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姬建敏，河南大學編輯出版研究中心教授，《河南大學學報》編審
[提 要] 回顧與總結新世紀20年來中國高校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研究的熱點問題，對於整體把握中國學術期刊研究的學術動態、及時追蹤理論前沿、深切感受時代脈搏，具有無可置疑的重要意義。高校社科學術期刊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最大類群，新世紀20年來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高校學術期刊改革、學術期刊評價、學術期刊國際化與數字化、特色欄目與編輯學者化等方面。這些熱點問題，既展現了20年來中國高校社科學術期刊研究的重點、亮點與成就，也暴露了研究內容內部性與外部性失序、研究範式實踐性與理論性失衡、研究成果數量與質量失重的問題。總結經驗，反思問題，高校社科學術期刊的研究進路是聚焦學術理論、推進研究深度，關注現實熱點、拓展研究廣度，加強研究隊伍建設、提高成果厚度，借鑒多學科方法、延展研究長度。[關鍵詞] 高校社科學術期刊 學術期刊改革 期刊評價 數字化轉型 學術期刊國際化[基金項目]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改革開放40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發展研究”（項目號：19YJA86005）的階段性成果；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編輯學課題“新時代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的機制保障研究”（項目號：ZD2021008）的階段性成果。[原文出處]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總編視角”欄目
新世紀20多年來，中國的學術期刊發展和研究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快速成長期。高校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作為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中佔比54%的主力軍，面對國際化、數字化的衝擊，體制機制、形態業態、思想行為的嬗變，不僅在轉型求強、融合創新的道路上發展迅速，而且與之交相輝映的學術研究也同步展開、持續深入，並取得了頗為豐碩的研究成果，在推進整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創新發展中發揮着越來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鑒於此，筆者嘗試通過對這20年期刊所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的檢視，展現新世紀20年來高校社科學術期刊研究的熱點與亮點，反思問題與不足，探尋方向與路徑，以期助推中國學術期刊發展和研究再上新台階。
一、高校社科學術期刊研究熱點
為了比較準確地把握新世紀20多年來我國高校學術期刊的研究狀況，筆者借助中國知網對學術期刊論文進行“高校社科學術期刊”、“高校社科學報”主題詞檢索，時間設定為200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獲得有效文獻1,409篇，滿足作者單位、論文內容、發表期刊是高校、高校學術期刊要求的有472篇；《澳門理工學報》“總編視角”欄目2011年第4期~2022年第2期發表文章100篇、筆談10組55篇。通過對中國知網472篇文章關鍵詞詞頻分析，這20年出鏡較多的熱詞依次是特色欄目、困境對策、改革發展、核心期刊、影響因子、特色化、編輯學者化、編輯素質等；通過對472篇文章中按下載量排名前200篇文章關鍵詞詞頻分析，發現期刊評價、期刊改革、辦刊模式、學術評價、數字化、學術質量、編輯學者化排在前列；通過對“總編視角”欄目43篇“主持人語”和百餘篇文章的文本解讀，發現學術期刊改革、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數字化、國際化、專業化、特色化等研究熱度居高不下。一言以蔽之，新世紀20年的高校社科學術期刊研究，不僅成果數量多，內容豐富，而且研究熱點相對集中在期刊改革、期刊評價、數字化轉型、國際化、特色欄目、編輯學者化等問題上。下面舉其犖犖大者論述之。 如果說發展是高校學術期刊與生俱來的使命的話，那麽改革則是高校學術期刊實現使命的最大擔當。改革研究作為高校學術期刊研究中常說常新的熱門話題，面對新世紀以來國際化進程加劇、數字技術迭代發展、政府文化體制改革以及評價機構等方面的強力擠壓，使原本躲在“象牙塔”裡的高校學術期刊危機四伏，發行量少、讀者面窄、掛以校名、曲高和寡的高校學報更是舉步維艱、飽受詬病。高校學術期刊改革和改革研究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學界、業界都極為關注、關切。 從政府層面看，政策的賦能是助推高校學術期刊改革發展的利器，也是改革研究的引擎。比如，2002年7月教育部召開全國高校社科學報工作研討會，時任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發表“新世紀新階段高校社科學報的形勢和任務”講話，教育部下發《全國高校社科學報工作研討會會議紀要》和《教育部關於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工作的意見》，“講話”作為“主管部門系統闡述高校社科學報整體改革思路”的“起點”，直接引發了新世紀高校社科學報由“全、散、小、弱”向“專、特、大、強（精）”布局結構調整改革的研究熱潮。自此，“全、散、小、弱”不僅成為研究者對高校社科學報現狀的一個基本判斷，而且也成為研究的出發點，研究者大多以此為據，或總結、反思高校學術期刊存在的問題，或爭鋒、爭論高校學術期刊要不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的發展大計，見仁見智，高潮迭起。再如，2012年7月原新聞出版總署下發《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方法》，被相關學者解讀為“《實施辦法》的實質就是‘轉企’一刀切”，其直接後果是引爆了高校學術期刊體制改革的“火藥桶”，一時間“高校學報”、“改企轉制”炙手可熱。轉企？還是改制？學術界、期刊界尤其是學報界無法置身事外，強烈的不滿，尖銳的批評，深刻的反思，激烈的爭執，在學術期刊研究領域此起彼伏。 當然，並不是每一個紅頭文件發布都能“一石激起千層浪”，但相應的“蝴蝶效應”卻會不同程度地影響研究的“風向”和“風速”，尤其是對體制內的高校學術期刊編輯和主編而言。從現有成果看，這些主編或編輯幾乎全都認同改革，只不過由於自身站位不同，對高校學術期刊改革的關鍵問題意見不甚一致，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種意見立足於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對高校社科學報現狀的判斷和“走內涵建設之路”、“走特色化、專業化、集約化與規模化發展之路”的要求，強調要改變這種現狀，最主要的是調整高校社科學報內部布局結構，提高學報質量等，基本上不涉及體制。比如，張耀銘認為，要區別對待社科類學術期刊改革，高校學術期刊應發揮“名刊”、“名欄”示範作用，克服純學術化傾向，開闢“特色欄目”，組織“專題研究”，提高學術質量。陳穎認為，要解決當前高校學報“全、散、小、弱”的弊端，簡單地採取激進的轉企改制辦法實非上策，學術期刊的改革首先不是解決結構性的弊端問題，而是解決政策的監管手段落後於學術期刊發展的問題，建立科學的質量評估體系逐漸淘汰那些不思進取、質量低下者，才是比較符合學術規律的可行辦法。另一種意見認為高校學術期刊之所以面臨艱難的生存局面與現行體制有一定關係，只調整高校社科學報內部結構，不可能實現高校社科學報的“專、特、大、強”，改革的關鍵和出路在於制度創新，而“一刀切”地轉企改制、推向市場不現實也行不通。比如，李頻明確指出，高校社科學報改革的關鍵和出路在於制度創新。他強調，離開或者迴避制度創新，單向度追求高校社科學報的功能轉換，改革難以成功，制度創新是高校學報功能轉換的基礎，制度創新的主角是政府。仲偉民指出，政府倡導的期刊改革大方向沒有錯，但不能“一刀切”，更不能盲目地推向市場、扼殺學術。體制改革並非學術期刊單方面的事，只有從管理體制改起，才能從源頭上解決學術期刊的問題。劉曙光認為，高校文科學報的主管、主辦制度造成了學報“全、小、散、弱”的特點，性質決定體制，高校文科學報應劃歸公益性的文化事業，由國家有關部門給予財政支持，把學報推向市場，有百害而無一利。另外，還有極少數研究者與上面兩種意見相左，尤其和第二種意見大異其趣。比如，尹玉吉就對批評高校社科學報“全、散、小、弱”、低水平重複、千刊一面等的觀點不以為然。他通過對中國大學學報的歷史考察、系列數據比對、大學學報功能研究、學報特色反思以及中西方學術期刊比較，認為我國的大學學報業績輝煌，綜合性學報的存在是合理的，所謂的“全、散、小、弱”有其客觀必然性，與世界水平和發達國家比較，我國的學術期刊不是多了，而是嚴重匱乏。至於我國大學學報的出路應該從攸關質量的審稿入手進行改革。如此等等。無論是直面學報現狀，主張學報內部轉型調整的探討，還是把矛頭指向體制卻也堅決反對“一刀切”轉企改制的反思，或者是執迷於學報業績輝煌、過高估計審稿作用的觀點，儘管角度不同、看法不一，用桑海的話說是“視差之見”，但研究者各抒己見，各具理據，各自精彩。 如果說上面所說的機制、體制之爭，關涉的重心是影響高校學術期刊改革成功與否的大是大非問題的話，那麽改革路徑之爭則具體到改革方案的落實層面了。從現有研究成果看，研究者大都對專業化、特色化、內涵式發展沒有異議，爭論的焦點是改革路徑怎麽選擇更合適、合理。比如，康敬奎認為，特色化是學術期刊的真正出路。朱劍認為，打造高校社科學報的特色是高校社科學報無奈的選擇；特色欄目對於高校社科學報的“體制病”來說，治標不治本。李孝弟認為，向專業性學術期刊轉型並非綜合性大學學報的最佳路徑。劉京希認為，綜合性和專業性期刊各有優劣；雖然走專業化、特色化道路是刊物的發展趨勢和生存的必備條件，但單個刊物走專業化、特色化道路存在巨大的難以逾越的障礙。應該說，特色化與專業化、綜合性與專業性不是對立的關係，沒必要非此即彼，高校學術期刊的改革“知易行難”，研究者學識、經歷尤其是所在高校不同，對發展趨勢的判斷、現實困境的感受不一，改革的路徑選擇就各有側重，多種觀點激烈碰撞，多種方案競相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高校學術期刊改革大有裨益。 相對於高校學術期刊的改革研究而言，學術期刊評價、學術評價及其評價體系建設研究，從關注的人數、作者範圍到白熱化程度、持續時間，一點都不遜色。從1992年北京大學圖書館編製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問世，到新世紀後南京大學社科評價中心“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相繼發布，尤其是CSSCI來源期刊榜單被科研成果管理、職稱評定、學術機構績效考核等廣泛應用，“潘多拉”的盒子一經打開，在中國學界、業界的探討、質疑、批評、詰問不絕於耳，研究文章數量呈幾何級飆升。近幾年來，針對量化評價的危害，學術評價異化嚴重的現實，以及政府部門反“四唯”、破“五唯”的倡導，研究者趨向進一步思考學術評價的“初心”、“初衷”，並嘗試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評價體系。審視其研究內容，“火力”集中的是對現行評價體系的質疑與批判，理性、自覺的是對評價體系的反思和建構。 說到現行評價體系中的問題與弊端，恐怕是這20年期刊評價研究中人氣最旺、話題熱度最高的“流量明星”了。檢視現有的研究成果，幾乎每一個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涉獵過、批評過，批評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評價的科學性、權威性及實踐中的功能異化上。比如，對於以影響因子為核心指標的核心期刊量化評價方法，仲偉民認為，量化評價扼殺人文學術；僅僅或主要依靠影響因子數據評價期刊，不僅是極不科學的，而且會對人文社科期刊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張志強認為，不同學科影響因子存在重大區別，以影響因子作為重要評價指標的影響力大小的評價，缺少可比性和嚴謹性；影響因子與學術質量之間並非呈線性正向關係。對於評價機構的權威性，朱劍認為，評價機構並不能因為其提供了評價工具或建立了指標體系或組織了某種評價活動就成為適合的評價主體。對於實踐中的功能異化，劉澤生認為，是人們過度關注評價機構的評價功能，遮蔽了其原本的工具屬性和檢索分析功能的本末倒置造成的。諸如此類的觀點，代表了大多數研究者的心聲。 中國有句俗話叫“愛之深恨之切”，有多少對評價體系問題、弊端的質疑、批評，就有多少對評價體系建設的反思、建議。就現有研究成果看，研究者不管是期刊主編、編輯，還是評價機構人員，雖然都有過激動、有過憤懣、有過無奈、有過爭執，但深刻的反思、理性的思考卻越來越佔上風。比如，對於期刊評價“初心”、“初衷”的考量，高自龍認為，經過近年來對“核心期刊”僭越學術成果評價功用的批評與反思，已經基本釐清了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混亂糾葛的關係，但在目前，合理借鑒並利用好“核心期刊”這個檢索工具，依然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王文軍認為，需要正本清源，還原CSSCI作為檢索工具和分析工具這兩個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功能。對於評價體系的改革，喻陽指出，如果不從根本上革除現行的“重研輕教”、“重量輕質”等科教體制的弊端，不營造風清氣正的科研文化，改革勢必會舉步維艱。葉娟麗認為，改革需要的不僅是具體的制度設計，更仰仗總的制度安排。就國家層面而言，政府需要從學術評價的主角回退到監督者的角色；就社會層面而言，亟須建設強有力的學術共同體，以保證學術評價、期刊評價有相對獨立的空間。至於評價體系構建的內容和方法，葉繼元提出了“全評價”分析框架。何雲峰提出應建立以價值中立原則為基礎的期刊評價體系。如此等等。評價“在路上”，探討在繼續，但願豐富多彩的研究成果能助推中國的學術期刊評價有一個“質”的改觀。 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化、數字化的浪潮席捲世界、改變世界，中國高校學術期刊因應這場巨大變革，從“與國際接軌”到“走出去”，從網絡化、數字化到媒介融合，從傳統紙媒邊緣化到數字化轉型，從“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到“域出版”平台，研究風生水起，精彩紛呈。 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化話題的提出，肇始於改革開放。進入新世紀後，伴隨着加入WTO、“一帶一路”倡議、“走出去”步伐加快，作為中外學術交流重要平台的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化研究風起雲湧。比如，劉澤生認為，學術期刊國際化不等同於編輯語言的國際化、編輯規範的國際化、編輯流程的國際化，乃至編輯力量、作者隊伍的國際化。學術期刊國際化的最本質特徵應該是學術論文的國際化。也即所刊載的學術論文應該是所在領域前沿性的原創性論文，盡可能少用或不用低水平的平庸之作。崔月琴認為，學術期刊國際化不只限於期刊本身內容和形式的與國際接軌，國際化的要旨在於將中國學術引向更廣範圍的學術平台，在國際上爭得中國學術話語權，增強中國學術影響力。有條件的刊物要積極進行國際化接軌，構築走向世界的學術交流平台，“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的嘗試就具示範效應。徐楓認為，籌辦英文刊、嘗試與國際大型出版商合作“借船出海”的國際合作模式只能是權宜之計，依靠自主創新、建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期刊平台，變“借船出海”為“自主平台”，是中國期刊國際化發展的戰略目標。研究者或討論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內涵，或分析國內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狀況，或探討實現學術期刊國際化的路徑，或介紹國外期刊的相關經驗等，從不同角度、不同視域闡釋了國際化這一宏大主題。 技術改變生態，數字開創未來。新世紀20年來，學術期刊數字化研究多姿多彩。紙媒數字化、新媒體出版、媒體融合、人工智能應用等，研究者與時俱進，在很多方面已達成共識，但對於傳播平台的選擇與建構，爭論最多、影響最大，內容也最精彩、“有料”。比如，武京閩認為，中國學術期刊的數字化可分為兩種模式：一是以內容提供為主導的數字出版模式，二是以技術提供商和數據庫運營商為主導的數字出版模式，前者起作用的主體是期刊出版單位，後者是技術提供商和數據庫運營商。高校學術期刊大多採取的是第二種模式，借中國知網數據庫平台進行數字化傳播。朱劍認為，知網傳播模式拆解了期刊，數以萬計的單篇文章在一個數據庫無序傳播，不僅讀者不容易鑒別和選擇，而且期刊和作者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更為嚴重的是阻斷了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專業化轉型和體系化、集群化發展的進程。他提出，走出知網模式才能贏得未來。要構建互聯網時代的傳播新秩序，必須改革體制，打造開放互動的大型傳播專域平台。朱劍作為“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設想的提出者、“域出版”理論基礎的奠基者，對創建新的開放互動傳播平台付出了辛勞、智慧和思想。作為這種新平台的忠誠實踐者，桑海認為，相對於“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從學術期刊自身出發採取的數字化策略而言，“域出版”是在開放互動的平台上進行以“專欄”為基本單元的學術傳播，是一種新的期刊數字化思路，也是期刊數字出版的一種新的戰略模式，發展前景可觀。從“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到“域出版”，數字化轉型研究、“域出版熱”持續發酵中。 特色欄目、編輯學者化對應的是編輯工作、編輯主體研究，它們作為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的強項、長項，成果數量相當可觀。“名欄”工程實施和“學報界最強大腦”朱劍對編輯身份的“焦慮”，使不溫不火的研究趨於大紅大紫。 如果說特色化是高校學術期刊尤其是一般期刊生存發展的終南捷徑的話，那麽特色欄目則是特色化建設的重要抓手。2004年“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名欄”工程實施，助推了特色欄目研究更上一層樓，“名欄”研究隨之遍地開花。杜敏認為，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研究者分析了名欄特徵、名欄建設措施、名欄管理、名欄工程影響力以及名欄建設與特色化、地方文化、重點學科的關係；第二個十年，增加了名欄建設可持續發展策略、名欄建設存在問題及應對等內容，研究深入延續。潘國琪等認為，名欄建設有成績，也有問題，對其客觀總結，才能激勵更多的高校社科期刊辦好欄目，爭創名欄。龍協濤認為，一些普通學報的特色欄目，形成了鮮明的文化個性和特色，是打破千刊一面僵局而凸顯獨特“這一個”的生長點。特色欄目作為普通高校學報的賣點、亮點、迷人處，激發了大部分地方高校學報主編（編輯）的積極參與與廣泛共鳴，研究者從實際出發，直面學報現實，關注未來前景，傾情演繹，各擅勝場。 編輯學者化本是一個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的老話題，作為熱點出現在21世紀的今天，緣起是《南京大學學報》主編朱劍在《清華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發表的6萬字雄文《如影隨形：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激起了極大的共鳴和爭議。其中，爭議最激烈、最有影響的是編輯學者化問題。朱劍認為，從表面上看，“學者化”的焦點是編輯是否應該做學問，其實質還是學報編輯身份的定位問題，“學者化”提法“看上去很美”，但無法彌合編輯與學術共同體的疏離，不能緩解編輯焦慮，身份定位“緣於體制”，不是自我建構所能解決的。葉娟麗認為，編輯學者化反映的是我國部分學術期刊編輯尋求學者身份而不得的苦衷，克服制度束縛，實現編輯學者化，是有志於學術的編輯的心聲，也是整個學術共同體的期盼。陳穎認為，學報編輯學者化既是一條實現編輯價值的可行路徑，也是能夠實現的目標。學報編輯欲真正“學者化”，徹底擺脫身份焦慮，只有回歸學術共同體，讓“編研分離”重回“編研一體”。研究者或理論或實踐，或虛或實，激情的爭鳴，精彩的呈現，在高校學術期刊界影響很大，尤其對高校社科學報編輯身份的認同和接納來說，意義更突出。二、高校社科學術期刊研究存在的問題
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審視新世紀20年高校社科學術期刊研究熱點，既有老話題新視角的重新審視與重新發現，也有新問題新現象的爭執、爭鳴；既有突圍、突破，也有問題、不足。其問題主要表現在研究內容失序、研究範式失衡、研究成果失重等方面。 有研究者指出，高校社科學術期刊所處的生態系統猶如一個生物圈，人與社會、自然之間的關係構成了高校社科期刊的全部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內部，作者、編輯、讀者及其之間的關係構成了期刊發展的核心要素；在這個系統外部，時代、社會尤其是期刊生存的環境制約着期刊的發展。與此相對應，研究期刊內部作者、編輯、讀者及其之間的關係，屬於高校學術期刊的內部性研究；研究時代、社會、環境等制約期刊發展的因素，屬於高校學術期刊的外部性研究，或者說是外圍性研究。何謂“外圍”？有研究者認為，“是相對於研究對象而言的‘外部性’，即用尚未同研究對象建立內在聯繫的問題意識、分析視角和解釋機制來分析研究對象。……外圍視角的對立面就是內在視角，即從一種現象自身，特別是這個現象同其所處社會和文明的結構性關聯中來發現問題，建立分析視角，探索解釋機制。”即是以與研究對象建立關係與否來確定內、外部研究。 期刊的研究對象指的是“期刊編輯工作方法與規律”，這是期刊編輯學界的共識。以此考量新世紀20年的高校學術期刊研究，其熱點、焦點不管是集中在轟轟烈烈的期刊改革路徑之爭上，或是聚焦在聲勢浩大的學術期刊評價大討論上，抑或是着力於國際化、數字化環境對學術期刊發展、變革的影響上，好像既與作者、編輯、讀者及其之間的關係聯繫不多，也與期刊編輯工作方法與規律關係不大。以學術期刊評價為例，眾多學者圍繞學術期刊評價的功過是非等問題進行討論，很多期刊組織了與之相關的研究專題、筆談，不僅形成了學術期刊研究的一大潮流，而且歷20年而不衰，一浪高過一浪。雖說出現這樣的現象有着深刻的社會背景，即學術期刊出版實踐中的期刊評價已經成為影響學術期刊辦刊理念和發展進路的重要社會性問題，尤其是有關機構的核心期刊榜單已影響到學術期刊的聲譽、稿源乃至學術期刊的生存和發展，但熱度並非深度，趕時髦並非做學術，即使是包括評價機構在內的研究主體再大力倡導，包括學術期刊編輯、主編在內的研究者再質疑、詰問，外在的、外圍的也變不成內在的、本質的，外部性研究也很難變成內部性研究。當然，也有極個別研究從現象自身出發，“同其所處社會和文明的結構性關聯中來發現問題，建立分析視角，探索解釋機制”，具有了內部性研究的特質，問題是這樣的研究畢竟少之又少。現有的研究成果大部分熱衷於相關政策解讀、相關現象闡釋，缺乏對學術期刊內容生產傳播的內部場域運行和期刊主客體關係的理性認知，缺乏對學術期刊價值、功能及其編輯工作本質、規律的深入思考，“一窩蜂”追新、追熱、追潮流，導致內部性研究式微，外部性研究大放異彩。 學術期刊作為引領學術創新和學術發展的重要平台，具有學術研究“風向標”、“指示器”的作用，期刊上開什麽樣的欄目、組什麽樣的專題、發什麽樣的文章、進行什麽樣的學術討論，一定程度上引領着學術研究的方向，決定着學術期刊的辦刊質量和辦刊水平。目前，高校學術期刊內部性和外部性研究嚴重失衡，一方面說明學術期刊研究的分化和細化，標誌着新世紀以來學術期刊研究的延伸和拓展；另一方面也揭示出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的困境和焦慮，即當前學術期刊發展的實踐越來越依賴於或受制於外部性因素，並導致期刊發展邏輯的異化，這不能不令人深思。 關於範式，美國科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一方面，它代表着一個特定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仰、價值、技術等構成的整體。另一方面，它指謂着那個整體的一種元素，即具體的謎題解答：把它們當作模型和範例，可以取代明確的規則以作為常規科學中其他謎題解答的基礎。”也就是說，範式實際上應該是共同體研究中形成的具有公認性的一種模式、範例，是研究模式方法的綜合性體現。學術期刊研究作為承載紛繁複雜的現實問題和知識內涵的實踐和理論研究，在長期的研究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幾種主要的研究範式——以實踐思維、出版思維為主導的實踐性研究範式，以科學思維、理論思維為主導的理論性研究範式，以學科史意識、學術史意識為主導的期刊史研究範式，並且這幾種範式之間相互影響、互為補充，共同推動學術期刊研究的發展和進步。新世紀20年的高校學術期刊研究，也以這幾種範式為主，只不過實踐性、理論性研究範式有點失衡罷了。 理論性、實踐性本是期刊編輯學的基本特徵，理論性研究、實踐性研究也應是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的主要範式。理論性研究作為對期刊編輯活動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揭示的是編輯活動的本質和規律，彰顯的是學科的靈魂和思想；實踐性研究作為將研究成果推送到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中接受檢驗的應用，凸顯的是問題和實務。對照新世紀20年高校學術期刊熱點研究，不管是對現實熱點問題呼應和關切的學術期刊改革路徑爭鳴、學術期刊評價爭鋒以及高校國際化進程推進與數字化平台之爭，還是以編輯工作、編輯素質著稱的特色欄目建設、編輯學者化探討，相關的現狀、問題、對策研究，理論性研究範式“疲軟”，已是不爭的事實。從現有研究成果看，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實踐性研究明顯多於理論性研究，實踐性思維多於研究性思維，現實的、“術”的探討多於學理的、“學”的分析。筆者曾以編輯主體為例，以篇名含“高校社科編輯”進行檢索（時間、範圍同前），這20年共發文28篇，其中12篇為編輯素質提升，8篇為編輯審稿、策劃、規範等實務，4篇為編輯身份定位，4篇為編輯責任、意識等。當然，編輯素質提升、編輯審稿與策劃等，肯定是編輯主體研究的內容之一，並且是重要內容，但這類內容佔據了編輯主體研究的七八成，是不是正常現象？對高校學術期刊來說，高校是其辦刊主體，學術是其立刊之本。而學術立刊中的學術，更看重的是能揭示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獲得真理的科學性；能在繼承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再探索，發現新現象、新情況和新矛盾，提出新理論的創新性。從純然的學術立場而言，以高校學術期刊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成果，更應是經過理論和實踐反覆檢驗的、具有恆久學術影響力的創新性研究成果。如果這些成果幾乎全是現狀、問題、對策、實務、提升策略等“實踐性”研究，又何談科學性、創新性、理論性，又怎會有恆久學術影響力，又怎能推進學術期刊研究的進步與發展？ 理論性研究範式不彰，學術期刊發展規律認識缺乏，已經成為影響當前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的重要問題。就高校社科期刊研究本身而言，它本質上是一種媒介研究，研究的重點應該着眼於作為一種特殊媒介形態的知識生產傳播範式上。這種媒介形態的特性、媒介信息內容的締構方式、媒介組織的運行機制等，在根本上影響和制約着知識的生產傳播質量，在本質上構成高校學術期刊的發展規律。要認識這些規律，如果不能跳出實踐性研究範式，就不能立足媒介場域的視角進行媒介知識生產、生態體系的深入探視，也沒有辦法用更加多元系統的視角來把握高校學術期刊運行的規律。由於實踐範式研究過多，學術期刊研究的基本話語形態付諸闕如，基本概念體系建構也沒有提上日程。理論性研究缺失，實踐性研究一枝獨大，已經影響到學科的根基、學術研究的深化。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上述所說的“實踐”，具體指向偏重於一種實操性和動手能力的技能型內容，與傳統哲學、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及其人文社科學界所倡導的“實踐”轉向的“實踐”不在一個維度上，即它是被“窄化”和“降維”的實踐。這種實踐研究範式大行其道，所帶來的範式危機不僅使學界對學術期刊研究產生失望，對學術期刊引領學術、學科發展產生焦慮，而且已經成為當前學術期刊研究難以深化的致命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着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對照總書記對文藝創作方面一語中的的批評，審視新世紀20年高校學術期刊的研究，數量與質量、“高原”與“高峰”的矛盾也比較突出。 由於編輯出版的行業優勢和特點，相對於其他行業和研究領域而言，學術期刊編輯尤其是高校學報編輯，發表學術期刊研究成果相對容易一點、平台也多點，成果數量相對豐碩，也比較正常，但仔細研讀這些成果，題目、內容接近，選題、方法相同，東拼西湊、濫竽充數的為數不少，高水平的精品力作稀缺。拿高校學術期刊隊伍的“大戶”社科學報研究為例，有研究者根據文獻計量學觀點，通過被引頻次對其研究進行熱度和影響力分析，得到如下數據：2000~2012年，檢索到高校社科學報研究有效文獻2,725篇，被引用文獻482篇，經過研究者兩輪遴選，獲得高被引論文33篇，共被引476次。從這些數據中可以看出，2000~2012年，有2,725篇有效文獻，說明這一時期高校社科學報研究熱情很高，成果數量可觀；2,725篇有效文獻只有482篇被引用，說明還有2,243篇文獻發表後石沉大海，缺乏影響力；2,725篇有效文獻只有33篇成為高被引論文，說明只有1.21%的文章發表後能引發熱議、產生影響力。從2,725篇到482篇再到33篇，1.21%的比例，數量與質量、“高原”與“高峰”，是不是一目了然？當然，被引用、高被引並非一定高質量、是“高峰”，對引用率、影響因子的質疑在學術期刊評價中已有說法，但不被引用、泥牛入海的文章，一定不是高質量，也不可能成“高原”，更不可能成“高峰”，這是無數事實證明過的，毋庸置疑。 學術期刊是學術傳承的載體，也是學術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展示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成果、刊發高質量的學術論文是高質量學術期刊的目標和任務，而高水平、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離不開高質量的作者和編輯。學術期刊研究者大都是主編、編輯，研究成果數量與質量、“高原”與“高峰”嚴重失重，雙重身份，同一個學術共同體，是不是有點弔詭？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來不得半點的私心和雜念。從現有研究成果看，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缺乏有思想深度的學術成果，缺少力透紙背、動人心弦的理論概念和理論體系，很多研究方法很新穎，框架也很合理，量化運用駕輕就熟，可視化圖表活靈活現，但研究結論卻價值不大，成果思想乏善可陳。從表面上看，這是缺乏研究的問題意識，實質上缺乏的卻是學術思想能力。當然，這一毛病並非高校學術期刊研究所獨有，整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目前似乎都犯這一通病，但高校學術期刊研究好像有過之而無不及。作為高質量的學術研究平台，高校學術期刊更應該拒絕平庸，超越平庸，引領學術，鼓勵創新；高校學術期刊研究更應該呼喚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讓思想成為學術的靈魂，讓學術成為思想的化身。唯有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條高質量的學術期刊研究之路。三、高校社科學術期刊研究的進路
歷史是由一個個片段相續而成的，各片段之間所呈現出來的具有某種普遍性的東西，對於歷史的發展具有指向性意義。新世紀20年的高校學術期刊研究，作為歷史發展中的一個小片段，其經驗與問題都將為未來提供滋養。 理論創新是學術研究的靈魂，缺乏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都將停滯不前，甚至萎縮。面對新世紀20年高校學術期刊研究在理論層面的羸弱，加強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迫在眉睫。 一是要增強學術自信，倡導研究的思想性、理論性、原創性，努力在學術期刊研究的理論建構上取得突破。2021年5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回信，對辦好哲學社會科學期刊、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出殷切期望。期刊界、學術界深受鼓舞，討論熱火朝天。總書記說：“高品質的學術期刊就是要堅守初心、引領創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優秀學術人才成長，促進中外學術交流。” 社科學術期刊的初心就是構建中國原創的學術理論體系。高校學術期刊研究要立足中國幾千年的編輯出版經驗與智慧，依據中國高校學術期刊姓“高校”名“學術”的特點，在原有學術期刊內容、形式、評價等研究成就和理論建樹的基礎上，借鑒西方先進的學術話語與敘事方法，既重視中國學術期刊研究的話語體系表達和創新，努力在學術期刊基本概念範疇認知體系上有新的見解、新的突破，形成豐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期刊概念體系；又重視中國學術期刊研究的學術體系創新，努力在學術期刊理論建設上有新的成就，建設具有高度概括性、表達力和闡釋力的中國特色的學術期刊理論體系。只有在學術期刊理論研究上多些原創，多些創新，才能在國際學術交流中發出中國學術期刊研究的學術最強音。 二是要強化基礎理論研究，要讓學術期刊研究回到學術研究的本質上來，擯棄外圍的、淺表層次的、功利性的研究。一方面要加強學術期刊研究中特定的、軸心的學科與學術問題研究，比如，學術期刊的概念、本質、功能和形態是什麽？高校學術期刊不同於其他類型學術期刊的特徵有哪些？高校學術期刊的編輯結構、運行規律有哪些認識維度、特有模式？等等。由於這些基本的學術期刊理論問題長期以來沒有經過深入地探討，以至於學術期刊的相關概念實際上也沒有得到合理詮釋。只有回到以概念範疇為中心的基礎理論建設上來，高校學術期刊研究才不會陷入自說自話、自言自語的話語怪圈，學術交流和傳播也才能夠在基本概念形成共識下進行爭鳴。更為重要的是，學術期刊理論的創新發展也是實現學術期刊研究向知識生產轉型發展的必由之路。高校學術期刊理論研究也只有立足於知識生產的創新發展，才能建構起具有創新性、引領性的理論體系。只有回到基礎理論研究的向度，在學術期刊基礎理論研究的話語創新上下功夫，在期刊範疇概念上下功夫，在期刊內外規律體系建構上下功夫，才能形成具有解釋力、影響力和創新力的學術期刊理論研究的認識體系。這是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發展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另一方面要加強與新時代呼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期刊理論研究，努力實現學術期刊理論對日益變革的期刊實踐的引領指導作用。理論研究不能脫離實際，不能脫離中國學術期刊研究的現實，不能向壁虛構。實踐是理論的最終來源，也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有將學術理論問題與現實觀照相結合，將學術理論研究與學術期刊發展實踐相結合，融理論於實踐，理論才能引領時代、引領期刊發展，研究才能體現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得到更多高校編輯的關心關注，既“接地氣”，接近期刊編輯出版實際，又朝氣蓬勃，富有時代氣息，充滿時代特色。 出版科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問，其產生發展是出版實踐發展的需要。高校學術期刊的發生、發展也受到時代、社會、科技、文化以及所在高校等現實因素的制約。關注時代，關注現實，加強現實熱點問題研究，已成為當前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之一。新世紀20年的高校學術期刊研究，以《清華大學學報》“期刊與評價”和《澳門理工學報》“總編視角”專欄為代表，在仲偉民常務副主編、劉澤生總編輯的策劃下，聚焦於學術期刊的體制改革、數字化轉型、國際化、期刊與學術評價、CSSCI來源刊爭鳴等具有重大實踐意義和深遠影響的熱點問題，推出了一大批影響學術期刊現實生存與發展走向的熱點研究文章。這些文章對於整體把握新世紀20年學術期刊研究的學術動態、及時追蹤理論前沿、深切感受時代脈搏，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朱劍的文章，具有直面問題的勇氣，言之成理的灼見，厚實的理論功底、豐富的實踐經驗，不僅使他成為這20年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繞不過去的客觀存在，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中國當下學術評價與學術期刊研究的水平”。這些策劃和研究，值得充分肯定。“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目前，中國的高校學術期刊體制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數字化轉型、期刊評價、國際化探索也都處於激烈的膠着狀態，面對轟轟烈烈的學術期刊編輯實踐，新問題、新狀況每天都在發生，關注現實熱點，研究新情況，探索新問題，與時俱進地為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提供實踐支撐和智慧支持，更應該是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的重要內容和主要任務。 一是進一步強化實踐研究的範式。新世紀20年高校學術期刊研究實踐範式多於理論研究範式，但不代表實踐研究範式多了、過了。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的實踐範式有其特殊的存在意義，需要不斷地強化這種研究範式的經世致用性，尤其在破解學術期刊發展瓶頸上，要不斷深入調查和研究，形成具有對策性的真知灼見，努力推動高校學術期刊發展的現實突圍。比如，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數字化平台建設、媒體融合與創新、新媒體開發與應用等問題，關係到高校學術期刊發展方向和實踐路徑，是影響學術期刊未來發展的重大現實命題。就好比在實踐中，已經出現一些高校學術期刊嘗試運用短視頻傳播期刊文章、宣傳文章作者，形成了新的知識生產創新傳播的延伸機制需要研究一樣，在知識生產方式發展深度轉型的背景下，高校學術期刊研究必須回答數字化環境下如何更好地組織知識生產傳播，如何引導學術創新交流，如何在知識服務轉型中重塑自身的影響力和地位，這是值得學術界、期刊界尤其是高校學術期刊研究者深長思之的重要實踐問題。再如，高校學報的“名欄”建設問題。如何打造出以欄目為中心的學術期刊品牌，同樣是實踐中面臨的重要問題。儘管學術期刊形態在不斷發展變化，但欄目仍然是學術期刊的基本構成單元，沒有欄目特色，遑論期刊特色。然而，現實是高校學報“名欄”多多少少存在名不副實、精品欠缺等問題，甚至有的欄目連基本的定位都沒有，各種內容的文章充斥其中，使得欄目特色蕩然無存。再比如，高校學術期刊的評價問題，高校學術期刊的體制改革問題，等等，都是不容迴避、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 二是尊重學術研究的內在規律，強化問題導向。學術研究貴在求真求新，“學”是為了“求真”，追求真理；“術”是為了“求用”，服務現實。而現實熱點問題，或是關乎社會、行業發展的重大問題，或是研究者身邊的焦點、難點問題，由於關注度高，很多作者都能寫幾句；由於時效性強，很多期刊都想發幾篇，這就為跟風、湊熱鬧的平庸之作提供了可乘之機。如何避免平庸？這就需要以學術研究、學術質量為本，注重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只有從問題導向出發，期刊總編（編輯）才能策劃出有特定指向和問題邊界的選題，邀約既熟悉該領域發展現狀又站在學術前沿、保證學術質量的合適作者，明晰文章可能達到的高度、選題可能引起的反響，進而才有可能達到期刊和作者協同創新的目的。只有從問題導向出發，研究者才能清楚研究目標、理出學術路徑，並運用多元複合的知識結構和經驗結構，理論聯繫實際地解決問題；既注重“學”又注重“用”，進而才有可能創造出有生動時代氣韻、豐厚理論背景的原創學術。 研究隊伍建設和成果質量提升，關係到學術期刊研究的可持續發展。學術期刊研究是極為難得的研究富礦，之所以長期以來未得到實質性進展，與研究隊伍狀況有一定關係。現有研究隊伍中一部分是諳熟編輯實務、多側重於實務研究的老編輯，雖然實證、實務研究的價值毋庸置疑，但多因缺乏專業的學術訓練和深入研究的理論工具，研究成果往往難以上升到理論認識的高度，加上其他因素的影響，有部分同仁似乎研究積極性不是很高。另一部分是這20年碩士、博士畢業的新編輯，他們具有多元的知識背景和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善於借鑒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能夠在學術期刊理論和研究範式上有所突破，但期刊編輯知識、業務能力有點欠缺，提出的觀點和方法不大實用，加上編輯系列職稱難評、待遇偏低，研究的積極性也不很高。只有部分理論、實踐、能力、水平兼具的主編、編輯，是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的中堅力量和領軍人才。因此，如要繼續學術期刊主編、編輯的研究，不斷充實同仁群體的研究隊伍，不斷激發他們的研究熱情和積極性的話，根本大計是要從頂層設計的層面做好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導，這對於穩定學術期刊研究隊伍來說最為重要。比如，切實改變高校學術期刊編輯面臨的激勵獎懲機制缺失的現狀，想方設法改善他們的職稱待遇，發揮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等社團組織在推進高校學術期刊研究及其隊伍建設上的作用，加強期刊管理機構組織的期刊編輯隊伍培訓等。至於新老編輯研究群體和個體，要因人而異，針對性地加強實踐培育和理論修養學習，以提高研究成果質量。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學術期刊是公共的學術平台，學術期刊研究者不應該也不能僅僅是學術期刊編輯、主編的自娛自樂，更不可能是學術期刊圈的“私事”，只有不斷鼓勵學術期刊編輯以外更多研究主體的參與，特別是高校編輯出版學專業的教授、博士的參與，並強化多元研究主體的對話交流，形成研究問題的學術批評風尚，凝聚基本概念認知共識，才能在開放性中推進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的深度、廣度，催生出更多更具說服力的研究成果。在這方面，《河南大學學報》的“編輯學研究”欄目團結了一大批專業博士，刊發了大量專業教師的研究文章；《澳門理工學報》“總編視角”專欄打造了一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可同台競技”的“開放性欄目”、“公共學術平台”，尤其值得稱道。 不同學科間的相互滲透和彼此借鑒，不同思想領域的交流碰撞，已成為當代學術發展的方向。高校學術期刊作為一種特殊媒介形態，既具有自身的發展機制和內在節律，又受時代、社會、環境等的制約，尤其還與出版學、傳播學、歷史學、社會學等有交叉互聯。只有借鑒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強化研究問題的多元視角，既重視國內外相關方面的比較研究，也重視學術期刊史古今傳承；既重視外部性問題探討，也不忽視內部性問題分析；既強調學術範式創新，也強化生存問題的破解；既腳踏實地、夯實基礎，又長遠布局、重點攻關，才能開啟高校學術期刊研究的新天地。〔註釋從略。點擊journal.mpu.edu.mo可下載pdf版全文〕
[責任編輯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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