taiwan: 1960－1970），也説明了這一點——中國當代文學與台灣當代文學是一體而不可分割的，台灣小説是來自台灣的中國小説。
在美國的學術體制裡，並沒有單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及“台灣文學研究”學科，甚至也沒有單獨的“中國文學”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台灣文學研究”，都是“比較文學”、“東亞研究”或“亞洲研究”的一部分，因而彼此沒有界限分明的學科區分。從事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漢學家往往同時也從事台灣文學研究，如金介甫、王德威；也有先從台灣文學研究起步進而擴展至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漢學家，如張誦聖；更多的漢學家將台灣文學融合入中國文學乃至華語語系文學的版塊之中加以考察與研究。如美國學者路易士·羅賓遜（Lewis S. Robinson）在其論文《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家眼中的基督教》中指出，“要檢視與基督教相關的中國小說，首先得從這兩位五四運動出來的作家着手，而以近幾十年裡台灣小說中所塑造的基督教形象作為終結”。文中所說的兩位作家，指的是郁達夫和郭沫若。該論文除討論郁達夫、郭沫若等中國大陸作家以外，還討論了許地山、陳映真、朱西寧等與台灣有關作家的基督教敘事。
雖然台灣文學有着獨特的社會歷史背景，但是無論是美國漢學家對台灣文學的研究還是其對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都十分關注作為文學背景的社會政治環境，尤其善於將兩岸的社會背景放置在一起予以考察。從陳映真到柏楊，從《美麗島事件》到大陸開放探親，從台灣解嚴到文學作品的商業化，從作家的本外省籍區分到兩岸文學作品的雙向出版流通，金介甫的評述簡明扼要但信息量豐富，顯示了美國漢學家整體把握兩岸文學的自如，也很好地告訴讀者兩岸文學無法分割的共同社會歷史背景，以及“台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血肉關聯。
就兩者的研究方法而言，王德威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在90年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研究和批評實踐中，理論占據了越來越突出的地位。這種趨勢反映了學者和研究者在有意識地提升其研究工具以便能夠更好地掌握研究主題，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一趨勢同樣表現了東亞對普遍的‘理論轉向’的一種反應——該理論轉向在80年代之間和之後盛行於美洲學院機構的所有人類學系所”。這一變化也恰好體現在美國漢學家們的台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變化上。當然，美國漢學家們的台灣文學研究並沒有把理論研究“定於一尊”，而是多種形態並重，尤其是對於台灣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的熱情，從1990年代一直持續至今。
四、美國漢學家台灣文學研究的形態
美國漢學家研究台灣文學的方法多元，形式多樣，除了一般意義上所說的學術期刊論文、學術專著以外，對於台灣文學作品的翻譯、編選台灣文學作品譯本、編輯有關台灣文學的報刊、舉辦有關台灣文學的研討會、開展有關台灣文學的研究課題（或曰“研究項目”、“研究計劃”）、撰寫有關台灣文學的學位論文以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指導學生撰寫有關台灣文學的學位論文、開設有關台灣文學的大學或研究所課程、設置台灣文學專業等，都是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形態。以下可分類舉例說明之：
（一）文學作品翻譯與文學作品選集
1. 劉紹銘的台灣文學選集《來自台灣的中國小說：1960—197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不斷的鏈條：1926年以來的台灣小說》（The Unbroken Chain: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葛浩文的英譯台灣小說。
3. 米樂山（Lucien Miller）英譯的《在家放逐：陳映真短篇小說》（Exiles at Home: Short Stories By Chen Ying-che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6）。其中包括《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死者》、《將軍族》、《淒慘的無言的嘴》、《最後的夏日》、《唐倩的喜劇》、《六月裡的玫瑰花》、《上班族的一日》等九篇短篇小說，該書前面有致謝和引言。
4. 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1986年的英譯本Mulberry and Peach: Two Women of China，加了說明性的副題——兩個中國女人。
5. 《台灣現代詩選》（The Isle Full of Noises: Modern Chinese Poetry from Taiwan ），張錯（Dominic Cheung）編譯，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7年印行。
6.《現代中國女作家評論集》（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Critical Appraisals, M. E.Sharpe, 1989），杜邁可（Michael S. Duke）主編，該書中闡述了女性作家寫作與男性作家寫作的六點不同。
7. 耿德華（Edward Gunn）翻譯的王文興《背海的人》，1993年由康乃爾大學出版。
8. 杜玲（Susan Dolling）翻譯的王文興《家變》，1995年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
9. 白先勇的Taipei Characters，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編者喬治高（George Kao）。
10. 哈玫麗（Rosemary Haddon）從博士論文開始處理的就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此後研究幾乎也都以台灣或中國的同類作品為主，1996年刊行了其所編譯的《牛車︰1934迄1977年的台灣鄉土小說》（Oxcart: Nativist Stories from Taiwan 1934-1977）。
此外，還有兩部在歐美漢學界出名的選集《山上的樹》（Trees on the Mountain）和《現代中國小說世界》（World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編選了海峽兩岸的文學作品。
金介甫曾經評價此種文學選集現象背後的政治文化因素：“最優秀的台灣文學，像大陸文學一樣，經常避免直接的政治抨擊，肇始於夏志清的哥倫比亞/台灣大學學派，支持大陸—台灣文學共同體的展望，其中，由於英文選集《哥倫比亞當代中國文學文集》、《眾聲喧嘩》、《玉米田之死》的出版，台灣文學的價值——如果不說台灣文學作品的話——更具有活力。奚密編的《中國現代詩歌選集》將這種中國文學觀推展到詩歌。”顯然，由金介甫所列舉的幾本著名譯本選集來看，美國漢學界主流的漢學研究著作是把大陸文學和台灣文學做一體化考量的。這種將台灣文學置於整體的中國現當代優秀文學作品中坐標系中予以衡量的選譯原則，避免了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和井蛙之見，更可以向世界展示優秀的台灣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
（二）學術專著
1. 張誦聖的“現代派小說”研究。相關著作有《現代主義與本土抵抗》（德勒姆：杜克大學出版社，1993年）、《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年）、《從戒嚴法則到市場規律》（Sung-sheng Yvonne Chang, 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林張明暉（Julia C. Lin）的《台灣當代詩歌評論集》。她也是《我愛你——中國當代女詩人詩選》的譯者，該書共選入了36個中國當代女詩人的111首詩歌。
3. 奚密的“現代詩”研究。
4.王德威的台灣當代文學評論。
（三）研討會、研究計劃和相關報刊
1. 1979年，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舉辦了海外第一次台灣小說學術研討會。
2. 1986年在德國召開，由馬漢茂與劉紹銘等教授合辦的一次大型文學研討會，題為“現代文學的大同世界”（The Commonwealth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3. 第二次當代台灣小說研討會與台灣文學專號（科羅拉多大學，1991年）。
4. 杜國清創辦的“台灣文學英譯叢刊”（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1997年）。
（四）學位論文
對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的代際傳承最有意義的，是自1980年代以來，以台灣文學為論述對象的博士論文的日益蓬勃。在美國，直接以“台灣文學”為論文題目而取得博士學位的歷史，要比台灣地區早十幾年。
1. 美國第一篇台灣文學博士論文是1981年威斯康辛大學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之發展：1920~1937》（The Evolution of the Taiwanes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from 1920 to 1937 ），作者白珍（Jane Parish Yang），由劉紹銘指導。白珍現任美國勞倫斯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副教授。
2. 1981~1983年，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有三篇以“台灣文學研究”為選題範疇的博士論文：張誦聖 的A Study of “Chia Pien”: A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 From Taiwan ，對照興起於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理論研討王文興的《家變》；簡政珍的 The Exile Moti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aiwan，討論余光中﹑葉維廉﹑白先勇﹑張系國﹑陳若曦等五家作品的流放主題；Sally Ann Lindfors的An Analysis of the Short Storiess of Ouyang Tze，分析女作家歐陽子的短篇小說。
3. 林茂松的博士論文Social Realism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Taiwan（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1986年），討論了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及台灣鄉土小說。
4. 1990年代以來博士論文主題趨於多元化。如1990年代，有將近十部與台灣文學相關的博士論文在美國發表。此後，隨着攻讀人文學科的台灣留學生的增加，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方向的博士論文內容越來越多元化，有探討台灣新電影（如侯孝賢、楊德昌）者；有研究女性主義文學者；有論述文學中的政治議題和文化認同者（如1996年普林斯頓大學葉蓁的《殖民主義及其反抗話語》，探討當代文學及電影中的“國家”論述）；有討論“台灣文學”概念的建構過程者（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麥查理梳理了近十餘年間台灣文壇的思潮與論爭）。文化認同、女性主義、現代主義成了最熱門的議題。文化認同方面，1991年俄亥俄州立大學陳愛麗的《台灣七十年代鄉土文學——文化認同的追尋》，把鄉土文學放在較大的第三世界的文化背景中來觀察，視其為受到西方（現代化）衝擊後的產物，是文化傳統與革新的鬥爭。女性文學方面，1994年威斯康辛大學范銘如（Fan, Ming-Ju）的博士論文《愛情概念的變遷：台灣女作家小說》（The Changing Concepts of Love: Fiction by Taiwan Women Writers）論述了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台灣女作家小說的愛情主題。1995年，羅徹斯特大學江淑珍（Chian, Shu-chen）的《台灣女性主義文學》，則更進一步探討了台灣後現代時期的女性小說，在論及張愛玲的影響之後，還考察了袁瓊瓊、廖輝英、李昂、朱天文的小說，探索女性書寫背後的文化政治意圖。現代主義文學方面，有論述“洛夫與台灣現代詩”者，有專論現代小說的敘事結構者，還有一部泛論1950年代以來的台灣文學發展，旁及張愛玲、白先勇的小說。
自1960年代至今，美國漢學家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由對作家個案研究起步，進而拓展到宏觀台灣文壇概況的介紹，繼之以精選台灣作家作品集的翻譯出版，到當前史（文學史）、論（評論）、譯（翻譯）、教（教育教學）的多元化研究與傳播的繁榮局面，呈現了美國漢學家對於海外漢學領域的另一種辛勤貢獻，也展示了值得海峽兩岸學界借鑒的獨具特色的理論方法。他們所帶來的啟示，又可以成為對於雙方的互鑒而非單向的影響，學者們由此可以回到問題之外並看到自己的“前提”，從而將思考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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