昶说刑辩丨如何开好庭前会议？
从辩护律师的角度来说，一个好的庭前会议，不仅需要处理好与法院、公诉机关的关系，甚至需要平衡好与被告人的关系。
为避免庭审中断，庭前会议可以处理的事项很多：管辖、回避……申请证人出庭、排除非法证据等。在具体的事项上，辩护人需要面对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同的。
我国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极低，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鉴于法院对证人是否出庭具有最终的话语权，在申请证人出庭上要想法院之所想，才能在不令人乐观的环境中，提高法院的同意率，从而最大可能地维护到被告人的利益。
给名单，更要给理由。申请证人出庭，只列名单肯定不对。而给理由，在从己方出发，说明异议且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基础上，还应着重阐明证人出庭对于法庭查明事实的关键作用。
数量上，有取舍。申请出庭的证人名单并不是越长越好，要明确法院也有资源、效率的考量。
在一起行贿人为几十余人的受贿案件中，被告人主张有的纯属栽赃陷害，有的金额有偏差，有的性质存在异议，要求全部行贿人、利益相关人出庭对质。面对动辄几十上百的证人名单，法院的第一直觉就是“做不到”。这种全覆盖的申请方式，既不容易获得通过，也无法重点突出，甚至淹没掉关键证人出庭的可能性。
庭前会议中，法院可以组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发表意见，确定庭审的举证顺序、方式，以此明确法庭调查环节的方式和重点。
上述受贿案是辩护人二审阶段介入的一个案子。被告人认为之所以一审未能获得满意判决，根源就在一审程序中公诉机关按组别举证，未能就每个证据详细举证质证。因此强烈要求每个证据都要详细过一遍。
公诉人员的回应也很直接：“没问题，每个证言都过一遍，花一个星期都行。”显而易见，其回应中是带了情绪。
涉及质证方式及内容的问题，辩护人直面的是与公诉人之间的矛盾。
虽然代表国家参与公诉，对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证据举证质证是其法定职责，与辩护人的角色是天然对立的。若适当“配合”公诉人减少其“没必要”的工作负担，能在关键的事实上争取更好的质证效果，又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对被告人最有利的质证方式，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对其主张虚假的部分重点质证，对金额有疑义的笔数就数额认定详细质证，对基本事实无争议或仅对钱款性质有争议的指控进行简单质证。
对抗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若适当“配合”公诉机关能争取更好的庭审效果，就没有必要为对抗而对抗。
辩护人无论是配合法院还是检察院，其最终的目的都是在法律的范围内为被告人争取最好的结果。
而无论是申请证人出庭的名单、数量，或者商议举证质证的方式，辩护人都要尊重被告人的意愿。事先事后做好与被告人沟通工作，尤其是被告人不参加庭前会议的。
而被告人参加庭前会议的，辩护人应当提醒被告人注意表达。
作为判决的最终承受者，被告人希望事无巨细地，甚至用“法言法语”来表达自己。辩护人应当尊重并体谅被告人表达欲。
但要提醒被告人，无论是庭前会议还是庭审，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应当“术业有专攻”，主要表达事实，而非突击学来的法律法理。对应的，其表达的方式，应当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而非晦涩专业的法言法语。
被告人在庭上用晦涩艰深、不甚熟练的语言，大谈法律适用问题时，大概率是会被打断的。
刑事庭前会议适用率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为更好维护被告人的利益，开好庭前会议很重要。而一个好的庭前会议，根据处理事项的不同，辩护人的重心也应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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