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万】白水绕东城 - 关于老内江的回忆

我对旧东西情有独钟。

开车上下班，手机上循环播放的是二三十年前的老歌。吃饭，念念不忘的是豆花儿凉粉儿抄手儿豌豆巅儿这些小时候的味道。去书店，我会直扑几十上百年的老书。写文章，爱咀嚼过去进行时。我的公众号叫老万故事会。故事，就是过去的事。

但我自认不是抱残守缺的前朝遗老。这几十年，时代在进步，获取信息的难度飞流直下三千尺，交流变得空前容易，办事成本极大下降。做为一个时间永远不够用的人，少浪费时间就是延长了我的寿命。我很感恩能活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但是，过时的生活也有它的意义，不应该随随便便被忘记。我一直主张每个人都书写自己的历史。个人的小历史，折射了时代的大变迁，比官方的正史更鲜活更有生命力，更为可信。人生是一个一个细节组成的。很多时候，我们忘了一件事的前因后果，却记得当事人的语气语调，并为之会心一笑。爱过的人相貌会变得模糊，但是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永不能忘。少年时的友谊，青年时的激情，经过的事，交过的人，给我们温暖，是抢不走的财富。

在快速奔跑的同时，也要时不时停下来，记录沿途的风景。

（1）

父亲母亲和我在朝阳巷城墙边。背后是河坝街

我最初的记忆之一，是父亲背着我回家。

幼年时我家住在市中区的小东门。那里有一条小巷，名字充满时代气息：朝阳巷。巷子的北侧是老内江的城墙。在河坝街的高楼还没有盖起来的时候，从城墙上可以看得到沱江蜿蜒的水。

虽然名字里带个“江”，沱江其实应该算是一条河。所以本地人有时就叫它沱江河。冬天的河水是灰色的，像那个季节惯常的阴霾天空。夏天，水面涨起来，因为夹带泥沙而变得浑黄，滚滚东流而去，在下游的泸州汇入长江。

父亲的单位在沱江对岸的东兴镇，现在叫东兴区。内江变压器厂，那时叫水电设备修造厂。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年有几天父亲会在清晨带上我，踩着不平整的石阶，穿过朝阳巷和河坝街码头如织的人流，过河上班。

冬天的时候，我们会走过在几十只敞蓬船上木板铺就的浮桥。随着我、父亲，还有迎面而来挑菜进城的农民的步子，桥面轻轻地上下悠晃。如果有船只经过，桥工就会把连接浮桥中段的铁链解开，用长竹竿撑走那一段桥面，空出过船的位置。等船过后，再把桥面连回去，两头的人们继续赶路。

夏天，浮桥拆了，换成汽划子在两个码头间来回摆渡，错过一班船就得等上二十分钟。交了两分钱一张的过河票之后，乘客们都在木板搭成的简陋候船厅等待。穿过地板的缝隙，可以看见脚下的河水。汽划子靠近的时候，水面会一波一波地涌动。船靠拢了，跟候船厅对接，拉开栅栏，这边下船，那边上船。等人上完了，拉上栅栏，划子拉响一声悠长的汽笛，缓缓开动。

我喜欢坐气划子。在我不多的几张童年照片里面，有一张是我在气划子上，笑开了花。

船开的时候，我靠在竹子做的栏杆上，看河水汩汩流动。水流让我安静，着迷。偶尔会有两个漩涡经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时候的电影很少，我总把自己想像成《渡江侦察记》里孙道临饰演的李连长，充满了革命的豪情。

到了厂里，我在父亲的办公室呆不了多久，就会急着跑出去找同龄的伙伴玩。小华，马骏，还有张强，我们经常在生产区和家属区之间的小土山上疯跑，打游击，还会在农民收过的地里刨漏网的红薯。运气好的时候，会挖到比大拇指略粗的一根，我们就用指甲剥掉带泥的皮，当场吃掉。山上有各种各样数不清的虫子。尖头的蚱蜢，擅长弹跳，我们叫它“尖弹弓”。蟋蟀，内江话叫“叫姑姑”，跳不了那么高，更好抓一些。如果捉到一只蜗牛（山螺丝），多半它会马上把身子缩到壳里，等危险过去。这时我们喜欢念一段儿歌：

山螺丝，快出来，

有人偷你的金刚财。

我给你守到，

你快点出来。

据说，这段咒语有神奇的力量，可以让蜗牛乖乖地探头。

在变压器厂疯玩了一天过后，我会跟着父亲，穿过东兴老城，再过河回家。经常是到了朝阳巷口，我的双脚就再也迈不动了。这时我会开始耍赖，要父亲背我走完回家的路。大多数时候，父亲会欣然从命，让我趴在他背上，父与子边走边聊，一直到我们住的大院。

也有几次，父亲不想对我过于娇惯，没有马上让步于我的要求，而是告诉我：还有几步就到了，坚持就是胜利。你都这么大了还要背，院子里的熟人看见了会笑的，羞不羞？

我虽然不情愿，拗不过父亲坚持，也只好一边哼哼唧唧抗议一边挪步。但是有一次，我实在是太累了，觉得父亲的刻板不近人情。毛主席教导过我们，遇到困难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告诉自己：今天我就是要不怕牺牲，任父亲说上天我也不走了。我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往地上一蹲，坚腚不移。

父亲无法，只好屈服。然而我觉得我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回报必须也要 strongly exceed expectation 才能匹配。于是，我的条件又加码了：从这里开始背不算。要往回走一段，从坡下开始背！

最后这个桥段我自己的印象已经比较模糊了，但是父亲一直记得清清楚楚。多年以后的一天，癌症晚期的他躺在病床上输液，精神还算不错。跟我讲起这段往事，他笑了：小勇，小时候你真的是蛮不讲理啊。

我转过头，鼻子有点发酸。

再后来，父亲走了，和母亲一起葬在靖民公墓，依山傍水，满目青翠。去年夏天，我回乡祭扫，在双亲的墓碑前，想到他们膝上的顽皮小儿已经成了中年大叔，曾经陪我蹒跚学步的他们转瞬就天人永隔，堂前欢声笑语不复。往事历历，重现眼前，就像沱江水时缓时急，但最终都一去不回了。

（2）

小东门不大，却解决了我们一切日常生活所需。

那里有一家文具店，可以买到橡皮、铅笔、钢笔、墨水、作业本，还有卷笔刀。我每天放学都经过这里。

对我诱惑更大的，是文具店斜对门的小杂货店，那儿有油盐酱醋，散酒，还有当时稀罕的面包。那种面包，一毛钱一个，有一面涂了一层糖稀，烤成褐色，我喜欢把那一层撕下来单独吃。母亲老家在成都。她向我描述她年青时在成都的生活：耀华餐厅的面包“只有那么好吃了！”小东门杂货店的面包，让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杂货店的酱油，是从酱油厂拉来的散装酱油，放在一口大缸里，可以让司马光砸的那种。那时候，瓶装酱油还是一种奢侈品。家里酱油用完了，就提个空瓶子到杂货店去打，可以选半斤或者一斤。售货员往瓶口插个漏斗，用竹筒做的量器在缸子里舀一筒，就是半斤，再熟练地倒进瓶子。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流传谣言，说有无名尸体在酱油厂的酱油池里被发现。这和号志口火车站发现了放射性元素的说法一样多半是无中生有，却让我很长时间想到酱油就恶心。

一次母亲差我去打酱油。已经到了店门口，我猛然忘了是要买酱油还是豆油。怎么办？要不要回家问清楚再跑一趟？那可是一百多级台阶啊。思前想后，我做出了人生第一次豪赌：打豆油。

回到家，我告诉母亲：我记不清该买豆油还是酱油，就买了豆油，不晓得是不是搞错了。母亲听了，笑得流出了眼泪：我的憨包儿，酱油跟豆油一回事哒！

童年的我在人民公园

后来我上了初中，班上有姐弟两人，晓昕和晓波。姐姐挺漂亮，坐在我后面一排。她跟我同一天出生。他们家就住在小东门杂货店的隔壁。那时我已经不住在朝阳巷了，每次经过那里还是会想：要是我不搬家的话，上学不就可以跟他们同路了吗？

文具店的隔壁，是一个让我恐惧的所在。那里有几面大镜子，几张高高的转椅，一帮孃孃晃来晃去。门口还有一个不停转动的圆柱，上面有红白蓝三色的条纹。

你应该知道了，这是一家理发店。

我喜欢看理发店门口旋转的滚筒，却害怕被父母扭送去理发。对儿时的我来说，那是一种酷刑。

想想吧，脖子上被勒上一条白褂子，呼吸马上就困难了。然后头被按进水槽，洗头。而水不是太冷就是太烫，从来不会正好。我紧闭双眼，生怕被肥皂水迷了眼。孃孃们的指甲都很长，一下一下刮得头皮生痛。还不能大呼小叫，那样太没面子。整个过程，我都怀着一种引颈就戮的悲壮感。

理发的时候，要好几分钟保持同一个姿势。仅仅是想一想，我浑身上下就已经开始发痒了。且不说如果碰上理发推子钝了没有及时磨就成了拔毛器。吹干头发是火刑，因为我受不了滚烫的电吹风吹在脖子上的感觉。

数年前回到故乡，父亲嫌我头发太长，督促我去理个发。那时理发店都叫发廊了。离开祖国多年的我，对“发廊”的理解都是来自于扫黄打非的新闻报道。于是，惴惴不安地进了一家装修看上去还正规的发廊。理发师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先是推荐我办个会员，又把我仰面丢翻在一张躺椅上洗头，这和童年时埋头就义的姿势正是相反的。洗完后也不问我要不要，就开始大力按摩我的肩部和颈部，疼得我暗吸凉气。河东河西，几十年轮转，想不到还是逃不过酷刑。我还担心她如果向我推荐特殊服务我该如何应对。好在，最终这并没有发生。

童年时的小东门一带，经常出没一个三四十岁模样的男人。一年四季他都穿那身满是泥垢破烂不堪的衣衫，脸也是黑黢的，看不出是晒的还是脏。他的形象，比起前几年爆红的犀利哥和沈巍大师还要不堪得多。

他就是唐疯子。他喜欢在地上捡别人扔掉的烟锅巴（烟头）抽。

唐疯子出现的时候，周围的小孩子像是过节，奔走相告“唐疯子来了！唐疯子来了！”然后都聚在他后面，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唐疯子就像是一支军队的首领。他也不恼，任孩子们在身边跑着跳着叫着，脸上甚至还会露出一缕笑容。

在我们平淡如水的生活，唐疯子是扔进水里的一块石子。

后来，很久没人看到唐疯子出现。我问大人，大人们说：唐疯子死了。

（3）

我年幼时体弱，父母怕养不大，按照四川的风俗，找了一家姓王的同事保佑我，类似于干爹干妈。我管那家的男主人叫“大保保”，女主人叫“保保”。他们有三个孩子，都比我大。我管他们叫大姐姐、二哥、和三姐。保保一家对我非常疼爱，视同己出，所以我又叫“王四儿”。

我和大姐姐（右一）、三姐（右二）

他们一家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每家都是一间小屋，相隔不过十米。我喜欢去他们家玩，坐在凉席上看连环画《洞庭湖的鸟声》。后来他们搬走了，屋子留给我们家。

我没有那些老屋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但是我记得院子里大多数人家的位置。去年，我用 Home Designer 3D outdoor 软件，凭印象给我的朝阳巷大院建了个三维模型。透过电脑重建的玻璃窗，好像看到自己在大床上翻滚着看小人书，我家门框上燕子窝里的小燕子在叽叽喳喳。。。

我给朝阳巷大院建的模型一角。

左上的屋子是保保家，台阶旁是我家。

1981年7月的那场大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连着几天暴雨，和父亲一起下班的路上，有些地方被淹了，他背着我趟水过来的。再几天，打着旋的河水淹没了整条河坝街，裹挟着上游冲下来的木材、茅草屋等等器物，横冲直撞。我站在城墙边，看着偶尔一晃而过在洪水中挣扎的肥猪，想到的是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虽然我对这句话的意思还不甚了了。

那年我上小学，家已经搬到了中央路边上，东坝街和小东街之间的水电局。很快，水电局办公楼的过道里搭起了很多临时的床位，住进了附近的灾民。因为是夏天，不需要关门保暖，住宿条件还算可以。那年头，本来大家都没有什么隐私。我们依旧在办公楼里跑来跑去玩耍，和灾民们相安无事。

那段时间，自来水管里放出来的水都是黄的，不能直接用。我们把水盛在一拃多深的大木盆里，静置一天后，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比较清亮，盆底是一厘米厚的黄土。然后，用大铝瓢小心地把清水舀出来，洗衣，做饭。

母亲的单位在半坡井，内江地区水电建筑勘察设计队，和人民公园隔了一条小河。河水涨上来后，淹没了设计队一楼的草地，叔叔阿姨们从积水的一楼往楼上搬设备。我在这草地上打过羽毛球，玩过沙子，还追逐过丁丁猫（蜻蜓）。母亲的同事，一位姓张的叔叔曾经跟我开玩笑，说草里有鱼就好了。结果很快成了现实。

大人们忧心忡忡，我却只惦记国家卖的救灾冷冻猪肉。虽然味道不及新鲜肉，却只要三毛多钱一斤，是鲜肉的一半。发大水前家里一个星期能吃一回肉（内江人叫“嘎嘎”），现在可以吃两回了。

设计队的楼有七层，下面五层办公，上面是职工宿舍。筒子楼，家家户户都在过道做饭。保保家住在六楼，我经常去蹭饭，还跟二哥学会了打格子临摹画报上的人物肖像。他家有个大鱼缸，几只金鱼。我有时候会在鱼缸前一坐几个小时，给金鱼画像。要是金鱼姿势变了，我就耐心地等着它又回到原来的姿势再接着画。

我上大学的时候，设计队已经升级成了设计院，还是以前的办公楼。那时候我家里还没有装电话，女朋友在外地。我们会约好时间，她打电话到设计院的传达室，我提前去等电话。

后来我出国了，设计院搬到了东坝街原来消防队的大院。老楼拆掉了，也没有照片，只能在记忆里回顾它的模样了。

（4）

老家人说，诗仙李白在内江当驴友的时候，和郭北镇上的朋友分别，有感于人生如参商，聚散两依依，写下了千古名篇《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当年我踌躇满志离开家乡，要成就一番事业：Hello, world！我来了。今天，剩下的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守着异域的山川，那些故乡的浮云落日，儿时的老宅，故人的情谊，我的沱江水，我的小东门，在记忆中向我涌来。

我看见一个戴着红领巾，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男孩，走在朝阳巷的石板路上。他急着回家，要在父母亲下班之前做完作业，这样吃完饭就可以和小伙伴去打游击，接着摆岳飞大战金兀术的龙门阵。

至于明天，是不用他去烦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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