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6日凌晨4时25分，中国青年报社原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徐祝庆同志不幸逝世。
在担任社长期间，徐祝庆带领中国青年报走过最辉煌的时期，业界众多媒体人都受过他的教导。
媒体人如何缅怀徐老？一起来读读这些故事，感受徐老生前风采。
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徐祝庆在1999年3月20日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小组会议上。贺延光摄
报廊前言记——忆老徐
作者|宁光强
2022年1月6日凌晨，中国青年报社原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徐祝庆同志不幸逝世。这是中青报人一个沉重的日子。从此以后，我们只能在心底呼唤“老徐”，而不能得到回应啦！之所以称其为“老”，不仅因为他的年龄。他是中国青年报创刊70年来，担任主要领导时间最长的人。他1986年开始任总编辑，1988年任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1999年任党组书记、社长，2003年退休。17年主政中国青年报社，他的新闻思想以及作风气质，影响了中国青年报近两个年代；影响了中国青年报社近一代报人。称之为老还因为他是所有中青报人的老朋友。从他年轻的时候，大家就喊他“老徐”，他的官不论当到多大，大家都叫他老徐、老徐，一老到底。这么漫长的历史时期，老徐做过大量重要工作。但我没有参与的，说不详细。在这里，我只讲一件报廊前言的诞生记。2001年4月27日，是中国青年报创刊50周年纪念日。怎样纪念这个50年大庆？除了常规安排外，老徐格外提出要建一个报廊。利用报社办公楼的环形走廊，把中国青年报50年来的精彩华章，浓缩成几十块展板，开放式地展示在走廊里。这是集中概括、并展示传承报社、报纸优秀文化传统的极好形式。班子一致赞成。当时，我在他手下负责办公室的工作。老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那是一个兴奋、忙碌、疲累的春天。至4月初，报廊的装修、展板的设计制作、前导部分的安排基本就绪。我去老徐办公室请示报廊前言的撰写。老徐拍板由老总编辑王石撰写初稿。几天后，我拿到初稿又到老徐办公室请示修改。老徐先看一遍，拿起笔来修改，改完又看一遍，告诉我：“就这样！”我拿回改定的文稿回头细看。关于中国青年报50年所走过的路，他是这样概括的：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思想；创造读者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鼓舞青年勇立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潮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歌猛进。看完这4句话，细咂摸这个“探索”“创造”“鼓舞”和“高歌猛进”，我的第一感觉便是“镌刻”！这是对中国青年报50年的历史性镌刻。我心中充满了钦佩，我沉浸于报庆工作几个月，我是想不出这样4句话，如此简洁而准确地概括这张报纸50年的。且说这个“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思想”，这不是开研讨会办论坛，这是要以无数的新闻实践去诠释的。何谓中国国情？你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你要调动你的认识论、辩证法、所有知识积累，和新的理论，去认识这些新的实践。何谓符合国情？何谓不符合国情？这又是在峰尖上舞蹈，要么你栽下悬崖，要么你与读者乐享无限风光。这其中的酸甜苦辣，不在其中，外人不足道也。其实，说“探索”，是留有一定包容度的，准确的说法是"创造"，是思想理论的创造。改革开放、或者说中国青年报1978年复刊以来，我们整个社会不就是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吗？这就是中国青年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思想”的最大背景。在这个背景和中国青年报的探索或者说创造性实践下，中国青年报拿出了无数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新闻实践成果。我们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论，有了大兴安岭火灾“三色”报道，有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报告，有了我们50年、60年、70年报庆报廊展板上的一篇篇精彩报道。记得老徐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次记者全体会上提出了“观念、文明、人才”的报道思想。其中“观念”，无疑是指我们社会无所不在的观念更新或曰创新。其实，新闻实践何尝不需要观念更新或创新。几十年来，我们正是在老徐和其他领导的带领下，勇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思想，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和无比崎岖的新闻实践之路。坦途也有，但我们不屑于走，我们认为，那亏待了读者和我们的时代。老徐，明年的清明，和以后您的周年，愿和您隔天共浮一大白，祝我们的报纸探索的勇气、创新的活力永在！
2020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报庆日，徐祝庆（中）与两位老记者部主任谢湘（左）、郭家宽（右）合影。
老社长、老总编徐祝庆属羊，大我一轮，今年年龄不到八十。1月4日下午，接连接到报社几位老友传来的信息——老徐病重进ICU了。我心里默默为老徐祈祷，希望他能度过难关，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没有想到，上帝没有拉住老徐的手，他还是急匆匆地走了。1月6日清晨噩耗飞来，报社同仁痛惜、怀念之声一片。说起来，老徐是我到中国青年报工作最早的办公室同事。办公室里共有四位报人:老徐、梁长春、马北北和我。老徐是唯一有官衔的——经济部副主任。老徐是超级坐得住的人。每天早8点，他准时到报社上班，然后提着铁皮热水瓶到楼下打一壶水，接着他就像铁板钉钉一样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了。他一边抽烟，一边静心地翻阅各家报纸，或细读他从图书室借的图书，不时做做笔记。他的言语很少，记得有一次人事处有事找我，听到我走进办公室的声音，他只说了一句“人事处叫你去一趟”，连头都没抬。中国青年报业务民主的空气是很浓的。当时要求编辑部的编辑每年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下基层做专题调研，一些重头稿件还会让部门同事人手一份小样，充分征求意见。有一次擅长写评论的老徐下去调研回来后，尝试写了一篇人物通讯，没想到被部门几个年轻编辑七嘴八舌给否了。老徐也微笑着接受了意见，并没有凭藉自己有发稿权强行发排见报。老徐话虽不多，说起话来却分量很重。我到报社第一年的冬季，不知是做年终考核还是党的什么活动，人人都要在部门会议上做自我小结，然后请大家评议。老徐的意见往往最为严厉，印象中当时在我们部门工作的米博华还因为老徐的批评意见委屈得哭了。这严肃的氛围把刚刚到报社工作的我一时吓得够呛。后来觉得，不管是记者的工作作风还是稿件质量，不严格要求，行吗?可以说，我们报社的年轻同志是看着老徐迅速“成长”起来的。老徐先是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先后被提拔为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再后来集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于一身。老徐的水平在报社是公认的，尤其是理论水平、政策水平。老徐每一年的记者会讲话、报社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都堪称一篇高质量的文章，串联起来，就是一段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闻史。注意听取多方面意见，从善如流，也是老徐的工作作风之一。1999年澳门回归那年，我和老徐在东兴楼接待了澳门基金会主席吴志良后，一同从海运仓胡同步行回报社。当时报社正在酝酿各部门主任竞聘上岗的改革实验。但是地方记者站记者统统被排除在外。因为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体制内人才流动的机制还很僵化，从外地调入北京工作的同志受户口的影响，无论是住房，还是孩子上学，确实存在很多实际困难。我对老徐说，“老徐，我们很多地方记者是很优秀的，也拥有很多的资源，但是一旦年龄大了，他们确实也面临着转业的问题。如果报社实行竞聘的政策对地方记者放开，报社还可以留下一些好的人才。”我还补充了一句，“现在人才在整个太平洋都可以流动，为什么在中国青年报就不可以？”这话老徐显然听进去了。经过一次党组会后，地方记者也拥有了竞聘编辑部岗位的同等资格。有一段时间，记者部只有我带着行政副主任赵异还有邢玲玲两个人拳打脚踢。有一天老徐踱步到我办公室、询问我对副手有没有考虑的人选。我告诉他，“我想要叶研(第四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相信这个天生的海狼对带领中青报记者队伍有好处。”据说，党组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相信一定是老徐做了工作，最后还是让叶研到了记者部。我和叶研共事十年，友情深厚。身为领导，老徐绝对廉洁、自律，令人尊重。我在报社担任记者部主任二十多年，选配记者是我的重要工作之一。我明明知道已有人通过关系找到老徐那儿公关了，但我从来没有接到老徐一个招呼，不管是电话还是当面的。他给你充分的信任，绝不用个人权力来干涉你的工作。但老徐又是爱才的。每年大学生毕业季，我们也会从中物色一些新人，我每次把初选的名单及个人作品送到老徐那儿，他都会认真看过。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吴湘韩求职本报，老徐看过所有材料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用手指点了点吴湘韩的论文，简单说了一句，“这个学生的论文不错”。事实证明，老徐看人很准，吴湘韩入社以后，业务强，工作勤奋，是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的获得者，新近被提拔为报社副总编辑。对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老徐总是连连摇头，表示不满。有一次，我的分管领导对我说：“我发现，老徐对某某人特别没兴趣，每次研究人事问题时，一提起此人，老徐就皱眉头，根本无法进行下去。”事后，我得知此人按社会通行方式给老徐送过礼，老徐不仅拒绝了，而且从此对此人的人品也有了看法。两年前，老徐的独生女儿因患癌症不幸去世，这对老徐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没想到，在2020年4月26日报庆那天，老徐居然也来了。一看见他，想起他的种种不幸，我一阵心酸，忍不住想哭，但老徐一如平常，见到老报人都频频点头，平静地回答每个人的问题和问候。老徐的镇定让我感受到他内心的坚强，让我收住了眼泪。这两年，时有老徐身体不好的消息传来，我们还相约去医院看望过他，但是我还真不知道他得了要命的癌症。老徐，请安息吧！那些曾经的痛苦、烦恼都已烟消云散，不复存在。
老徐走了。群里年轻点的同事也有称“徐社长”的，但更多的人还是称"老徐"。你生前我没有叫过你一声“徐总”，你身后我自然还叫你“老徐”。
你是我30多年的老同事，20多年的老领导，我们曾在一个家属院做过短时间的邻居；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师长，虽然我没叫过你“老师”，甚至没称过“您”。可师可长者，道德文章而已。我刚调进报社时，你从借调单位回到报社，那时我们就在同一个办公室。离复刊还有几个月，报社主要工作是筹备办报。因日常工作不多，所以你我常常面对面坐着，各自看书，不交一言。报纸复刊后，你成为评论员，我做了编辑，名义上仍在一个部门，由一个主任负责，实际上两摊工作没多少交集。在你成为总编辑那年，我成为评论员，从此你我在工作上联系密切。我蹒跚学步，受到你的肯定和鼓励；我的绝大部分工作都须经你把关；你给我布置任务，从来是要言不烦，没有那么多指示。然而，因为有你，即便是摸索着前行，我也不觉得无助。你就是我的依靠，我的信心所在。你对我文章的修改，使我终身受益。正缘于此，我至今奉你为师。不知你对别人如何，对我几乎从不表扬，最高的评价是“可以”。当我听你说“可以”的时候，我知道你实际上是满意的；不过你有时也会说“还可以”“还行”，这时我就需要自省。当然，也不排除你会表扬部门同事的工作，以及转达上级的表扬，却也仅限于在办公会上。从复刊前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到你永远离开前我们在一个支部，你我之间的交集并不少，但可以拿出来说道说道的却不多，因为数十年如一日，无非千篇一律的工作，而其中大都又是我到你的办公室送审和交差。我们仅有的一张合影，是社庆时你和思理部的新老同事在一起。仅有一次坐在同一张饭桌上，是退休以后，你70岁那年，支部的老同事们在一起，书记说给几位“逢十（六十、七十、八十）”的老同事庆生。然而，最让我动情的，恰恰是最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上世纪90年代，几乎每天下午下班后，你都会去我的办公室，我总是放倒一把1950年代的漆布椅（这种椅子的靠背是直的），平稳地搁上一块棋盘；我又总是自己坐在单人沙发上，而让你搬一把椅子坐在对面。我连想都没想过要让让你，似乎在我的办公室里就应该是这样。你一天到晚难得放松，繁忙的工作中仅有这点娱乐。又因为你重担在身，没时间钻研棋艺，久而久之难免会在对弈中落下风，而我又是那么不明事理，我后悔莫及的是从不懂得忍让和留情。你我就是这样的上下级关系，而我也几乎没有保留地信任你。1990年代曾经有部门试着调我过去，我知道那个部门的领导找你谈过，而你不同意。尽管是我的事，倒像与我无关，而取决于双方领导的意见。你不同意，我就不走，我没有为此找你谈过一次。在我心中，你不仅是我的领导，也可以帮我拿主意。3年后你同意我走了，而我却没走。可亲可敬的老徐，你一路走好！如果有天堂，我们在那里再见。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冰点周刊”
编辑|胖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