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高级记者:反映心声、解决问题,才是对作品第一位的奖赏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记者 Author 段羡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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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8年深耕“三农”调研,多篇报道被纳入中央一号文件。
这是新华社江苏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段羡菊深耕“三农”领域多年取得的成绩。
段羡菊认为,:“作为新闻记者,要耐得住调研路上不甘浅薄的艰苦,守得住调研笔下不写空话的笃实;为反映群众心声、解决实际问题发挥实际作用,才是对作品第一位的奖赏。”
新闻工作者如何开展农村调研?农村调研的命脉在哪里?
2023年2月13日这一天,是我从事“三农”调研报道28年过程中一个振奋、欣慰的日子。当天,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其中提到:总结地方“小田并大田”等经验,探索在农民自愿前提下,结合农田建设、土地整治逐步解决细碎化问题。
振奋,是因为这是一项富有突破意义的农村改革探索,它的价值将会被未来的农村发展证明;欣慰,是因为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没有在这项改革中缺位,前瞻推出了聚焦江苏盐城探索样本的一揽子调研作品。
一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第二天,去年就盐城探索接受过我们采访的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处长杜海蓉,兴冲冲给我来电话:“一号文件看到了吗?” 当天,“盐城发布”官微推出《盐城这项改革被中央一号文件吸纳!》,里面五篇报道截图都来自新华社,出自我和两位青年同事郑生竹、赵久龙手中。
这一组配有短视频的报道刊发于2022年6月到9月。在此之前,还鲜有新闻媒体用如此密集的报道、深度的聚焦、热情的传播,关注黄海之滨这项试水。
2022年6月28日,《新华每日电讯》以接近整版的篇幅刊发了《盐城:“新种粮大军”把种粮当“金饭碗”》。披露一度为“谁来种粮”困扰的盐城,近年来一些乡村新事接二连三,田不愁包不出去、土地流转费因竞争激烈要“限价”、种粮带来“幸福”也带来“激情”。
在揭示后面的原因时,我们重点指出是因为“一场名为‘小田变大田’的改革,把种粮大户的热情点旺了”。
9月初,《半月谈》杂志刊发了一组上下两篇:《盐城:小田变大田,粮田更稳产》《红手印下的农户新期待》。
9月3日,《瞭望》周刊“深观察”栏目推出深度分析《探析“小田”变“大田”》:从江淮沃野到华北粮仓,大部分秋粮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节。与过去相比不一样的是,一些地方的农田在悄然变形,“巴掌田”“斗笠田”“皮带田”减少甚至不见了,成方连片的“大田”相应增加了。
变形的原因,是这些地方正在推进的名称不一但主旨为“小田”变“大田”的改革探索。
一系列报道得到社会关注,在传播中明显放大了“小田”变“大田”这项探索的知名度,带动了其他省份的类似探索传播浮出水面,还引发了大报深度评论,激发了如何使这项探索稳健推进的探讨。
2023年7月,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就《关于稳妥开展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时,提到近年来各地为解决承包地细碎化开展了积极探索时,首先提到的案例就是:江苏盐城通过“小田变大田”在保障农户承包权益的前提下,有效满足了不同经营主体的种地需求。
一系列“小田”变“大田”调研报道的传播为推进这项探索发挥了作用,这是我们最为期待也最为开心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每一个新华社记者自从入门开始,就被晓之以调查研究是新华社基本功的教导。我虽不敏,但很早就树立了这样的观念,作为新闻记者,要耐得住调研路上不甘浅薄的艰苦,守得住调研笔下不写空话的笃实;为反映群众心声、解决实际问题发挥实际作用,才是对作品第一位的奖赏。
28年来初心不改,“三农”是我孜孜不倦的重要调研领域。1995年到2019年在湖南分社工作时,重点调研农民负担问题、农业税废除、农村金融、粮食生产、乡村治理等,开始关注武陵山区精准扶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我和同事受命参加小分队,奔赴湘豫浙等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调查,撰写的一组三篇调研报道《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调查》,预测我国粮食可能正由连续多年供大于求变为市场性短缺,得到国家层面关注。
新华社总编室以《抓住战略性问题 采编前瞻性稿件》予以通报表彰。第二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其中重点之一是采取有力措施稳住全国粮食大局、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此次调研我们还独家总结出《警惕“良田种树风”》,引起国务院重视和社会关注。我为有幸能够参与前瞻性调研从而发挥职业应有的点滴价值而深受鼓舞。
2019年到2021年,我向西越过苗岭山脉前往贵阳工作。贵州是全国减贫人口最多的省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超过三峡移民总数。我重点关注贵州14个深度贫困县和20个极贫乡镇艰苦卓绝的脱贫。
我先后带领齐健、施钱贵、刘志强、崔晓强等年轻记者,反映了贵州个别村绝对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的特殊案例;总结了《这里的扶贫干部为何敢揭短》的工作经验;推出了《干部去哪儿了?——贵州干部大规模下沉脱贫攻坚一线纪实》《“七迁”出深山——贵州瑶乡之变浓缩极贫地区脱贫攻坚奋斗史》《6个扶贫干部自费“众筹”买车!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等典型报道。在《瞭望》杂志“奋楫乡村振兴”专题中推出了《贵州三个名村的荣耀与突围》。同时还受命参与了《中国减贫学》重大智库报告调研。
江苏的制造大省、经济大省光环,一定程度掩盖了它在农业农村方面的芳华。当从云贵高原来到江南水乡,我备感新鲜,兴致勃勃开始了对江苏力争走在全国前列的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调研。
我们研学、追踪调研穆青老社长领衔的《苏南农村“第三波”》,总结继“造田”“造厂”“造城”之后,今日苏南农村出现“造乡”的“第四波”,反映高度工业化、城市化后苏南各地“重农”回归。《村务用上表决器》《农民憧憬说“退休”》《乡村频现“观光塔》——一组“苏南农村新事”折射了苏南基层治理和苏南农村的新貌。我们研究江苏支持家庭农场主“升级”养老保险让他们安心种粮的探索,也反映吴江建设长三角农业现代化“江村”样本的新趋势。与此同时,我也参与曝光苏北个别县一些基层干部“进村不入户”的基层治理问题。江苏的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是一本大书,我在调研中还仅仅翻开了一页。
二
农村调研的敏锐从何而来?贵在持久的积累你来江苏工作时间并不长,是怎么发现“小田”变“大田”的调研线索,并且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呢?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不止一位同事和同行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2021年11月,我参加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聚焦盐城乡村振兴课题调研交流时,第一次从发言中知道了盐城在推进一项“小田”变“大田”的改革。虽然仅仅是只言片语,却电光石火般击中我,引发我浓厚的兴趣。
起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解决广大农村温饱、解放农村生产力、推进城市改革和国企改革都发挥了划时代的作用。
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巨变,在坚持这一农村土地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以稳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确定的战略方针。
但过去多地的摸索,基本上没有打破承包田以田埂分块形成“楚河汉界”的地理界线,在一些地方一定程度上成为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瓶颈。
我将盐城这个线索记在笔记本上,在旁边打了一个惊叹号,开始搜集信息。2022年6月,特意选择夏收这个便于观察改革成效的黄金时节,我邀上联系盐城的郑生竹、跑农口的赵久龙两位青年同事,从南京出发过长江北上,于是就有了上文提到的一系列报道。
对盐城线索心有灵犀,于我而言并不奇怪。
我出生在湖南农村,小时目睹了生产队由集体劳动体制转变为各家各户“分田单干”的历史性转变,同时在寒暑假和周末跟随父母在田间艰苦劳作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田土对农家如命根子一样的金贵。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发展,大部分农家由于收入主要依靠在外务工,对承包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围绕农民和承包田的关系,在农村税费改革之际,我在湖南曾采写过一些洞庭湖粮食主产县市出现农田抛荒、草比人高的调研报道。还和同事谭剑合作,暗访明查揭露了湖南省津市市一个村的村委会强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偿还村级债务的“新华视点”报道,引起国务院重视并纠正。
2021上半年,我和贵州分社同事李惊亚、李凡来到遵义市湄潭县,重点研究这个全国“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发源地的农村土地试点新动向。源起榨油坊农民们争论、初名“生不添,死不改”的这项探索,1984年全县推广,其原则被中央纳入文件,对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华每日电讯》以《农村改革“试验田”湄潭“试”得怎么样了——一个西部农业县以改革促进乡村振兴调查》,整版推出了我们的报道,披露30多年来,一连串农村改革在这个县锲而不舍地低调试验、务实推行,重点关注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引领性探索。从当年大家“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到今天开始小范围依法试点“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置身改革现场的我们感受到农村形势变化的真实气息。
从2021年底到2022年3月,我和凌军辉、赵久龙持续追访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的乡村变化。
1981年3月,新华社前辈记者周昭先和王孔诚采写发表的通讯《春到上塘》,记录了当地农民冲破阻力在江苏首开农村大包干改革先河,取得粮满囤、谷满仓、满袋花生堆成垛的丰收,从而推动了全省的农村改革。站在上塘因小麦苗刚钻出来从而淡青的田野中,让我感受到沧桑巨变的,是“有的种粮大户连片流转耕地后,再次拆除田埂,出现不少80亩、100亩整块‘条田’,利于机械化、规模化种植”。
2022年4月正值春耕时节,《新华每日电讯》以几乎整版刊发《江苏“大包干”始发地,“小田”又变升级版“大田”》——这是我们在报道的标题中第一次提出“小田”和“大田”。
回溯以上的调研经历看得出来,对于农村土地承包领域出现的新动向,其实我28年来一直保持关注、持续采写。因此,当听说盐城冒出“小田”变“大田”改革探索时,我怎能不怦然心动呢?
根据土壤学研究,一厘米厚的土壤形成需要约200年,如果形成黑土层,则需要400年左右——生命短暂,职业工作时间有限,乡村振兴的调研很紧迫,必然等待不了也不需要数百年的孕育,但就像土壤的形成需要持久的积累,根据同样的道理、同样的规律,乡村振兴调研的好线索,必然是青睐长期关注乡村的人——因为懂得,才会发现。
三
农村调研的视野如何定位?贵在能进“小村”、可思“大国”2022年夏收进入尾声,我们怀揣着麦香的味道、田野的暑热,开始赶写发表多篇盐城“小田”变“大田”改革报道,由于这鲜活的题材正是很多农村基层干部群众所感兴趣和渴望了解的,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中部一个县分管农业的县级领导正琢磨如何推进适度土地流转以有利于规模农业,看到报道后很兴奋地辗转联系到我。我在分享调研感受之后,将调研中获得的盐城地方政府实操文件打包发送给了他。
我在电话中告诉他:“各地的耕地条件和自然禀赋不一样,我们正在思考能否站在全国的范围内,看待‘小田”变‘大田’的改革走势。到时如果调研报道能够推出来,相信对中部地区更有参考价值。”
当盐城的报道做足后,我们并没有止步——我们自己以及一些同行过往开展调研时往往都是终结于“点”,没有上升到“面”。我们深以为,“小田”变“大田”的改革探索,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这一重要制度,涉及9亿多的农村户籍居民,涉及农业农村现代化,意义重大。
进一步开展视野更宽广的跟进调研,既是为了提高我们自己对这项新生事物的调研认知力,也是为了延长调研的“产业链”,提高工作效率,更是为了全面认真、严谨负责地反映好这一改革试点,为国家决策和全国其他乡村提供科学、准确的借鉴。
我们在研读法律、政策的前提下,开始在全国层面观察思考“小田”变“大田”的尝试探索。
我利用过去在湖南、贵州的乡村人脉,了解一些地方的相似动向以及对盐城探索的看法。郑生竹联系采访了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五沟镇镇村干部,赵久龙了解了农业农村部相关处室负责人的看法……基于相对扎实的调研,我们不完全提炼总结了全国各地涌现出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多户一田”和“一户一块田”并行,第二种类型是“一户一田”,第三种类型是“一户一田”和“一村一田”相结合。
站在全国的视野上,剖析了思想观念如何通、操作路径是什么、改田成本哪里来这三大实操难题,提出在继续探讨中要尊重农民意愿、稳慎把握短长期利益平衡、平原山区因地制宜分类探索的鲜明观点。
2023年初,我和赵久龙对全国8700多万亩其他类型用地可恢复为耕地的调研,也体现了宏观思维。
新华社有组织小分队的优良传统,即抽调总社和分社的记者组成小分队开展跨省调研,这对于增强宏观调研能力、培养人才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形式。我曾经有幸多次参与,比如到黑龙江五常市火车站这个起点了解一度存在的粮食“千里运输难”情况,到西藏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目击“世界海拔最高乡”藏族群众和乡镇干部的状况……将微观调研与宏观调研相结合,驻地记者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小”中见“大”,是新闻报道常见手法,消息、特写和调研报道等都可以使用,但从事调研写作,要敢于在典型调研的基础上,开展一些宏观调研,以“小”带“大”,“大”“小”相济,这是调研的优势和使命。
四
农村调研的命脉在哪里?贵在见得到农民、进得了心窝在盐城调研“小田”变“大田”试点探索时,先行了解全市情况后,我们一头扎进乡村,从酷热的田间地头到简陋的村委会办公室,我们逐一采访了参与这项改革的基层干部、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理事长。
但让我们最放心不下、最想听取意见的,是参与试点的农民。是真心愿意还是被迫同意,利益得到保障还是受到损害,是家庭短期行为还是具备长期动机?
戴着安全帽、在外闯荡过的村民沈志彬说,全家流转出去5亩多地,留下1亩自种地。我们在亭湖区、盐都区、射阳县走访了解到,许多农民都有流转土地的诉求。与此同时,除了种粮大户渴望接受更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外,也有一部分有机械设备、有劳动力的普通农民家庭目前还是想自己耕种。
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村委会流转,是否履行了法律手续,从而切实保障了他们的权利呢?
在黄尖居委会,我们看到写有六组136户农民名字的纸张上面,印着一枚枚红手印。我们又来到在盐城市盐都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在档案系统随机调阅,看到每一宗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的基础资料里,都完整附有每一户农民给村委会的土地流转委托协议,上面都留有农民的签字以及红手印。
这一枚枚红手印,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回想到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农民要求推进家庭联产承包制按下的红手印。我们从今天的红手印里,感受到试点地区一些农民愿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心声,也感受到国家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权益的法律政策得到了切实落实。
正是在调研中采访了涉及改革试点的多个群体,尤其是了解到农民群体的想法后,我们才真正有信心给出判断,即盐城“小田”变“大田”的试点突破,确实顺应农民的需求,得到农民的拥护,从而敢于下笔、敢于发声。
2023年7月,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就《关于稳妥开展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提出,近年来,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平原地区,细碎的承包地越来越不便于农户耕种经营。
当前,解决承包地细碎化已经具备切实可行性,其中排在第一的因素是农民有期盼,据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电话调查,有76.2%的农户愿意把自家分散的小块承包地集中成一块耕种。
最近,我读到一本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过江苏省委常务书记的胡宏同志的纪念文集。他的长子撰文记下了一件事,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始大家议论很多,反对声也不少。曾在农村插队的他向父亲转述了一些社队干部的“倒退”异议,并表示自己觉得有道理。父亲对他说:“你说了那么多干部的反映,可是你没有告诉我农民的想法。我想你也应该去了解一下农民老乡们的意见,也许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想也应该去了解一下农民老乡们的意见”——这句朴实深刻的话语,经常回荡在我的脑海中。我为之欣喜,因为受到了一次方法论上的启迪,也为之羞愧,因为总体而言我离农民还太远。
28年前入职时,乡村调研因为交通不便和有的农民不善表达,被前辈们认为是艰苦的领域,然而如今这些不利条件已得到极大的改变,我自己每年深入乡村的调研还是不够多。即使去乡村,也有不少是“盆景式调研”“扎堆式调研”,真正接触到的农民、“新农人”并不多。
一切有志于乡村振兴调研的人,每年年终盘点业务时,都应该打开采访笔记本,严肃地清点一下,今年我采访了多少农民?这个数据可能决定你今年调研的收成,可以检验你调研的深浅。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中国记者”微信公众号
主编:刘娟
编辑:汪欣校对:李媛 毛洁——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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