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1月22日晚报道，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同时，截至1月22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国内25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571例，其中重症95例，死亡17例（均来自湖北省）。13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疑似病例393例。
疫情正在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媒体作为时代的记录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报道？
历史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传媒茶话会》整理了三篇2003年“非典”期间相关专家和学者撰写的关于新闻报道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希望有所助益。
黄旦：全世界在观看--从传播学角度看“非典”报道
文章的题目是采用拿来主义，出自美国学者吉特林(Gitlin)的书名。谈“非典”报道以此开题，是因为这是我们媒介生存的真实环境，看“非典”报道也不能缺少这样的眼光。全世界在观看，说明凡是地球上的重大事情，均在众目睽睽之下，吉特林称为是强光四射社会，一举一动都难逃逸。既然全世界在观看，每个人当然也在观看全世界。“站在城楼观山景”，或“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与现在相比，都太费劲了。在“第几”“第几”媒体泛滥的今天，人人都有不同信息渠道，轻轻一揿，无限沟通。恰如法国学者勒莫所做的有趣比喻，社会像一只蛹，“如同蛹的外壳是多细孔的，是内外可以相通的，我们所称的社会实在性也同样具有多细孔，消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网不断地从一个层面渗透到另一层面，从一个群体渗透到另一群体，从一个角色渗透到另一角色，其结果是不断地改变着社会实在性的内容，以潜在的方式向集体实在性注入幻想，构成活动人群想象的幻想。”当然，莫勒先生所说的“多细孔”和“网”，现在主要是由大众传媒所担任了。按塔克曼(Tuchman)的理论，是大众传媒为现代社会构成了这多细孔的“新闻网”。“网”的说法实在是好。由于是“网”而不是“毯”，尽管媒介纵横交错，越来越多，穿梭于网眼上的经纬线越来越密，试图覆盖一切新闻，但最终仍是“网”而不是“毯”。“大鱼”不至于漏掉，一网打尽也颇有难处。关键性的问题是，这网撒在何处，如何织就，织补网眼的线（特约记者），张网的力量（记者）和网的骨架（新闻服务机构）怎样分布，不仅关系到在空间上决定了什么地方有新闻，而且也关系到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用塔克曼的原话，新闻网把秩序强加给了全世界。这当然是就宏观而言。具体到每一条新闻，选择现实中的哪些东西，使它们在一个新闻文本中处在何种位置，如何解释等等，更是会影响人们对外界的认识和判断。可见，新闻“网”所网住的是一个与各种信念、价值和行动有关的轮廓，是被建构了的或框架条理化了的世界。由此看来，全世界在观看的，又是主要由大众传媒所引领的世界。可由于大众传媒的数量以及传播技术发展带来信息流通渠道的多元，任何一个大众传媒又都不可能一手遮天，任意胡为。所以，全世界在观看，通过多渠道看全世界，看大众媒介所勾画出的全世界，三者之间有一种张力，在动态中它们一起构成当前世界信息交流面貌。我们的非典报道，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出现。可是，面对“非典”的初起，媒介的表现居然是“失语”。不报道或把某些事忽略不计，是新闻“网”中常常出现而且无法避免的现象。既然是“网”，当然不可能把所有事件都撩上来。它就只能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而不是普照大地的阳光，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话虽如此，可照什么不照什么却也是有游戏规则，不便肆意违背。更况且是在全世界观看的年代，你不报道，别人也会报道。所以在今天，凡是重大的事件，凡是与社会、与广大人民群众有密切关联的新闻，凡是广大人民群众应该知晓的事情，它总是会被人们所传播、所公开，这也正是俗话说的“纸包不住火”。对于非典事件，媒介一开始是不报道，即通常所说的压新闻。“非典”病例去年底就先后出现，今年1月下旬，广东省卫生厅为此做出了疫情通报，可广东和全国媒介基本是沉默无语。直至流言飞布，人心波动，抢购潮涌起，广东媒体才于2月11日正式介入并展开大面积报道，但这也仅仅限于广东。就我们所看到的，在3月13日之前的《人民日报》上，基本就没有“非典”的报道。如果说，因外界事实的无限性和传播时空的有限性而对新闻有所选择是客观条件所致，那么，压新闻却是主观有意所为，体现出对该新闻意义的认识：或无足轻重，或效果不好。可从社会躁动不安乃至媒介最终不得不介入看，媒介对非典事件意义的这种认识显然得不到民众的认同。不错，民众的切切私语而后酿致波澜，与境外媒体和所谓的第五媒体不负责任的传播有关，不过这也恰恰说明在全世界观看背景下我们的失策。它不仅忽略了民众信息渠道的多元，试图以自己的一相情愿来降低“非典”事件的重要程度，从而导致其他媒体乘虚而入，而且更重要的以“失语”形式表现出来的“非典”意义界定，与广大民众对非典的切身感受不一致，不被人们所承认。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和广州市政府的记者会，以及事后广东媒介的大篇幅报道，在公开层面上是辟谣以正视听，但其背后，又何尝不是对自己“失语”的否定和对民众判断与感受的默认？“非典”是一全新的疫病，在认识上需要一个过程，是导致新闻报道尴尬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对突发性事件我们的习惯做法是“一看二慢三通过”，先要层层请示，待定下报道的基本调子，才可按此处理。甚至把突发事件报道简单地等同于负面新闻不让公开。此前不久的海城学生豆奶事件，遵循的就是这一原则。这种在过去比较封闭的信息环境中曾经有效，已经在前两年，尤其是浙江千岛湖事件中尽显破绽的传统处理方式，在“全世界在观看”的信息全球化时期，“不仅不利于局面的控制和事情的解决，甚至会削弱党报主流媒体权威报道的公信力，即使事后尽力弥补，群众也将信将疑，可谓事倍功半。”在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卫生部门负责人为中国“非典”疫情状况做了这样的基本结论：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疫情，积累了比较宝贵的预防和治疗经验。因此，到中国来工作、旅游、开会等等是安全的。于是，“中国是安全的”，“欢迎世界各地人士来华旅游”，“各地迎来旅游旺季”等等的报道、图片在媒介中纷纷出现，一派风平浪静、莺歌燕舞的景象。这个结论以及顺着这个结论带来的大批报道结果如何，以后发展的事态已经得以证明，无需在此展开。报道的失真，不能说就是故意撒谎。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认定是以下的原因造成：一是作为一种疑难病症，确诊不易，有一个过程；二是医院体制造成全面准确统计有困难；三是卫生部疫情统计存在疏漏。可就是如此，关于中国安全——这一所谓负责任的不留任何余地的结论下得也是非常的不负责任。同样令人失望的，媒介缺少应有的反馈机制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相反只能是一味推波助澜。恰也就是此时，来自不同渠道的关于北京疫情的消息在社会中沸沸扬扬，“从一个层面渗透到另一个层面，从一个群体渗透到另一个群体”，中国是安全的现实建构，早被化解得七零八落。当然，都可以把这些称为流言或谣言。即便如此，值得我们深思的也不是谁相信了这些流言，而是产生流言的机制，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流言的产生和广有市场？在汉语里边，一说谣言就马上联想到虚假。其实不然，否则谁都不会把谣言放在心上。“谣言之所以令人尴尬，就是因为它可能是真实的。”更糟的是，谣言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有人相信这确是一个真实的消息，并认为这个消息很重要。”反击谣言或流言的最佳方式当然是“真实”，可“一个信息的真实性首先是协议一致和委托核实的结果，它不会注明在真假辨伪词典的某一页上，让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去敲打几下迷你电脑网络就能查出来。真实的概念，核实的概念，是源于社会的一致同意。”只有“群体所认为是真的，那就是真的。”所以，最终能否“扑灭一则谣言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人的问题，相信什么取决于由谁来说。没有一个可靠的发言人，反谣言的战斗必然导致失败。”这也就是说，社会是否认为这消息是真的，首先在于他们是否相信报告消息的人。消息来源的可信性比消息本身更重要。按此来看，说谣言止于媒介还是简单化了些。媒介能否止住谣言，还要看它是否被社会认为是可信可靠的，是否有“能证明自己可靠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必须曾是这样一个人，他每回说的事实都说到了点子上。”如果说，“诚意、透明度及迅速”，是防范谣言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早期的媒介“失语”，丧失了“迅速”，随之对“非典”疫情判断失误而导致的报道“失真”，使媒介一定程度上又失去了“诚意”和“透明度”。虽然4月20日后形势大为改观，但所带来的被动是有目共睹。于“全世界在观看”的眼睛中，媒介的可靠性不可能不被打折扣，至于由此留下的深层次影响似还有待进一步检验。4月20日之后，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媒介并不为过。无论是疫情通报的公开，科学防范知识的散布，还是有关党和政府各项有力措施的报道，媒介都起到了强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对抗击“非典”中典型人物的宣传，进一步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增强人们的决心和信心方面，更是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应充分得到全社会的赞许。可是在对这些成绩做出全面肯定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媒介在报道中时有出现的“失度”——过分渲染和煽情。随便打开电视或一张报纸，什么“战争”、“应急保卫战”、“舍生忘死”、“筑起铜墙铁壁”、“勇闯非典病区”、“围追堵截”、“火线入党”等等，几乎到处都是。这种比喻性的说法，其好处是可以突出气氛，但无疑也会引起紧张和焦虑，后者恰恰是我们面对“非典”这种人类尚未完全认识的疫病，很容易产生而又必须避免的。失度，在对医务人员的报道上更是触目惊心。按理说，“救死扶伤”本就是医生护士的天职，钟南山说：“我们不上，谁上？”就是用朴素的语言道出了这一职业精神和追求。当然，由于“非典”的特殊性，使得医生护士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职业所具风险的预期心理承受能力。尤其在早期不明病情的情况下，他或她们没有退缩，临危不惧，在艰难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和勇气，是以超负荷的付出甚至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探索救治规律。这当然十分值得赞颂，而且也必然受到全社会的敬重。然而，我们却毫无理由把救治“非典”诠释成一场“生死离别”，时不时让人闻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味道。这到底是医生护士的真实感受还是媒介自身的刻意营造？5月17日央视“面对面”栏目采访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陈说作为个人，对非典不害怕，做医生是不害怕的，因为选择了这个职业。害怕的是医务人员的感染，影响了团队的士气。言外之意，也就因此影响了整个救治。这才是一个医务人员真实心态和应有的胸襟。我们的媒体可真正理解了第一线的医生护士？“人最畏惧的是接触不熟悉的事物”，“人总是避免接触陌生的东西，在夜晚或在黑暗中，由于出乎意料的接触而受到的惊吓都会上升到一种恐怖情绪。”当媒介上出现的具有专业知识的医务人员，对上一线救治“非典”似乎都是舍生取义一般，那又如何让普通的民众消除恐惧心理，相信“非典”是可防可治？当那种“探密式”的传染病区报道频频出现，又怎能使民众不对似乎从重重严密封锁中出来的治愈者乃至医务人员抱有戒心？抗击“非典”需要信念，这信念是建立在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建立在对科学救治的理解和信心，既不是靠激情的鼓荡，也不是靠情感的演绎。况且由于各地疫情不一，医务人员所面临的压力和危险也各异，一窝蜂用同样的力度尽情歌唱赞颂，其必要性也让人怀疑。很欣赏一条新闻的标题，叫“有一种力量叫平静”，假如少一些过分地热情喧哗，以平静、客观、理智的报道来体现中国人的那种自信、坚定和处惊不乱，是不是更符合“依靠科学，战胜非典”的含义？报道中所出现的“失语、失真、失度”，既有媒介操作上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关于这种突发性事件报道的观念、机制乃至政策规定有待改善。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也许没有比“科学”两字所出现的频率更高的了。在一个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科学不只是医疗诊断，也不只是防治知识。媒介如何应对、反映同样是科学。在“全世界在观看”的新情景中，能否尊重这个科学，与时俱进，改变那些传统的但在目前已落后的东西，不仅仅关系媒介的威信，也与我们国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密切相关。温家宝总理在致科技活动周的信中说，非典的发生，既是一场灾难，也是对我们民族的一次考验和锻炼。一个伟大和智慧的民族，从灾难中一定会学到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一定会懂得比平时多得多的道理，一定会掌握比平时多得多的科学。因此，在总结“非典”报道的基础上，根据“全世界在观看”的基本状况，按照新闻传播和宣传的科学规律，参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召集有关方面人士，对“非典”报道做一全面的总结并为以后如何应对此类事件，重新制定合理的科学的原则和章程，其重要性和必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若真能如此，我们不仅能从容不迫应付突发性事件，更重要的可以保持主动，使我们的媒介在为“全世界观看”和“观看全世界”中发挥自己应有作用。
“首先，让我重申我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们唯一要恐惧的东西是恐惧本身——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未加思量的、未经证实的恐怖，这种恐怖使我们为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所做的种种努力陷于瘫痪。”这句话出自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就职演讲词。当时，美国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全国陷入恐慌。从那以后，“唯一要恐惧的东西是恐惧本身”这句话成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名言，以至于今天如果在www.google.com输入“Fear is fear itself”，会出现286万个搜索结果。今年正逢罗斯福这句名言问世70年，人们陷入了另一场恐慌——这是一场由一种特殊病毒带来的社会恐慌，这种“病毒”比非典病毒传播速度快许多倍、比非典的感染力强许多倍、比非典的破坏力大许多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呢？——媒体病毒“非典”成了“9·11”、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最大的新闻事件。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随军的记者脑袋上戴的防毒面具，看来用在非典的报道上更为合适。2003年5月的第一周，全世界主要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都是“口罩”(在www.google.com上打入SARS这个字，会出现60万条搜索结果)。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为了公众的知情权，它可以在一夜之间让全世界知晓一条重要信息。这种全球的舆论压力可以推动当局采取行动。但是今天，媒体已经把人们对这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恐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媒体技术对病毒危险的扭曲型放大，致使恐惧本身成了另一种公害。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David Baltimore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我们在经历一场令人恐怖的与非典有关的公共健康危机，这是一场由媒体传播开来的恐怖”、“新媒体技术正在加速公众对于病毒的焦虑情绪，这种对病毒的焦虑情绪增长的速度超过新医学技术对付病毒的速度。”互联网、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卫星不仅带来了新闻报道的饱和状态，更带来了大量的无科学根据和无事实根据的传播，比如新生婴儿发现绿豆汤治疗非典、哑巴发现鞭炮防非典的故事。比如各种日用品贴上了增强免疫力的新标签……究竟是什么东西引起非典恐慌的？是非典本身，还是充斥媒体的戴口罩的人？非典时期的媒体在向公众出售科学还是恐惧？2003年5月的这个星期，好像是谁的一声令下，手术室用的口罩已经成了非典的图像符号。事实上，这既不是某种巧合，也并非媒体从业人员失去了想象力。我们在阅读这些媒体视觉画面时，如果运用媒体研究中的某些理论，就会发现其中的隐含意义。2003年5月的头两个星期，中国、美国和英国的主要新闻周刊的封面或是头戴口罩或面具的人、或是显微镜下蠕动的非典病毒、或是破损的人体肺部。北京的《瞭望》、北京的《中国新闻周刊》、上海的《新民周刊》、北京的《财经》、香港的《经济导报》都是以戴口罩的人作为封面。除个别的例外，中国主要的新闻期刊的新闻报道与西方媒体的差异在于，国内各大期刊封面画面突出中国各种人群团结一心与非典勇敢搏斗的精神面貌，而《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经济学家》的封面上，凸显的都是一个人面戴口罩瞪着恐惧和不知所措的眼睛：5月5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使用的是文中被采访者——一个加拿大传染病医生戴口罩的照片；5月5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使用的封面模特都是西方人，意味着西方人对非典的态度和恐惧，尽管北美和欧洲并没有多少人染上这个疾病。5月2日的英国《经济学家》是唯一使用中国人做封面的，给毛泽东的脸上罩上了一个大口罩，显然这个杂志的封面是经过数码技术处理的。封面文章的大标题是“萨斯病毒：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文章指责这场疾病的流行与中国政治制度有关；5月5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是一面完整的鲜艳的五星红旗，红旗上凸显一个感染了非典的人肺部阴影，封面文章的大标题是“萨斯国家：这个传染病正在改变中国”。5月10日《远东经济评论》封面上是一张非典病毒侵蚀人体细胞的黑白大照片，看上去肮脏、恶心。封面的文字大标题是“中国病毒”。其政治涵义显而易见。在“9·11”的报道中，正在坍塌的世贸大厦占据了那个星期几乎所有新闻期刊的封面。而2003年5月的这个星期，好像是谁的一声令下，手术室用的口罩已经成了非典的图像符号。事实上，这既不是某种巧合，也并非媒体从业人员失去了想象力。我们在阅读这些媒体视觉画面时，如果运用媒体研究中的某些理论，就会发现其中的隐含意义。由于宗教、文化、民族、国籍等方面的差异，同一条新闻或画面由于不同的处理常常会在不同的读者或电视观众中产生不同的效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与受众接受和最终感知的或理解的信息常常是两码事。天安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象征符号，其象征意义与受众接触的媒体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媒体调查发现，在西方受众的记忆里，天安门、五星红旗或毛泽东画像在美国或西方主流媒体上出现时，往往都出现在一个阴暗、负面、压抑的语境中，那么以后受众在媒体上再看到天安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画像，也往往会产生负面的、压抑的联想。美国和西方媒体在中国非典的选题和报道中，常常是泛意识形态，一切从他们的政治出发，总喜欢在报道中加那些意识形态符号。在西方的媒体上看不到中国人如何万众一心，抗击非典，而是整个国家陷落在非典肆虐带来的混乱和不满中。这显然不是客观和真实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认同上述西方媒体报道中国非典的立场和角度，但是，由于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在全球传播中对新闻和观点的主导地位，那些与西方主流媒体上的主流价值观和世界观持不同意见或政见的少数人因不愿被大多数人视为另类而被孤立，只好把他们的观点和态度藏匿起来。随着这些非主流的观点从公共讨论中撤出，剩下来的多数人意见会变得更加强大。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传播和全球媒体的形成和强大，全球媒体的声音成了“全球”的声音，成了“国际社会”的声音。5月5日北京的《中国新闻周刊》与英国《经济学家》都把天安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作为封面人物，不同之处在，北京的《中国新闻周刊》左下角孤零零地竖立着一个剃小平头的男子，他手戴刷白的手套、身穿红色运动上衣、面戴洁白大口罩、鼻梁上架着一副深色的大墨镜，脑袋扭向左侧，在警惕地观察什么。这个封面上的毛泽东和这个站在毛泽东像下类似便衣的男人给广大的读者带来的是一种什么联想？其象征意义是什么？封面下面的4个大字“北京之痛”其内涵是什么？这些都是很可以分析的符号学研究课题。恐怕这类问题是没有人会直截了当地在中国媒体上回答，但是，个别媒体的这种现象至少显示国内某些媒体在新闻的议程设置和报道框架上，正在积极主动地与西方媒体接轨，试图加入美国媒体主导的全球传播。媒体报道非典的目的是激怒读者，还是向读者提供可靠、科学和有用的信息？读者需要的是情绪化的反应，还是冷静和理性地面对风险？这场非典报道究竟忽略了什么？人类是否处在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标题所称的“瘟疫的新时代”？非典是《远东经济评论》封面文章标题所称的“中国病毒”吗？非典病毒会在中国变成英国《经济学家》封面文章标题所称的“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这种从政治角度和框架报道非典，可以在公众中引起一种情绪化反应，额外增加其新闻价值，引起更多的关注。西方媒体通过激怒公众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使人们把非典新闻当成政治新闻而不是科学新闻来阅读。政治新闻的价值通常高于科学新闻的报道价值，而从采访报道上看，时政新闻比科学新闻更容易采写。口罩、天安门、五星红旗、毛泽东画像、“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已经成为不少西方媒体报道的框框和符号。问题是，这些政治画面和政治符号是否揭示了非典流行的本质？从这些画面上，读者获得的信息是什么？这些信息对读者有什么用？当艾滋病以美国为震中迅速向世界各个角落蔓延传播时，媒体更多地是从医学角度报道。人们没有说：“艾滋病是美国病毒”；“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媒体没有过多地责问为什么恐怖主义总是袭击美国，为什么如今国际媒体却要强调非典是“中国病毒”？非典之所以形成媒体轰炸，还因为其他媒体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这是商业竞争压力使然。如美国新闻学教授Dean Nelson对非典的报道所描述的，“一条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仅仅是因为竞争对手报道了它。”而在公共健康和医学报道中，公众需要知晓的、记者需要向公众报道的内容往往并不“火爆”。在非典这样的重大疾病爆发后，在选择报道的框框和形象符号的时候，记者还有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作为媒体，在报道疫情和人类面临重大疾病折磨的时候，它有从任何角度、选用任何事实和强调某个事实的自由。但是，媒体报道的角度和强调的事实，是不是当前与公众利益最为密切相关的？是不是当前公众最需要关注的？媒体强调的事实和新闻，究竟是记者或其所代表的媒体或利益集团需要关注的，还是当地公众需要关注的？中国媒体应该强调中国公众关注的事实，还是外国公众关注的事实？媒体报道非典的目的是激怒读者，还是向读者提供可靠、科学和有用的信息？读者需要的是情绪化的反应，还是冷静和理性地面对风险？这场非典报道究竟忽略了什么？迄今为止有多少非典报道是直接采访医学科学家的结果？非典报道向公众传播的是科学，还是政治？非典报道的态度和方式毫无疑问应该采取风险新闻报道和风险传播的方法，这是公共健康面临的重大问题。诺贝尔医学奖得主David Baltimore说，“对付非典的主要办法是采取强有力的并且公开的公共健康措施”，“当然，公开性会带来恐惧和过激反应的风险。这种风险必须通过谨慎的新闻报道和准确的描述来管理。这不仅对媒体是个挑战，对卫生官员也是挑战。”当公共健康面对某种风险时，公众的表现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要求政府控制局面，希望个人和家庭获得保护，不被感染；如果政府控制不了，公众将对政府产生不满。因此，爆发公共危机时，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准备一个事实清单和帮助政府回答、解释问题、传播科学知识的专家名单。政府从危机一开始就应该让专家在媒体上唱主角。政府领导人做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而医学专家从技术上解释危机。公共健康的最佳保护是专家的信息及时地通过大众媒体进入公众。在定量测量分析上，如果出现不确定性，如误差或对分析测量结果缺乏自信，将影响政府报告或政府发言人的可信性。公众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准确的明白无误的答案：安全，还是不安全？从公共管理角度看，公共健康报道界于医学报道和政治报道之间，记者既要具备基本的生物学、医学、临床医学和实验室的常识，同时，也要具备解读政府报告、文件、预算的能力，同时，懂一点统计分析，能把某个疾病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语境里报道。今天西方媒体有关中国非典的报道之所以被放在一个政治框架里，而没有放到一个公共健康或医学的框架里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大部分从事中国报道的记者和评论员都是政治记者，只有个别人有医学记者的背景。科学或者医学记者由于新闻的兴奋点、新闻的价值判断差异、报道的框架和角度的不同，科学记者更多地采访报道科学家或者医学家的分析和评论，他们只相信科学家，而不相信那些万事通的社会评论家或政治评论家。在风险传播中，记者要谨慎选择信源。一些新闻记者由于个人的知识结构、价值观所限定，在这场危机中，更多地从政治社会经济角度采访报道非典，而不是去采访医学专家或者科学家。其结果，公众会把非典病毒看成一个政治病毒，而不是自然界的病毒。疫情报道的政治化加剧了政府与市民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媒体倾向于高估风险，因此在报道中，更要警惕断章取义地引用数据，或片面地强调某个数据或事实。同时必须注意发布信息的人或部门可信度如何，是否权威？他是自称的专家，还是政府任命的专家？他宣布的抗非典成果是否经过同行专家评议？媒体对疾病的情绪化报道和过度的政治化报道，无助于问题的建设性解决；当然也要看到，媒体如果完全脱离社会政治环境，完全限定在医学或科学的语境里报道，又会导致公众对非典的不关注，甚至冷漠。如果我们借用最简单的数学工具，用数字观察来分析一下当前媒体对非典的报道，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典报道过了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这个勇气，把非典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或背景中讨论。让SARS回到SARS的本义——个安全与可靠的社会(Safety And Reliability Society)。事实上，非典给人的生命带来的危险远比不上你每天出行在街上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大。5月中旬的一天(5月13日)，当中国和世界媒体都在倾注全力报道非典肆虐的时候，笔者在世界卫生组织当日的主页上(http：//www.who.int/en/)发现，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生命杀手不是非典，而是路上交通死亡(126万，2000年)、自杀身亡(81.5万，2000年)、在非洲每天有600名新生婴儿死于疟疾。如果我们借用最简单的数学工具，用数字观察来分析一下当前媒体对非典的报道，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典报道过了头。让我们来看看非典报道中的统计学问题。公众目前对非典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媒体对非典报道的力度，而不是根据统计学获得的数字来评估非典的危害程度。迄今看不到多少报道从统计学角度把非典同艾滋病、埃博拉、流感、疟疾、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virus)、炭疽病的危害相比。截至2013年5月12日，中国死于非典的是252人。中国一年死于车祸的人数为10万人，而全国每年又有多少人死于糖尿病、艾滋病、癌症、心脏病、肝炎或者流感？事实上，中国每年艾滋病、癌症、乙肝等多种疾病的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非典的死亡人数，为什么人们对于非典尤其恐惧？这是因为媒体的报道不平衡。几年前，有人曾经对《纽约时报》的头版跟踪两年做过统计，发现，癌症每死1000人，《纽约时报》给予报道的篇幅为0.02条，而空难每死1000人，这家报纸报道的条数为138条。这是造成公众“飞行恐惧”的一大原因。再看看非典报道中的极大化问题。数学中有极大化和极小化的概念。在新闻报道中，所谓极小化是对事态的低估。例如，为了强调400万个硬币数量不大，记者可以写道：这些硬币可以装进一个每边为6英尺的方盒子里。极大化是对事态的高估，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政治或商业的利益，采用线性测量的方法评估新闻事件。比如，为了强调400万个硬币数量的惊人，记者可以写道：这些硬币可以从海平面一直铺到珠穆朗玛峰峰顶。在非典报道中，一些媒体通过集中轰炸式的报道，突出报道非典防治中出现的暴力、暴乱、逮捕、恐惧情绪、逃离事件、封锁居民区和校园，使公众对非典的恐惧情绪达到了极大化，过高估计了非典的严重性。从心理学角度看，为了生存，人类更关注短期的、近期的和周围的变化。在报道中国人民与非典斗争的新闻时，不要忘记中国面临的最大恐惧应该是北方的缺水、污染、贫困、农民问题、下岗工人问题、社会保险问题、艾滋病泛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但是，媒体的作用，使人们暂时忘掉了那些似乎很遥远的重大问题。新闻报道讲求人性化，越是人性化，越有冲击力。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非典报道都是人性化的。但是，非典病毒本身究竟是人性的？还是无人性的？记者在报道某些病毒时，总喜欢简单地把所有的病毒爆发归咎于人类，总是寻找人的因素，而不是自然界本身的自然活动和演化过程与结果。为什么记者不愿意报道深究自然界本身的变化呢？这又回到了新闻学的要素“5W”：如果没有Who(谁)可以报道、去采访，自然界本身发生的变化What很难为一般公众所理解或发生兴趣。为了引起公众对事件的兴趣，记者喜欢在医学问题的背后，找到一个自私自利的商人、一个无耻的贪官或者一个勇敢的医学工作者的故事。记者喜欢把医学的任何变化归咎于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因素。在医学报道中，记者很容易陷入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报道的套路，只关注表面的东西，而不深究自然本身、系统本身的某些非人性的复杂因素。面对复杂多变的大自然，科学家有义务教育新闻工作者，敢于讲真话，让新闻工作者了解到，非典的危害比我们每天面对的各种疾病和风险都要小得多。即使在面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从非典病人抢救室现场直播的画面，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这个勇气，把非典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或背景中讨论。让SARS回到SARS的本义——个安全与可靠的社会(Safety And Reliability Society)。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日，是中国直面ＳＡＲＳ疫情的转折点，“抗非传媒大战”由此开始。 面对突发灾难性事件，媒体应该客观、如实地把事实真相报道给群众。但要想“消除受众因不了解周围环境的变动所引发的心理恐慌，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仅靠及时公布准确信息是不够的。美国传播学家认为，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应在公众意识当中；媒体越强调，公众越重视，媒体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缩小某事的重要性（或严重性）。看看近期的媒体报道，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推论的合理性：有时候一份报纸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几乎都是ＳＡＲＳ，还有的娱乐报道本来与ＳＡＲＳ毫无关系，但也拿“非典”做文章，例如“非典型歌手”、“非典型爱情”等等，怎能不造成受众对ＳＡＲＳ严重度的夸大性认知呢？传媒应从大局出发，保证及时报道灾情的同时，平衡多方面信息，使其他内容的稿件也能在较醒目的版面（时间）与受众见面，适当转移受众注意力。这个原则虽不难理解，但执行起来有相当难度。首先，各家媒体都力求以受众最感兴趣的新闻报道吸引读者的眼球；其次，记者为追求上稿率，倾向于选择采写最热门的新闻事件；最后，受众很难意识到这种信息失衡，反而会在媒体的“鼓动”下，更加关注此类报道，造成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所以，除了单纯的市场引导，政府的宏观调控必不可少。宏观调控绝不是要压制正常报道，而是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适当控制媒体对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量。尤其当灾难性事件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的时候，更有必要在尊重公众知情权的基础上，引入适当的宏观调控机制，把握好总体的报道平衡。
新闻报道应该保证真实客观，这是公认的新闻原则之一。但有些媒体却出现了对“客观报道”的误读：认为要客观报道，媒体就必须减少发言。代表媒体观点的新闻评论越来越少，大量缺乏分析和引导的信息一起涌现在受众面前，增加了信息接受的负担。媒体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代为民声，要形成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要成为社会监督机制的一部分……履行这些社会责任离不开媒体发言。新闻评论必须立场鲜明、态度明确，但这并不妨碍它是基于事实得出的客观结论，更不会因为配发了评论，新闻报道就不再用事实说话了。相反，正是由于评论的引导，才使得各种信息更加条理化，更容易被读者接受、理解。不过，随着ＳＡＲＳ报道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利用多种手段帮助受众理智地分析局势、消减他们的恐惧、鼓舞他们的斗志。当然，这些工作必须建立在对事实客观分析的基础上。一些从经济角度分析ＳＡＲＳ的文章，也能帮助受众从宏观上更理性、更深入地思考问题，缓解焦虑感。
灾难报道需要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说到底是对人的尊重，体现在传媒业中主要是保证新闻的真实、客观；尊重受众知情权；尊重他人名誉和隐私；杜绝诽谤和恶意中伤；尊重民族风俗和社会公德；注意保护易受伤害的特殊人群等等。
但不同的伦理原则有时会发生冲突，就灾难性报道而言，最常出现的伦理冲突是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间的冲突。媒体必须根据报道需要权衡利弊，力求以满足新闻和伦理双方面要求的方式进行报道。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是媒体究竟该如何对待我国境内最初感染上ＳＡＲＳ病毒的那位患者；类似的问题还有：刊登或拍摄康复、疑似、确诊病患时，应该为其面部打上“马赛克”在报道中注意尽量不暴露他们的个人身份，等等。新闻记者不应该为了满足微小的知情需要，而去侵害他人的隐私。
此外，新闻媒体的人文关怀还表现为以更多笔墨展现灾难中的人性光辉。这次ＳＡＲＳ报道出现了不少充满人情味的作品。除讴歌一线医护人员的报道以外，还有大量反映医护人员家属支持亲人以及普通市民与非典斗争的报道。注重人文关怀就必须尊重受众的审美心理和接受习惯，杜绝感官刺激和恶意炒作。在这次ＳＡＲＳ报道中，虽然没有血腥照片的出现，但仍然有媒体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过多刊登人们抢购口罩、药品的巨幅照片（而且多为面部特写），无形中渲染了紧张气氛，甚至是为这种不理智的抢购风推波助澜。
来源 | 中国记
本文三篇文章分别来源于《南风窗》《新民周刊》《中国记者》2003年期间的报道。
编辑 | 刘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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